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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7日，希腊议会选举在全球瞩目中拉开帷幕。此次选举不仅关系到希腊的未来，而且关系到整个欧元区的未来和世界经济的走向。18日，希腊政府公布选举结果：支持紧缩政策的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得票率分居第一位和第三位，获得了议会超过半数的席位。这让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并引发多重后果的欧盟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松了一口气。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市场将世界各国连接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性危机中独善其身。各国的内政问题经过全球化连锁反应的传导，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国际政治问题。2012年是世界“大选年”，全世界有近60个国家要举行大选。其中，既包括世界大国，也包括中国周边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更有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此，中国应对相关国家政府更替可能对中国造成的挑战和机遇做好评估，在外交上做到有备无患。
2012：紧锣密鼓的世界“大选年”
在即将或已经于2012年举行大选的国家中，俄罗斯、法国、美国无疑是重量级的看点。目前，俄罗斯总统选举已经以普京“王者归来”而告一段落；法国大选也以奥朗德取代萨科奇入主爱丽舍宫而尘埃落定；而美国大选则将于年底启动。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显然并不喜欢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因为普京一向以对美强硬而著称。当前，美俄之间在欧洲反导、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普京的再次当选使这种趋势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法国，奥朗德上台后，法国同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的策略问题上的矛盾有所上升。6月，奥朗德在访问意大利时，单独抛出了解决欧债危机的“路线图”，从而引起了德国的不满。而对于美国来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凭借“变革”承诺而历史性当选的奥巴马，将面临巨大的连任挑战，美国政治也将随着大选的到来而面临新一轮洗牌。
在中国周边，岁末年初朝鲜领导人的更迭为半岛局势的发展增添了不小的变数。金正恩上台后，在坚持“先军政治”路线的同时，展现出了更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取向。在外交上，金正恩致力于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5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先后对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旨在发展同相关国家经济交往和联系。当前，在朝鲜同韩国关系紧张、两国经济交往受阻的情况下，开拓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对朝鲜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韩国在今年年底也将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无疑会对半岛局势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自2007年李明博执政以来，韩国政府放弃了“阳光政策”，对朝鲜奉行强硬路线，导致朝韩关系不断恶化。特别是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朝韩关系更是跌入了“冰点”，这令韩国民众颇为不满。而下届韩国总统的热门人选——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大国家党议员朴槿惠对朝态度比较温和，主张通过积极接触和“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目前，朴槿惠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约为30%，远远领先于其他竞争者，比较有希望胜出。可以预见，如果朴槿惠当选下届韩国总统，朝鲜半岛局势将会比李明博时期有所改善。
对西亚北非地区而言，多个在“阿拉伯之春”中经历了政权更迭的国家（如埃及、也门、利比亚等）也将在今年举行大选。尽管最终哪个政党、何种政治模式能在该地区胜出尚难确定，但伊斯兰政党纷纷崛起，极端势力与恐怖势力浑水摸鱼，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矛盾不断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都为该地区日后的政治形势增添了不小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主要国家大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世界上众多国家在同一时期举行大选，政权的更迭必然会引起本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相应地，也必然会对中国外交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美国
就美国大选而言，虽然目前选战的白热化阶段尚未到来，但是可以预料，“中国话题”仍然会成为选战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美国总统选举中都会出现攻击中国、诋毁中国的聒噪之声。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曾表示，自己一旦当选，就将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果真的当选，罗姆尼也未必会这样做，但是他的言论却为美国大选对中国不友好的“传统”作了注脚。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对华政策在2012年大选后出现某些调整和变化，这是必然的。面对美国选举新周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短期变数，如何准确把握选举政治的逻辑，积极适度加以妥善应对，努力压低选举政治的负面成本，将是2012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变数所在，也是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应该明确。首先，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无论谁入主白宫，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当然，在短期内，双方有可能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但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双方都不能承受双边关系破裂所造成的恶果。对于美国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的一些不友好言论，中国应以平常心态淡定应对。历史上，里根、克林顿、布什等人在竞选时都曾尖锐批评中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上台后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其次，中美关系今后还会遇到各种矛盾和挑战，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不能正确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所造成的。无论中国是否有意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在美国看来，中国实力的增长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因此，美国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给中国“找麻烦”。例如，美国目前正在高调推行的“重返亚太”战略即是如此。这种摩擦是由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不会随着总统的更替而改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总统的更替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再次，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具有高度相互依赖性，所以双方已对保持正常而良好的双边关系达成了共识，都不会容忍双边关系无限恶化。因此，中美关系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维持现状，并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产生大的波动。
（二）俄罗斯
同中美关系相比，很多人对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的中俄关系感到乐观。一部分人认为，普京上台之后将会对美国形成更大的压力，从而会形成中俄“联手抗美”的局面。事实上，尽管普京在当选之后的首轮出访就来到了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重要会谈，并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但是如果现在就断定“普京3.0”时代的中俄关系会进入“蜜月”期，显然为时尚早。普京在担任总理期间发表的2020年战略报告中指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国际地位。报告说，中国的加工业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很可能会把俄罗斯挤出国际市场。同时，中国对于俄罗斯长期以来向越南等国出售武器感到不满，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谈判。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俄罗斯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会动摇其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中国并不试图将中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是始终致力于将中亚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俄罗斯的担心是过虑了。 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对于普京再次当选后的中俄关系发展抱有信心，这主要是由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普京一直将振兴俄罗斯作为其治国理政的首要目标，而中国则在他的强国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是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的稳定战略支撑。目前，中俄双方都认为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两国间已经建立起了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仍在进一步深化发展中。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互利合作，巩固了战略互信，拓展了合作领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法国
在欧洲，法国大选已经落幕，奥朗德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统。从个人角度来看，从未来过中国的奥朗德可能对中国问题并不熟悉，但其所在的社会党内部却有一批对中国并不友好的人士。他们普遍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所导致的对华贸易逆差和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过低而导致的法国产业转移等因素是法国经济困难的根源。奥朗德在竞选时也宣称，中国应该对法国的贸易逆差负主要责任。同时，社会党等中左翼政党一贯拿人权、意识形态等问题“说事儿”，所以不排除社会党上台后中法之间会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产生摩擦的可能性。
奥朗德的前任萨科奇曾因西藏问题而与中国交恶，但随后又采取措施大力改善两国关系。到2010年，中法关系已经得到基本恢复，并且在萨科奇后半段任期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同萨科奇相比，奥朗德对中国并不了解，也没有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他执政初期可能会在双边关系中出现一些波折。但这种波折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同中美关系一样，奥朗德也不可能无视与中国交恶所带来的后果。在短暂的“磨合”之后，中法关系仍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奥朗德在当选伊始，就表示希望尽快来中国访问，与中国进行沟通。这说明他本人也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从而制定出恰当的对华政策。
“大选年”的中国外交：未雨绸缪、处变不惊
当前，世界经济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国际权力结构由于发达国家的整体性衰落而出现了新的变化，孕育着调整和变革的契机。“大选年”为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对于“大选年”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国应审时度势，早做预案，妥善应对。
首先，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国际关系中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正在变得日益普遍和突出，这直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中国往往会成为这股逆流的受害者。在全球经济仍未摆脱金融危机困扰的当下，经济问题成为各国候选人之间最大的话题。他们往往通过鼓吹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争取选民的支持，占得选战的先机；也往往会通过打“经济牌”的办法，攻击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受到的无理攻击和指责就会越多。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会在多国大选中被炒作，从一个侧面说明崛起的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少数外国政客眼中攻击的目标。
其次，要认识到政府更迭并不是相关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有关国家无论哪个政党上台，从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都不会无视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短期内相关国家的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局部调整，甚至个别变化。部分国家政府更迭导致的政策变化可能会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在这里，就需要我们适时开展公共外交，做好“公关”工作。对于有关国家在大选中出现的反华声音，我们在作出适时、适度反应的同时，更要用国外公众听得懂和愿意接受的语言和逻辑，将中国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中国希望妥善处理国际分歧的愿望和措施等，同外国公众进行有效沟通，让外国公众了解和感受到一个真实、自信、坦诚的中国。
最后，要将韬光养晦和维护主权两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而言，今年同样是一个“选举年”。对此，一些国家一相情愿地认为，中国外交在2012年将力图稳定现有局面，更加突出和平属性，不会采取强硬立场，因而在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作出了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须知，韬光养晦绝不是委曲求全和无原则的退让。对于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对于上述国家，中国没有必要过分“谦让”，应当毫不犹豫地以明确方式表明自己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防止相关国家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进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然较低，还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重点关注国内发展问题。为了营造有利于改革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国仍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
总之，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和负责任的担当者。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做到心平气和，以不变应万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冯静）
2012：紧锣密鼓的世界“大选年”
在即将或已经于2012年举行大选的国家中，俄罗斯、法国、美国无疑是重量级的看点。目前，俄罗斯总统选举已经以普京“王者归来”而告一段落；法国大选也以奥朗德取代萨科奇入主爱丽舍宫而尘埃落定；而美国大选则将于年底启动。从目前情况来看，美国显然并不喜欢普京重回克里姆林宫，因为普京一向以对美强硬而著称。当前，美俄之间在欧洲反导、叙利亚、伊朗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普京的再次当选使这种趋势的前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法国，奥朗德上台后，法国同德国在应对欧债危机的策略问题上的矛盾有所上升。6月，奥朗德在访问意大利时，单独抛出了解决欧债危机的“路线图”，从而引起了德国的不满。而对于美国来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凭借“变革”承诺而历史性当选的奥巴马，将面临巨大的连任挑战，美国政治也将随着大选的到来而面临新一轮洗牌。
在中国周边，岁末年初朝鲜领导人的更迭为半岛局势的发展增添了不小的变数。金正恩上台后，在坚持“先军政治”路线的同时，展现出了更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政策取向。在外交上，金正恩致力于发展同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5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先后对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旨在发展同相关国家经济交往和联系。当前，在朝鲜同韩国关系紧张、两国经济交往受阻的情况下，开拓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对朝鲜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韩国在今年年底也将举行大选，选举结果无疑会对半岛局势的未来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自2007年李明博执政以来，韩国政府放弃了“阳光政策”，对朝鲜奉行强硬路线，导致朝韩关系不断恶化。特别是2010年“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发生后，朝韩关系更是跌入了“冰点”，这令韩国民众颇为不满。而下届韩国总统的热门人选——韩国前总统朴正熙的女儿、大国家党议员朴槿惠对朝态度比较温和，主张通过积极接触和“六方会谈”来解决朝核问题。目前，朴槿惠在民调中的支持率约为30%，远远领先于其他竞争者，比较有希望胜出。可以预见，如果朴槿惠当选下届韩国总统，朝鲜半岛局势将会比李明博时期有所改善。
对西亚北非地区而言，多个在“阿拉伯之春”中经历了政权更迭的国家（如埃及、也门、利比亚等）也将在今年举行大选。尽管最终哪个政党、何种政治模式能在该地区胜出尚难确定，但伊斯兰政党纷纷崛起，极端势力与恐怖势力浑水摸鱼，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教派矛盾不断加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些都为该地区日后的政治形势增添了不小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主要国家大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世界上众多国家在同一时期举行大选，政权的更迭必然会引起本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相应地，也必然会对中国外交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美国
就美国大选而言，虽然目前选战的白热化阶段尚未到来，但是可以预料，“中国话题”仍然会成为选战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历史经验来看，历次美国总统选举中都会出现攻击中国、诋毁中国的聒噪之声。现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曾表示，自己一旦当选，就将宣布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果真的当选，罗姆尼也未必会这样做，但是他的言论却为美国大选对中国不友好的“传统”作了注脚。就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对华政策在2012年大选后出现某些调整和变化，这是必然的。面对美国选举新周期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短期变数，如何准确把握选举政治的逻辑，积极适度加以妥善应对，努力压低选举政治的负面成本，将是2012年中美关系发展的变数所在，也是今后保持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应该明确。首先，从中美关系长期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无论谁入主白宫，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关系的大格局。当然，在短期内，双方有可能要经历一个“磨合”的过程，但是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双方都不能承受双边关系破裂所造成的恶果。对于美国总统候选人在选举中的一些不友好言论，中国应以平常心态淡定应对。历史上，里根、克林顿、布什等人在竞选时都曾尖锐批评中国，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上台后致力于同中国发展正常关系。其次，中美关系今后还会遇到各种矛盾和挑战，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不能正确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所造成的。无论中国是否有意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在美国看来，中国实力的增长本身就是一种现实的挑战。因此，美国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给中国“找麻烦”。例如，美国目前正在高调推行的“重返亚太”战略即是如此。这种摩擦是由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所造成的，不会随着总统的更替而改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总统的更替并不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再次，由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已具有高度相互依赖性，所以双方已对保持正常而良好的双边关系达成了共识，都不会容忍双边关系无限恶化。因此，中美关系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还会维持现状，并不会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产生大的波动。
（二）俄罗斯
同中美关系相比，很多人对普京重新当选总统后的中俄关系感到乐观。一部分人认为，普京上台之后将会对美国形成更大的压力，从而会形成中俄“联手抗美”的局面。事实上，尽管普京在当选之后的首轮出访就来到了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重要会谈，并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峰会，但是如果现在就断定“普京3.0”时代的中俄关系会进入“蜜月”期，显然为时尚早。普京在担任总理期间发表的2020年战略报告中指出，俄罗斯面临的主要风险源于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国际地位。报告说，中国的加工业越来越具有竞争力，很可能会把俄罗斯挤出国际市场。同时，中国对于俄罗斯长期以来向越南等国出售武器感到不满，因为这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同这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谈判。在上海合作组织中，俄罗斯担心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会动摇其在中亚地区的领导地位。事实上，中国并不试图将中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是始终致力于将中亚建设成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俄罗斯的担心是过虑了。 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对于普京再次当选后的中俄关系发展抱有信心，这主要是由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普京一直将振兴俄罗斯作为其治国理政的首要目标，而中国则在他的强国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是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的稳定战略支撑。目前，中俄双方都认为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两国间已经建立起了全方位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并且仍在进一步深化发展中。两国在政治、安全、经贸、能源、科技、人文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互利合作，巩固了战略互信，拓展了合作领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法国
在欧洲，法国大选已经落幕，奥朗德成为新一任法国总统。从个人角度来看，从未来过中国的奥朗德可能对中国问题并不熟悉，但其所在的社会党内部却有一批对中国并不友好的人士。他们普遍认为，由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所导致的对华贸易逆差和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过低而导致的法国产业转移等因素是法国经济困难的根源。奥朗德在竞选时也宣称，中国应该对法国的贸易逆差负主要责任。同时，社会党等中左翼政党一贯拿人权、意识形态等问题“说事儿”，所以不排除社会党上台后中法之间会在这样一些问题上产生摩擦的可能性。
奥朗德的前任萨科奇曾因西藏问题而与中国交恶，但随后又采取措施大力改善两国关系。到2010年，中法关系已经得到基本恢复，并且在萨科奇后半段任期内取得了长足发展。同萨科奇相比，奥朗德对中国并不了解，也没有同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他执政初期可能会在双边关系中出现一些波折。但这种波折不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同中美关系一样，奥朗德也不可能无视与中国交恶所带来的后果。在短暂的“磨合”之后，中法关系仍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事实上，奥朗德在当选伊始，就表示希望尽快来中国访问，与中国进行沟通。这说明他本人也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从而制定出恰当的对华政策。
“大选年”的中国外交：未雨绸缪、处变不惊
当前，世界经济仍未走出衰退的阴影。国际权力结构由于发达国家的整体性衰落而出现了新的变化，孕育着调整和变革的契机。“大选年”为中国的国际环境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对于“大选年”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中国应审时度势，早做预案，妥善应对。
首先，随着欧债危机的加剧，国际关系中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现象正在变得日益普遍和突出，这直接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中国往往会成为这股逆流的受害者。在全球经济仍未摆脱金融危机困扰的当下，经济问题成为各国候选人之间最大的话题。他们往往通过鼓吹经济民族主义的方式争取选民的支持，占得选战的先机；也往往会通过打“经济牌”的办法，攻击现政府的经济政策。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贸易大国的中国受到的无理攻击和指责就会越多。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会在多国大选中被炒作，从一个侧面说明崛起的中国正在日益成为少数外国政客眼中攻击的目标。
其次，要认识到政府更迭并不是相关国家发展对华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有关国家无论哪个政党上台，从维护其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都不会无视发展对华关系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短期内相关国家的对华政策不会发生局部调整，甚至个别变化。部分国家政府更迭导致的政策变化可能会对国际环境产生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在这里，就需要我们适时开展公共外交，做好“公关”工作。对于有关国家在大选中出现的反华声音，我们在作出适时、适度反应的同时，更要用国外公众听得懂和愿意接受的语言和逻辑，将中国发展的成就与不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以及中国希望妥善处理国际分歧的愿望和措施等，同外国公众进行有效沟通，让外国公众了解和感受到一个真实、自信、坦诚的中国。
最后，要将韬光养晦和维护主权两大原则有机结合起来。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于中国而言，今年同样是一个“选举年”。对此，一些国家一相情愿地认为，中国外交在2012年将力图稳定现有局面，更加突出和平属性，不会采取强硬立场，因而在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作出了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须知，韬光养晦绝不是委曲求全和无原则的退让。对于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是没有回旋余地的。对于上述国家，中国没有必要过分“谦让”，应当毫不犹豫地以明确方式表明自己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严正立场，防止相关国家挑战中国的政策“底线”，进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局面。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然较低，还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不均衡等诸多问题。因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重点关注国内发展问题。为了营造有利于改革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国仍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
总之，中国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积极贡献者和负责任的担当者。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能做到心平气和，以不变应万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冯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