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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我们赤峰街的老百姓有个手势，左手捏成空筒，将空筒的小指一端对着什么，右手巴掌在左手空筒上一拍，表示照了一张相。
老父病入膏肓，一日清晨，发现他一夜没排尿，我那当医生的女儿当即说：“坏了，这是肾衰竭，快送医院。”下午，他老人家忽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目光灵动，声嘶力竭地“啊啊”叫着，要说什么。我心里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忙上前招呼。他认出了我，但仍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颤抖着抬起双手，出人意料地做了个“照相”的动作。我心里电光石火般一闪，扑上去对他喊：“爸，我明白，我懂，您放心！”他目光释然，合上双眼安静下来，晚上离开了我们。
我究竟明白了什么，得从1957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时说起。
年少不知“斗争”为何物
那年，到9月1日背了书包上学时，紧闭的校门上写着“因故假期延长十五天”。过了国庆节开学时，我们的班主任换了。几天后，我见到了敬爱的原班主任刘德瑞老师，他被警察押着到学校来取东西。登上大马车时，他对围观的我们黯然说：“同学们，我是右派分子，现在去接受改造，你们好好学习……”
原来，在我疯玩的漫长假期里，正是反右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刘老师连带他的全家坠进了深渊。
翌年，我家一台苏联产的中低档相机“费德”被我翻找出来，摸索了几天后，便买了胶卷学着照相。父亲单位的钱叔精通此道，每次都是他帮我掀开相机的底盖儿，往里装胶卷和卸胶卷，又教我用什么光圈和快门。一卷一卷胶卷“糟践”下去，清晰的图像渐渐多起来，我也越发入迷，往父亲单位跑的次数更多起来，因为要不断向钱叔请教拍照的事儿。
一天，我又去父亲的办公楼。见各单位的办公室里和平常不一样，大人们没像平日里坐着办公，而是裁纸的裁纸，写毛笔字的写毛笔字，屋里飘着廉价墨汁的臭味。钱叔说大家在“向党交心”，我看着挺热闹，就从书包里掏出相机站到凳子上拍了一张。因为常上父亲单位来，叔叔阿姨们都认识我，大概以为一个小破孩儿拿个破匣子瞎照呗，没人当回事。
照完相回家时，我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噢，想起来了，大人们的表情不对，没有发自内心的喜悦，更谈不上欢天喜地，都闷着头写大字报。后来我把洗印出来的小照片给父亲看，他凝神仔细看了半天，没说什么，眼光却让我莫名其妙。
父親要我别做出头鸟
有一天家里只有父亲和我，父亲让我把那张“向党交心”的照片拿出来，压低了嗓音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大了，马上要进入社会了，有件事我得嘱咐你，你能保证不把我说的话对任何人，包括老师、同学甚至你妈说吗？”
看他这样，我有点儿害怕，好像要发生什么生离死别的事儿似的。我说：“我保证！”
父亲关上门窗，插上插销，往外看了又看，他的异常让我瘆得慌。
“你照的这张照片，是今年干部向党交心的情景。去年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像你们刘老师一样丢了工作，成了犯人，这一切不可怕吗？不知别人啥样，我是吓破胆了。不过我最怕的是你，你将来会不会重蹈这些人的覆辙，一冲动就想出风头？”
父亲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两眼盯着我的眼睛：“以后，要是赶上什么运动，你一定要坚持再坚持，到大局已定再表态，而且一定不能提意见。咱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我是因为在牧区扑灭疫情，耽搁了半年时间，才万幸躲过这一劫……爸的话你千万装在心里，往后运动多着呢，你要是不小心犯了错误，自己受罪不说，将来你结婚生了孩子，他们也得跟着受牵连，这可是要命的事儿，你得当缩头乌龟，千万记住啊！”
这是我听父亲说话最多的一次。他不是那种振臂一呼、声震寰宇的风云人物，很少说话，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打麻将、不交朋友、不显山不露水，谦卑得让我和母亲在人前都有点不好意思。他衣着朴素，甚至有些褴褛，个子小，在街上走路都溜着边儿。其实他十分聪明，十七岁便考上公费留学，但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外语。
回望当年感慨复唏嘘
父亲一语成谶，到我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亲身经历了朋友在背后捅刀子、老同学红口白牙地当面诬陷、亲戚向你脸上吐唾沫、亲儿子跳上台将被批斗的父亲拧胳膊饱以老拳……我牢记父亲的话，拒做秀木，不当出头椽，谨言慎行，总算熬到“文革”结束。
我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做法还有所发展，如后来参加工作后遇到“四五”运动纪念周恩来总理时，有学生在街上游行，我们单位的领导告诫我们不要参加，深谙此道的我坚持在职工最多的值班室从早待到晚，还故意“失手”摔碎了暖壶，在后来的追查中成功地让别人证明我没有上街……另外，对社会上的一切新鲜事物，我都要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关系后再决定参与与否，比如练各种功、传销各种产品、听到各种消息……
其实，谁也不傻，谨言慎行的人不只有我一个。退休前，一年一度的领导干部考核在小会议室里进行，发了表格现填现收回。在交填好的考核表时，我发现所有的人在领导的“缺点和错误”一栏里都是留的空白。说心里话，这样活着我觉得疲惫。
老父活到八十四，我如今也苟活过了古稀，没摊上什么灾难，万幸之至。想想老一辈经历了那么多运动，都磕磕绊绊地过来了，真不易啊！
老父病入膏肓，一日清晨，发现他一夜没排尿，我那当医生的女儿当即说：“坏了，这是肾衰竭，快送医院。”下午，他老人家忽然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目光灵动，声嘶力竭地“啊啊”叫着，要说什么。我心里知道这是回光返照，忙上前招呼。他认出了我，但仍说不出话。过了一会儿，他忽然颤抖着抬起双手，出人意料地做了个“照相”的动作。我心里电光石火般一闪，扑上去对他喊：“爸，我明白，我懂，您放心！”他目光释然，合上双眼安静下来，晚上离开了我们。
我究竟明白了什么，得从1957年我上小学五年级时说起。
年少不知“斗争”为何物
那年，到9月1日背了书包上学时，紧闭的校门上写着“因故假期延长十五天”。过了国庆节开学时，我们的班主任换了。几天后，我见到了敬爱的原班主任刘德瑞老师，他被警察押着到学校来取东西。登上大马车时，他对围观的我们黯然说：“同学们，我是右派分子，现在去接受改造，你们好好学习……”
原来，在我疯玩的漫长假期里，正是反右斗争激烈进行的时候，刘老师连带他的全家坠进了深渊。
翌年，我家一台苏联产的中低档相机“费德”被我翻找出来，摸索了几天后，便买了胶卷学着照相。父亲单位的钱叔精通此道，每次都是他帮我掀开相机的底盖儿，往里装胶卷和卸胶卷，又教我用什么光圈和快门。一卷一卷胶卷“糟践”下去，清晰的图像渐渐多起来，我也越发入迷，往父亲单位跑的次数更多起来，因为要不断向钱叔请教拍照的事儿。
一天，我又去父亲的办公楼。见各单位的办公室里和平常不一样，大人们没像平日里坐着办公，而是裁纸的裁纸，写毛笔字的写毛笔字，屋里飘着廉价墨汁的臭味。钱叔说大家在“向党交心”，我看着挺热闹，就从书包里掏出相机站到凳子上拍了一张。因为常上父亲单位来，叔叔阿姨们都认识我，大概以为一个小破孩儿拿个破匣子瞎照呗，没人当回事。
照完相回家时，我忽然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噢，想起来了，大人们的表情不对，没有发自内心的喜悦，更谈不上欢天喜地，都闷着头写大字报。后来我把洗印出来的小照片给父亲看，他凝神仔细看了半天，没说什么，眼光却让我莫名其妙。
父親要我别做出头鸟
有一天家里只有父亲和我，父亲让我把那张“向党交心”的照片拿出来，压低了嗓音盯着我的眼睛，说：“你大了，马上要进入社会了，有件事我得嘱咐你，你能保证不把我说的话对任何人，包括老师、同学甚至你妈说吗？”
看他这样，我有点儿害怕，好像要发生什么生离死别的事儿似的。我说：“我保证！”
父亲关上门窗，插上插销，往外看了又看，他的异常让我瘆得慌。
“你照的这张照片，是今年干部向党交心的情景。去年很多人被打成了右派，像你们刘老师一样丢了工作，成了犯人，这一切不可怕吗？不知别人啥样，我是吓破胆了。不过我最怕的是你，你将来会不会重蹈这些人的覆辙，一冲动就想出风头？”
父亲一把抓住我的肩膀，两眼盯着我的眼睛：“以后，要是赶上什么运动，你一定要坚持再坚持，到大局已定再表态，而且一定不能提意见。咱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平安安过日子……我是因为在牧区扑灭疫情，耽搁了半年时间，才万幸躲过这一劫……爸的话你千万装在心里，往后运动多着呢，你要是不小心犯了错误，自己受罪不说，将来你结婚生了孩子，他们也得跟着受牵连，这可是要命的事儿，你得当缩头乌龟，千万记住啊！”
这是我听父亲说话最多的一次。他不是那种振臂一呼、声震寰宇的风云人物，很少说话，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打麻将、不交朋友、不显山不露水，谦卑得让我和母亲在人前都有点不好意思。他衣着朴素，甚至有些褴褛，个子小，在街上走路都溜着边儿。其实他十分聪明，十七岁便考上公费留学，但我从来没听他说过一句外语。
回望当年感慨复唏嘘
父亲一语成谶，到我快要高中毕业的时候，赶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亲身经历了朋友在背后捅刀子、老同学红口白牙地当面诬陷、亲戚向你脸上吐唾沫、亲儿子跳上台将被批斗的父亲拧胳膊饱以老拳……我牢记父亲的话，拒做秀木，不当出头椽，谨言慎行，总算熬到“文革”结束。
我不但继承了父亲的做法还有所发展，如后来参加工作后遇到“四五”运动纪念周恩来总理时，有学生在街上游行，我们单位的领导告诫我们不要参加，深谙此道的我坚持在职工最多的值班室从早待到晚，还故意“失手”摔碎了暖壶，在后来的追查中成功地让别人证明我没有上街……另外，对社会上的一切新鲜事物，我都要反复思考，权衡利害关系后再决定参与与否，比如练各种功、传销各种产品、听到各种消息……
其实，谁也不傻，谨言慎行的人不只有我一个。退休前，一年一度的领导干部考核在小会议室里进行，发了表格现填现收回。在交填好的考核表时，我发现所有的人在领导的“缺点和错误”一栏里都是留的空白。说心里话，这样活着我觉得疲惫。
老父活到八十四，我如今也苟活过了古稀，没摊上什么灾难，万幸之至。想想老一辈经历了那么多运动，都磕磕绊绊地过来了，真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