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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光，1961 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85 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主管新闻。1991 年起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大力推行电视新闻改革。在其推动之下，诞生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众多知名栏目。曾任国家广电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全国政协第九届常委、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中广协会电视制片委员会会长。2004 年策划筹拍大型情景喜剧《家有儿女》，2012 年策划制作大型神话剧《妈祖》。现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
杨伟光：1992年的时候主管宣传工作的是丁关根同志，他当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新闻媒体要抓热点问题。因为通过对热点问题的报道，可以加强干群沟通，平衡老百姓的心态，有利于社会稳定。但这意味着就要涉及到批评不正之风、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当时我们是只报喜不报忧的，好事情都报，问题不许报。现在要谈热点问题，那就是既要报喜也要报忧，腐败，官僚主义，一些不良风气，这些东西要在电视上加以揭露、批评，这个行不行？
当时我一听到要抓热点问题，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历史经验证明，抓问题风险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传达这个精神的新闻局局长徐心华说，这个精神应该下正式的文件，要全国的媒体都知道，这样才能放心地贯彻执行这个精神。1993年春天，中宣部的文件里就写了这个内容，要求媒体要注意报道热点问题。为了贯彻这个精神，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小组，从各部门抽调了七位年轻同志，由孙玉胜当组长，负责策划热点栏目。当时就只有一个大概念，就是热点问题，一天 40 分钟的节目时间，一开始策划组首先提出的是这个栏目的名字。
他们开始定的是《新太阳》 ，意思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都是新的一天。我考虑这可能会产生歧义，因为有一个老太阳，东方红，太阳升嘛，那你要是用《新太阳》，人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否定了老太阳，否定了毛泽东，所以我说这个名字不好用。当时有人说这个栏目名字非常好，很新颖。后来我跟他们讲，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有意见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都是我负责。我让他们再多想一些栏目名字，拿来再商量。
后来他们又想了二十个左右，大部分都是一般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东方时空》，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名字好。“东方”象征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时”有一种历史感和纵深感； “空”也是一种非常宏大、宽广的感觉。丁关根同志也觉得这个栏目名字不错，很有气势。节目组的同志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片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东方时空》一开播，大家就感到中央电视台有了新气象。
问：《东方时空》为什么作为早间节目播出？
杨伟光：这个栏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作为栏目的制作者，那些年轻同志都希望在黄金时段播出，但我考虑《焦点时刻》栏目的内容太敏感，批评不正之风，领导和群众能否接受？没有把握，所以我主张放到早上7点钟播出。这个意见一出来就哗然了。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8点钟才开始有节目。7点应该是听广播的时间，广播有一个《新闻和报纸摘要》，也是名牌栏目，谁看电视啊，所以，大家都不太赞成。
我就告诉他们，热点问题比较难把握，我并不希望这个节目一开播就有很多人看，心里没底嘛，很多人看，要是出问题影响太大。所以还是先试验一段，先在7点播出；重播是中午1点钟，也不是好时段。所以等于是大家提出要黄金时段，我给了一个垃圾时间。最后大家都同意了，先把节目办好，探探路。
要改革就得冒风险，突破一些原有的规定
问：作为“统帅”，你是怎么选“将”的？比如说，为什么选孙玉胜？
杨伟光：要敢于用人。当时要办新的栏目，怎么选人？首先是选老人还是年轻人？我主张选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事实上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他们做得很好。
孙玉胜开始是在做经济节目，思想比较活跃，比较解放，做了一些好节目，这样就提出要孙玉胜来挂帅，下面有些人也是他选的。当时我定的就是要选年轻人，年轻人思想框框少，可以放开。老同志多少年在框框里，逃不出这个框子，很难创新，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东方时空》成功的因素之一。
讲明要求以后放手让年轻人去策划，一般来说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的。我如果不同意，他们也可以讲不同意见，我也不烦，这样可以广开思路。允许人家讲话，允许人家坚持；敢于坚持不一定是坏事，如果真有理由，讲得通也可以。
问：当时你对《东方时空》提出了哪些要求？具体怎么确定栏目的定位呢？
杨伟光：《东方时空》里头有四个子栏目。《焦点时刻》这个是明确的，就是要抓热点问题。其他有一个《金曲榜》，每天有一首歌；还有《东方之子》，介绍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个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生活空间》。后三个栏目的定位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确的。开始《金曲榜》就是播一些流行歌曲，因为那时候流行歌曲新兴起，但是观众觉得流行歌曲格调比较低，有意见。当时这个栏目负责人是王坚平，我就找他，我说观众有意见了，你可以把早年著名经典的歌曲做成 MTV。当时他也不反对，但是一直没动静，一次谈，两次谈，到第三次我说你再不改我就换将了。他说不是我不改，现在社会上做的 MTV 都是流行歌曲，别的他们不做，我自己也没有钱做。我说，那拨给你200万，两万元制作一首民族经典歌曲MTV，这样就制作了100首，《金曲榜》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导向上大家也能够接受了。但是里面也还有部分流行歌曲保留了下来。
《东方之子》开始采访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我说这样不行，“东方之子”应该是对中华民族有重要贡献的人。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还有各个领域的带头人，这些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有很大的成就，应该做这些人。第二个呢，要搞系列。如果你一年播出十二位科学家，每个月一位，影响不大，但你连续十二天播著名科学家，影响就很大。后来《东方之子》就搞了科学家系列、总编辑系列、主治大夫系列、将军系列等，这些系列的播出效果都非常好，观众反应强烈。 《生活空间》开始是跟旅游局合作，大部分都是一些旅游景点，皇帝墓啊，有一些还带有迷信色彩。旅游方面当然也可以做，但是老做这个不行啊，我说要反映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他们的理想、愿望和呼声。我找当时的制片人陈虻谈话，他听完以后，领会得比较深刻，回去以后起了一个名字叫“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到普通人家里去拍他们的生活，出了很多好的纪录片。因为他改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还给他发了个奖，给了 5000 块钱。后来他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妈了（他妈是广播电台的），他说杨台给我5000块钱，其实不如给我一个证书，如果给我证书我可以长期保留。
《东方时空》各个子栏目定位完成以后，这个节目就非常顺利了。
问：《东方时空》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你觉得它创新在什么地方？
杨伟光：这个栏目有两个重要创新。一是设节目主持人。过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没有主持人，《新闻联播》是播音员，不是主持人。第二个是强调现场采访，原来的节目声音画面是两张皮，播音员的话和画面是两回事，现在是采访当事人，让采访对象自己讲。所以，不光内容有热点问题，形式也变了，跟观众拉近了距离，现场采访增强了真实性。内容和形式都有变化，这个很重要。
《东方时空》带动了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比如，主持人的效果很好，根据《东方时空》的经验，台里就提出全台所有的栏目都必须选节目主持人，要选择适合节目特点的主持人。原来很多栏目都没有主持人，片头一出来，就是出图像、播音员念稿子，图像和声音是两张皮，没有现场采访。1994年以后，中央电视台三百多个栏目都有了主持人，屏幕发生很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东方时空》的创办，就是中国电视在内容和形式上跟时代接轨，就是节目主持人加现场采访。这些都出来了，大家一下子觉得电视好看了，丰富了。
问：除了内容和形式的突破之外，《东方时空》也总被称为“制度特区”？
杨伟光：《东方时空》的确还有制度的创新。当时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而且“老人”要做这样一个现场采访的栏目，实际上也很困难。于是我就跟有关部门提出要增加编制，被拒绝了。但事业要发展，没有人是不行的。我们和他们商量，是不是能变通一下：给我名额指标，但是不要你的钱，他们的工资这些由台里来解决。这样有关部门才网开一面，同意给我们300个名额，这些人由台里招聘。后来这300人对中央电视台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招聘进来的人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研究生和博士生。但招聘制度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台里的正式职工总把招聘的看作是临时工，不太尊重。台里强调，正式职工和招聘职工，只是用工制度不同，他们在台里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这么一说就不行了——人事部门觉得这些人不能提干、评职称，保卫部门说不能发正式的工作证，还有就是财务部门，住房分配呀、奖励呀这些都不行。新的用人制度和那些规定相矛盾，怎么办呢？没有钱不能办栏目，没有人也不能办栏目。当时台里领导研究决定，要改革就得冒风险，就得突破原有的一些规定，不然的话，你迈不出这个步子。
财务部门认为，按照规定，招聘来的职工工资是每月280元，280元是国家规定招聘清洁工的钱，那怎么行呢？我跟他们商量，能不能这样：台里给这个新栏目启动资金，但是这些人的工资，包括节目的费用，都从你们自己的广告费里出。广告费放在公司里面管，台里财务部门监督，广告费不够用台里就不给了。他们说可以，这样也有利于鼓励大家把节目做好，自己挣钱自己花，节目做好了工资奖金也会高。一开始《东方时空》的广告是30秒2500块钱，半年以后是12500块钱，一下子火起来了，这个栏目就好做了。这样才有了《东方时空》开创的新领域，不然的话，按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现《东方时空》。因为你有钱，你还得有人啊。十个八个人好办，要一两百个人就不容易了。
既要传达上面的精神，又要反映下面的呼声
问：当时《焦点时刻》、《焦点访谈》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给你造成很大的压力？
杨伟光： 《焦点时刻》播出一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好的节目放在7点不合适了，所以跟新闻中心的同志提出，想把一个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之后，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的话，我就把真正的黄金时间给你们。新闻中心研究以后，告诉我他们要这个时间，敢做这个节目。这个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实际上，《焦点访谈》是从《焦点时刻》延伸过来的，但是它的内容影响力大大扩大了，因为是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
开始策划这个栏目的时候，他们想叫《记者视点》，我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太好——在《新闻联播》之后，作为国家电视台这样一个重要栏目，你用记者的意见、看法，权威性和影响力都不够。经过研究最后定了《焦点访谈》，一直沿用到现在。
《焦点访谈》开播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大部分都是好的，也有一些意见。其实是我自己心里面有压力，怕出问题，一出问题，最后还是我负责，所以我特别小心谨慎。开始由我、沈纪、李东生审定，后来我事情多，由沈纪、李东生审定，他们拿不准的再由我审定。从实际来看，这个节目没有出过太大的问题，没有颠覆性的意见，还是赞扬的东西比较多，也有些意见，但都是小意见，改一改就行了。后来丁关根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办好《焦点访谈》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我以外，还有沈纪、李东生、孙玉胜等，我们一边汇报一边议论，总结了经验教训。根据领导和大家的意见，我概括了进一步办好《焦点访谈》的几个原则。
第一，什么叫热点问题？就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是能够解决的，这个题目就是焦点。如果群众不关心就不是焦点了。领导不重视，也不是焦点了。还有普遍存在，如果是个别地方有这个问题，也不好在中央电视台播，这就确定了焦点的内容定位。
第二，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报道要实事求是，不要以偏概全。 第三，批评要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我们并不是有意打击，而是要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帮助改进工作。不会因为你接待得好就放轻一点，不好就说得重一点，不会这样。要与人为善，最主要的是希望他改进。
第四，就是做连续报道。 《焦点访谈》一播出，地方上从领导到群众都很重视，所以他们会采取措施整改，怎么整改的信息我们必须及时报道，要告诉各位观众他们已经改了，改了就好嘛。而且有同类问题的那些单位，他们也会跟着改。
第五，就是对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不要过于集中地去做焦点节目。如果一个省你连续三天在《焦点访谈》批评的话，它受不了，群众也受不了，所以要注意地区的平衡。还有就是各个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原则上不点名道姓批评那一个省，免得影响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的心情，分心去处理问题。所以还是要体现与人为善的精神，还要有利于各地的工作，有利于稳定。
《焦点访谈》就是根据这几条原则进行工作。也有正面报道，也有批评性报道，不是说热点问题就只有负面的东西。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电视台视察，肯定《焦点访谈》节目后，美国的CNN和《新闻周刊》记者也到台里采访，他们了解到中国国家电视台有一档《焦点访谈》节目，公开批评干部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现象，感到出乎意料，认为这是中国向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纽约时报》正面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3亿人”的电视栏目。
问：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了，回过头来看，你会怎么评价《东方时空》那一段？
杨伟光：从中央电视台来说，真正的创新是从《东方时空》开始，以前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节目，但是一个节目播完了，不能变成一个栏目长期地保持下去。所以不断创新的年代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
那个时候，每年我都做两三个创新的改革的栏目，不多做，因为做多了就容易做不好，两三个最合适。其实跟《东方时空》同时开始的还有一个栏目就是《夕阳红》。《夕阳红》这个栏目是给老年同志看的，也做得很成功。而且这个栏目不光是在中国有影响，在海外的影响也挺大。有一次东南亚一个旅游团到中国来旅游，就提出要看看《夕阳红》是怎么制作的，要看演播室。这才知道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也收看我们的卫星节目，实际上整个亚洲都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祖国的节目感到特别亲切。
那个年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大家想的就是怎么创新，怎么更贴近观众。过去只宣传上面的精神，不反映下面的呼声，其实是片面了。改革实际上就是既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握正确的导向，同时又要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事实上也必须如此，领导也需要从电视里面了解到很多民情，了解平时了解不到的意见。所以后来李鹏同志来视察，高度评价《焦点访谈》，朱镕基同志来视察的时候，专门谈了《焦点访谈》，他讲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批示。他除了看《新闻联播》，还看《焦点访谈》，那时候没有中央领导的支持是不行的。所以电视台既要传达中央的精神，又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这是那时候一个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过去的片面性。
《东方时空》之外
问：《东方时空》之后，你还推动了哪些电视改革？
杨伟光：《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两个节目做完以后，我感觉还是比较浅，因为《焦点访谈》实际上就13分钟，谈问题的只是主持人最后几句评论的话，还是不够。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办了《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就不一样了，讨论的是比较大的问题，记者去采访各个有关方面的人，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个结论，只是一个有倾向性的看法。从《焦点时刻》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这是向更高级的形式迈进。《新闻调查》是一个礼拜一期，这个节目开始以后，开始能做《焦点访谈》的，做不了《新闻调查》，因为它要长时间调查研究，要善于分析，最后才能得出深入浅出的有说服力的结论。接着还办了《实话实说》，就是崔永元当主持人的那个节目，一开播马上引起观众的极大反响。这个节目好在哪呢？同一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从你的角度来看是那样的，但是我们都是有观点，也都是有片面性的。《实话实说》就是群众自己对一个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整个节目比较民主、比较公开。把几个片面性都放到这儿来，最后可能大家都比较全面了，并且就会认识到原来大家都有片面，从而使人们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达成一种思想上的共识。再加上崔永元特殊的幽默的主持方式，大家笑了，但是他不笑，非常吸引观众。
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这些栏目都是电视进行深度报道的尝试，反映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基本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就是着重看这几步。
到1997年，这一年我们称为“直播年”。我觉得作为电视台，对重大事件应该进行现场直播，所以当时提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应该播出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消息。而正在发生的新闻就是现场直播，是电视报道中最高的形式。为了实现直播报道重大事件，1996年，我们花8亿人民币购买了大量直播设备，里边有卫星地面站，大型转播车。哪里发生重大新闻，只要车能开过去就可以直播。
1997年的重头戏是香港回归。我们提出“同步报道回归庆典活动，全面反映普天同庆盛况”的总目标，第一套节目和第四套节目打破常规，连续72小时报道香港回归盛况。报道以北京为中心，香港为重点，国内还有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南京、东莞几个城市，国外还有伦敦、洛杉矶、里斯本等十五个国家的大城市报道点，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报道阵势，这在当时是难度非常大的大兵团多兵种联合作战。那个年代还没有几个国家的电视台能完成这样复杂的转播。因为经历了那种综合性的转播锻炼，后来像黄河截流、长江三峡工程我们全部是现场直播的。1997年的现场直播年，也是中央电视台建立世界一流大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问：大家很关心你从台长的位置下退下来以后的情况，能不能讲讲？
杨伟光：我还在台里的时候，组织上安排我做两件事情，其中一个是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以下简称视协）主席，分党组书记，从1996年底到2007年，前后十一年。所以我不当台长以后，重点工作放在视协了。视协有个金鹰奖，现在已经办了十几年了。但开始的时候是今年这个台承办一次，明年那个台承办一次，都是临时性的班子，所以颁奖晚会节目质量不高，组织也比较混乱，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投入。
1999年那次颁奖晚会在深圳，晚会完了以后湖南台台长魏文彬提出明年晚会他们办。世界有影响的奖项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能每年换地方，要有固定的机构筹备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的话，明年以后若干年都由你们承办，他研究以后同意了。他有一个上市公司，由这个上市公司来承办。我说这么一个大平台放在你那儿，你得三年给我一千万，另外还有每年六个奖项280万的评奖费，对此他们有一点争议，我说，这钱并不是给视协，是评奖请评委的钱，只能你们来负担，然后他们就同意了。这样视协一下子就翻了身，才二十几个人，日子就好过了。金鹰奖这么好的品牌，当年扩股就扩了16个亿，他们也很值了。所以其实是双赢。
此外，还设立了一个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的评奖，两年评一次，一次评一百位，以把全国的省台和电视系统团结起来，这样视协在电视界就变成一个很有影响的协会。经济上也改善了，跟各个省台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省台台长都是视协的常务理事，许多事情好办了，视协也很快成为文联最活跃的团体之一。
组织上给我的另一项工作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一了解情况，也是没有钱的单位。有很多老同志参加审稿审片，全都是义务劳动；审片子中午吃一顿饭，都要单独写一个报告。我给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其中一个就是解决这些老同志审片的酬劳，一集50块，当然也很少，但和没有不一样。另外，台里拨了一部分钱作为公共支出，审片时中午吃饭，买一些相关录像带、书籍给大家看。同时也提出了重大题材影视作品的制作方针、原则等。80年代到90年代初，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片子大都是短片子，都是说一个人，说一件事。后来我们研究后做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日出东方》、《长征》等长篇电视剧，把党的整个发展历史过程做成电视剧。
后来在视协里面，还制作了一些电视剧。2004年中央发了一个文，号召加强未成年人的教育。美国有一部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小孩喜欢看，于是我们决定制作一部中国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为此，我们把有关编剧请来，还把妇联的、居委会的、学校教师这些跟孩子们接触比较多的人都请来，请他们来讲故事。讲完以后，我们的编剧就研究哪一个点可以写，然后就写提纲，交给编剧组看，最后再给我看，从提纲到初稿，到最后定稿，大体上我要看三遍。
有了剧本以后，我想请宋丹丹演，她当时在美国，说不演电视剧了，我说这个电视剧是很适合你演，不然我不会找你，让她看了本子再决定。一看本子她说我演，就是《家有儿女》第一部，没有想到一演就演了365集，一天一集。我怕中间有一些提意见的通不过，还多做了两集，后来全部都通过了，所以这个戏就变成367集。最近，我们又完成了《妈祖》电视剧，作为2013年开年大戏在央视八套播出，收视率也不错。
问：你从台里岗位退下来以后，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视协，第二件事是金鹰奖，第三件事拍电视剧，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和《家有儿女》等家庭系列电视剧。这三件工作哪一样都不简单，实际上相当于没有退休。
杨伟光：还有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工作。下一步真正要做的就是对外的中国网络电视台，名字就是《魅力中国》。现在有52个频道，有中央台的几个频道，还有省台的，还有国际台的节目，这就整合起来了。网络电视前景非常好，正好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要求。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技术传送平台，通过互联网把这些节目传到世界各地。五个频道也好，一百个频道也可以，也可以做若干多种语言播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如果让我们进去，翻译成当地的文字，这样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进入主流社会的传播，会大有帮助。这是下一步的梦想，下一步的梦想就是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本文摘自《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三联书店）
杨伟光：1992年的时候主管宣传工作的是丁关根同志，他当时提出一个要求，就是新闻媒体要抓热点问题。因为通过对热点问题的报道，可以加强干群沟通，平衡老百姓的心态，有利于社会稳定。但这意味着就要涉及到批评不正之风、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等问题。当时我们是只报喜不报忧的，好事情都报，问题不许报。现在要谈热点问题，那就是既要报喜也要报忧，腐败，官僚主义，一些不良风气，这些东西要在电视上加以揭露、批评，这个行不行？
当时我一听到要抓热点问题，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个事情难度很大。历史经验证明，抓问题风险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就跟传达这个精神的新闻局局长徐心华说，这个精神应该下正式的文件，要全国的媒体都知道，这样才能放心地贯彻执行这个精神。1993年春天，中宣部的文件里就写了这个内容，要求媒体要注意报道热点问题。为了贯彻这个精神，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小组，从各部门抽调了七位年轻同志，由孙玉胜当组长，负责策划热点栏目。当时就只有一个大概念，就是热点问题，一天 40 分钟的节目时间，一开始策划组首先提出的是这个栏目的名字。
他们开始定的是《新太阳》 ，意思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都是新的一天。我考虑这可能会产生歧义，因为有一个老太阳，东方红，太阳升嘛，那你要是用《新太阳》，人家就会联想是不是否定了老太阳，否定了毛泽东，所以我说这个名字不好用。当时有人说这个栏目名字非常好，很新颖。后来我跟他们讲，不要坚持了，真正出毛病、有意见的话，他们肯定是找我，不是找你们，都是我负责。我让他们再多想一些栏目名字，拿来再商量。
后来他们又想了二十个左右，大部分都是一般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东方时空》，我一看眼睛就亮了，这个名字好。“东方”象征着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时”有一种历史感和纵深感； “空”也是一种非常宏大、宽广的感觉。丁关根同志也觉得这个栏目名字不错，很有气势。节目组的同志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片头，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以《东方时空》一开播，大家就感到中央电视台有了新气象。
问：《东方时空》为什么作为早间节目播出？
杨伟光：这个栏目放在什么时间播出？作为栏目的制作者，那些年轻同志都希望在黄金时段播出，但我考虑《焦点时刻》栏目的内容太敏感，批评不正之风，领导和群众能否接受？没有把握，所以我主张放到早上7点钟播出。这个意见一出来就哗然了。因为当时中央电视台8点钟才开始有节目。7点应该是听广播的时间，广播有一个《新闻和报纸摘要》，也是名牌栏目，谁看电视啊，所以，大家都不太赞成。
我就告诉他们，热点问题比较难把握，我并不希望这个节目一开播就有很多人看，心里没底嘛，很多人看，要是出问题影响太大。所以还是先试验一段，先在7点播出；重播是中午1点钟，也不是好时段。所以等于是大家提出要黄金时段，我给了一个垃圾时间。最后大家都同意了，先把节目办好，探探路。
要改革就得冒风险，突破一些原有的规定
问：作为“统帅”，你是怎么选“将”的？比如说，为什么选孙玉胜？
杨伟光：要敢于用人。当时要办新的栏目，怎么选人？首先是选老人还是年轻人？我主张选年轻人，优秀的年轻人。事实上这些年轻人也没有辜负我们的希望，他们做得很好。
孙玉胜开始是在做经济节目，思想比较活跃，比较解放，做了一些好节目，这样就提出要孙玉胜来挂帅，下面有些人也是他选的。当时我定的就是要选年轻人，年轻人思想框框少，可以放开。老同志多少年在框框里，逃不出这个框子，很难创新，这是很重要的原则，这也是《东方时空》成功的因素之一。
讲明要求以后放手让年轻人去策划，一般来说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意见的。我如果不同意，他们也可以讲不同意见，我也不烦，这样可以广开思路。允许人家讲话，允许人家坚持；敢于坚持不一定是坏事，如果真有理由，讲得通也可以。
问：当时你对《东方时空》提出了哪些要求？具体怎么确定栏目的定位呢？
杨伟光：《东方时空》里头有四个子栏目。《焦点时刻》这个是明确的，就是要抓热点问题。其他有一个《金曲榜》，每天有一首歌；还有《东方之子》，介绍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重要贡献的人物；还有一个是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生活空间》。后三个栏目的定位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才明确的。开始《金曲榜》就是播一些流行歌曲，因为那时候流行歌曲新兴起，但是观众觉得流行歌曲格调比较低，有意见。当时这个栏目负责人是王坚平，我就找他，我说观众有意见了，你可以把早年著名经典的歌曲做成 MTV。当时他也不反对，但是一直没动静，一次谈，两次谈，到第三次我说你再不改我就换将了。他说不是我不改，现在社会上做的 MTV 都是流行歌曲，别的他们不做，我自己也没有钱做。我说，那拨给你200万，两万元制作一首民族经典歌曲MTV，这样就制作了100首，《金曲榜》内容就比较丰富了，导向上大家也能够接受了。但是里面也还有部分流行歌曲保留了下来。
《东方之子》开始采访的都是一些年轻人。我说这样不行，“东方之子”应该是对中华民族有重要贡献的人。比如人大常委、政协常委，还有各个领域的带头人，这些人确实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啊，有很大的成就，应该做这些人。第二个呢，要搞系列。如果你一年播出十二位科学家，每个月一位，影响不大，但你连续十二天播著名科学家，影响就很大。后来《东方之子》就搞了科学家系列、总编辑系列、主治大夫系列、将军系列等，这些系列的播出效果都非常好，观众反应强烈。 《生活空间》开始是跟旅游局合作，大部分都是一些旅游景点，皇帝墓啊，有一些还带有迷信色彩。旅游方面当然也可以做，但是老做这个不行啊，我说要反映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干部这些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困难，他们的理想、愿望和呼声。我找当时的制片人陈虻谈话，他听完以后，领会得比较深刻，回去以后起了一个名字叫“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到普通人家里去拍他们的生活，出了很多好的纪录片。因为他改的这个名字，我觉得很好，还给他发了个奖，给了 5000 块钱。后来他把这个事儿告诉他妈了（他妈是广播电台的），他说杨台给我5000块钱，其实不如给我一个证书，如果给我证书我可以长期保留。
《东方时空》各个子栏目定位完成以后，这个节目就非常顺利了。
问：《东方时空》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改革的一个里程碑，你觉得它创新在什么地方？
杨伟光：这个栏目有两个重要创新。一是设节目主持人。过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没有主持人，《新闻联播》是播音员，不是主持人。第二个是强调现场采访，原来的节目声音画面是两张皮，播音员的话和画面是两回事，现在是采访当事人，让采访对象自己讲。所以，不光内容有热点问题，形式也变了，跟观众拉近了距离，现场采访增强了真实性。内容和形式都有变化，这个很重要。
《东方时空》带动了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比如，主持人的效果很好，根据《东方时空》的经验，台里就提出全台所有的栏目都必须选节目主持人，要选择适合节目特点的主持人。原来很多栏目都没有主持人，片头一出来，就是出图像、播音员念稿子，图像和声音是两张皮，没有现场采访。1994年以后，中央电视台三百多个栏目都有了主持人，屏幕发生很大变化。在一定意义上，《东方时空》的创办，就是中国电视在内容和形式上跟时代接轨，就是节目主持人加现场采访。这些都出来了，大家一下子觉得电视好看了，丰富了。
问：除了内容和形式的突破之外，《东方时空》也总被称为“制度特区”？
杨伟光：《东方时空》的确还有制度的创新。当时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原来的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而且“老人”要做这样一个现场采访的栏目，实际上也很困难。于是我就跟有关部门提出要增加编制，被拒绝了。但事业要发展，没有人是不行的。我们和他们商量，是不是能变通一下：给我名额指标，但是不要你的钱，他们的工资这些由台里来解决。这样有关部门才网开一面，同意给我们300个名额，这些人由台里招聘。后来这300人对中央电视台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时招聘进来的人最低学历是本科，尽可能招研究生和博士生。但招聘制度又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台里的正式职工总把招聘的看作是临时工，不太尊重。台里强调，正式职工和招聘职工，只是用工制度不同，他们在台里的地位应该是一样的。这么一说就不行了——人事部门觉得这些人不能提干、评职称，保卫部门说不能发正式的工作证，还有就是财务部门，住房分配呀、奖励呀这些都不行。新的用人制度和那些规定相矛盾，怎么办呢？没有钱不能办栏目，没有人也不能办栏目。当时台里领导研究决定，要改革就得冒风险，就得突破原有的一些规定，不然的话，你迈不出这个步子。
财务部门认为，按照规定，招聘来的职工工资是每月280元，280元是国家规定招聘清洁工的钱，那怎么行呢？我跟他们商量，能不能这样：台里给这个新栏目启动资金，但是这些人的工资，包括节目的费用，都从你们自己的广告费里出。广告费放在公司里面管，台里财务部门监督，广告费不够用台里就不给了。他们说可以，这样也有利于鼓励大家把节目做好，自己挣钱自己花，节目做好了工资奖金也会高。一开始《东方时空》的广告是30秒2500块钱，半年以后是12500块钱，一下子火起来了，这个栏目就好做了。这样才有了《东方时空》开创的新领域，不然的话，按原有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出现《东方时空》。因为你有钱，你还得有人啊。十个八个人好办，要一两百个人就不容易了。
既要传达上面的精神，又要反映下面的呼声
问：当时《焦点时刻》、《焦点访谈》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给你造成很大的压力？
杨伟光： 《焦点时刻》播出一年以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好的节目放在7点不合适了，所以跟新闻中心的同志提出，想把一个热点节目放在《新闻联播》之后，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任务的话，我就把真正的黄金时间给你们。新闻中心研究以后，告诉我他们要这个时间，敢做这个节目。这个就是后来的《焦点访谈》。实际上，《焦点访谈》是从《焦点时刻》延伸过来的，但是它的内容影响力大大扩大了，因为是在《新闻联播》之后播出。
开始策划这个栏目的时候，他们想叫《记者视点》，我觉得这个名字不是太好——在《新闻联播》之后，作为国家电视台这样一个重要栏目，你用记者的意见、看法，权威性和影响力都不够。经过研究最后定了《焦点访谈》，一直沿用到现在。
《焦点访谈》开播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大部分都是好的，也有一些意见。其实是我自己心里面有压力，怕出问题，一出问题，最后还是我负责，所以我特别小心谨慎。开始由我、沈纪、李东生审定，后来我事情多，由沈纪、李东生审定，他们拿不准的再由我审定。从实际来看，这个节目没有出过太大的问题，没有颠覆性的意见，还是赞扬的东西比较多，也有些意见，但都是小意见，改一改就行了。后来丁关根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办好《焦点访谈》的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我以外，还有沈纪、李东生、孙玉胜等，我们一边汇报一边议论，总结了经验教训。根据领导和大家的意见，我概括了进一步办好《焦点访谈》的几个原则。
第一，什么叫热点问题？就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而且是能够解决的，这个题目就是焦点。如果群众不关心就不是焦点了。领导不重视，也不是焦点了。还有普遍存在，如果是个别地方有这个问题，也不好在中央电视台播，这就确定了焦点的内容定位。
第二，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报道要实事求是，不要以偏概全。 第三，批评要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我们并不是有意打击，而是要把这个问题反映出来，帮助改进工作。不会因为你接待得好就放轻一点，不好就说得重一点，不会这样。要与人为善，最主要的是希望他改进。
第四，就是做连续报道。 《焦点访谈》一播出，地方上从领导到群众都很重视，所以他们会采取措施整改，怎么整改的信息我们必须及时报道，要告诉各位观众他们已经改了，改了就好嘛。而且有同类问题的那些单位，他们也会跟着改。
第五，就是对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不要过于集中地去做焦点节目。如果一个省你连续三天在《焦点访谈》批评的话，它受不了，群众也受不了，所以要注意地区的平衡。还有就是各个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原则上不点名道姓批评那一个省，免得影响有关领导同志开会的心情，分心去处理问题。所以还是要体现与人为善的精神，还要有利于各地的工作，有利于稳定。
《焦点访谈》就是根据这几条原则进行工作。也有正面报道，也有批评性报道，不是说热点问题就只有负面的东西。中央领导同志到中央电视台视察，肯定《焦点访谈》节目后，美国的CNN和《新闻周刊》记者也到台里采访，他们了解到中国国家电视台有一档《焦点访谈》节目，公开批评干部腐化堕落、官僚主义、不正之风和社会不良现象，感到出乎意料，认为这是中国向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纽约时报》正面评价《焦点访谈》是“每天吸引3亿人”的电视栏目。
问：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了，回过头来看，你会怎么评价《东方时空》那一段？
杨伟光：从中央电视台来说，真正的创新是从《东方时空》开始，以前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节目，但是一个节目播完了，不能变成一个栏目长期地保持下去。所以不断创新的年代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
那个时候，每年我都做两三个创新的改革的栏目，不多做，因为做多了就容易做不好，两三个最合适。其实跟《东方时空》同时开始的还有一个栏目就是《夕阳红》。《夕阳红》这个栏目是给老年同志看的，也做得很成功。而且这个栏目不光是在中国有影响，在海外的影响也挺大。有一次东南亚一个旅游团到中国来旅游，就提出要看看《夕阳红》是怎么制作的，要看演播室。这才知道东南亚的华人华侨也收看我们的卫星节目，实际上整个亚洲都可以看到，他们看到祖国的节目感到特别亲切。
那个年代是一个创新的年代，大家想的就是怎么创新，怎么更贴近观众。过去只宣传上面的精神，不反映下面的呼声，其实是片面了。改革实际上就是既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握正确的导向，同时又要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事实上也必须如此，领导也需要从电视里面了解到很多民情，了解平时了解不到的意见。所以后来李鹏同志来视察，高度评价《焦点访谈》，朱镕基同志来视察的时候，专门谈了《焦点访谈》，他讲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批示。他除了看《新闻联播》，还看《焦点访谈》，那时候没有中央领导的支持是不行的。所以电视台既要传达中央的精神，又要反映群众的呼声，这是那时候一个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过去的片面性。
《东方时空》之外
问：《东方时空》之后，你还推动了哪些电视改革？
杨伟光：《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两个节目做完以后，我感觉还是比较浅，因为《焦点访谈》实际上就13分钟，谈问题的只是主持人最后几句评论的话，还是不够。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办了《新闻调查》。
《新闻调查》就不一样了，讨论的是比较大的问题，记者去采访各个有关方面的人，了解真实情况，他们之间会有不同的意见，然后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甚至也不是一个结论，只是一个有倾向性的看法。从《焦点时刻》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这是向更高级的形式迈进。《新闻调查》是一个礼拜一期，这个节目开始以后，开始能做《焦点访谈》的，做不了《新闻调查》，因为它要长时间调查研究，要善于分析，最后才能得出深入浅出的有说服力的结论。接着还办了《实话实说》，就是崔永元当主持人的那个节目，一开播马上引起观众的极大反响。这个节目好在哪呢？同一个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从你的角度来看是那样的，但是我们都是有观点，也都是有片面性的。《实话实说》就是群众自己对一个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这样整个节目比较民主、比较公开。把几个片面性都放到这儿来，最后可能大家都比较全面了，并且就会认识到原来大家都有片面，从而使人们对所讨论的问题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达成一种思想上的共识。再加上崔永元特殊的幽默的主持方式，大家笑了，但是他不笑，非常吸引观众。
从《东方时空》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和《实话实说》，这些栏目都是电视进行深度报道的尝试，反映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问题，探讨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基本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就是着重看这几步。
到1997年，这一年我们称为“直播年”。我觉得作为电视台，对重大事件应该进行现场直播，所以当时提出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应该播出刚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消息。而正在发生的新闻就是现场直播，是电视报道中最高的形式。为了实现直播报道重大事件，1996年，我们花8亿人民币购买了大量直播设备，里边有卫星地面站，大型转播车。哪里发生重大新闻，只要车能开过去就可以直播。
1997年的重头戏是香港回归。我们提出“同步报道回归庆典活动，全面反映普天同庆盛况”的总目标，第一套节目和第四套节目打破常规，连续72小时报道香港回归盛况。报道以北京为中心，香港为重点，国内还有天津、上海、重庆、广州、深圳、南京、东莞几个城市，国外还有伦敦、洛杉矶、里斯本等十五个国家的大城市报道点，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报道阵势，这在当时是难度非常大的大兵团多兵种联合作战。那个年代还没有几个国家的电视台能完成这样复杂的转播。因为经历了那种综合性的转播锻炼，后来像黄河截流、长江三峡工程我们全部是现场直播的。1997年的现场直播年，也是中央电视台建立世界一流大台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问：大家很关心你从台长的位置下退下来以后的情况，能不能讲讲？
杨伟光：我还在台里的时候，组织上安排我做两件事情，其中一个是任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以下简称视协）主席，分党组书记，从1996年底到2007年，前后十一年。所以我不当台长以后，重点工作放在视协了。视协有个金鹰奖，现在已经办了十几年了。但开始的时候是今年这个台承办一次，明年那个台承办一次，都是临时性的班子，所以颁奖晚会节目质量不高，组织也比较混乱，而且事先没有任何投入。
1999年那次颁奖晚会在深圳，晚会完了以后湖南台台长魏文彬提出明年晚会他们办。世界有影响的奖项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不能每年换地方，要有固定的机构筹备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的话，明年以后若干年都由你们承办，他研究以后同意了。他有一个上市公司，由这个上市公司来承办。我说这么一个大平台放在你那儿，你得三年给我一千万，另外还有每年六个奖项280万的评奖费，对此他们有一点争议，我说，这钱并不是给视协，是评奖请评委的钱，只能你们来负担，然后他们就同意了。这样视协一下子就翻了身，才二十几个人，日子就好过了。金鹰奖这么好的品牌，当年扩股就扩了16个亿，他们也很值了。所以其实是双赢。
此外，还设立了一个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的评奖，两年评一次，一次评一百位，以把全国的省台和电视系统团结起来，这样视协在电视界就变成一个很有影响的协会。经济上也改善了，跟各个省台的联系也大大加强了，省台台长都是视协的常务理事，许多事情好办了，视协也很快成为文联最活跃的团体之一。
组织上给我的另一项工作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一了解情况，也是没有钱的单位。有很多老同志参加审稿审片，全都是义务劳动；审片子中午吃一顿饭，都要单独写一个报告。我给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其中一个就是解决这些老同志审片的酬劳，一集50块，当然也很少，但和没有不一样。另外，台里拨了一部分钱作为公共支出，审片时中午吃饭，买一些相关录像带、书籍给大家看。同时也提出了重大题材影视作品的制作方针、原则等。80年代到90年代初，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片子大都是短片子，都是说一个人，说一件事。后来我们研究后做了《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日出东方》、《长征》等长篇电视剧，把党的整个发展历史过程做成电视剧。
后来在视协里面，还制作了一些电视剧。2004年中央发了一个文，号召加强未成年人的教育。美国有一部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小孩喜欢看，于是我们决定制作一部中国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为此，我们把有关编剧请来，还把妇联的、居委会的、学校教师这些跟孩子们接触比较多的人都请来，请他们来讲故事。讲完以后，我们的编剧就研究哪一个点可以写，然后就写提纲，交给编剧组看，最后再给我看，从提纲到初稿，到最后定稿，大体上我要看三遍。
有了剧本以后，我想请宋丹丹演，她当时在美国，说不演电视剧了，我说这个电视剧是很适合你演，不然我不会找你，让她看了本子再决定。一看本子她说我演，就是《家有儿女》第一部，没有想到一演就演了365集，一天一集。我怕中间有一些提意见的通不过，还多做了两集，后来全部都通过了，所以这个戏就变成367集。最近，我们又完成了《妈祖》电视剧，作为2013年开年大戏在央视八套播出，收视率也不错。
问：你从台里岗位退下来以后，干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视协，第二件事是金鹰奖，第三件事拍电视剧，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和《家有儿女》等家庭系列电视剧。这三件工作哪一样都不简单，实际上相当于没有退休。
杨伟光：还有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工作。下一步真正要做的就是对外的中国网络电视台，名字就是《魅力中国》。现在有52个频道，有中央台的几个频道，还有省台的，还有国际台的节目，这就整合起来了。网络电视前景非常好，正好符合“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要求。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技术传送平台，通过互联网把这些节目传到世界各地。五个频道也好，一百个频道也可以，也可以做若干多种语言播出。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如果让我们进去，翻译成当地的文字，这样对中华文化的传播，特别是进入主流社会的传播，会大有帮助。这是下一步的梦想，下一步的梦想就是把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本文摘自《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