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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从一个不同寻常、可怕的人讲起。
他是赫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二战时期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与希特勒一样，戈林也自认是艺术品收藏家。二战时期，他的足迹遍布欧洲，盗取、豪夺，也偶尔购买各种绘画。他最想要的是扬·弗美尔的作品。希特勒有两幅，而他一幅也没有。所以，他找到名叫凡·米格伦的荷兰艺术品经销商，经销商卖给他一幅弗美尔作品。
这成了他最钟爱的艺术品。
二战结束，戈林被捕，在纽伦堡受审，被判死刑。二战同盟部队查找他的收藏品，找到了这些画，并追查那些卖画给他的人。与此同时，荷兰警察也来到阿姆斯特丹，逮捕了凡·米格伦。凡·米格伦被控叛国罪，判死刑。判刑后六周，凡·米格伦认罪了，但是，他否认叛国罪。他说：“我没有出售一幅伟大的杰作给纳粹，因为作品是我自己画的，我是个仿画家。” 没有人相信他。他说：“我能证明。给我画布和颜料，我可以画一幅更好的弗美尔作品。”
凡·米格伦真的画了一幅美丽的弗美尔作品，叛国罪也随之撤销。他被判了伪造罪，判刑一年。凡·米格伦死后成了荷兰人民英雄。
再说戈林。
戈林是一个可怕的人，对纳粹来说，也很可怕。美国籍审讯官形容他是一个和睦的精神变态人。他最终发现：这幅赝品看上去和真画一模一样，但是，它们的来源不同，是不同的艺术品。之后，他很快就自杀了。
为什么来源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对知道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反应那么强烈？
很多人会说：之所以重视东西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势利，因为我们重视身份地位。如果想显示富有，有权势，拥有一幅真迹总比仿画好，因为真迹总比仿制的少。
我不怀疑这种说法也起了点作用。但是，还有别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是天生的本质主义者——我们对事物的反应不只是根据看到、感受到和听到的。相反，我们的反应是以信奉为条件的。它们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用什么做的？潜藏的内质是什么？这种特性不但表现在怎样看待事物，而且表现在对事情做出反应。
其实，快乐是很深层的。不光是艺术带给人的高层次快乐，大多数看似简单的快乐也是如此，都受我们对事物潜在本质认识的影响。
比如，“你会吃这块肉吗？”答案是：“要看这是什么了？”是猪肉不是牛肉，有些人就吃，但是，有些人吃牛肉不吃猪肉。老鼠肉或是人肉？大概很少有人吃了。更有趣的是，味道如何会取决于你认为在吃什么。拿小孩来说，怎样才能让他们吃胡萝卜、喝牛奶，而且觉得味道好呢？很简单，告诉他们是从麦当劳买来的。因为，他们相信麦当劳的食品味道更好。
怎样让成年人喜欢上葡萄酒？很简单，把酒从一个贵的瓶子里倒出来。有上百个研究显示：如果相信在喝昂贵的东西，会觉得它更好喝。最近，有人用神经科学方式做了次实验。让被测试者躺进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用一根管子吸葡萄酒，他们面前是一个展示酒信息的屏幕。当然，每个人喝的是一样的酒。被测试者相信在喝昂贵酒时，大脑掌管快乐和奖赏的区域就像圣诞树一样照亮了起来。
性感也是如此。只是看照片，大家会说图片上的人挺有魅力。多有魅力，多性感，能让你产生浪漫的感觉？关键在于你觉得在看谁。喜欢某人会觉得对方更顺眼，这就是为什么幸福婚姻中的夫妇，会觉得另一半远比其他人认为的好看得多。
喜欢上某件日常用品，因为它有用处。鞋，可以穿在脚上；高尔夫球棒，可以用来打球。口香糖……这三样东西都有价值，历史却使得它们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肯尼迪用的高尔夫球杆在一次拍卖会上，卖出了75万美元；小甜甜布兰妮嚼过的口香糖，也被卖出了几百美元。事实上，心爱的人吃剩下的食品也是很有市场的。在伊拉克记者会上，丢向小布什的那双鞋，据未经证实的报导，被一位沙特阿拉伯富翁花1000万美元买走。
不只是名人物品会产生吸引力，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无法被取代，比如结婚戒指、婴儿鞋子，它的价值来自物品的历史，要是丢了就无法再找回来。
再谈艺术。
我喜欢夏卡尔和夏卡尔作品。如果有人想送我礼物，可以送我夏卡尔的作品，但是，我不要复制品。这不是单纯因为我势利，想吹嘘自己拥有一幅真迹，而是因为我想拥有一样具有特殊历史的东西。对艺术品来说，历史意义特别重要。哲学家丹尼斯·达顿在著作《艺术直觉》中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存在于对人类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的假设。”这一点足以解释真迹和仿画的不同——真品和复制品看起来相同，但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真品是典型的艺术创造的产物，而仿画不是。
我一直讲视觉艺术，还要举两个音乐例子。
约书亚·贝尔是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华盛顿邮报记者基恩·魏因加滕请他参与一项大胆的实验——不知道是在听约书亚·贝尔演奏的情况下，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在约书亚·贝尔和他的音乐上。约书亚·贝尔带着价值百万的小提琴，站在华盛顿地铁站，在角落里演奏。演奏了45分钟，约书亚·贝尔赚了32美元。显然，要真正享受约书亚·贝尔的音乐，必须知道听的就是约书亚·贝尔的演奏。实际上，他这一次多赚了20美元，只是没有算进收入。一位女士看到他站在地铁站里惊呆了，从皮包里掏出20美元，因为就在几周前她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听过他在一个衣冠楚楚的聚会上演出过。
第二个音乐例子是约翰·凯奇的现代派作品《四分三十三秒》。钢琴演奏者坐在椅子上， 打开钢琴盖后就坐在那儿，整整四分三十三秒不做任何事。这段时间是静默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指出——可以从iTunes上购买这首曲子，聆听那段静默的音乐，它和其他形式的静默是不同的。
以上说的是快乐。但是，以上的每一件事也能用在痛苦上——对事物本质的信念会影响到如何受伤害。
有一项很可爱的实验。哈佛大学生被连接到电子刺激仪上，然后给他们五次疼痛电子刺激。一半哈佛学子被告知电击来自另外一个房间，但是，对方没有恶意。结果是，第一次刺激非常痛苦，第二次刺激轻了点，以后三次的痛苦递减。在另一个房间，被试者被告知隔壁房间的人故意电击他们。结果，第一次的痛苦像在地狱，第二次一样痛，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如果相信某人是故意的，感受到的痛苦就更厉害。
在某些情况下，痛苦可以转变成快乐。人类有个特别有趣的特质：在掌控的情况下，常常寻找低层次的痛苦，从中获得乐趣，比如吃辣椒、玩过山车。这个观点早就被诗人约翰·弥尔顿认识到，他曾写到：“心是它自己的住家，在它里面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
责任编辑：尹颖尧
他是赫曼·戈林（Hermann Goering），二战时期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与希特勒一样，戈林也自认是艺术品收藏家。二战时期，他的足迹遍布欧洲，盗取、豪夺，也偶尔购买各种绘画。他最想要的是扬·弗美尔的作品。希特勒有两幅，而他一幅也没有。所以，他找到名叫凡·米格伦的荷兰艺术品经销商，经销商卖给他一幅弗美尔作品。
这成了他最钟爱的艺术品。
二战结束，戈林被捕，在纽伦堡受审，被判死刑。二战同盟部队查找他的收藏品，找到了这些画，并追查那些卖画给他的人。与此同时，荷兰警察也来到阿姆斯特丹，逮捕了凡·米格伦。凡·米格伦被控叛国罪，判死刑。判刑后六周，凡·米格伦认罪了，但是，他否认叛国罪。他说：“我没有出售一幅伟大的杰作给纳粹，因为作品是我自己画的，我是个仿画家。” 没有人相信他。他说：“我能证明。给我画布和颜料，我可以画一幅更好的弗美尔作品。”
凡·米格伦真的画了一幅美丽的弗美尔作品，叛国罪也随之撤销。他被判了伪造罪，判刑一年。凡·米格伦死后成了荷兰人民英雄。
再说戈林。
戈林是一个可怕的人，对纳粹来说，也很可怕。美国籍审讯官形容他是一个和睦的精神变态人。他最终发现：这幅赝品看上去和真画一模一样，但是，它们的来源不同，是不同的艺术品。之后，他很快就自杀了。
为什么来源那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对知道的东西从哪里来的反应那么强烈？
很多人会说：之所以重视东西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势利，因为我们重视身份地位。如果想显示富有，有权势，拥有一幅真迹总比仿画好，因为真迹总比仿制的少。
我不怀疑这种说法也起了点作用。但是，还有别的原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是天生的本质主义者——我们对事物的反应不只是根据看到、感受到和听到的。相反，我们的反应是以信奉为条件的。它们到底是什么？从哪里来？用什么做的？潜藏的内质是什么？这种特性不但表现在怎样看待事物，而且表现在对事情做出反应。
其实，快乐是很深层的。不光是艺术带给人的高层次快乐，大多数看似简单的快乐也是如此，都受我们对事物潜在本质认识的影响。
比如，“你会吃这块肉吗？”答案是：“要看这是什么了？”是猪肉不是牛肉，有些人就吃，但是，有些人吃牛肉不吃猪肉。老鼠肉或是人肉？大概很少有人吃了。更有趣的是，味道如何会取决于你认为在吃什么。拿小孩来说，怎样才能让他们吃胡萝卜、喝牛奶，而且觉得味道好呢？很简单，告诉他们是从麦当劳买来的。因为，他们相信麦当劳的食品味道更好。
怎样让成年人喜欢上葡萄酒？很简单，把酒从一个贵的瓶子里倒出来。有上百个研究显示：如果相信在喝昂贵的东西，会觉得它更好喝。最近，有人用神经科学方式做了次实验。让被测试者躺进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用一根管子吸葡萄酒，他们面前是一个展示酒信息的屏幕。当然，每个人喝的是一样的酒。被测试者相信在喝昂贵酒时，大脑掌管快乐和奖赏的区域就像圣诞树一样照亮了起来。
性感也是如此。只是看照片，大家会说图片上的人挺有魅力。多有魅力，多性感，能让你产生浪漫的感觉？关键在于你觉得在看谁。喜欢某人会觉得对方更顺眼，这就是为什么幸福婚姻中的夫妇，会觉得另一半远比其他人认为的好看得多。
喜欢上某件日常用品，因为它有用处。鞋，可以穿在脚上；高尔夫球棒，可以用来打球。口香糖……这三样东西都有价值，历史却使得它们给你带来更多的价值。肯尼迪用的高尔夫球杆在一次拍卖会上，卖出了75万美元；小甜甜布兰妮嚼过的口香糖，也被卖出了几百美元。事实上，心爱的人吃剩下的食品也是很有市场的。在伊拉克记者会上，丢向小布什的那双鞋，据未经证实的报导，被一位沙特阿拉伯富翁花1000万美元买走。
不只是名人物品会产生吸引力，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有些东西无法被取代，比如结婚戒指、婴儿鞋子，它的价值来自物品的历史，要是丢了就无法再找回来。
再谈艺术。
我喜欢夏卡尔和夏卡尔作品。如果有人想送我礼物，可以送我夏卡尔的作品，但是，我不要复制品。这不是单纯因为我势利，想吹嘘自己拥有一幅真迹，而是因为我想拥有一样具有特殊历史的东西。对艺术品来说，历史意义特别重要。哲学家丹尼斯·达顿在著作《艺术直觉》中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存在于对人类表现出来的创造力的假设。”这一点足以解释真迹和仿画的不同——真品和复制品看起来相同，但拥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真品是典型的艺术创造的产物，而仿画不是。
我一直讲视觉艺术，还要举两个音乐例子。
约书亚·贝尔是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家。华盛顿邮报记者基恩·魏因加滕请他参与一项大胆的实验——不知道是在听约书亚·贝尔演奏的情况下，大家愿意花多少钱在约书亚·贝尔和他的音乐上。约书亚·贝尔带着价值百万的小提琴，站在华盛顿地铁站，在角落里演奏。演奏了45分钟，约书亚·贝尔赚了32美元。显然，要真正享受约书亚·贝尔的音乐，必须知道听的就是约书亚·贝尔的演奏。实际上，他这一次多赚了20美元，只是没有算进收入。一位女士看到他站在地铁站里惊呆了，从皮包里掏出20美元，因为就在几周前她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听过他在一个衣冠楚楚的聚会上演出过。
第二个音乐例子是约翰·凯奇的现代派作品《四分三十三秒》。钢琴演奏者坐在椅子上， 打开钢琴盖后就坐在那儿，整整四分三十三秒不做任何事。这段时间是静默的，人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但我想指出——可以从iTunes上购买这首曲子，聆听那段静默的音乐，它和其他形式的静默是不同的。
以上说的是快乐。但是，以上的每一件事也能用在痛苦上——对事物本质的信念会影响到如何受伤害。
有一项很可爱的实验。哈佛大学生被连接到电子刺激仪上，然后给他们五次疼痛电子刺激。一半哈佛学子被告知电击来自另外一个房间，但是，对方没有恶意。结果是，第一次刺激非常痛苦，第二次刺激轻了点，以后三次的痛苦递减。在另一个房间，被试者被告知隔壁房间的人故意电击他们。结果，第一次的痛苦像在地狱，第二次一样痛，第三、第四和第五次也是如此。这就说明，如果相信某人是故意的，感受到的痛苦就更厉害。
在某些情况下，痛苦可以转变成快乐。人类有个特别有趣的特质：在掌控的情况下，常常寻找低层次的痛苦，从中获得乐趣，比如吃辣椒、玩过山车。这个观点早就被诗人约翰·弥尔顿认识到，他曾写到：“心是它自己的住家，在它里面能把天堂变地狱，地狱变天堂。”
责任编辑：尹颖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