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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界，杜威几乎无人不晓。杜威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世界很多国家在诸多领域都有人对其思想进行过或正在进行着研究。从1910年国人介绍杜威学说到中国，到今天，中国的“杜威研究”已历经百年的历史。在这期间，中国教育界的“杜威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也走了弯路。在历史中，中国教育界是怎样研究杜威的，为什么这样研究，这样研究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样研究？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近百年的中国教育界的“杜威研究”历史。基于对杜威与中国教育关系的重新考量，由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原理博士后流动站王彦力博士撰著的《走向“对话”——杜威与中国教育》系统梳理了中国“杜威研究”近百年的歷史。
作者选择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从“对话”切入“杜威与中国教育”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把“态度”作为考察重点。对“对话”一词，作者作了界定：书中所指涉的“对话”，并不是指共同存在于某种语境下的不同各方之间的具体对话，而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明一种“对话的关系”，强调在对待“他者”的过程中一种介乎于“对抗”与“盲从”之间的态度。围绕“对话”的历史进程，该书分四章，第一章简要概述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世界影响，第二章到第四章以1949、1978年为界梳理了从1912年到现在“杜威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并以“杜威引入”“杜威批判”“重新认识杜威”为题呈现“杜威研究”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1）在 “杜威与近代中国教育（1912—1949）”一章中，“杜威引入”及杜威的“中国之行”展现了杜威与中国的相互影响。相对于目前大多数“杜威研究”着眼于杜威中国之行对中国的影响，作者通过描述杜威对待欧洲历史文化和教育遗产的态度，对待美国社会现实和当时美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态度，分析“中国之行对于杜威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种分析中，展现杜威与中国教育的“对话”。
（2）在“杜威与新中国教育（1949—1978）”和“杜威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教育（1978年至今）”两章中，则是强调“态度”，重点考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教育界对于研究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态度所带来的问题。在中国教育从“杜威批判”到“重新认识杜威”的态度转变中，说明今天的中国教育应该正确看待自身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强调以一种平等、平和的“对话”态度来对待杜威和其他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以在当前世界全球化趋势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
该书看起来是在梳理历史，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者的问题意识：中国应该怎样理解杜威，进言之，应该怎样处理中西关系。随着历史过程的明晰，作者也对贯穿其中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中国教育既要突破以往以自身需要切割、肢解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框架，又要避免把杜威教育理论当成普遍真理“削足适履”运用于中国教育实践的操作模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杜威和他的教育思想，中国教育界的“杜威研究”也才能最终从“独白”走向“对话”。
该书可称之为中国近百年“杜威研究之研究”，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借鉴“对话”理论对中国的杜威研究现象进行分析、反思，并对一些至今仍困扰中国教育界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虽然作者对理论和史实的结合方式还值得商榷，但其将眼光投向研究之研究，无疑是对“杜威研究”的有益探索，会为当代“杜威研究”提供借鉴——有了历史轨迹的研究，才会更有方向感。
作者选择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从“对话”切入“杜威与中国教育”这一研究课题，主要是把“态度”作为考察重点。对“对话”一词，作者作了界定：书中所指涉的“对话”，并不是指共同存在于某种语境下的不同各方之间的具体对话，而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说明一种“对话的关系”，强调在对待“他者”的过程中一种介乎于“对抗”与“盲从”之间的态度。围绕“对话”的历史进程，该书分四章，第一章简要概述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世界影响，第二章到第四章以1949、1978年为界梳理了从1912年到现在“杜威研究”在中国的历史，并以“杜威引入”“杜威批判”“重新认识杜威”为题呈现“杜威研究”在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
（1）在 “杜威与近代中国教育（1912—1949）”一章中，“杜威引入”及杜威的“中国之行”展现了杜威与中国的相互影响。相对于目前大多数“杜威研究”着眼于杜威中国之行对中国的影响，作者通过描述杜威对待欧洲历史文化和教育遗产的态度，对待美国社会现实和当时美国教育中存在问题的态度，分析“中国之行对于杜威思想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这种分析中，展现杜威与中国教育的“对话”。
（2）在“杜威与新中国教育（1949—1978）”和“杜威与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教育（1978年至今）”两章中，则是强调“态度”，重点考察了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教育界对于研究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态度所带来的问题。在中国教育从“杜威批判”到“重新认识杜威”的态度转变中，说明今天的中国教育应该正确看待自身传统与外来影响之间的关系，强调以一种平等、平和的“对话”态度来对待杜威和其他外国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以在当前世界全球化趋势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
该书看起来是在梳理历史，但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作者的问题意识：中国应该怎样理解杜威，进言之，应该怎样处理中西关系。随着历史过程的明晰，作者也对贯穿其中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中国教育既要突破以往以自身需要切割、肢解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论研究框架，又要避免把杜威教育理论当成普遍真理“削足适履”运用于中国教育实践的操作模式。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杜威和他的教育思想，中国教育界的“杜威研究”也才能最终从“独白”走向“对话”。
该书可称之为中国近百年“杜威研究之研究”，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借鉴“对话”理论对中国的杜威研究现象进行分析、反思，并对一些至今仍困扰中国教育界的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虽然作者对理论和史实的结合方式还值得商榷，但其将眼光投向研究之研究，无疑是对“杜威研究”的有益探索，会为当代“杜威研究”提供借鉴——有了历史轨迹的研究，才会更有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