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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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愧于祖国,有愧于中国举重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对不起大家!”这是中国举重运动员吴景彪在夺得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子56公斤级举重亚军后,面对中央电视台的镜头说的话。
  吴景彪随后飙泪的画面,也已成为奥运开幕几天来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
  回到四年前,2008年奥运会,杜丽发挥失常,未能拿到女子气步枪的射击冠军,接受央视采访,杜丽泣不成声,久久说不出话来,连同采访的女记者也哭了起来,这一幕给我留下的记忆之深刻清晰,超过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当然,她不必说愧对祖国,2004年她已经夺得了冠军,在金牌至上的中国奥运战略里,杜丽属于功臣。
  与吴景彪同天比赛的女子举重运动员周俊,今年17岁,她不仅没有夺金,而且由于三次抓举失败而没有成绩,被中国多家媒体称为“耻辱性失败”。为什么派17岁的周俊参赛,国家体育总局和湖北代表团相互把责任推给了对方,这属于后话,但把17岁的年轻运动员的失败称为“耻辱”,这是相当罕见的,周俊的表现和某些媒体的表现,究竟谁是“耻辱”的,我更倾向于后者。
  同样可以回顾2008年,当杜丽在女子步枪三姿中神勇夺冠后,杜丽再次哭了,这次她是鞠躬致谢。然而,赛后,媒体把杜丽的夺冠称为涅槃,乃至有的媒体把杜丽的夺冠称为完成了自我救赎。
  我们可以把“救赎”称为文学性的修辞,但这其中隐含的“不夺得金牌难逃其罪”的台词,不言自明,要不谈何救赎?
  23岁的吴景彪和17岁的周俊,还有机会完成自我救赎吗?这要等四年后中国体育官员做决定,但今年的第一块金牌产生时,中国体育总局的贺电已经表明了他们对金牌和铜牌不同的态度。
  伦敦奥运会第一块金牌由易思玲夺得,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发来贺电,但贺电中只字不提同场比赛获得铜牌的喻丹。这也是历届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的共同待遇,获得金牌的运动员会获得各级政府及企业的嘉奖,在媒体中频频露面,各种荣誉随之而来,更有甚者,他们的父母的住房会在夺得金牌几小时内被解决。而银牌和铜牌的获得者,注定成为配角,据新华社记者报道,某个运动员父母被接到县城看比赛直播,因儿子未能取得冠军,当地官员直接扬长而去,留下两个年迈的老人。
  中国人对金牌的渴望,肇始于1984年,在苏联等东欧国家缺席的情况下,中国获得了洛杉矶奥运会的15枚金牌,许海峰、李宁、中国女排成了中国第一代奥运英雄,长达28年的奥运战略从此拉开了帷幕。当年中国刚刚播过电视剧《霍元甲》,“东亚病夫”屈辱一幕通过电视荧屏传遍大江南北,15枚奥运金牌对于被西方国家封闭数十年的中国民众来说,有如久旱逢甘霖,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通过奥运英雄的英勇表现激发民族精神,成为四年上演一次的连续剧。
  这一局面到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达到了顶峰,中国以东道主身份以金牌榜第一超越了美国,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打破了西方国家长期把持的金牌第一的格局。如果说,中国人之前还有对奥运金牌的渴望症,那么2008年的51块金牌已经治好了这个病。
  奥运会是竞技体育最高级别比赛,大多运动员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本届体操男子团体决赛,美国运动员失误后眼含热泪,这是比赛常见的现象。但运动员把奥运会看作一场命运的豪赌,成王败寇泾渭分明的,并不多见。
  官员有举国体制的压力,政绩及未来的升迁,与运动员是否拿金牌紧密相连,那么媒体也以金牌论成败又是为何?这除了思维惯性外,也与中国整个社会呈现浮躁特征,趋向实用化和功利化有直接关系。在奥运精神的理解上,中国民众已经过河了,而体育官员和部分媒体,还在摸石头。
  在微博上,网民们大多对周俊表示理解和同情,吴景彪赛后发的微博,4万多条的评论,除了少数表示遗憾外,绝大部分人对吴景彪表示鼓励。
  什么是奥运精神,1968年墨西哥运动会上坦桑尼亚选手艾哈瓦里已经做出了经典阐释。“他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中受伤,当他缠着绷带、拖着流血的伤腿一瘸一拐地最后一个人跨过终点线时,数万人的会场,全场观众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艾哈瓦里说:“我的祖国从两万多公里外送我来这里,不是派我来听发令枪声的,他们是要我来冲过终点的。”
  是的,比更高更快更强更本质的奥运精神是重在参与,而不是以金牌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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