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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能源法生态化滥觞于世界范围内爆发的生态环境危机的背景之下，并随着各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而不断嬗变。于我国而言，能源法生态化系未来能源立法之方向趋势，与能源发展现状相适应，与国家能源管理政策相契合，与世界能源发展潮流相顺应。
关键词:能源法生态化法律生态化立法目的指导思想
一、法律生态化与能源法生态化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频发，“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其落实到能源法领域，便对各国的能源立法与行政管理等具体事项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开启了能源法生态化进程。
（一）法律生态化的提出与界定
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滥觞于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危机之中，全球生态化运动的日益高涨促使各国开始寻求法律的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法律生态化正是人类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所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法治发展模式。
在我国，最早引入法律生态化观点的是金瑞林教授。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是各国环境法走向完备的阶段，其特点之一就是法律生态化。该观点在国家立法中受到重视并向其它部门法渗透，各部门法中制定了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新的法律规范。1随后，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学者2分别从本学科角度阐释了法律生态化的内涵。目前学界尚未对法律生态化进行统一界定。
（二）能源法生态化的由来与内涵
能源环境问题的恶化使得能源法逐步走向生态化之路。虽然现存的环境法、侵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因能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危机的应急与处理机制，但这种规范性的、一般性的调整难以兼顾能源问题的特殊性，相关法律关注的更多的是事后治理与补救，这种模式无异于一种流于形式的亡羊补牢式救济。欲实现真正的风险防范必须依赖于能源战略规划以及全过程的控制。因而，能源问题需要能源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解决。
传统能源法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于能源供应之上，而忽视了能源浪费与能源安全等问题。然而，在能源开发、转换、加工、运输、利用等环节之中伴生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生态破坏、自然景观破坏和自然灾害等。能源生态危机的日益频发向传统能源立法发起了挑战。据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能源法之缺陷，调整能源法的发展方向，此即为能源法生态化之由来与嬗变。
作为能源法生态化产物的生态化能源法，是指为实现能源充足、安全、持续的供应及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以可持续能源思想为指导，以生态化能源立法为载体，以生态化能源法律制度为支撑的能源法律规范的总称。3
实际上，能源法生态化并非能源法与环境法的简单结合。其内涵与目标可以界定为，一是降低能源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外部性，减少能源消耗，实现能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二是能源法本身的生态化，实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三是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的协调，此即最终目标。
二、能源法生态化之必要性分析
需求决定市场，此即市场存在的必要性。同样的，能源法生态化之所以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完善，其背后定隐含了某些现实的需要，此即能源法生态化之合理性与必要性。
（一）能源利用现状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在能源问题上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如何保障充分的能源供应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二是如何通过产业调整、宏观调控和技术创新大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后一个问题可能更具难度，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尚有巨大潜力待挖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能源消费总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当前正面临着是否有充足的能源供应保障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问题，特别是这种能源保障要具有很强的持续性。4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3年11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1-11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83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全社会用电量44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5从生产能力的角度，也就是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来看，2012年，我国消耗1吨标煤创造的GDP大概是14000元，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美国是31000元，日本是50000元，这充分说明我国的能耗水平是很高的，但能效水平却是极低的。所以我国的能源政策首先要立足于提高能效水平。6现如今，日益凸显的能源问题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确保能源安全更是迫在眉睫。如何有效地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实现能源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公民权利与意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制度的构建问题以及立法保障问题。
（二）契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之后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旨在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随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横空出世，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其基本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大中，更是提出了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日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要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之目标。在生态文明下，法律必须接受生态规律的约束，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都应当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客观要求。如果说“良法先行”是法治的起点，那么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精神要义和价值追求的法律系统就是必须完成的“顶层设计”。能源法亦应如此。
（三）顺应国际能源立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各国、各地区都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我国也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对外开放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不断交融决定了我国应紧随时代的步伐，在法律制度方面与国际社会保持同一性，将国外移植与本土创新相结合，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能有法律体系。世界范围内的诸多能源并不为某一国、某一地区所独有，而各国专属的能源也并非闭塞不流通的，加之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日渐频繁，能源问题的发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多数情况下需要跨国甚至跨洲之间的联合保护与治理，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却因为法律程序的差异而导致完全不同的治理结果，必然会引发国际司法秩序的混乱，因而坚持法律规定上的同一性是十分必要的。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的能源法也因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而出现了相互协调与交融的现象。当前各国在能源法生态化方面已有许多成功的探索与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化能源法体系符合国际能源法的发展趋势与要求，更是切实履行国际条约的现实表现。
三、关于我国能源立法的建构与设计
我国在能源立法领域已有诸多尝试，取得了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些许问题。在借鉴他国经验之基础上，我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对已有的不完善的立法进一步修改，对空白的领域加强立法，笔者从立法目的、指导思想两方面试图对我国的能源立法建构提出设想。
（一）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决定一部法律的实施方向与价值诉求，此即立法目的之重要性所在。评析我国能源立法亦应首先着眼于其立法目的的设计规定，而这也是衡量我国能源立法是否趋向于生态化的首要标准。
1. 国外能源立法目的之考察
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规定：“经参众两院批准，本法案确保未来可获得安全能支付和可靠的能源。”日本《能源利用合理化法》规定：“颁布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为工厂建筑物机械和设备合理利用能源设立必要措施以及设立其他必要措施，从各方面促进能源的合理利用，确保高效利用资源，满足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中能源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英国2003年《可持续能源法案》开篇规定：“为发展和促进可持续能源政策制定本法。”德国的《能源经济法》将“保障提供最安全的价格最优惠的和与环境相和谐的能源”作为立法目的，同时《可再生能源资源法》规定：“为了控制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促进能源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可再生能源电能供应的显著提高。”韩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和传播促进法》规定：“本法案的目的是，通过促进技术的开发，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与传播，实现能源多样化，通过激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工业，减少有害人类或环境的气体排放，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国家福利。”印度《能源保护法》开篇规定：“本法旨在规定有效使用和保护能源及相关事项。”立陶宛共和国《能源法》规定：“能源法对总体能源活动能源发展和管理的基本准则能源和能源资源效益，进行规范。”乌兹别克斯坦《合理能源利用法》规定：“制定本法是为了设立一个总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国家能源资源得到保护，确保能源和潜在的工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虽然各国能源立法目的各有不同，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诸多共性，例如各国都强调要注重能源安全，加强环境保护，努力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2. 我国能源法价值取向分析
缘于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便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7明确其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是制定、实施法律的首要任务，能源法亦应如此。反观我国能源法现有体系，纵然不去评论基本法的或缺，单就现存的几部能源相关立法而言，部分法律因年久失修，已不能适应现如今的能源发展趋势和要求。比如《电力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和促进电力事业的发展，维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力安全运行，制定本法。”《矿产资源法》则以“发展矿业，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为其立法根本。有学者总结为，过去制定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能源的安全供应”，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改变。8从中可以分析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立法更倾向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能源的开发利用皆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这一要求。
故而，在法律生态化之大背景下，我国的能源立法价值追求应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发展理应考虑到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制定适宜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价值目标的法律。应注意的是，能源法生态化不等同于环境法或生态法，而应强化突出能源法之特点。故应在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着力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进一步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二）指导思想
如果说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的灵魂，那么指导思想就是这个灵魂的忠实守护者。立法目的指引法律的未来发展之路，指导思想则是这条道路上的交通引导员，为法律的实施引航。因而我国在能源立法之中应不断加强对于指导思想的更新与设计，具体构想如下。
1.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最早于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被正式提出。它是一种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模式。在能源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总体性概念，蕴涵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维度”。9经济维度关注能源安全，社会维度关注能源公平，环境维度关注能源清洁。
能源安全，包括能源供给安全、能源价格安全、能源运输安全和能源生态安全四个方面。10能源安全是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重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愈加凸显。此为能源法最初的指导思想，也是立法时首要应考量的因素。立足我国能源现状，为保证充足的能源供应，降低对外依存度，我国应注重优化能源结构，鼓励对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或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能源公平，强调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旨在解决区域化贫困、人口过限增长、城市化问题等突出矛盾，以能源公平促进环境公平正义；能源清洁，力图减少在能源开发、转换、加工、运输等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减少其外部性。清洁思想是能源法指导思想生态化的直接体现。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能源法趋向于追求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环境与发展的一体化，皆与能源法生态化旨在实现“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完全契合，故而，可持续发展应为我国能源立法的首要指导思想。
2.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党的十七大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要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而日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在由“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转变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体到能源法领域，生态文明着眼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能源来源于自然界，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行为会反作用于自然，消极的、不良的影响一旦积聚到自然无法承受的地步，就会引发更大的环境危机来警示人类。由此可见，能源--自然--人类--自然--人类，循环往复，相互作用。因而必须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关系，而生态文明恰好是协调平衡这一链条的纽带和平台。
能源法生态化应以生态文明为指导观念，将生态价值囊括能源立法之中，在能源开发、利用、管理等过程中应适应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和破坏，有效控制污染物，优化能源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入环境评估制度，合理、科学规划能源的勘探、开发、加工、转换、运输、消费、废物的处理等能源周期中的相关环节，以期形成一个循环可再生的、动态平衡的能源生态系统。
3. 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七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所说的，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能源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带来了社会不和谐。能源法领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将大自然所承载的价值进行了罗列，其中一项就是环境价值。环境价值的基础性以及广泛性决定了人类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环境利益一旦遭受损害必然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环境独善其身，也不能独占环境利益。能源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环境利益。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地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平衡，是能源立法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实现公平正义，是激发广大民众对法律感情和司法信任感的一个有效方式。因而，能源立法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处理好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问题，理应对能源进行公平索取、公开开发、公正分配；同时，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的利益考量，注重能源的回收利用，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加大对新能源、替代能源的研发，努力实现在时间、空间、数量、质量上对能源进行最优开发利用。
4. 国家开发与国际合作
在现阶段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之际，任何国家想要闭门造车都是行不通的，于我国的能源法建设同样如此，既要立足本国进行能源开发利用，又要着眼世界加强国际合作，此即国家开发与国际合作原则，主要涵盖两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其一，我国应坚持能源自主开发管理，奉行能源资源国有原则，对本国领土及管辖范围内的能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外，这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对内，则表现为能源国家管制，即国家是能源的所有权者，并适时地赋予个人、单位等主体以能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其二，我国应顺应世界能源立法发展趋势和潮流，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能源交流与合作，借鉴他国先进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之糟粕。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应审慎遵守国际条款的约束，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努力做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应做到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根据国内的能源发展现状及未来需求制定涵盖能源开发、利用、输送等环节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绝不能为了短暂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未来的、长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上，只有做到了能源国家开发与国际合作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统一。
总结
世界能源格局不断变动，各国能源立法趋于生态化方向。我国在能源领域虽已有相关立法，但与生态化之立法要求尚相距甚远。我国欲构建系统完整的能源立法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立法者们紧随世界能源立法潮流，考量本国当前能源现状，预测未来能源发展趋势，结合国家能源管理政策，制定契合生态化要求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能源立法体系。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名人名言
有时间增加自己精神财富的人才是真正享受到安逸的人。
——梭洛
关键词:能源法生态化法律生态化立法目的指导思想
一、法律生态化与能源法生态化
随着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频发，“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应运而生，其落实到能源法领域，便对各国的能源立法与行政管理等具体事项提出了新的要求，进而开启了能源法生态化进程。
（一）法律生态化的提出与界定
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滥觞于工业革命之后的生态危机之中，全球生态化运动的日益高涨促使各国开始寻求法律的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法律生态化正是人类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后所提出的一种新型的法治发展模式。
在我国，最早引入法律生态化观点的是金瑞林教授。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是各国环境法走向完备的阶段，其特点之一就是法律生态化。该观点在国家立法中受到重视并向其它部门法渗透，各部门法中制定了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新的法律规范。1随后，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等学者2分别从本学科角度阐释了法律生态化的内涵。目前学界尚未对法律生态化进行统一界定。
（二）能源法生态化的由来与内涵
能源环境问题的恶化使得能源法逐步走向生态化之路。虽然现存的环境法、侵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涉及因能源开发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危机的应急与处理机制，但这种规范性的、一般性的调整难以兼顾能源问题的特殊性，相关法律关注的更多的是事后治理与补救，这种模式无异于一种流于形式的亡羊补牢式救济。欲实现真正的风险防范必须依赖于能源战略规划以及全过程的控制。因而，能源问题需要能源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解决。
传统能源法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于能源供应之上，而忽视了能源浪费与能源安全等问题。然而，在能源开发、转换、加工、运输、利用等环节之中伴生了诸多的环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生态破坏、自然景观破坏和自然灾害等。能源生态危机的日益频发向传统能源立法发起了挑战。据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能源法之缺陷，调整能源法的发展方向，此即为能源法生态化之由来与嬗变。
作为能源法生态化产物的生态化能源法，是指为实现能源充足、安全、持续的供应及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持续利用，以可持续能源思想为指导，以生态化能源立法为载体，以生态化能源法律制度为支撑的能源法律规范的总称。3
实际上，能源法生态化并非能源法与环境法的简单结合。其内涵与目标可以界定为，一是降低能源生命周期碳排放的外部性，减少能源消耗，实现能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效应内部化；二是能源法本身的生态化，实现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三是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进步的协调，此即最终目标。
二、能源法生态化之必要性分析
需求决定市场，此即市场存在的必要性。同样的，能源法生态化之所以应运而生并日益发展完善，其背后定隐含了某些现实的需要，此即能源法生态化之合理性与必要性。
（一）能源利用现状不容乐观
当前我国在能源问题上面临着两个挑战，一是如何保障充分的能源供应以支撑经济高速发展；二是如何通过产业调整、宏观调控和技术创新大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后一个问题可能更具难度，中国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尚有巨大潜力待挖掘。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世界上能源消费总量最多的国家之一，当前正面临着是否有充足的能源供应保障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问题，特别是这种能源保障要具有很强的持续性。4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3年11月份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显示，1-11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4831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全社会用电量44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5从生产能力的角度，也就是单位GDP的能耗水平来看，2012年，我国消耗1吨标煤创造的GDP大概是14000元，而全球平均水平是25000元，美国是31000元，日本是50000元，这充分说明我国的能耗水平是很高的，但能效水平却是极低的。所以我国的能源政策首先要立足于提高能效水平。6现如今，日益凸显的能源问题已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确保能源安全更是迫在眉睫。如何有效地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实现能源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公民权利与意识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制度的构建问题以及立法保障问题。
（二）契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之后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旨在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随后，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横空出世，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其基本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大中，更是提出了要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日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要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之目标。在生态文明下，法律必须接受生态规律的约束，法律的制定、执行和遵守都应当着眼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客观要求。如果说“良法先行”是法治的起点，那么建设符合生态文明精神要义和价值追求的法律系统就是必须完成的“顶层设计”。能源法亦应如此。
（三）顺应国际能源立法趋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各国、各地区都在不断的相互交流与合作，而我国也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对外开放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不断交融决定了我国应紧随时代的步伐，在法律制度方面与国际社会保持同一性，将国外移植与本土创新相结合，创建独具中国特色的能有法律体系。世界范围内的诸多能源并不为某一国、某一地区所独有，而各国专属的能源也并非闭塞不流通的，加之国际间交流合作的日渐频繁，能源问题的发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多数情况下需要跨国甚至跨洲之间的联合保护与治理，如果出现同样的问题却因为法律程序的差异而导致完全不同的治理结果，必然会引发国际司法秩序的混乱，因而坚持法律规定上的同一性是十分必要的。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国的能源法也因相互之间的交流合作而出现了相互协调与交融的现象。当前各国在能源法生态化方面已有许多成功的探索与尝试，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化能源法体系符合国际能源法的发展趋势与要求，更是切实履行国际条约的现实表现。
三、关于我国能源立法的建构与设计
我国在能源立法领域已有诸多尝试，取得了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些许问题。在借鉴他国经验之基础上，我国应结合本国国情，对已有的不完善的立法进一步修改，对空白的领域加强立法，笔者从立法目的、指导思想两方面试图对我国的能源立法建构提出设想。
（一）立法目的
立法目的决定一部法律的实施方向与价值诉求，此即立法目的之重要性所在。评析我国能源立法亦应首先着眼于其立法目的的设计规定，而这也是衡量我国能源立法是否趋向于生态化的首要标准。
1. 国外能源立法目的之考察
美国2005年的《能源政策法》规定：“经参众两院批准，本法案确保未来可获得安全能支付和可靠的能源。”日本《能源利用合理化法》规定：“颁布本法的目的是，通过为工厂建筑物机械和设备合理利用能源设立必要措施以及设立其他必要措施，从各方面促进能源的合理利用，确保高效利用资源，满足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中能源的需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英国2003年《可持续能源法案》开篇规定：“为发展和促进可持续能源政策制定本法。”德国的《能源经济法》将“保障提供最安全的价格最优惠的和与环境相和谐的能源”作为立法目的，同时《可再生能源资源法》规定：“为了控制全球变暖和环境保护，促进能源供给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可再生能源电能供应的显著提高。”韩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使用和传播促进法》规定：“本法案的目的是，通过促进技术的开发，促进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与传播，实现能源多样化，通过激活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工业，减少有害人类或环境的气体排放，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国家福利。”印度《能源保护法》开篇规定：“本法旨在规定有效使用和保护能源及相关事项。”立陶宛共和国《能源法》规定：“能源法对总体能源活动能源发展和管理的基本准则能源和能源资源效益，进行规范。”乌兹别克斯坦《合理能源利用法》规定：“制定本法是为了设立一个总的法律框架，以确保国家能源资源得到保护，确保能源和潜在的工业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虽然各国能源立法目的各有不同，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诸多共性，例如各国都强调要注重能源安全，加强环境保护，努力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
2. 我国能源法价值取向分析
缘于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便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7明确其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是制定、实施法律的首要任务，能源法亦应如此。反观我国能源法现有体系，纵然不去评论基本法的或缺，单就现存的几部能源相关立法而言，部分法律因年久失修，已不能适应现如今的能源发展趋势和要求。比如《电力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和促进电力事业的发展，维护电力投资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电力安全运行，制定本法。”《矿产资源法》则以“发展矿业，加强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前和长远的需要”为其立法根本。有学者总结为，过去制定能源方面的法律法规，主要考虑的是“如何保障能源的安全供应”，这个指导思想必须改变。8从中可以分析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立法更倾向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能源的开发利用皆以人类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忽视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协调发展这一要求。
故而，在法律生态化之大背景下，我国的能源立法价值追求应由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生态中心主义。人类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人类自身的发展理应考虑到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制定适宜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重价值目标的法律。应注意的是，能源法生态化不等同于环境法或生态法，而应强化突出能源法之特点。故应在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着力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生态环境，从而进一步实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二）指导思想
如果说立法目的是一部法律的灵魂，那么指导思想就是这个灵魂的忠实守护者。立法目的指引法律的未来发展之路，指导思想则是这条道路上的交通引导员，为法律的实施引航。因而我国在能源立法之中应不断加强对于指导思想的更新与设计，具体构想如下。
1.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最早于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被正式提出。它是一种在保护环境的条件下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的发展模式。在能源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总体性概念，蕴涵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维度”。9经济维度关注能源安全，社会维度关注能源公平，环境维度关注能源清洁。
能源安全，包括能源供给安全、能源价格安全、能源运输安全和能源生态安全四个方面。10能源安全是在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重要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愈加凸显。此为能源法最初的指导思想，也是立法时首要应考量的因素。立足我国能源现状，为保证充足的能源供应，降低对外依存度，我国应注重优化能源结构，鼓励对水能、核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或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能源公平，强调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旨在解决区域化贫困、人口过限增长、城市化问题等突出矛盾，以能源公平促进环境公平正义；能源清洁，力图减少在能源开发、转换、加工、运输等过程中对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减少其外部性。清洁思想是能源法指导思想生态化的直接体现。
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能源法趋向于追求代内公平、代际公平、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环境与发展的一体化，皆与能源法生态化旨在实现“保障能源安全、提高能源效率、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完全契合，故而，可持续发展应为我国能源立法的首要指导思想。
2. 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这一概念最初源于党的十七大报告，其中明确指出要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而日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要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之上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在由“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转变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生态文明要求人类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体到能源法领域，生态文明着眼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能源来源于自然界，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行为会反作用于自然，消极的、不良的影响一旦积聚到自然无法承受的地步，就会引发更大的环境危机来警示人类。由此可见，能源--自然--人类--自然--人类，循环往复，相互作用。因而必须处理好这几者之间的关系，而生态文明恰好是协调平衡这一链条的纽带和平台。
能源法生态化应以生态文明为指导观念，将生态价值囊括能源立法之中，在能源开发、利用、管理等过程中应适应尊重自然生态规律，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和破坏，有效控制污染物，优化能源结构，加大科技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引入环境评估制度，合理、科学规划能源的勘探、开发、加工、转换、运输、消费、废物的处理等能源周期中的相关环节，以期形成一个循环可再生的、动态平衡的能源生态系统。
3. 公平正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正如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七届绿色中国论坛上所说的，我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发展成果却分配得不公平。能源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不公加重了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又带来了社会不和谐。能源法领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将大自然所承载的价值进行了罗列，其中一项就是环境价值。环境价值的基础性以及广泛性决定了人类与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环境利益一旦遭受损害必然会影响整个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环境独善其身，也不能独占环境利益。能源正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环境利益。在能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处理各个主体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地协调国家间的利益、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平衡，是能源立法者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实现公平正义，是激发广大民众对法律感情和司法信任感的一个有效方式。因而，能源立法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处理好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问题，理应对能源进行公平索取、公开开发、公正分配；同时，当代人必须为后代人的利益考量，注重能源的回收利用，减少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加大对新能源、替代能源的研发，努力实现在时间、空间、数量、质量上对能源进行最优开发利用。
4. 国家开发与国际合作
在现阶段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之际，任何国家想要闭门造车都是行不通的，于我国的能源法建设同样如此，既要立足本国进行能源开发利用，又要着眼世界加强国际合作，此即国家开发与国际合作原则，主要涵盖两方面的内容和要求。
其一，我国应坚持能源自主开发管理，奉行能源资源国有原则，对本国领土及管辖范围内的能源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对外，这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对内，则表现为能源国家管制，即国家是能源的所有权者，并适时地赋予个人、单位等主体以能源开发利用的权利；其二，我国应顺应世界能源立法发展趋势和潮流，积极与其他国家开展能源交流与合作，借鉴他国先进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之糟粕。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应审慎遵守国际条款的约束，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努力做好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同时应做到统筹安排、合理规划，根据国内的能源发展现状及未来需求制定涵盖能源开发、利用、输送等环节的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绝不能为了短暂的、眼前的经济利益而忽视了未来的、长期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上，只有做到了能源国家开发与国际合作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统一。
总结
世界能源格局不断变动，各国能源立法趋于生态化方向。我国在能源领域虽已有相关立法，但与生态化之立法要求尚相距甚远。我国欲构建系统完整的能源立法体系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立法者们紧随世界能源立法潮流，考量本国当前能源现状，预测未来能源发展趋势，结合国家能源管理政策，制定契合生态化要求的独具中国特色的能源立法体系。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名人名言
有时间增加自己精神财富的人才是真正享受到安逸的人。
——梭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