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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志”以川东乡村的贺家湾为背景，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乡土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宏阔的历史图景。作者以对农村生活细节的熟悉与“在场”的情感态度，完成了对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有着独特而辩证的乡土视角，保持着客观的观察与判断，使乡村经验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张力得以保留，“乡村志”的地方性色彩鲜明生动，其经验与话语超越了地域，与国族性密切相关，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
关键词：贺享雍;“乡村志”;当代乡土中国;亲历者;阐释者
读贺享雍的“乡村志”，唤起了我久远的乡愁与深植于血脉的某些经验和记忆。这是一次无限亲近我生命来路和祖先面容的阅读体验，这并不是说贺享雍展现的是静态乡村景观。恰恰相反，他有着底蕴深厚的生活来源和纯朴饱满的笔墨，一心“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他要为生他养他、滋养千万农民的川东大地绘出一幅时代中的巨型变迁图，使“乡村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和“一幅气势恢弘、人物众多的清明上河图似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图景”①。迄今为止，他确乎一直在忠诚地实践着这样的决心。从2013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十卷“乡村志”：《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青天在上》《盛世小民》《男人档案》《大城小城》《天大地大》。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要写出乡土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罅隙间艰难自我转型和自我修复的过程，描摹出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家庭情感、宗族关系、身份认同、人生命运的变化。这既是其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新质所在，也是构成其当代乡土中国宏阔图景的重要内容。
一 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难度及其超越
贺享雍的十部“乡村志”彼此镶嵌，互相关联，又各自有叙事核心和人物群像。《土地之痒》以贺世龙一家为中心，讲述农民与土地之间“失而复得得而又失”的故事;《民意是天》以贺端阳竞选村委会主任一事为核心，展现了以人情和家族关系为主导的乡村政治格局;《人心不古》讲述退休老校长贺世普重返贺家湾，欲以民主法治改变乡村的落后观念，最后却被乡民无形驱逐的悲凉故事;《村医之家》讲述了农村医疗改革的变化过程以及乡村医生老一代、年轻一代的不同人生;《是是非非》展现了利益博弈下乡村的人心和生态变化;《青天在上》关乎贺世忠的上访与乡政府的维稳;《盛世小民》讲述贺世跃以生命为代价给儿子挣来了一套房;《男人档案》讲述“西南日化大王”贺世亮的悲欢人生;《大城小城》以城市为背景描写了“贺二代”“贺三代”与父辈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收官之作”《天大地大》叙述县官乔燕和农民们为振兴乡村而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
“乡村志”是一个叙事与美学的整体。贺享雍以如椽巨笔、宏大构思和数年的孜孜矻矻，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川东乡村的“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等传统和生活实践，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②，构建起了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到日常生活”③等诸方面的发展图谱。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中，“乡土中国”有着深厚悠久的叙事传统，作家大多数时候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甚至先于时代的叙事节奏。但是，对于当下的作家来说，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存在着巨大的难度，这来自于其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当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对中国乡村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改甚至是结构性的摧毁和置换时，作家的文学观念、美学探索、价值建设等如果未能及时“跟上”，就会带来叙事的阻滞和陈腐。在当代文学中，这是一片少被开垦或未能被充分开垦的“土地”，它的叙事可能性多向度地敞开着。
在“乡村志”中，这样的难度几乎是先天性地减弱了，因为上述障碍在贺享雍那里并不存在。由于长久地生活在乡村，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从理论到实践都形成了深厚的认知。他对于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首先来自宏大的视野和整体叙事观。这幅宏图以“时间”的流逝与“人”的变化构成了密实的经纬，共同提供了当代乡土中国的变迁过程。从“时间”的历时性来看，“乡村志”的第一卷《土地之痒》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包产到户写起，之后，乡村经历了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土地、房产等各方面的变化，到了《大城小城》，“贺二代”“贺三代”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民身份，来到了城市，并且依靠城市化的职业——公司老板和打工者为生，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又有一种由县返乡的视角，那是对乡村的重新修复和盘活，并且以本土性的力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成功抵抗。这个时间线索是清楚的，它所携带而来的中国农村变化也是清晰可见、步步惊心的。
“乡村志”的超越性还表现在，贺享雍以作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直觉，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农村最为核心的命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将这一关系的变迁贯穿始终，以之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这种设置极富意味。因为这一重要关系在20世纪乡土文学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土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话语成为革命的“引爆点”，也成为文学创作中最有冲击力和延展性的元素。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下关于农村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直接涉及到土地问题的小说，“这首先或许在于经历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承包到户’，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像历史上那么尖锐突出了，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④。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在今天，土地问题依然尖锐，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乡村改革内部的变化，更因为全球化裹挟的外部力量而更加突出，更加无法协调。
正是在这一点上，贺享雍打开了对农民和土地之间血脉关系的理解窗口，对当代乡土中国结构性的巨变进行了恰切阐释和书写。这是他的优势和长处，他看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血肉相融正在被商业社会的浪潮冲击破坏，他一直对处于变化中的土地归属权问题有所思考。在《土地之痒》中，他塑造了一个农村“老把式”贺世龙，他在贺家湾深受爱戴和尊重。他对土地感情深厚，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家族关系皆由土地决定。作家将这个老农民的内心活动娓娓道来，以之为主轴，曲折有致地写活了中国当代农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从“土改”到“大跃进”到“包产到户”再到“两田制”“招商引资”，每一次政策的变化都牽动着贺世龙的心，改变了他的家族结构和宗族关系，也改变了他作为农民超稳定的身份认同和伦理认知。在“乡村志”中，土地问题无所不在，或显或隐，都决定着农民的家庭关系和利益分配。贺世龙细心计算土地转包的投入与收益，贺端阳为了修路而对土地进行处理和分配，贺世普为了修房子而与连襟打官司，诸多丰富具象的细节都让人感到，贺享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对土地问题有着切身体会的作家，是对土地影响农民生存的问题进行过严肃深入思考的作家。 当然，贺享雍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也是因为他一直在乡村“现场”，从未离开和缺席。这种“在场”状态决定了他对乡村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的语言和美学风格。贺享雍的小说技巧“完全来自生活的厚赠”，是“广袤的农村、地地道道的乡村生活、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给了他描写人物的视角、眼光、落脚点”⑤。他建立起了写作主体与乡村肌理紧密贴合的情感结构，将饱蘸着暖色和善意的笔触伸展开来，完成了朴实厚重的乡村现实主义书写。
他对于土地、农活、习俗、风景、人情的描写带着记忆的温暖和观察的细腻。在经历长久的积淀之后，他提笔就能绘出有声有色、动静皆宜的图景。《人心不古》中有一段关于初春的描写，是诗似画，更是作家用经验和感受凝结成的美丽迷人的乡村风景：“一开春，天气就有些不同了。脚下的泥土开始松软起来，远处山坡被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草嫩芽给染成了轻烟一般的鹅黄的颜色。杨柳枝条上已经绽开了叶片，风吹到人脸上又轻又软。一群群麻雀充当了报春燕子的角色，从空中箭一般落到路旁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得十分响亮和激昂。蓝天上飘浮着轻绡般的白云，阳光从云层间照射到人的身上，背上已经有了一种热烘烘的感觉。”⑥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在土地上感受过的季节带来的变化，就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如此紧密相融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没有中介也没有经过任何过滤与装饰的自然：天空、大地、小鸟、树木的形状及其气息和触感均具体有形地呈现出来，它们饱含着生命的初相与丰饶，带着软绒绒的质地与暖洋洋的温度。这是只有将手和心都紧紧贴在乡村的皮肤上才能够感受到的。贺享雍的独特之处，或者说作为乡土作家的本质性美学由此彰显：乡村与自然、自然与农民、农民与乡村，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由于这种循环是千年乡土中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他的书写也就自动地连接上了古老的乡土生存哲学与美学。
“乡村志”的超越性还来自于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对村民的情感态度。他是以“农民”的身份在写作，他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生活向好的变化，也看到了“历史之手”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苦痛难言、经久莫辨的伤痕。他对农村、农民、农活的各种知识都是非常内行的，一读之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和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不是外来人，也不是出身于乡绅、土豪和小康家庭，而是内在于乡村最底层的亲历者与阐释者。他们的认知谱系和情感结构是从深厚的生活实践中提取出来的。面对着那些无论如何操劳都摆脱不了苦难命运的乡亲，贺享雍以一种“共在”和“共情”的方式融入了他们的生存;面对着那些曾经为乡村和国家做过贡献后来被剥夺所有因此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的农民，他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巧妙的揶揄和温情的批判。人物的性格、小说的冲突和命运的走向，在贺享雍的笔触中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了。这些复杂的情节和情感共同构成了“乡村志”的底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乡土中国的有效阐释。
二
关键词：贺享雍;“乡村志”;当代乡土中国;亲历者;阐释者
读贺享雍的“乡村志”，唤起了我久远的乡愁与深植于血脉的某些经验和记忆。这是一次无限亲近我生命来路和祖先面容的阅读体验，这并不是说贺享雍展现的是静态乡村景观。恰恰相反，他有着底蕴深厚的生活来源和纯朴饱满的笔墨，一心“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他要为生他养他、滋养千万农民的川东大地绘出一幅时代中的巨型变迁图，使“乡村志”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部全景式、史诗性的乡土小说”和“一幅气势恢弘、人物众多的清明上河图似的当代农村生活的历史图景”①。迄今为止，他确乎一直在忠诚地实践着这样的决心。从2013年开始，他先后出版了十卷“乡村志”：《土地之痒》《民意是天》《人心不古》《村医之家》《是是非非》《青天在上》《盛世小民》《男人档案》《大城小城》《天大地大》。作为一个乡土文学作家，贺享雍要写出乡土中国在传统与现代的罅隙间艰难自我转型和自我修复的过程，描摹出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家庭情感、宗族关系、身份认同、人生命运的变化。这既是其有别于传统乡土叙事的新质所在，也是构成其当代乡土中国宏阔图景的重要内容。
一 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难度及其超越
贺享雍的十部“乡村志”彼此镶嵌，互相关联，又各自有叙事核心和人物群像。《土地之痒》以贺世龙一家为中心，讲述农民与土地之间“失而复得得而又失”的故事;《民意是天》以贺端阳竞选村委会主任一事为核心，展现了以人情和家族关系为主导的乡村政治格局;《人心不古》讲述退休老校长贺世普重返贺家湾，欲以民主法治改变乡村的落后观念，最后却被乡民无形驱逐的悲凉故事;《村医之家》讲述了农村医疗改革的变化过程以及乡村医生老一代、年轻一代的不同人生;《是是非非》展现了利益博弈下乡村的人心和生态变化;《青天在上》关乎贺世忠的上访与乡政府的维稳;《盛世小民》讲述贺世跃以生命为代价给儿子挣来了一套房;《男人档案》讲述“西南日化大王”贺世亮的悲欢人生;《大城小城》以城市为背景描写了“贺二代”“贺三代”与父辈有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收官之作”《天大地大》叙述县官乔燕和农民们为振兴乡村而展开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攻坚战”。
“乡村志”是一个叙事与美学的整体。贺享雍以如椽巨笔、宏大构思和数年的孜孜矻矻，细致生动地描写了川东乡村的“生产、饮食、居住、婚姻、丧葬、节”等传统和生活实践，上至“人生礼仪、节日岁时、行为禁忌”，下至“人际往来、游戏娱乐”②，构建起了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乡村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到日常生活”③等诸方面的发展图谱。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中，“乡土中国”有着深厚悠久的叙事传统，作家大多数时候保持着与时代同步、甚至先于时代的叙事节奏。但是，对于当下的作家来说，当代乡土中国的叙事存在着巨大的难度，这来自于其认知与现实之间的裂隙。当现代性和全球化进程对中国乡村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改甚至是结构性的摧毁和置换时，作家的文学观念、美学探索、价值建设等如果未能及时“跟上”，就会带来叙事的阻滞和陈腐。在当代文学中，这是一片少被开垦或未能被充分开垦的“土地”，它的叙事可能性多向度地敞开着。
在“乡村志”中，这样的难度几乎是先天性地减弱了，因为上述障碍在贺享雍那里并不存在。由于长久地生活在乡村，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村从理论到实践都形成了深厚的认知。他对于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首先来自宏大的视野和整体叙事观。这幅宏图以“时间”的流逝与“人”的变化构成了密实的经纬，共同提供了当代乡土中国的变迁过程。从“时间”的历时性来看，“乡村志”的第一卷《土地之痒》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包产到户写起，之后，乡村经历了政治、经济、医疗、教育、土地、房产等各方面的变化，到了《大城小城》，“贺二代”“贺三代”已经完全脱离了农民身份，来到了城市，并且依靠城市化的职业——公司老板和打工者为生，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又有一种由县返乡的视角，那是对乡村的重新修复和盘活，并且以本土性的力量形成了对外来资本的成功抵抗。这个时间线索是清楚的，它所携带而来的中国农村变化也是清晰可见、步步惊心的。
“乡村志”的超越性还表现在，贺享雍以作为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直觉，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农村最为核心的命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他将这一关系的变迁贯穿始终，以之为叙事的起点和终点，这种设置极富意味。因为这一重要关系在20世纪乡土文学中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土地”被纳入意识形态话语成为革命的“引爆点”，也成为文学创作中最有冲击力和延展性的元素。有研究者指出，在当下关于农村的小说中，很少看到直接涉及到土地问题的小说，“这首先或许在于经历过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以及‘承包到户’，中国的土地问题不像历史上那么尖锐突出了，另一方面或许也在于，对于当今的作家来说，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尚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④。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在今天，土地问题依然尖锐，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乡村改革内部的变化，更因为全球化裹挟的外部力量而更加突出，更加无法协调。
正是在这一点上，贺享雍打开了对农民和土地之间血脉关系的理解窗口，对当代乡土中国结构性的巨变进行了恰切阐释和书写。这是他的优势和长处，他看到了农民与土地之间的血肉相融正在被商业社会的浪潮冲击破坏，他一直对处于变化中的土地归属权问题有所思考。在《土地之痒》中，他塑造了一个农村“老把式”贺世龙，他在贺家湾深受爱戴和尊重。他对土地感情深厚，农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他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以及家族关系皆由土地决定。作家将这个老农民的内心活动娓娓道来，以之为主轴，曲折有致地写活了中国当代农民与土地的紧密关系。从“土改”到“大跃进”到“包产到户”再到“两田制”“招商引资”，每一次政策的变化都牽动着贺世龙的心，改变了他的家族结构和宗族关系，也改变了他作为农民超稳定的身份认同和伦理认知。在“乡村志”中，土地问题无所不在，或显或隐，都决定着农民的家庭关系和利益分配。贺世龙细心计算土地转包的投入与收益，贺端阳为了修路而对土地进行处理和分配，贺世普为了修房子而与连襟打官司，诸多丰富具象的细节都让人感到，贺享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对土地问题有着切身体会的作家，是对土地影响农民生存的问题进行过严肃深入思考的作家。 当然，贺享雍之所以能够完成对当代乡土中国叙事难度的超越，也是因为他一直在乡村“现场”，从未离开和缺席。这种“在场”状态决定了他对乡村的熟悉程度，也决定了他的语言和美学风格。贺享雍的小说技巧“完全来自生活的厚赠”，是“广袤的农村、地地道道的乡村生活、农民兄弟的喜怒哀乐，给了他描写人物的视角、眼光、落脚点”⑤。他建立起了写作主体与乡村肌理紧密贴合的情感结构，将饱蘸着暖色和善意的笔触伸展开来，完成了朴实厚重的乡村现实主义书写。
他对于土地、农活、习俗、风景、人情的描写带着记忆的温暖和观察的细腻。在经历长久的积淀之后，他提笔就能绘出有声有色、动静皆宜的图景。《人心不古》中有一段关于初春的描写，是诗似画，更是作家用经验和感受凝结成的美丽迷人的乡村风景：“一开春，天气就有些不同了。脚下的泥土开始松软起来，远处山坡被刚刚破土而出的小草嫩芽给染成了轻烟一般的鹅黄的颜色。杨柳枝条上已经绽开了叶片，风吹到人脸上又轻又软。一群群麻雀充当了报春燕子的角色，从空中箭一般落到路旁的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得十分响亮和激昂。蓝天上飘浮着轻绡般的白云，阳光从云层间照射到人的身上，背上已经有了一种热烘烘的感觉。”⑥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在土地上感受过的季节带来的变化，就不可能对“人与自然”之间如此紧密相融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这是一种没有中介也没有经过任何过滤与装饰的自然：天空、大地、小鸟、树木的形状及其气息和触感均具体有形地呈现出来，它们饱含着生命的初相与丰饶，带着软绒绒的质地与暖洋洋的温度。这是只有将手和心都紧紧贴在乡村的皮肤上才能够感受到的。贺享雍的独特之处，或者说作为乡土作家的本质性美学由此彰显：乡村与自然、自然与农民、农民与乡村，形成了良性的循环。由于这种循环是千年乡土中国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他的书写也就自动地连接上了古老的乡土生存哲学与美学。
“乡村志”的超越性还来自于作家的生活经验与对村民的情感态度。他是以“农民”的身份在写作，他既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生活向好的变化，也看到了“历史之手”在他们身上留下的苦痛难言、经久莫辨的伤痕。他对农村、农民、农活的各种知识都是非常内行的，一读之下就知道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作家。在这一点上，他和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人有着相似之处，他们不是外来人，也不是出身于乡绅、土豪和小康家庭，而是内在于乡村最底层的亲历者与阐释者。他们的认知谱系和情感结构是从深厚的生活实践中提取出来的。面对着那些无论如何操劳都摆脱不了苦难命运的乡亲，贺享雍以一种“共在”和“共情”的方式融入了他们的生存;面对着那些曾经为乡村和国家做过贡献后来被剥夺所有因此想方设法钻政策空子的农民，他也有着深深的同情、巧妙的揶揄和温情的批判。人物的性格、小说的冲突和命运的走向，在贺享雍的笔触中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化了。这些复杂的情节和情感共同构成了“乡村志”的底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当代乡土中国的有效阐释。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