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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6日，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因癌症在罗马去世，享年77岁。从1962年首次拍摄长片《死神》，到2012年最后一部作品《我和你》，贝托鲁奇的电影生涯横跨半个世纪，收获的荣誉不计其数。
导演，2018年11月26日逝世，享年77岁
尽管作品间或因性描写引起争议，票房偶尔也会失败，但是在拍片生涯的大多数时期，他都能维持一种罕见的成功。虽然出生时间较晚，凭借1964年的《革命前夕》和1970年的《同流者》两部早期作品，让贝托鲁奇有资历与费里尼、维斯康蒂、帕索里尼并列为同时代的人。与此同时，他又能利用自己在电影上的声望，顺利进入好莱坞——这种成功在很多欧洲电影人看来，尽管不屑，其实更难企及。毫无疑问，获九项奥斯卡奖的《末代皇帝》最能代表这种成功。
在贝托鲁奇看来，电影“完全是诗的语言”，他的大多数电影都是这种论断的明证。他最早便是以诗人起家，凭借一本名叫《探寻神秘》的诗集，他曾步诗人父亲的后尘，在1962年获意大利文学奖维亚雷焦奖。孩童时期，贝托鲁奇就常陪父亲去帕尔马的电影院看电影——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是座以建筑、音乐和熏火腿著称的城市，也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16岁时，他便开始拍摄16毫米电影。通过父亲的关系，他认识了其时也是诗人的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也是贝托鲁奇家的邻居），顺理成章地，当帕索里尼决定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乞丐》（1961年）时，贝托鲁奇也一脚踏入电影圈，成了他的制片助理。一年之后，年仅21歲的贝托鲁奇拍摄完成自己的长片处女作《死神》，五页纸的故事大纲正是出自帕索里尼。它讲的是罗马一桩妓女谋杀案，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天被完整呈现，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始终未露面），拍摄风格也因讲述者的不同而变换。贝托鲁奇后来如此总结这部电影，“一个看片量很大却从没碰过35毫米胶片的家伙拍的。”
以1964年的《革命前夕》为标志，贝托鲁奇的电影开始打上深深的个人烙印。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从不回避，不仅如此，他经常对镜头下正陷入精神危机的人物进行性关系方面的探究。改编自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本片主人公是个自私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他在追求激进的政治还是随大流之间左右摇摆，与姨母充满激情的不伦恋又让他在自己的中产阶级婚姻面前痛苦不安。《革命前夕》最令人惊叹的地方，是贝托鲁奇对主题的阐释能力——虽然还要再过几年，此种能力才会趋于成熟——这些主题包括：对图腾式的父亲的背叛、性冲动与政治的关系。
1968年，他导演的《搭档》被认为是一次向戈达尔的“失败致敬”，本片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只不过到了电影中，背景换成1968年的罗马。就在同一年，他的名字出现在赛尔乔·莱昂内导演的意美合拍片《西部往事》中，这次贝托鲁奇的身份是编剧。两年后的《同流者》预示了贝托鲁奇在主题阐释方面的真正成熟。影片主人公是个童年有过杀人经历的同性恋者，成年后，他对过“正常生活”的渴望过于急切，以至于加入法西斯政党，参与到一宗谋杀自己教授的行动中。在这里，贝托鲁奇成功地将性压抑和法西斯主义思维模式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贝托鲁奇初入电影行业时，意大利电影的新现实主义运动已经进入衰退期，相比之下，法国新浪潮以及让·雷诺阿的电影对他的启发更大。雷诺阿的《游戏规则》甚至改变他一生。“我在19岁还是20岁时，第一次看让·雷诺阿导演的《游戏规则》。五年后，我第二次看，它仍然像我头脑中的一个梦。太多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但是那个电影本身的感觉在。如此强烈。看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个大事件，电影事件。上世纪60年代想看到这样的片子并不容易……到了70年代，看它相对容易了。从那以后，每隔几年我就会再看一遍，一直看到我差不多50岁。”
上世纪70年代，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就预言，《巴黎最后的探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上演以来最重大的文化事件。自1972年上映直到今天，这部电影遭致的谩骂和批评从没断过，虽然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它引火烧身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因为伤风败俗，第二次是因为性关系中的“自愿”太模糊以至被质疑。片中有场戏，马龙·白兰度饰演的中年男人将玛利亚·施奈德（当时只有19岁）的角色强暴，润滑剂是条黄油——剧本中并无此情节，直到开拍前最后一分钟，贝托鲁奇才将此“即兴创作”告知女主角。
影片在欧洲上映后，贝托鲁奇曾被博洛尼亚的法院以制作色情电影起诉。虽然最终被宣布无罪，但却被剥夺五年公民权（包括投票权），意大利的法院甚至裁定本片拷贝需要销毁。从那以后，这部电影在意大利被禁长达十年之久。虽然男女主角在片中并未发生实质性行为，但是对于受害者施耐德来说，羞辱和伤害伴随了她一生。
“我想要玛利亚的真感受，而不是去演。”他在一段2013年的视频中如此解释这种安排。2016年，这段视频在网络世界疯传。作为电影导演的贝托鲁奇，晚年见证了这门被赋予某种男性特权的职业受到挑战，仿佛轮回一般，《巴黎最后的探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对来势汹汹的“Me Too”运动和各方苛责，贝托鲁奇的态度始终是“不知悔改”。就在今年初，在某个纪念《巴黎最后的探戈》修复版发行仪式上，他公开宣称，电影《金钱世界》把性丑闻缠身的凯文·史派西换成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应该感到“羞愧”。相反，他愿意与史派西合作。实际上，早在2009年，他就帮忙组织过声援波兰斯基的请愿活动，反对美国引渡这位因强奸指控面临终身监禁的波兰导演。
某种程度上，贝托鲁奇的事业迎来转折，是在他与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的合作之后，两人共同创作的影片多达八部。其实他们在《革命前夕》时期便有过交集，彼时斯托拉罗只是摄影助理。到了1970年的《蜘蛛的策略》，这位有“摄影艺术活着的里程碑”之称的艺术家，终于成了贝托鲁奇电影的摄影指导。可以肯定的是，于同年拍摄的《同流者》之所以成为影评人眼中的杰作，与斯托拉罗富有创造性地捕捉到战前意大利的美丽有很大关系：精心设计的推拉镜头，巴洛克式的摄影角度，堪称豪华的色效，华丽的布景，富有表现力的光影……不仅成就本片，也为贝托鲁奇赢得“视效大师”的名声。
《巴黎最后的探戈》在全世界口碑和票房的成功，为1976年的《一九零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这部筹备多年的电影预算600万美元（实际超支300万美元），未删减版长达315分钟。按照导演的说法，起初他想把《一九零零》拍成六集电视剧，“但是仔细研究剧本后，出于政治的、社会的、叙事的原因，觉得它还是属于大银幕。”本片两位男主角是罗伯特·德尼罗和热拉尔·德帕迪约，这也是贝托鲁奇一如既往的习惯——他喜欢在国外拍片，喜欢用国际班底。为了拍一部讲述阶级斗争的主流电影，他将美国史诗片与俄国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融合，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片中德尼罗饰演地主的儿子，德帕迪约饰演农民的儿子，两个角色从形影不离的朋友到人生轨迹逐渐偏离，折射出意大利的历史。“浮夸，同时有点说教，直到最后30分钟，它才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有影评人这样评价它。
1978年，贝托鲁奇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佩普洛结婚，后者曾是《一九零零》的副导演。他与妻子以及弟弟朱塞佩·贝托鲁奇合写了《月神》，一部讲述女歌剧演员与儿子畸恋的电影——意大利制片人对此情节非常恼火，激烈阻挠意大利演员出演本片，人物设定也被改成了美国人。三年后的《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是贝托鲁奇1964年以来首次触碰意大利当代题材，讲述的是富人为营救儿子放弃财产的故事。这里有个小插曲：本片摄影师本来定的是斯托拉罗，却被正在筹拍《旧爱新欢》的科波拉捷足先登。
《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并不成功，這也是为什么，贝托鲁奇拍摄他的下一部影片，要等到六年之后。其间他本想把达希尔·哈米特的《血腥的收获》搬上银幕，如果可行，这将是他第一次在美国拍片。命中注定，还有一部更好的电影等着他。《血腥的收获》流产后，他去了中国，准备在异国他乡拍一部英语片，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末代皇帝》。在这部溥仪的传记片中，中国近60年动荡的历史被浓缩其中。投资2100万美元，作为第一部获准进入故宫拍摄的西方电影，《末代皇帝》的制作方式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前后动用了1.9万名群演，为意大利工作人员提供的意大利面重达两吨。
在《末代皇帝》中，除了故事本身，观众同样领略了斯托拉罗镜头下壮美的紫禁城，但是那个永远不变的主题，“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生活的了解与体悟”，仍然在片中若隐若现。“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人似乎不再介入，也不再有激情。政治变成某种遥远的东西。”他在2014年接受《好莱坞报道者》采访时，不无伤感地表示。
（作者为影评人）
尽管作品间或因性描写引起争议，票房偶尔也会失败，但是在拍片生涯的大多数时期，他都能维持一种罕见的成功。虽然出生时间较晚，凭借1964年的《革命前夕》和1970年的《同流者》两部早期作品，让贝托鲁奇有资历与费里尼、维斯康蒂、帕索里尼并列为同时代的人。与此同时，他又能利用自己在电影上的声望，顺利进入好莱坞——这种成功在很多欧洲电影人看来，尽管不屑，其实更难企及。毫无疑问，获九项奥斯卡奖的《末代皇帝》最能代表这种成功。
从诗人到导演
在贝托鲁奇看来，电影“完全是诗的语言”，他的大多数电影都是这种论断的明证。他最早便是以诗人起家，凭借一本名叫《探寻神秘》的诗集，他曾步诗人父亲的后尘，在1962年获意大利文学奖维亚雷焦奖。孩童时期，贝托鲁奇就常陪父亲去帕尔马的电影院看电影——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是座以建筑、音乐和熏火腿著称的城市，也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16岁时，他便开始拍摄16毫米电影。通过父亲的关系，他认识了其时也是诗人的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也是贝托鲁奇家的邻居），顺理成章地，当帕索里尼决定拍摄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乞丐》（1961年）时，贝托鲁奇也一脚踏入电影圈，成了他的制片助理。一年之后，年仅21歲的贝托鲁奇拍摄完成自己的长片处女作《死神》，五页纸的故事大纲正是出自帕索里尼。它讲的是罗马一桩妓女谋杀案，通过不同人的视角，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天被完整呈现，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始终未露面），拍摄风格也因讲述者的不同而变换。贝托鲁奇后来如此总结这部电影，“一个看片量很大却从没碰过35毫米胶片的家伙拍的。”
以1964年的《革命前夕》为标志，贝托鲁奇的电影开始打上深深的个人烙印。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和意识形态从不回避，不仅如此，他经常对镜头下正陷入精神危机的人物进行性关系方面的探究。改编自司汤达的《帕尔马修道院》，本片主人公是个自私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他在追求激进的政治还是随大流之间左右摇摆，与姨母充满激情的不伦恋又让他在自己的中产阶级婚姻面前痛苦不安。《革命前夕》最令人惊叹的地方，是贝托鲁奇对主题的阐释能力——虽然还要再过几年，此种能力才会趋于成熟——这些主题包括：对图腾式的父亲的背叛、性冲动与政治的关系。
1968年，他导演的《搭档》被认为是一次向戈达尔的“失败致敬”，本片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双重人格》，只不过到了电影中，背景换成1968年的罗马。就在同一年，他的名字出现在赛尔乔·莱昂内导演的意美合拍片《西部往事》中，这次贝托鲁奇的身份是编剧。两年后的《同流者》预示了贝托鲁奇在主题阐释方面的真正成熟。影片主人公是个童年有过杀人经历的同性恋者，成年后，他对过“正常生活”的渴望过于急切，以至于加入法西斯政党，参与到一宗谋杀自己教授的行动中。在这里，贝托鲁奇成功地将性压抑和法西斯主义思维模式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贝托鲁奇初入电影行业时，意大利电影的新现实主义运动已经进入衰退期，相比之下，法国新浪潮以及让·雷诺阿的电影对他的启发更大。雷诺阿的《游戏规则》甚至改变他一生。“我在19岁还是20岁时，第一次看让·雷诺阿导演的《游戏规则》。五年后，我第二次看，它仍然像我头脑中的一个梦。太多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但是那个电影本身的感觉在。如此强烈。看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个大事件，电影事件。上世纪60年代想看到这样的片子并不容易……到了70年代，看它相对容易了。从那以后，每隔几年我就会再看一遍，一直看到我差不多50岁。”
争议
上世纪70年代，著名影评人宝琳·凯尔就预言，《巴黎最后的探戈》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上演以来最重大的文化事件。自1972年上映直到今天，这部电影遭致的谩骂和批评从没断过，虽然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它引火烧身的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次是因为伤风败俗，第二次是因为性关系中的“自愿”太模糊以至被质疑。片中有场戏，马龙·白兰度饰演的中年男人将玛利亚·施奈德（当时只有19岁）的角色强暴，润滑剂是条黄油——剧本中并无此情节，直到开拍前最后一分钟，贝托鲁奇才将此“即兴创作”告知女主角。
影片在欧洲上映后，贝托鲁奇曾被博洛尼亚的法院以制作色情电影起诉。虽然最终被宣布无罪，但却被剥夺五年公民权（包括投票权），意大利的法院甚至裁定本片拷贝需要销毁。从那以后，这部电影在意大利被禁长达十年之久。虽然男女主角在片中并未发生实质性行为，但是对于受害者施耐德来说，羞辱和伤害伴随了她一生。
“我想要玛利亚的真感受，而不是去演。”他在一段2013年的视频中如此解释这种安排。2016年，这段视频在网络世界疯传。作为电影导演的贝托鲁奇，晚年见证了这门被赋予某种男性特权的职业受到挑战，仿佛轮回一般，《巴黎最后的探戈》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面对来势汹汹的“Me Too”运动和各方苛责，贝托鲁奇的态度始终是“不知悔改”。就在今年初，在某个纪念《巴黎最后的探戈》修复版发行仪式上，他公开宣称，电影《金钱世界》把性丑闻缠身的凯文·史派西换成克里斯托弗·普卢默，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应该感到“羞愧”。相反，他愿意与史派西合作。实际上，早在2009年，他就帮忙组织过声援波兰斯基的请愿活动，反对美国引渡这位因强奸指控面临终身监禁的波兰导演。
如虎添翼
某种程度上，贝托鲁奇的事业迎来转折，是在他与摄影师维托里奥·斯托拉罗的合作之后，两人共同创作的影片多达八部。其实他们在《革命前夕》时期便有过交集，彼时斯托拉罗只是摄影助理。到了1970年的《蜘蛛的策略》，这位有“摄影艺术活着的里程碑”之称的艺术家，终于成了贝托鲁奇电影的摄影指导。可以肯定的是，于同年拍摄的《同流者》之所以成为影评人眼中的杰作，与斯托拉罗富有创造性地捕捉到战前意大利的美丽有很大关系：精心设计的推拉镜头，巴洛克式的摄影角度，堪称豪华的色效，华丽的布景，富有表现力的光影……不仅成就本片，也为贝托鲁奇赢得“视效大师”的名声。
《巴黎最后的探戈》在全世界口碑和票房的成功，为1976年的《一九零零》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支持。这部筹备多年的电影预算600万美元（实际超支300万美元），未删减版长达315分钟。按照导演的说法，起初他想把《一九零零》拍成六集电视剧，“但是仔细研究剧本后，出于政治的、社会的、叙事的原因，觉得它还是属于大银幕。”本片两位男主角是罗伯特·德尼罗和热拉尔·德帕迪约，这也是贝托鲁奇一如既往的习惯——他喜欢在国外拍片，喜欢用国际班底。为了拍一部讲述阶级斗争的主流电影，他将美国史诗片与俄国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融合，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片中德尼罗饰演地主的儿子，德帕迪约饰演农民的儿子，两个角色从形影不离的朋友到人生轨迹逐渐偏离，折射出意大利的历史。“浮夸，同时有点说教，直到最后30分钟，它才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有影评人这样评价它。
1978年，贝托鲁奇与第二任妻子克莱尔·佩普洛结婚，后者曾是《一九零零》的副导演。他与妻子以及弟弟朱塞佩·贝托鲁奇合写了《月神》，一部讲述女歌剧演员与儿子畸恋的电影——意大利制片人对此情节非常恼火，激烈阻挠意大利演员出演本片，人物设定也被改成了美国人。三年后的《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是贝托鲁奇1964年以来首次触碰意大利当代题材，讲述的是富人为营救儿子放弃财产的故事。这里有个小插曲：本片摄影师本来定的是斯托拉罗，却被正在筹拍《旧爱新欢》的科波拉捷足先登。
《一个可笑人物的悲剧》并不成功，這也是为什么，贝托鲁奇拍摄他的下一部影片，要等到六年之后。其间他本想把达希尔·哈米特的《血腥的收获》搬上银幕，如果可行，这将是他第一次在美国拍片。命中注定，还有一部更好的电影等着他。《血腥的收获》流产后，他去了中国，准备在异国他乡拍一部英语片，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末代皇帝》。在这部溥仪的传记片中，中国近60年动荡的历史被浓缩其中。投资2100万美元，作为第一部获准进入故宫拍摄的西方电影，《末代皇帝》的制作方式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前后动用了1.9万名群演，为意大利工作人员提供的意大利面重达两吨。
在《末代皇帝》中，除了故事本身，观众同样领略了斯托拉罗镜头下壮美的紫禁城，但是那个永远不变的主题，“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生活的了解与体悟”，仍然在片中若隐若现。“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现代人似乎不再介入，也不再有激情。政治变成某种遥远的东西。”他在2014年接受《好莱坞报道者》采访时，不无伤感地表示。
（作者为影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