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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话题】语言 根 理解见闻 旅游
作文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丰富”，“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隆重开幕，世界聚焦中国。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海外华侨华人，他们对汉语的学习热情越来越浓厚。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段难忘的访泰见闻中，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失却母语的苦辛，也抒发了自己的所遇、所思——母语，让天下华人同根同脉。
地球很小，但地球同时又很不小。不小的地球上生活着讲述各种各样语言的人，语言相同的便相应，便沟通、理解，聊得火热；不相同的只好大眼瞪小眼，摊开两手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惆怅状。
语言实在是思想的载体。尤其当你平生首次出国，置身域外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去泰国，从北京乘飞机不过五个小时的天路。而且泰国的华人实在很多，因此使你每到一地都产生一种家庭氛围的错觉。
这里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拥有黑眼睛、黄皮肤，这是外表；他们又无一例外地拥有一个中国姓氏：林、陈、黄、李、王，等等，这是祖源；还有各种遥远的祖籍：潮汕、安溪、福清、厦门，证明他们根的所在。正如在泰南甲咪府的一次晚餐上，精干的商会会长所道破的：“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华人，灵魂又是百分之百的泰人。”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语言。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严禁在中小学教授华语，英语却敞开讲授，因此如今泰国四十岁以下的人，凡受过较正规教育者，均能操流利的英语，华语则一窍不通。尽管他们知道这是母语，却遥远而陌生。
所以我说是家庭氛围的错觉，请注意“错觉”两个字，这上面集中了我的访泰体验。那是一个诗意浓郁的泰国南方之夜，主人将晚餐摆在露天，天空缀满大颗的星星，头顶是秀丽挺拔的椰树。我的旁边有一对诗人夫妇。丈夫在大学教哲学，妻子刘小姐则生在台北，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泰国。比起丈夫对华语一窍不通，刘小姐会说几句，因此她在我们面前异常活跃。刘小姐那一夜过足了说华语的瘾，可惜大多是很让人费解的华语。
在泰南甲咪府，我也碰到一位李先生，他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华语爱好者，席间李先生问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龄人。李先生的华语说得很慢，他说自己有二十多年没和人讲华语了。我问他怎么学会的华语，他说是跟教私塾的舅舅学会的，学华语的同时还背诵了唐诗宋词。说到唐诗宋词，这位李先生马上目光炯然。我想坏了，遇到一位汉学通！果然不假，手端威士忌酒杯，李先生忽而李白的《将进酒》，忽而苏轼的《念奴娇》，一会儿又冒出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他常常背出上一句之后便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让我接出下一句，好像我是他的一部记忆连缀机。那顿饭吃得我满头冒汗，把库存的旧体诗词底子几乎倒腾光。
在泰国时，还隐约听到消息，说政府有可能解除这道语言禁令，因朝野上下已均感不便，且认为无此必要。就在我访泰归来两个月后，即1992年2月3日，我在《参考消息》的头版左下方读到一则豆腐块大的短讯，说泰国政府已解除不许在中小学讲授华语的禁令。消息极短，对于没有访问过泰国的人来说无足轻重，我却心头为之一震，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的苦辛，也觉出了祖国和母语给予海外游子的巨大感召。
那一夜我举杯向南，默祷道：“朋友们，下次相逢让我们聊个痛快！”
（摘自《北京晚报》2019年5月15日）
作文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丰富”，“世界因为多彩而美丽”。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隆重开幕，世界聚焦中国。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海外华侨华人，他们对汉语的学习热情越来越浓厚。作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一段难忘的访泰见闻中，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失却母语的苦辛，也抒发了自己的所遇、所思——母语，让天下华人同根同脉。
地球很小，但地球同时又很不小。不小的地球上生活着讲述各种各样语言的人，语言相同的便相应，便沟通、理解，聊得火热；不相同的只好大眼瞪小眼，摊开两手摇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惆怅状。
语言实在是思想的载体。尤其当你平生首次出国，置身域外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去泰国，从北京乘飞机不过五个小时的天路。而且泰国的华人实在很多，因此使你每到一地都产生一种家庭氛围的错觉。
这里的朋友们无一例外地拥有黑眼睛、黄皮肤，这是外表；他们又无一例外地拥有一个中国姓氏：林、陈、黄、李、王，等等，这是祖源；还有各种遥远的祖籍：潮汕、安溪、福清、厦门，证明他们根的所在。正如在泰南甲咪府的一次晚餐上，精干的商会会长所道破的：“我们是百分之百的华人，灵魂又是百分之百的泰人。”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语言。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泰国政府严禁在中小学教授华语，英语却敞开讲授，因此如今泰国四十岁以下的人，凡受过较正规教育者，均能操流利的英语，华语则一窍不通。尽管他们知道这是母语，却遥远而陌生。
所以我说是家庭氛围的错觉，请注意“错觉”两个字，这上面集中了我的访泰体验。那是一个诗意浓郁的泰国南方之夜，主人将晚餐摆在露天，天空缀满大颗的星星，头顶是秀丽挺拔的椰树。我的旁边有一对诗人夫妇。丈夫在大学教哲学，妻子刘小姐则生在台北，很小的时候就来到泰国。比起丈夫对华语一窍不通，刘小姐会说几句，因此她在我们面前异常活跃。刘小姐那一夜过足了说华语的瘾，可惜大多是很让人费解的华语。
在泰南甲咪府，我也碰到一位李先生，他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华语爱好者，席间李先生问我的年龄，原来我们是同龄人。李先生的华语说得很慢，他说自己有二十多年没和人讲华语了。我问他怎么学会的华语，他说是跟教私塾的舅舅学会的，学华语的同时还背诵了唐诗宋词。说到唐诗宋词，这位李先生马上目光炯然。我想坏了，遇到一位汉学通！果然不假，手端威士忌酒杯，李先生忽而李白的《将进酒》，忽而苏轼的《念奴娇》，一会儿又冒出白居易的《长恨歌》，而且他常常背出上一句之后便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让我接出下一句，好像我是他的一部记忆连缀机。那顿饭吃得我满头冒汗，把库存的旧体诗词底子几乎倒腾光。
在泰国时，还隐约听到消息，说政府有可能解除这道语言禁令，因朝野上下已均感不便，且认为无此必要。就在我访泰归来两个月后，即1992年2月3日，我在《参考消息》的头版左下方读到一则豆腐块大的短讯，说泰国政府已解除不许在中小学讲授华语的禁令。消息极短，对于没有访问过泰国的人来说无足轻重，我却心头为之一震，品出了泰华友人四十年的苦辛，也觉出了祖国和母语给予海外游子的巨大感召。
那一夜我举杯向南，默祷道：“朋友们，下次相逢让我们聊个痛快！”
（摘自《北京晚报》201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