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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中国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以及国人的道路选择，始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核心命题。中国近代史一如其他断代历史，其内容包罗甚广，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专史。然而，无论何种专史，最终都在不同程度以各自的方式回应和解释上述近代中国历史研究的主题，不仅是中国学界的研究如此，海外中国研究也概莫能外。美国著名学者彭慕兰被视为典型社会经济史著作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一书即是一例。
彭慕兰是当今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也多有中文版面世。他著作中最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是《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过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第一部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853-1937）》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者这本书旨在分析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在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国家近代化过程中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的社会影响。
学术研究的意义需要置于学术脉络和时代氛围中理解。彭慕兰此书的重要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既有认识，亦即他所说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华帝国衰落的熟悉画面。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考察路径：系统分析与国家建构同时发生的国家放任行为及其影响。在以往学界的认知中，中国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新制度的建立较多地得到研究者强调和较高评价。也正因为此，学界对传统中国国家制度及其功能的被取代，持相对积极的看法。支撑这一基本认知背后的学术逻辑，基本上仍是，但不止于过往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頗大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这种对近代中国学术认知的逻辑，确实抓住了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主旋律，但淡化了在传统被取代过程中的失范面向，相对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
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彭慕兰特别强调存在国家作为资源的吸取者与作为服务提供者之间能力的差异。该书认为，较比传统中国，近代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一时期的政府在资源分配中显得低效，尤其是在公共秩序、治水、植树等事务。换言之，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资源吸取和动员，在没有多大改善服务的情况下加重了负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国家放任及其危害要分地域。在以江南沿海和京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国家放任是存在的，但危害相对较小。彭慕兰对此指出，在这些地区近代国家在成为一个更加成功获取者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捐献者”，“警察、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服务看起来确实得到了改善”。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诸如贪官污吏等国家放任行为，而是“这些地区的民间士绅和越来越积极的国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与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相比，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现代化活动;但是在局部地区，如江南沿海一带的地位更加突出。在与国外的竞争中，近代中国政府鼓励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提升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承担了许多通常被视为体现了现代化国家特征的任务。
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成为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中诸如江南沿海等关键地区，较比之下更多的是诸如彭慕兰本书重点论述的华北腹地黄运地区。这些地区在传统中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放任及其所带来的危害严重得多，相对于近代化具有一定成功的沿海来言，成为真正的腹地。在这些地区，国家却放弃了明清时期的不少传统使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对大运河和黄河的维护来保证华北内陆的生态稳定。军费主要花在创办一些现代部门和江南、福建沿海、京津地区的军事工业方面，也正因为此，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要成功很多。
诚如该书作者所言，他在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中国旧网络中至关重要的地区，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无关紧要地位的痛苦演变的故事。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彭慕兰是当今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也多有中文版面世。他著作中最为中国学界所熟知的是《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不过由其博士论文修改而来的第一部著作《从中心到边缘：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与经济（1853-1937）》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作者这本书旨在分析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在国家、社会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国家近代化过程中区域经济中心的转移的社会影响。
学术研究的意义需要置于学术脉络和时代氛围中理解。彭慕兰此书的重要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既有认识，亦即他所说关于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华帝国衰落的熟悉画面。他在此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考察路径：系统分析与国家建构同时发生的国家放任行为及其影响。在以往学界的认知中，中国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新制度的建立较多地得到研究者强调和较高评价。也正因为此，学界对传统中国国家制度及其功能的被取代，持相对积极的看法。支撑这一基本认知背后的学术逻辑，基本上仍是，但不止于过往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頗大的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这种对近代中国学术认知的逻辑，确实抓住了从传统走向近代的主旋律，但淡化了在传统被取代过程中的失范面向，相对忽视了历史的复杂性。
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彭慕兰特别强调存在国家作为资源的吸取者与作为服务提供者之间能力的差异。该书认为，较比传统中国，近代中国政府的动员能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但问题的另一面，是这一时期的政府在资源分配中显得低效，尤其是在公共秩序、治水、植树等事务。换言之，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资源吸取和动员，在没有多大改善服务的情况下加重了负担。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国家放任及其危害要分地域。在以江南沿海和京津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国家放任是存在的，但危害相对较小。彭慕兰对此指出，在这些地区近代国家在成为一个更加成功获取者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更加成功的捐献者”，“警察、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服务看起来确实得到了改善”。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诸如贪官污吏等国家放任行为，而是“这些地区的民间士绅和越来越积极的国家，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约束”。与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相比，当时中国政府并没有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现代化活动;但是在局部地区，如江南沿海一带的地位更加突出。在与国外的竞争中，近代中国政府鼓励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提升竞争力。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承担了许多通常被视为体现了现代化国家特征的任务。
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成为中国近代国家建构中诸如江南沿海等关键地区，较比之下更多的是诸如彭慕兰本书重点论述的华北腹地黄运地区。这些地区在传统中国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在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所产生的国家放任及其所带来的危害严重得多，相对于近代化具有一定成功的沿海来言，成为真正的腹地。在这些地区，国家却放弃了明清时期的不少传统使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对大运河和黄河的维护来保证华北内陆的生态稳定。军费主要花在创办一些现代部门和江南、福建沿海、京津地区的军事工业方面，也正因为此，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要成功很多。
诚如该书作者所言，他在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在中国旧网络中至关重要的地区，在新的、更强大的网络中沦为无关紧要地位的痛苦演变的故事。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