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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大都市圈中，城市就业问题均不同程度受到空间错配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空间错配理论为基础，首先分析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大都市圈的中低收入人群的就业现状，提出“双向空间错配问题”;其次研究了双向空间错配问题的内在机理和形成原因，并同时探讨了中低收入群体劳居隔离、居住地人口聚集、城市拥堵对墨西哥城整体就业状况的影响;最后对在单中心城市格局下改变空间错配现状、增加就业机会进而改善居民就业方式、就业层次和就业质量提出一系列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就业 非正规就业 空间错配 城市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11（b）-081-03
墨西哥城都市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但其仍处于城市化进程质量提升的初期阶段，城市就业核心仍然以传统的城中心商业区为主。另外，墨西哥城中低收入人群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很难获得管理与技术等稳定岗位，除了失业问题之外，还存在着主要以非正规就业方式谋生的特点。贫穷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关系紧密，严重的居住隔离与非正规就业状况存在深刻联系。墨西哥城就业保障依然明显不足，并伴随突出的空间错配问题。空间错配已经成为城市就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1]。
1 问题的提出：墨西哥城居民就业方式与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
墨西哥城的中低收入群体多数居住在缺乏基础设施的城市外环等边缘地区，少数聚集在城中心的贫民窟。而高收入群体多数聚集在城中心区域或附近地区。这就出现了明显的就业与居住隔离效应。已有研究用SDI社会剥夺指数来衡量该种效应，即高SDI指数意味着高程度的贫困，结果发现墨西哥城最高指数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区，而低指数集中在城中心和城市西边[2]。同时，有研究认为墨西哥城大都市圈的空间异质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部偏西南方向的高收入居民，第二类是城市中间环带的社会条件混合型居民，第三类是居住在城市郊区和边缘地区的中低收入居民。居民收入、受教育水平和住房租金都随着离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而减少，在图1中，区域颜色越深表示其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越高。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空间愈发隔绝，城市空间出现明显的“碎片化”趋向[3]。
与此同时在就业方式方面，墨西哥城都市圈以“零工”“散工”为主的非正规就业机会也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区。有的区域甚至90%以上劳动力都是非正规工作。而正规工作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及偏西区域，这意味着正规工作与非正规工作存在明显不平衡的空间分布。在图2中，区域颜色越深表示其当地居民正式就业程度水平越高。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就业者已占全城所有就业者的56%，并且更多非正式就业者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绝对集中化指数 （ACI）（测量不同群体距离城市中心集中居住的程度）表明非正规就业者的指数是0.21，明显低于指数为0.25的平均水平。居高不下的非正规就业水平是墨西哥城整体就业质量低下乃至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4]。
从图1与图2可见，非正规就业与收入状况关系緊密并相互影响，有数据表明，墨西哥城非正规就业者中有近50%都是低收入者。非正规就业者多数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大量成本低廉的自建房和出租房中，但低收入者在居住地附近的正规就业机会很少，而更高的就业率和更正规的就业机会均集中在城中心附近区域，所以形成了劳居分离 （职住分离）、劳动力资源不均等就业方面的空间错配问题。另外，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城市正规就业中心正在由传统的城中心商业中心 （CBD）向近郊就业中心 （SBD）转移，这对原本租住在中心城区的中低收入者也造成了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增加的冲击影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错配问题。从整体来看，墨西哥城大都市圈的城市就业出现了“双向空间错配问题”。
2 墨西哥城城市就业“双向空间错配”的内在机理
空间错配问题及其成因曾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争论，近些年来对空间错配机制的解释更具多元化，Lee&Leigh （2007）的研究逐渐得到学界认可，他们提出了内圈城郊衰退模型 （Inner-Ring Suburban Decline，ISD） [5]。本研究对该模型理论进行改进，将城市区域由外至内分为经济落后的城乡结合地带、欠发达的远郊地区、逐渐繁荣的外圈郊区、逐渐老化衰退的内圈郊区与内城地区以及繁荣的中心商业区五个组成部分。改进后的ISD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大都市圈空间错配产生的机理，更彻底打破了学界将城市结构简单划分为内城和郊区的固化模式，如图3所示。
根据改进后的ISD模型不难理解就业层面的双向空间错配问题。居住在逐渐老化衰退的内圈郊区与内城地区内的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每天涌向中心商业区和外圈郊区的新兴工业商业区，而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每天从城市外围的城乡结合部涌向新兴工业商业区，所以便形成了典型的城市就业“双向空间错配”格局。
3 墨西哥城城市就业“双向空间错配”的形成原因
导致就业方面空间错配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城市就业岗位长期不足。由于政府在农村进行大量土地兼并等原因，众多无资金与土地资本、无专业技术特长、无固定就业岗位、无基本生活保障的“四无”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墨西哥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中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并不能满足农村移民不断扩张的就业需求，政府同时也一直未采取积极有效的行政措施促进就业岗位的创建。所以，不愿退返回迁的农村移民人口，只能在低端服务业和未经合法注册、缺乏法律保障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进行不稳定状态下的就业与半就业，并且被迫奔波往返于高档商务工作区与廉价居住区之间。外来人口的增加与就业岗位不足的长期矛盾积累，导致非正规就业与就业空间错配成为城市常态。然而，数量规模庞大的农村外来移民一直处于“半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水平处在贫困线下之并伴随犯罪、疾病及环境污染等各项城市问题。 （2）促进就近就业的住房政策匮乏。住房供需的空间错配将会导致城市房价的过度分化[6]。一直以来，墨西哥城过高的房价导致中低收入就业者被迫向低房价的郊区等城市边缘区域转移，进而催生了“贫困聚集”现象。此外，住房政策过于强调统计“住房自有率”，农村外来人口也倾向于在生活成本低廉的远郊地区违规搭建“简易自有住房”，加之行政机构官僚腐败盛行且忽视民众基本居住保障，因而政府部门更少推行廉租房等公共配套保障住房。墨西哥城都市圈所谓高住房自有率与实际住房严重短缺的二元固化矛盾，也导致农村移民等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无法实现在城中自有住房，更无法实现依附城中就业岗位密集的商业与工业区的就近就业。城市低收入等弱势群体因为无法实现自有住房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非正规、不充分就业使得低收入人群因无法获得商业住房信贷而无法实现自有住房，相互矛盾的不断加剧积累，最终导致墨西哥城的非正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不充分就业问题日益凸显。
（3）公共设施及服务分配失衡导致就业空间错配问题很难解决。理论上，如果城市拥有完善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低收入群体拥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则可以很大程度缓解就业上的空间错配问题。然而，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设施与服务并不均等，中低收入群体聚居区通往商业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交汽车等公共服务均不健全，多数私人企业主不愿免费提供通勤班车，所以“就业可达性”一直较差。衡量就业可达性的指标包括一定区域内就业机会与就业人数之比或是工人平均出行时长，但两项指标均表明墨西哥城的就业出行一直存在问题。当然，如果低收入群体拥有私家车则可以显著提升就业可达性;然而，疏于疏导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然成为提升就业可达性很难克服的显著障碍。另外，高昂的购费用本以及二手汽车、摩托车的故障率与事故率又会推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各项生活成本。整体来看，中低收入人群因空间错配中出现的居住隔离、通勤成本高、通勤交通工具制约以及工作搜寻动机与效率低下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其就业状况[7～8]。
4 解决墨西哥城城市就业空间错配问题的主要对策
墨西哥城城市边缘地区存在着大量低收入者非正规就业的现象，更存在着居住隔离、职住远离、房价歧视、就业服务不均等空间错配问题。随着墨西哥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空间错配问题，需在以下方面推行强力政策。
（1）切实有效地培育城市就业岗位。具体在企业岗位设置方面，应注重与低收入群体劳动力现状相结合，避免因性别种族差异而产生的就业歧视，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监管整治，改善其就业方式。此外，应重点加强就业者自身职业教育水平的培训提升。政府须投入财政经费，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和各项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够融入当地现代化工业生产与商业服务流程中，摆脱劳动力就业固化矛盾，从而提升该群体获得就业的能力。
（2）完善城市住房保障。政府部门应调整城市人口布局，在城区增设保障性住房片区，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地理区位上打破空间错配限制。另外，在不断培育提高中低收入人群就业层次与就业质量的同时，逐渐向其倾斜住房信贷政策，帮助中低收入群体逐渐具备商品房购买能力，逐步融入商业中心附近的居民區，使其“以安居而促乐业”。
（3）改善配套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在目前墨西哥城单中心城市格局下，政府部门须避免盲目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投入消耗，应以中心商业区为参照，将有限财力资源投向路政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性建设中，努力疏通交通拥堵问题，广泛发展快捷便利的城市公交和通勤班线，通过实现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择业的便利化和就业可达性。
总之，劳动力与技术、技能均属重要生产资源。墨西哥城政府部门应以宏观长远经济绩效为目标，改善就业状况，通过提振整体劳动力技能素质来带动经济整体发展。在整体施政过程的前期，可能需要较多财政投入，但长远经济效益将成倍获得，多年固化的城市就业空间错配问题也将因此而解决。
参考文献
张可云，杨孟禹.城市空间错配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5（12）：99-110.
SUAREZ M，MURATA M，DELGADO C J.Why do the poor travel less？ Urban structure，commuting and economic informality in Mexico City[J].Urban Studies，2016，53（12）：2548-2566.
魏然.当代拉美城市的“碎片化”和空间隔离[J].拉丁美洲研究，2013（60）：58-65.
赵雪梅.拉美促进就业正规化政策及其初步效果[J].拉丁美洲研究，2019（06）：35-49.
LEE，S.&N.G.LEIGH.Intrametropolita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ecline of inner-ring suburbs a comparison of four US.metropolitan areas[J].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Research，2007，27（2）：146-164.
倪鹏飞.货币政策宽松、供需空间错配与房价持续分化[J].经济研究，2019（08）：87-102.
SMITH T E，ZENOU Y.Spatial mismatch，search effort，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J].Journal of Urban Economy，2003（54）：129-156.
GOBILLON L，SELOD H，ZENOU Y.The Mechanisms of Spatial Mismatch[J].Urban Studies，2007，44（12）：2401-2427.
关键词：城市就业 非正规就业 空间错配 城市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11（b）-081-03
墨西哥城都市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城市发展的典型代表，但其仍处于城市化进程质量提升的初期阶段，城市就业核心仍然以传统的城中心商业区为主。另外，墨西哥城中低收入人群大多受教育程度较低，很难获得管理与技术等稳定岗位，除了失业问题之外，还存在着主要以非正规就业方式谋生的特点。贫穷和非正规就业之间关系紧密，严重的居住隔离与非正规就业状况存在深刻联系。墨西哥城就业保障依然明显不足，并伴随突出的空间错配问题。空间错配已经成为城市就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1]。
1 问题的提出：墨西哥城居民就业方式与收入水平的空间分布
墨西哥城的中低收入群体多数居住在缺乏基础设施的城市外环等边缘地区，少数聚集在城中心的贫民窟。而高收入群体多数聚集在城中心区域或附近地区。这就出现了明显的就业与居住隔离效应。已有研究用SDI社会剥夺指数来衡量该种效应，即高SDI指数意味着高程度的贫困，结果发现墨西哥城最高指数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区，而低指数集中在城中心和城市西边[2]。同时，有研究认为墨西哥城大都市圈的空间异质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中部偏西南方向的高收入居民，第二类是城市中间环带的社会条件混合型居民，第三类是居住在城市郊区和边缘地区的中低收入居民。居民收入、受教育水平和住房租金都随着离城市中心的距离增加而减少，在图1中，区域颜色越深表示其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越高。不同收入阶层群体的就业与生活空间愈发隔绝，城市空间出现明显的“碎片化”趋向[3]。
与此同时在就业方式方面，墨西哥城都市圈以“零工”“散工”为主的非正规就业机会也集中在城市边缘地区。有的区域甚至90%以上劳动力都是非正规工作。而正规工作多集中在城市中心及偏西区域，这意味着正规工作与非正规工作存在明显不平衡的空间分布。在图2中，区域颜色越深表示其当地居民正式就业程度水平越高。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就业者已占全城所有就业者的56%，并且更多非正式就业者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绝对集中化指数 （ACI）（测量不同群体距离城市中心集中居住的程度）表明非正规就业者的指数是0.21，明显低于指数为0.25的平均水平。居高不下的非正规就业水平是墨西哥城整体就业质量低下乃至社会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之一[4]。
从图1与图2可见，非正规就业与收入状况关系緊密并相互影响，有数据表明，墨西哥城非正规就业者中有近50%都是低收入者。非正规就业者多数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大量成本低廉的自建房和出租房中，但低收入者在居住地附近的正规就业机会很少，而更高的就业率和更正规的就业机会均集中在城中心附近区域，所以形成了劳居分离 （职住分离）、劳动力资源不均等就业方面的空间错配问题。另外，由于城市化进程和产业布局的变化，城市正规就业中心正在由传统的城中心商业中心 （CBD）向近郊就业中心 （SBD）转移，这对原本租住在中心城区的中低收入者也造成了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增加的冲击影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间错配问题。从整体来看，墨西哥城大都市圈的城市就业出现了“双向空间错配问题”。
2 墨西哥城城市就业“双向空间错配”的内在机理
空间错配问题及其成因曾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争论，近些年来对空间错配机制的解释更具多元化，Lee&Leigh （2007）的研究逐渐得到学界认可，他们提出了内圈城郊衰退模型 （Inner-Ring Suburban Decline，ISD） [5]。本研究对该模型理论进行改进，将城市区域由外至内分为经济落后的城乡结合地带、欠发达的远郊地区、逐渐繁荣的外圈郊区、逐渐老化衰退的内圈郊区与内城地区以及繁荣的中心商业区五个组成部分。改进后的ISD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大都市圈空间错配产生的机理，更彻底打破了学界将城市结构简单划分为内城和郊区的固化模式，如图3所示。
根据改进后的ISD模型不难理解就业层面的双向空间错配问题。居住在逐渐老化衰退的内圈郊区与内城地区内的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每天涌向中心商业区和外圈郊区的新兴工业商业区，而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每天从城市外围的城乡结合部涌向新兴工业商业区，所以便形成了典型的城市就业“双向空间错配”格局。
3 墨西哥城城市就业“双向空间错配”的形成原因
导致就业方面空间错配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城市就业岗位长期不足。由于政府在农村进行大量土地兼并等原因，众多无资金与土地资本、无专业技术特长、无固定就业岗位、无基本生活保障的“四无”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墨西哥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中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并不能满足农村移民不断扩张的就业需求，政府同时也一直未采取积极有效的行政措施促进就业岗位的创建。所以，不愿退返回迁的农村移民人口，只能在低端服务业和未经合法注册、缺乏法律保障的非正规经济部门进行不稳定状态下的就业与半就业，并且被迫奔波往返于高档商务工作区与廉价居住区之间。外来人口的增加与就业岗位不足的长期矛盾积累，导致非正规就业与就业空间错配成为城市常态。然而，数量规模庞大的农村外来移民一直处于“半就业半失业”状态，收入水平处在贫困线下之并伴随犯罪、疾病及环境污染等各项城市问题。 （2）促进就近就业的住房政策匮乏。住房供需的空间错配将会导致城市房价的过度分化[6]。一直以来，墨西哥城过高的房价导致中低收入就业者被迫向低房价的郊区等城市边缘区域转移，进而催生了“贫困聚集”现象。此外，住房政策过于强调统计“住房自有率”，农村外来人口也倾向于在生活成本低廉的远郊地区违规搭建“简易自有住房”，加之行政机构官僚腐败盛行且忽视民众基本居住保障，因而政府部门更少推行廉租房等公共配套保障住房。墨西哥城都市圈所谓高住房自有率与实际住房严重短缺的二元固化矛盾，也导致农村移民等大量中低收入群体无法实现在城中自有住房，更无法实现依附城中就业岗位密集的商业与工业区的就近就业。城市低收入等弱势群体因为无法实现自有住房而无法实现充分就业，而非正规、不充分就业使得低收入人群因无法获得商业住房信贷而无法实现自有住房，相互矛盾的不断加剧积累，最终导致墨西哥城的非正规就业规模不断扩大，不充分就业问题日益凸显。
（3）公共设施及服务分配失衡导致就业空间错配问题很难解决。理论上，如果城市拥有完善的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中低收入群体拥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则可以很大程度缓解就业上的空间错配问题。然而，政府提供的各项公共设施与服务并不均等，中低收入群体聚居区通往商业区的基础设施以及公交汽车等公共服务均不健全，多数私人企业主不愿免费提供通勤班车，所以“就业可达性”一直较差。衡量就业可达性的指标包括一定区域内就业机会与就业人数之比或是工人平均出行时长，但两项指标均表明墨西哥城的就业出行一直存在问题。当然，如果低收入群体拥有私家车则可以显著提升就业可达性;然而，疏于疏导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然成为提升就业可达性很难克服的显著障碍。另外，高昂的购费用本以及二手汽车、摩托车的故障率与事故率又会推高中低收入人群的各项生活成本。整体来看，中低收入人群因空间错配中出现的居住隔离、通勤成本高、通勤交通工具制约以及工作搜寻动机与效率低下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其就业状况[7～8]。
4 解决墨西哥城城市就业空间错配问题的主要对策
墨西哥城城市边缘地区存在着大量低收入者非正规就业的现象，更存在着居住隔离、职住远离、房价歧视、就业服务不均等空间错配问题。随着墨西哥城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政府部门亟需解决空间错配问题，需在以下方面推行强力政策。
（1）切实有效地培育城市就业岗位。具体在企业岗位设置方面，应注重与低收入群体劳动力现状相结合，避免因性别种族差异而产生的就业歧视，加强对非正规就业的监管整治，改善其就业方式。此外，应重点加强就业者自身职业教育水平的培训提升。政府须投入财政经费，强化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基础教育和各项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够融入当地现代化工业生产与商业服务流程中，摆脱劳动力就业固化矛盾，从而提升该群体获得就业的能力。
（2）完善城市住房保障。政府部门应调整城市人口布局，在城区增设保障性住房片区，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地理区位上打破空间错配限制。另外，在不断培育提高中低收入人群就业层次与就业质量的同时，逐渐向其倾斜住房信贷政策，帮助中低收入群体逐渐具备商品房购买能力，逐步融入商业中心附近的居民區，使其“以安居而促乐业”。
（3）改善配套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在目前墨西哥城单中心城市格局下，政府部门须避免盲目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投入消耗，应以中心商业区为参照，将有限财力资源投向路政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性建设中，努力疏通交通拥堵问题，广泛发展快捷便利的城市公交和通勤班线，通过实现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就业、择业的便利化和就业可达性。
总之，劳动力与技术、技能均属重要生产资源。墨西哥城政府部门应以宏观长远经济绩效为目标，改善就业状况，通过提振整体劳动力技能素质来带动经济整体发展。在整体施政过程的前期，可能需要较多财政投入，但长远经济效益将成倍获得，多年固化的城市就业空间错配问题也将因此而解决。
参考文献
张可云，杨孟禹.城市空间错配问题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5（12）：99-110.
SUAREZ M，MURATA M，DELGADO C J.Why do the poor travel less？ Urban structure，commuting and economic informality in Mexico City[J].Urban Studies，2016，53（12）：2548-2566.
魏然.当代拉美城市的“碎片化”和空间隔离[J].拉丁美洲研究，2013（60）：58-65.
赵雪梅.拉美促进就业正规化政策及其初步效果[J].拉丁美洲研究，2019（06）：35-49.
LEE，S.&N.G.LEIGH.Intrametropolitan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decline of inner-ring suburbs a comparison of four US.metropolitan areas[J].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Research，2007，27（2）：146-164.
倪鹏飞.货币政策宽松、供需空间错配与房价持续分化[J].经济研究，2019（08）：87-102.
SMITH T E，ZENOU Y.Spatial mismatch，search effort，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J].Journal of Urban Economy，2003（54）：129-156.
GOBILLON L，SELOD H，ZENOU Y.The Mechanisms of Spatial Mismatch[J].Urban Studies，2007，44（12）：2401-2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