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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聊斋志异中的仇大娘的形象具有直观的社会现实感，闪耀着独特的个性光芒。在男权中心的社会秩序下，她以自己的真性情超越传统规范的妇女形象，具有超越传统的先进性，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封建传统的保守性。她的形象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聊斋志异；仇大娘；保守；先进；文学价值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03-02
聊斋志异在一个充满幻想和寄托的异域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女子形象：她们包揽世间百态，形象各异，各具特色；她们为我们展示了五彩缤纷的女性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笔下性格鲜明的女子多是幻化为人形的鬼狐异物，并且往往以某种核心的单一性的形象魅力为读者所吸引。
《仇大娘》描述的是晋人仇仲为匪徒掳去后，遗继室邵氏及二幼子福、禄。仲叔父贪其家产，欲使邵氏另嫁，间有里人魏中伤侮辱邵氏，使得邵氏冤结胸怀，朝夕陨涕，渐病委身床榻。而长子福与魏私交甚笃，为魏某诱唆，大肆淫赌。数月间，家财尽失，鬻妻于姜氏，逃离家中。魏某趁机调唆仇仲前妻之女大娘来争家产。仇大娘是一位中年遗孀，泼辣强横，与父嫌隙，数载无往来问候。然而，在大娘携子归家后，见门庭惨淡，家人为他人所欺凌，意转生怒，满腔激愤。迅即讼里中恶人，索回田产。她又为幼弟禄聘高门之女为妻，家中事业在苦心经营之后渐复旧观，辗转变化，最后一家人尽归故乡团圆。
一、仇大娘形象的先进性
仇大娘不是传统规范的贤良淑德的女子，因此在文中作者对大娘的形象描写运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初，大娘因归宁时不满馈赠就忤逆父母，不尊从父权的权威，这是她小市民阶层的贪财本质的显现。然而在大娘归家欲分家产之时，却为家门不幸所感，在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种整饬家业、重振家门的行为，本应为男子的责任，却为大娘一人肩负。在男子一筹莫展之时，仇大娘却巧妙经营，顽抗强暴，保全家业。仇大娘的精明能干是对传统男女角色定位的颠覆，也是对封建男权权威的嘲讽。仇大娘这类女子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个性解放思潮逐渐兴起”。［1］仇大娘完全悖于传统的行为折射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她的身上兼具君子仰慕的豪侠气质和市民的俗世愿望，反映出文化变革的轨迹，富有时代感和生活性。在以女子卑弱为美的社会里，大娘却刚猛过人，毫无卑怯之气。在亲眷遭到凌辱之时，她挺身而出，不顾蜚言流语，“锐身自谒官”、“握刃登里中豪强”之门，侃侃而论，据理力争。她的身上带有一些浪漫的豪侠气质，颠覆传统女性温柔敦厚的性格特质。但她的形象并非是作者臆想出的虚幻人物。仇大娘的身上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她“怒讼诸徒”，却在接受诸徒的贿金之后，“仍讼之”。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的君子之行，却更贴合社会底层没有受过文化熏陶的女子性格，从而使仇大娘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感。
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男性作为社会的主体，女性被迫沦为第二性，受到夫权的压制。女性在那个畸形的社会中，被剥夺了人权和人格，完全物化为男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她们的聪明才智被压抑束缚，只能依附男性。然而仇大娘的独特个体的出现，完全颠覆和打破了自己作为“第二性”的身份。她超越了传统对规范女性角色的定义，行为果决、性格刚强。面对里中豪强，仇大娘“握刀横门”、“罔不屈服”，其飒爽英姿，带有明显的豪侠气质。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大娘的个人魅力大放异彩，令男子叹为观止。仇大娘打破固有的传统规范，以稍带无赖气息的行为来反抗市井小人的无耻行径。这样的现实描写使大娘的身上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反映着随着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和本国文艺思潮的涌起，儒学的教条化规范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而作为女性的仇大娘却首先冲破儒家迂腐的行为规范，闪耀着个性萌发的光辉。
二、仇大娘形象的保守性
蒲松龄生活在一种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矛盾时期，作者的“先进思想和落后观念总是纠结在一起，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他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维护封建宗法观念的紧密结合，构成他在思想上能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接壤，表现为创作思想的闪光部分，却又不能根本地突破封建意识，冲破礼教藩篱”。［2］因此，《聊斋志异》也不自觉的反映出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具有超越传统的先进性的同时，也折射出其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性格保守性。
仇大娘智力超群，才干出众。在挽救家业的危急时刻，仍顾忌里人流言，“遣少子归”。令其子“从兄务业，勿得复来”。为显示其自身的高风亮节。以母子之情妥协于乡间杂语，其实也是大娘对传统规范的让步。她隐忍自己的真性情，在封建道德绳索的束缚下施展治家理事的才能。以牺牲内在的情感为代价，来证明自己处理事情的通情达理。这是女子从社会边缘化走向舞台中央所遭受的情感创伤。仇大娘看似站在家庭强势的一端，有着张扬的个性自由，实质上也无时不显示出她无奈的人生处境。在父家成员尽团圆，家业重振之时，她自觉将自己排除在这个主流团体之外，要求归还夫家，并不断申明自己无意争家产的愿望。但是以大娘以往归宁之时争馈赠之物来看，这种不为己谋利的行为似乎不合情理。她压抑自身的内心渴望，努力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正统的思想规范。大娘的行为从开始反抗传统规范，到自觉的遵守社会秩序。这种改变源于女性希望得到社会肯定的要求。因此，先进的人物妥协于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克制内心欲求达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仇大娘在努力冲破社会的藩篱之时，也不知觉的沦为传统秩序的卫道者，她并没有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男权统治烙印于她的精神之中，因此她的先进行为只是被框定在现存社会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她前进的步伐中，始终显示出一种瞻前顾后的拘泥步态。总体来说，仇大娘的性格是先进性和保守性的复杂糅合，她的先进行为只是对男权统治的短暂冲击，并没有完全突破男权中心的社会意识。
三、仇大娘形象的艺术价值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陪衬和点缀。“她们一直远离文学中心，处于文学创作的边缘地带”。［3］在男性话语及形象占主导的文学史上，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男性文学史，女性形象很少。即使出现，也多是封建道德规范下的傀儡美人，缺乏女性的真性情、真风采。而仇大娘的形象却风采、神韵兼备。在当时文化思潮的背景下，作者以女性解放的超前意识作为民主思想的先导，以文学作品塑造出仇大娘这个闪耀着个性光辉的女性形象，试图将人从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显露人的本真面目，释放传统的政治、伦理对人性的压抑。比以往文学史上把妇女作为性的工具或政治工具来写的人物形象，更具文学的超越性和文化的时代性。
仇大娘的形象闪耀着独特的个性光彩，对处于社会卑弱地位的女性加以歌颂，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激发人们创造生活的热情和才能，是仇大娘的形象显示出明确的时代性和历史的前瞻性，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她的形象为古代文学女性人物画廊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作者将仇大娘这个社会底层的女性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将创作的目光转向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尊重小人物的生活，并对她们的美好人性、人情大力歌颂，显示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品格和向善向美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1］辛明玉.《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时代特征探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03，（4）.
［2］汪玢玲.《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10.
［3］王会敏.论《聊斋志异》中的女强人形象［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4). 第2卷第3期Vol.2,No.3
关键词：聊斋志异；仇大娘；保守；先进；文学价值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03-02
聊斋志异在一个充满幻想和寄托的异域世界中，为我们塑造了众多的女子形象：她们包揽世间百态，形象各异，各具特色；她们为我们展示了五彩缤纷的女性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蒲松龄笔下性格鲜明的女子多是幻化为人形的鬼狐异物，并且往往以某种核心的单一性的形象魅力为读者所吸引。
《仇大娘》描述的是晋人仇仲为匪徒掳去后，遗继室邵氏及二幼子福、禄。仲叔父贪其家产，欲使邵氏另嫁，间有里人魏中伤侮辱邵氏，使得邵氏冤结胸怀，朝夕陨涕，渐病委身床榻。而长子福与魏私交甚笃，为魏某诱唆，大肆淫赌。数月间，家财尽失，鬻妻于姜氏，逃离家中。魏某趁机调唆仇仲前妻之女大娘来争家产。仇大娘是一位中年遗孀，泼辣强横，与父嫌隙，数载无往来问候。然而，在大娘携子归家后，见门庭惨淡，家人为他人所欺凌，意转生怒，满腔激愤。迅即讼里中恶人，索回田产。她又为幼弟禄聘高门之女为妻，家中事业在苦心经营之后渐复旧观，辗转变化，最后一家人尽归故乡团圆。
一、仇大娘形象的先进性
仇大娘不是传统规范的贤良淑德的女子，因此在文中作者对大娘的形象描写运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初，大娘因归宁时不满馈赠就忤逆父母，不尊从父权的权威，这是她小市民阶层的贪财本质的显现。然而在大娘归家欲分家产之时，却为家门不幸所感，在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种整饬家业、重振家门的行为，本应为男子的责任，却为大娘一人肩负。在男子一筹莫展之时，仇大娘却巧妙经营，顽抗强暴，保全家业。仇大娘的精明能干是对传统男女角色定位的颠覆，也是对封建男权权威的嘲讽。仇大娘这类女子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个性解放思潮逐渐兴起”。［1］仇大娘完全悖于传统的行为折射着鲜明的时代气息，她的身上兼具君子仰慕的豪侠气质和市民的俗世愿望，反映出文化变革的轨迹，富有时代感和生活性。在以女子卑弱为美的社会里，大娘却刚猛过人，毫无卑怯之气。在亲眷遭到凌辱之时，她挺身而出，不顾蜚言流语，“锐身自谒官”、“握刃登里中豪强”之门，侃侃而论，据理力争。她的身上带有一些浪漫的豪侠气质，颠覆传统女性温柔敦厚的性格特质。但她的形象并非是作者臆想出的虚幻人物。仇大娘的身上充满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她“怒讼诸徒”，却在接受诸徒的贿金之后，“仍讼之”。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儒家的君子之行，却更贴合社会底层没有受过文化熏陶的女子性格，从而使仇大娘的形象更加贴近生活，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感。
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男性作为社会的主体，女性被迫沦为第二性，受到夫权的压制。女性在那个畸形的社会中，被剥夺了人权和人格，完全物化为男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她们的聪明才智被压抑束缚，只能依附男性。然而仇大娘的独特个体的出现，完全颠覆和打破了自己作为“第二性”的身份。她超越了传统对规范女性角色的定义，行为果决、性格刚强。面对里中豪强，仇大娘“握刀横门”、“罔不屈服”，其飒爽英姿，带有明显的豪侠气质。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大娘的个人魅力大放异彩，令男子叹为观止。仇大娘打破固有的传统规范，以稍带无赖气息的行为来反抗市井小人的无耻行径。这样的现实描写使大娘的身上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也反映着随着外来资本主义的冲击和本国文艺思潮的涌起，儒学的教条化规范已经不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而作为女性的仇大娘却首先冲破儒家迂腐的行为规范，闪耀着个性萌发的光辉。
二、仇大娘形象的保守性
蒲松龄生活在一种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矛盾时期，作者的“先进思想和落后观念总是纠结在一起，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他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和维护封建宗法观念的紧密结合，构成他在思想上能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近代民主主义思想接壤，表现为创作思想的闪光部分，却又不能根本地突破封建意识，冲破礼教藩篱”。［2］因此，《聊斋志异》也不自觉的反映出作者思想的矛盾性。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具有超越传统的先进性的同时，也折射出其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性格保守性。
仇大娘智力超群，才干出众。在挽救家业的危急时刻，仍顾忌里人流言，“遣少子归”。令其子“从兄务业，勿得复来”。为显示其自身的高风亮节。以母子之情妥协于乡间杂语，其实也是大娘对传统规范的让步。她隐忍自己的真性情，在封建道德绳索的束缚下施展治家理事的才能。以牺牲内在的情感为代价，来证明自己处理事情的通情达理。这是女子从社会边缘化走向舞台中央所遭受的情感创伤。仇大娘看似站在家庭强势的一端，有着张扬的个性自由，实质上也无时不显示出她无奈的人生处境。在父家成员尽团圆，家业重振之时，她自觉将自己排除在这个主流团体之外，要求归还夫家，并不断申明自己无意争家产的愿望。但是以大娘以往归宁之时争馈赠之物来看，这种不为己谋利的行为似乎不合情理。她压抑自身的内心渴望，努力使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正统的思想规范。大娘的行为从开始反抗传统规范，到自觉的遵守社会秩序。这种改变源于女性希望得到社会肯定的要求。因此，先进的人物妥协于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克制内心欲求达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仇大娘在努力冲破社会的藩篱之时，也不知觉的沦为传统秩序的卫道者，她并没有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男权统治烙印于她的精神之中，因此她的先进行为只是被框定在现存社会秩序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在她前进的步伐中，始终显示出一种瞻前顾后的拘泥步态。总体来说，仇大娘的性格是先进性和保守性的复杂糅合，她的先进行为只是对男权统治的短暂冲击，并没有完全突破男权中心的社会意识。
三、仇大娘形象的艺术价值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中，女性往往只是男性的陪衬和点缀。“她们一直远离文学中心，处于文学创作的边缘地带”。［3］在男性话语及形象占主导的文学史上，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一部男性文学史，女性形象很少。即使出现，也多是封建道德规范下的傀儡美人，缺乏女性的真性情、真风采。而仇大娘的形象却风采、神韵兼备。在当时文化思潮的背景下，作者以女性解放的超前意识作为民主思想的先导，以文学作品塑造出仇大娘这个闪耀着个性光辉的女性形象，试图将人从根深蒂固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显露人的本真面目，释放传统的政治、伦理对人性的压抑。比以往文学史上把妇女作为性的工具或政治工具来写的人物形象，更具文学的超越性和文化的时代性。
仇大娘的形象闪耀着独特的个性光彩，对处于社会卑弱地位的女性加以歌颂，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激发人们创造生活的热情和才能，是仇大娘的形象显示出明确的时代性和历史的前瞻性，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她的形象为古代文学女性人物画廊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作者将仇大娘这个社会底层的女性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将创作的目光转向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尊重小人物的生活，并对她们的美好人性、人情大力歌颂，显示出一种健康向上的文化品格和向善向美的人文情怀。
参考文献：
［1］辛明玉.《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时代特征探析［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03，（4）.
［2］汪玢玲.《聊斋志异》与民俗文化［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9-10.
［3］王会敏.论《聊斋志异》中的女强人形象［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4). 第2卷第3期Vol.2,No.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