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中的温情与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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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直到留下这两句话,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才画上句号。但由他唤醒并掀起的中国革命浪潮,则远远没有到达终点。在海峡的此岸,天安门广场,重大时节必有孙的画像;在海峡的彼岸,即便蓝绿骂仗最为不堪时,亦不敢有人对孙文轻慢侮辱。香港,日本,美洲,欧洲,他走遍世界,思绪万千,却牵挂如一;广州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北伐战争,他屡遭挫折,九死一生,却执著如一。不仅如此,他倡导的“三民主义”,在台湾岛内步步为营而能践行,他主张的联俄联共,埋伏了大陆后续历史的关键线索。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国革命不折不扣的第一主角。
  虽然武昌首义中孙中山“不在场”,虽有袁世凯、黎元洪、黄兴等一干枭雄,在此前后各领风骚,但孙中山仍然是狭义上的辛亥革命的主角。张黎导演这部《辛亥革命》,虽然也算是献礼片,但对于历史脉络的把握,整体还是颇堪称许的:一是以广州起义为辛亥革命的先声;二是以孙文在欧洲阻止列国银行团向清廷借款为副线。这两点,历史书上已经有足够的文字交代它们对于辛亥局面的重大影响,当然也足以说明何以孙中山在辛亥剧变中有当仁不让的价值与地位。
  但同样是在历史感上,《辛亥革命》的结尾却显拘束—袁世凯剪辫子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林觉民《与妻书》呼应此前的染血黄花岗。今天以100年后的视角来看待当年风云,难道不可以有更多的神韵与寄托?高阳写《慈禧全传》,洋洋洒洒,浩瀚如海,但全书并未在慈禧病死之时告终,结尾之笔落在了同光重臣最后一人张之洞之死上。张的逝去,才是一代人的句号,同时也画下了下一个时代的问号。悼张的一副挽联这样写道:“生有自来,死而后已;斯文未丧,吾道益孤。”于是便有人议论:“我看,最后一句要改两个字。汉人益孤。”但第三者却道:“不是汉人益孤,是旗人益孤。”这样的结尾,虽然算不上神来之笔,但比起打字幕交代后事要强得太多太多。
  近两年来,献礼片高产,所展现的,又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角色也全部都是大人物。这类大人物电影,因为历史定论不容置疑,往往是无法进行艺术加工的,甚至连多说一句话都不可得。看这样的电影,有些时候真的就跟看动画版的历史教科书一样,无悬念,也无细节。《辛亥革命》即便算是此中的佼佼者,但也基本难逃同样的命运。
  对比这样的观影印象,就不由得要想起由HBO与BBC联手打造的史诗剧《罗马》。从“前三头”共和时期的公元前五十二年到屋大维称帝,这一段奇瑰的罗马历史,充满了无休止的领土扩张与贵族权争,凯撒、安东尼、埃及艳后、屋大维……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粉墨登场。但令人称绝的是,导演却在这样的历史画卷里,选择了两个虚构的小人物充当主角,通过他们的命运变迁,展现出市井小民的悲欢离合,同时也勾连起历史的大段落。如果说历史的演变已是定式,但小人物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命运,更能营造出冲突与悬念;大人物的纵横捭阖,令人高山仰止,但奔走劳碌、喘不过气来的小民生活,更可以引发共鸣与思考。这样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许才更是对历史有温情。有趣的是,《辛亥革命》中的黄兴,由一贯出演小人物的成龙饰演,这是他从影以来的第100部电影,也许量变真的能够引来质变。
  面对历史以及历史题材,视角是唯上还是亲民,跟是否对历史负责无关,而是折射出了价值观的分歧所在。前年上映的《十月围城》,刚好也可与辛亥革命扯上关系。初看之时,倒也觉得激烈精彩,小人物内心亦有家国情怀。对于华语片来说,算是角度难得的历史题材电影了。但再看之后,却又有些不是滋味:这片子里小人物是有了,但这些小人物却都得为了大人物牺牲,因为大人物才关乎家国命运。
  硬拉一部西方的电影来作比,那就是梅尔·吉普森主演的《爱国者》吧,两者的题材也颇为类似了。只是《爱国者》里面的主角,并无什么精忠报国的自觉,他参加独立战争抗击英军,是因为儿子一腔热血入了伍,护子心切的老爹只想贴身保护爱子平安无事。当然,儿子丧命之后,一番犹豫挣扎之后,主角的意识得以升华,幼吾幼及人之幼,爱子者成长为爱国者。这一番人伦道德说下来,不仅有崇高,更有温暖。《辛亥革命》的起始,是秋瑾就义的桥段,同样面临着母子之情,但没有过程没有挣扎的慷慨,其实就会减少说服力,同样也就削弱了感染力。
  东方与西方,集体与个体,竞争了两百年,不敢说已经有了水落石出的结果。但对于电影这样一个文化产品来说,依附在各自的价值观上讲故事,难免会遭挑剔的观众指手画脚横竖对比,固然无辜却也无奈。好在中国市场大,票房总是无须太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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