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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猜忌》一书，是译文出版社“西方政治思想译丛”的一种，但是它其实是一本讨论政治经济学起源的经济学思想史著作。
马克·布劳格在他的传世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过“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相对主义关注理论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历史重构的方法则要求在评价以往的思想家的思想时，要从他们本人的立场去理解，尽可能好地重构他们提出自己的思想时的情境。
洪特在《貿易的猜忌》一书中采取的就是相对主义或历史重构的方法。全书围绕政治与经济的互动，重构了近代（尤其是18世纪）欧洲的思想史。
洪特回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文本和面对的问题的情境中去，深入细致地检视了他们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商业社会和国际经济竞争秩序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的主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洪特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在政治观念上只是“二流”的。他建议，我们应该抛弃19世纪和20世纪的概念包袱，回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去，即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那里去。
“贸易的猜忌”一语取自休谟的名篇“论贸易的猜忌”。这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道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特定关联。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指涉的则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贸易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国际竞争;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
地理大发现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国际贸易上的成功成为事关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贸易的猜忌”象征着经济具备了政治属性。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开始了。洪特认为，休谟的论著提供了理解这个时代的分析线索和历史线索。
经济与政治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认识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在17世纪之前，贸易从来没有成为“国家事务”。休谟的深刻洞见是，到了近代，国与国之间出现了“贸易的猜忌”，而这正是古代人的政治与现代人的政治的分野所在。
洪特沿着休谟指出的方向，铺陈了“贸易的猜忌”的历史沿革，勾勒出了欧洲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简史，并在此过程中明确了诞生于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洪特认为，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克服国家的二元结构，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民众自由，而这必然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并引发贸易的猜忌。而且洪特的判断是，贸易的猜忌重新界定了现代政治。洪特还据此认定，霍布斯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因为他“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洪特看来，由于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是否将经济、贸易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就成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志。因而，第一位现代政治理论家应该是大卫·休谟;当时的集大成者则是亚当·斯密。
洪特没有过多地讨论为什么经济会成为国家的中心事务。他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后，洪特追溯了贸易猜忌的起源。
洪特认为，共和主义与贸易的猜忌有关。共和主义要求保证共和国免遭外国的奴役，因而将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一个根本目标。
这是一种“必需的政治”，原本不具备侵略性。但是，它很快就演变成了“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不限于自卫，而是扩展到了“荣耀、海外帝国以及远程贸易”。到了法国绝对王权时期，国家理性和商业利益非常引人注目地纠缠在了一起。国家理性与重商主义的结合，长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果实。洪特指出，正是贸易的猜忌把爱国主义变成了民族主义，“并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和商业竞争无处不在”。
由于商业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存导致混乱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存在，所以贸易的猜忌不仅表现为一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遏制（典型的如英国对爱尔兰），还往往演变成战争的猜忌。
但是，从历史上看，基于重商主义理念的贸易和战争却成了经济发展的事实上的发动机。洪特还大量引用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力图表明欧洲近代进入商业社会的历史遵循了“非自然与倒退的”次序：先是对外贸易，然后是国内贸易，再是城市工业的兴起，最后带动了农村的发展。
战争对经济甚至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英国。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促成了很多金融、财政方面的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军费的来源似乎很重要：是用掠夺来的金银，还是用发行的债券？英国是后者。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学会应对过去的历史遗产”，即面对重商主义时期形成的商业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它是不符合自然自由秩序的，或者说是“腐化的”），怎样进行改革？抑或发动革命？洪特在这里，对斯密“尊重历史”的态度表示赞赏，而对重农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试图从头开始重建“自然自由秩序”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在17世纪、18世纪，正当“贸易的猜忌”几乎笼罩了一切时，反思与批评也已经出现，而且逐渐占据了上风。在这个过程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贸易的益处，关于贸易与市场规模和分工的关系，洪特都大量地引述了休谟、斯密等人的论证。
那么，贸易的猜忌能不能克服？洪特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悲观。他认为，由于贸易的猜忌源自霍布斯式的国家猜忌和马基雅维里式的国家理性，我们可能无法摆脱贸易猜忌的困境，因为人类也许已经永久性地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了。这个困难的根源在于共和主义与商业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国家边界也许并不注定会成为市场边界，但是破除这种障碍的努力（例如欧盟）经常会遭到挫折。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在国家内部，个人能够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在商业社会中过上“文明化”的生活，永久性地摆脱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国家之间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国家之间反而会因经济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而更加相互猜忌。从根本上说，这种张力源于“自然自由的秩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际秩序。
斯密指出，商业的发展能够促进自由社会的扩展;同时自由得到了保障，也能促进商业的更大发展。如洪特所言，斯密和休谟都反对辉格党人所称的“英国古老的宪法”缔造了英国自由的“神话”：对斯密而言，并非塔西佗的日耳曼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辉格党创造了欧洲的自由，而是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商业”。
洪特引用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论述阐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蛮族人只是摧毁了罗马的农业，但是并没有完全摧毁城市和长途贸易。这些残存的商业因素，成为了后来欧洲商业社会发展的种子，后者构成了欧洲近代自由的基础。洪特还引述休谟的论述指出，商业成为了塑造权力结构、社会风俗的强大力量……重新塑造着欧洲的公共自由。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任何人有意设计的结果。
虽然休谟和斯密（以及孟德斯鸠等人）强调的这种商业和自由的“共生演化”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共生演化与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天生有很大的张力。休谟和斯密试图将商业社会的逻辑应用于国际秩序，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面临着不少困难。
近代以来，全球市场兴起，而且全球市场的参与者是彼此竞争的商业国家。事实上，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仅关注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还关注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关系;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对国内政策的讨论，也都是放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集中体现在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花费很大篇幅讨论的“富国—穷国”之辩上。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事实上，斯密写作《国富论》时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作为“穷国”的苏格兰，在面临着作为“富国”的英格兰的竞争（“贸易的猜忌”）的情况下，如何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在把握了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给出解答。
洪特的假设——现代社会的根基在17世纪、18世纪已经奠定，它的结构一直稳定地延续到了当代世界，它的内在精神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也许过于笃定了;但是它的目标——“发掘出18世纪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那些仍然与21世纪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洞见”——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洪特的《贸易的猜忌》一书最大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它呼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一切政治经济学，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洪特目光如炬。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兼职研究员）
马克·布劳格在他的传世名著《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过“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相对主义关注理论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历史重构的方法则要求在评价以往的思想家的思想时，要从他们本人的立场去理解，尽可能好地重构他们提出自己的思想时的情境。
洪特在《貿易的猜忌》一书中采取的就是相对主义或历史重构的方法。全书围绕政治与经济的互动，重构了近代（尤其是18世纪）欧洲的思想史。
洪特回到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文本和面对的问题的情境中去，深入细致地检视了他们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商业社会和国际经济竞争秩序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它的主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洪特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在政治观念上只是“二流”的。他建议，我们应该抛弃19世纪和20世纪的概念包袱，回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依赖最初开始成为政治理论核心议题的那个时期”去，即回到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那里去。
当经济成为最大的政治
“贸易的猜忌”一语取自休谟的名篇“论贸易的猜忌”。这是一个经济与政治的复合词，道出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特定关联。贸易指涉的是其经济含义，而猜忌指涉的则是其政治含义。这两重含义分别遵循了不同的逻辑。贸易的竞争最终表现为国际竞争;猜忌的行为最终体现为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
地理大发现之后，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国际贸易上的成功成为事关国家军事和政治生存的大事。“贸易的猜忌”象征着经济具备了政治属性。全球市场竞争作为基本国家活动的时代开始了。洪特认为，休谟的论著提供了理解这个时代的分析线索和历史线索。
经济与政治是以非常复杂的方式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认识到这一点似乎并不困难。但是，在17世纪之前，贸易从来没有成为“国家事务”。休谟的深刻洞见是，到了近代，国与国之间出现了“贸易的猜忌”，而这正是古代人的政治与现代人的政治的分野所在。
洪特沿着休谟指出的方向，铺陈了“贸易的猜忌”的历史沿革，勾勒出了欧洲经济民族主义的发展简史，并在此过程中明确了诞生于18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洪特认为，政治经济学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克服国家的二元结构，实现国民财富的增长和民众自由，而这必然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并引发贸易的猜忌。而且洪特的判断是，贸易的猜忌重新界定了现代政治。洪特还据此认定，霍布斯是最后一个后文艺复兴的或新人文主义的政治理论家，因为他“拒绝将经济和商业社会看作政治的主要决定因素”。
在洪特看来，由于经济成了最大的政治，是否将经济、贸易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就成了现代政治学的标志。因而，第一位现代政治理论家应该是大卫·休谟;当时的集大成者则是亚当·斯密。
贸易和战争是经济发动机
洪特没有过多地讨论为什么经济会成为国家的中心事务。他可能认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然后，洪特追溯了贸易猜忌的起源。
洪特认为，共和主义与贸易的猜忌有关。共和主义要求保证共和国免遭外国的奴役，因而将国家安全视为国家的一个根本目标。
这是一种“必需的政治”，原本不具备侵略性。但是，它很快就演变成了“国家理性”。国家理性不限于自卫，而是扩展到了“荣耀、海外帝国以及远程贸易”。到了法国绝对王权时期，国家理性和商业利益非常引人注目地纠缠在了一起。国家理性与重商主义的结合，长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果实。洪特指出，正是贸易的猜忌把爱国主义变成了民族主义，“并且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幸免，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和商业竞争无处不在”。
由于商业社会和民族国家共存导致混乱的国际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永远存在，所以贸易的猜忌不仅表现为一国对他国的经济发展的遏制（典型的如英国对爱尔兰），还往往演变成战争的猜忌。
但是，从历史上看，基于重商主义理念的贸易和战争却成了经济发展的事实上的发动机。洪特还大量引用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论述，力图表明欧洲近代进入商业社会的历史遵循了“非自然与倒退的”次序：先是对外贸易，然后是国内贸易，再是城市工业的兴起，最后带动了农村的发展。
战争对经济甚至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英国。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促成了很多金融、财政方面的创新，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制度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进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军费的来源似乎很重要：是用掠夺来的金银，还是用发行的债券？英国是后者。
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如何“学会应对过去的历史遗产”，即面对重商主义时期形成的商业社会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它是不符合自然自由秩序的，或者说是“腐化的”），怎样进行改革？抑或发动革命？洪特在这里，对斯密“尊重历史”的态度表示赞赏，而对重农主义者（以及后来的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试图从头开始重建“自然自由秩序”的倾向提出了批评。
秩序的冲突
在17世纪、18世纪，正当“贸易的猜忌”几乎笼罩了一切时，反思与批评也已经出现，而且逐渐占据了上风。在这个过程中，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以及法国重农学派思想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贸易的益处，关于贸易与市场规模和分工的关系，洪特都大量地引述了休谟、斯密等人的论证。
那么，贸易的猜忌能不能克服？洪特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有些悲观。他认为，由于贸易的猜忌源自霍布斯式的国家猜忌和马基雅维里式的国家理性，我们可能无法摆脱贸易猜忌的困境，因为人类也许已经永久性地分裂为若干民族国家了。这个困难的根源在于共和主义与商业社会内在的紧张关系。国家边界也许并不注定会成为市场边界，但是破除这种障碍的努力（例如欧盟）经常会遭到挫折。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在国家内部，个人能够通过追求个人利益在商业社会中过上“文明化”的生活，永久性地摆脱相互之间的战争状态，但是国家之间却无法做到这一点。事实上，国家之间反而会因经济力量的不平衡发展而更加相互猜忌。从根本上说，这种张力源于“自然自由的秩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际秩序。
斯密指出，商业的发展能够促进自由社会的扩展;同时自由得到了保障，也能促进商业的更大发展。如洪特所言，斯密和休谟都反对辉格党人所称的“英国古老的宪法”缔造了英国自由的“神话”：对斯密而言，并非塔西佗的日耳曼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辉格党创造了欧洲的自由，而是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媒介——“商业”。
洪特引用斯密在《国富论》第三卷中的论述阐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蛮族人只是摧毁了罗马的农业，但是并没有完全摧毁城市和长途贸易。这些残存的商业因素，成为了后来欧洲商业社会发展的种子，后者构成了欧洲近代自由的基础。洪特还引述休谟的论述指出，商业成为了塑造权力结构、社会风俗的强大力量……重新塑造着欧洲的公共自由。而且，这一切都不是任何人有意设计的结果。
虽然休谟和斯密（以及孟德斯鸠等人）强调的这种商业和自由的“共生演化”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共生演化与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天生有很大的张力。休谟和斯密试图将商业社会的逻辑应用于国际秩序，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面临着不少困难。
政治經济学的本质
近代以来，全球市场兴起，而且全球市场的参与者是彼此竞争的商业国家。事实上，政治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仅仅关注国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而且还关注国家之间的贸易和政治关系;或者说，政治经济学对国内政策的讨论，也都是放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这集中体现在洪特在《贸易的猜忌》中花费很大篇幅讨论的“富国—穷国”之辩上。
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经济学从来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
事实上，斯密写作《国富论》时的问题意识，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作为“穷国”的苏格兰，在面临着作为“富国”的英格兰的竞争（“贸易的猜忌”）的情况下，如何发展起来。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在把握了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关系的基础上才能给出解答。
洪特的假设——现代社会的根基在17世纪、18世纪已经奠定，它的结构一直稳定地延续到了当代世界，它的内在精神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也许过于笃定了;但是它的目标——“发掘出18世纪国际市场竞争理论中那些仍然与21世纪有密切关系的政治洞见”——无疑是非常值得赞赏的。
洪特的《贸易的猜忌》一书最大的价值也就在这里，它呼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回归。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一切政治经济学，都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洪特目光如炬。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