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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叶挺，我在孩提时代就熟知了。因为他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因为我们是熟读他的诗“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长大的，还因为他是我父亲的上级。
但是，我总感到叶挺和其他将帅有不同之处，比如他长时间在军内担任要职却好长时间不是共产党员，他好像是将帅中的另类。
由于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非常了解叶挺，他在70年代末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讲到叶挺的独特情况。
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情况那么复杂，宁可过严也不能放松一点。这种思维解放后仍然延续，文化大革命更是淋漓尽致。叶挺比我大13岁，他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小药铺，还到南洋打过工。严格地讲，叶挺是华侨将领。他15岁还在读中学，正是辛亥革命发生，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没多久就放出来了。后来他考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上过的。后来他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开始向往革命。”
说到这里，父亲特别向我总结：“我们党参加革命的人，农民受《水浒传》这样的造反书影响最大，早期革命后来成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几乎都与陈独秀的《新青年》有关，连毛主席也不例外。这么多年陈独秀都是反面教员，不公平啊！我想将来更加实事求是，会给他公正评价的。你想想，连叶挺这样在孙中山身旁的人都因为《新青年》加入革命队伍，这个陈独秀有多厉害！”
父亲说到这里我也产生联想，因为既然父亲知道陈独秀这样厉害，我偶尔看到他给工程兵做报告的讲话稿，在讲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谴责陈独秀，把陈独秀做为党内的反面教员，也许他是无奈的，被动的，违心的，因为比他地位高许多的人不是也要成天这样批判吗？
父亲接着说：“后来叶挺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在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时，叶挺是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的功臣，也因此深得孙中山信任。1924年，孙中山把叶挺作为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培养，让他去苏联学习。他在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加上早年《新青年》已深入他的心，在苏联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仅仅两天，广州起义就告失败。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称叶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但是不容叶挺解释与申辩，中央就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被留党察看6个月。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要是放在很多将领身上就忍了，可叶挺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有点万念俱灰，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他打算远离政治，放弃在中国都已经很有名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用文化为国家做些贡献。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两个人谈了半天，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讲，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尤其个人受点误会和冤屈是总会遇到的。这个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尤其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叶挺与中共重要领导人交换意见，感到共产党还是惦记他希望他发挥作用的。叶挺重新振作起来，他知道德国是军事强国，想在那里深造学习军事，然后回国为共产党效力。
“叶挺在德国边开饭馆边学习，他对德国陆军特别加以考察，并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旅欧五年后叶挺回到澳门。国民党知道叶挺如果回到共产党，无疑会给共产党的武装增加很大名声和力量，蒋介石派国民党要员送礼拉拢，叶挺非常坚定地要寻找共产党。人康啊，你要知道，那时共产党力量远远比不上国民党，前途也并不明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共产党蒸蒸日上，而国民党腐败，各级官员都要捞一把，早就失去民心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叶挺毫不犹豫地赶到延安，共产党用很高的规格迎接这位归来的游子。毛泽东亲自主持为他在抗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那个大会。记得叶挺用夹杂着广东乡音的北方话说：‘革命就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那提高到最大的声音就在会场飘荡。但是共产党也有规矩，脱了党并不是很快就可以重新入党的，还要长时间地接受党的考验。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任军长。可是叶挺在新四军干得并不舒心，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他和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关系紧张。
“项英主观刚愎，总爱用对党外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这都惊动了党中央，毛泽东特意叮嘱项英要尊重叶挺，亲自出面为二人调解，叶挺终于顾全大局留了下来。在皖南事变前，叶挺已经有所警惕，我在重庆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对我回忆说，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部队到达茂林地区，天下开了大雨。叶挺说，要警惕国民党，为避免成为瓮中之鳖，最好改变路线，不从东南翻山去旌德，而从西南过去向东进军然后北上。但是项英不同意，还是按照国民党指定的路线进军。到了丕岭脚下，国民党40师、14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非常英勇，浴血奋战，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极为惨重。
“项英对国民党认识不清，抱有幻想，却最终在这次事变中被国民党杀死。还有袁国平、周子昆等将领被杀害，叶挺被俘。蒋介石马上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所谓的军法审判。叶挺被捕后非常英勇，与国民党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先是顾祝同用高官引诱叶挺投降，被怒斥。蒋介石知道叶挺的分量，亲自出面劝降叶挺，让他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其前途是光明的。叶挺的回答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叶挺关了几年，换了好几处监狱，他先被解往上饶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一年多后，蒋介石认为让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叶挺还是不屈服，在重庆做了一首很有名的狱中诗，广为流传。”
我接过父亲的话说：“您还背得下这首诗吗？”
父亲摇摇头说记不得了，我非常熟悉地给父亲背诵了一遍：“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父亲说：“叶挺一辈子真是坎坷，先是被党内错误对待漂流在外，后来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折磨。算起来这个共产党里非常重要的大军事家大部分时间没能在战场上效力，真是个悲剧！尤其是他的死，太惨烈了！由于中共中央长期交涉，被关了5年的叶挺于1946年3月获释。他出狱第二天就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两天后他的要求得到批准。恢复党籍没几天，叶挺于1946年4月8日去延安途中飞机撞山遇难。我的老首长、老前辈就这么粉身碎骨地走了，他要活着，是无可争议的元帅……”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
但是，我总感到叶挺和其他将帅有不同之处，比如他长时间在军内担任要职却好长时间不是共产党员，他好像是将帅中的另类。
由于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非常了解叶挺，他在70年代末一次吃中午饭的时候讲到叶挺的独特情况。
父亲告诉我：“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有着非常严明的纪律，情况那么复杂，宁可过严也不能放松一点。这种思维解放后仍然延续，文化大革命更是淋漓尽致。叶挺比我大13岁，他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农家，父亲开过小药铺，还到南洋打过工。严格地讲，叶挺是华侨将领。他15岁还在读中学，正是辛亥革命发生，他带头剪辫子而入狱，没多久就放出来了。后来他考入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全国最高军事学府———保定军校，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上过的。后来他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开始向往革命。”
说到这里，父亲特别向我总结：“我们党参加革命的人，农民受《水浒传》这样的造反书影响最大，早期革命后来成为党内高级干部的几乎都与陈独秀的《新青年》有关，连毛主席也不例外。这么多年陈独秀都是反面教员，不公平啊！我想将来更加实事求是，会给他公正评价的。你想想，连叶挺这样在孙中山身旁的人都因为《新青年》加入革命队伍，这个陈独秀有多厉害！”
父亲说到这里我也产生联想，因为既然父亲知道陈独秀这样厉害，我偶尔看到他给工程兵做报告的讲话稿，在讲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时候总是谴责陈独秀，把陈独秀做为党内的反面教员，也许他是无奈的，被动的，违心的，因为比他地位高许多的人不是也要成天这样批判吗？
父亲接着说：“后来叶挺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团二营营长。在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时，叶挺是保护孙中山、宋庆龄脱险的功臣，也因此深得孙中山信任。1924年，孙中山把叶挺作为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培养，让他去苏联学习。他在东方大学受到李大钊和同学中共产党员的影响，加上早年《新青年》已深入他的心，在苏联提出入党要求并得到批准。北伐战争开始，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先锋首出湘南，连战连捷，一路攻下武昌。他以团长职务被国民政府破格提为少将。随后，该团扩编为两个师，他任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12月，广州起义首次打出“红军”旗号，他任总司令。仅仅两天，广州起义就告失败。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实际主持下，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称叶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但是不容叶挺解释与申辩，中央就对起义领导人都给予了各种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挺被留党察看6个月。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要是放在很多将领身上就忍了，可叶挺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一气之下出走西欧，与党脱离关系。
“刚到德国时的叶挺有点万念俱灰，在柏林加入了德国的一个提倡素食的流派，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他打算远离政治，放弃在中国都已经很有名的军事专长，转而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用文化为国家做些贡献。不久，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周恩来取道欧洲回国，在柏林看到了叶挺。两个人谈了半天，周恩来推心置腹地对他讲，干革命不能只承认成功、不承认失败，尤其个人受点误会和冤屈是总会遇到的。这个时候既不能意气用事，更不能消极沉沦，尤其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叶挺与中共重要领导人交换意见，感到共产党还是惦记他希望他发挥作用的。叶挺重新振作起来，他知道德国是军事强国，想在那里深造学习军事，然后回国为共产党效力。
“叶挺在德国边开饭馆边学习，他对德国陆军特别加以考察，并进一步学习新的军事科学，掌握有关工兵等方面的知识，研究爆破技术。旅欧五年后叶挺回到澳门。国民党知道叶挺如果回到共产党，无疑会给共产党的武装增加很大名声和力量，蒋介石派国民党要员送礼拉拢，叶挺非常坚定地要寻找共产党。人康啊，你要知道，那时共产党力量远远比不上国民党，前途也并不明朗，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共产党蒸蒸日上，而国民党腐败，各级官员都要捞一把，早就失去民心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叶挺毫不犹豫地赶到延安，共产党用很高的规格迎接这位归来的游子。毛泽东亲自主持为他在抗大礼堂举行了欢迎叶挺的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那个大会。记得叶挺用夹杂着广东乡音的北方话说：‘革命就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那提高到最大的声音就在会场飘荡。但是共产党也有规矩，脱了党并不是很快就可以重新入党的，还要长时间地接受党的考验。叶挺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以非党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交涉，将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并担任军长。可是叶挺在新四军干得并不舒心，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他和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的关系紧张。
“项英主观刚愎，总爱用对党外人士的眼光看待叶挺。这都惊动了党中央，毛泽东特意叮嘱项英要尊重叶挺，亲自出面为二人调解，叶挺终于顾全大局留了下来。在皖南事变前，叶挺已经有所警惕，我在重庆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对我回忆说，1941年1月5日，新四军部队到达茂林地区，天下开了大雨。叶挺说，要警惕国民党，为避免成为瓮中之鳖，最好改变路线，不从东南翻山去旌德，而从西南过去向东进军然后北上。但是项英不同意，还是按照国民党指定的路线进军。到了丕岭脚下，国民党40师、144师疯狂进攻，新四军非常英勇，浴血奋战，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而损失极为惨重。
“项英对国民党认识不清，抱有幻想，却最终在这次事变中被国民党杀死。还有袁国平、周子昆等将领被杀害，叶挺被俘。蒋介石马上反咬一口，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军长叶挺革职，交所谓的军法审判。叶挺被捕后非常英勇，与国民党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斗争。先是顾祝同用高官引诱叶挺投降，被怒斥。蒋介石知道叶挺的分量，亲自出面劝降叶挺，让他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其前途是光明的。叶挺的回答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叶挺关了几年，换了好几处监狱，他先被解往上饶牢房，接着又关入桂林一个潮湿的山洞中。一年多后，蒋介石认为让他尝够了苦头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叶挺还是不屈服，在重庆做了一首很有名的狱中诗，广为流传。”
我接过父亲的话说：“您还背得下这首诗吗？”
父亲摇摇头说记不得了，我非常熟悉地给父亲背诵了一遍：“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鲜血中得到永生！”
父亲说：“叶挺一辈子真是坎坷，先是被党内错误对待漂流在外，后来又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受尽折磨。算起来这个共产党里非常重要的大军事家大部分时间没能在战场上效力，真是个悲剧！尤其是他的死，太惨烈了！由于中共中央长期交涉，被关了5年的叶挺于1946年3月获释。他出狱第二天就致电中央请求再次入党，可见他对共产党的感情，两天后他的要求得到批准。恢复党籍没几天，叶挺于1946年4月8日去延安途中飞机撞山遇难。我的老首长、老前辈就这么粉身碎骨地走了，他要活着，是无可争议的元帅……”
（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