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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从延安的核心警卫到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担负着党的领导核心和来访高级贵宾的重要警卫工作。由于工作岗位的特殊，他接触到了一些常人接触不到的人物，与闻了一些常人难以与闻的事情，并留下一部名为《红色警卫》的回忆录。这部书凸显了一个老警卫战士的耿耿忠心，记录下中国政坛的风风雨雨，也保留了许多重大事件中被忽略的细节，其中就有一块手表的故事。邬吉成的这块手表与许多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相关联，并且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采。
第一个没有想到：上缴的手表又发给了自己
从1957年国庆节起，邬吉成开始为来华访问的外国首脑政要做卫士长。他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
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来华访问的外宾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来宾的身份高低不同，目的各异，但来华活动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应我国国家主席、总理和政府邀请来华访问的国宾，他们一般在华时间短促，活动紧凑，常有大的活动场面。因此，保证国宾的安全，不出任何问题，则是十分艰巨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任务。
也就在那一年，印度尼西亚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为首的是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中国政府为他配备了警卫班子，邬吉成是警卫工作的负责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外宾到中国访问，都是安排他们在内地和沿海的省市参观。然而，由于穆罕默德·哈达信仰伊斯兰教，中国外交部门特意安排代表团去了新疆，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尔汉陪同。这是中国首次安排外国首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访问。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参观了新疆的民族学院，参拜了一座著名的清真寺，观看了当地伊斯兰信教群众的礼拜活动，还到几户维吾尔族的人家作客。维吾尔族人家的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给穆罕默德·哈达留下极深的印象。除了在乌鲁木齐参观外，代表团还去了南疆，参观那里的牧场，还看了维族青年的叼羊、赛马表演。
此次边疆之行，使穆罕默德·哈达对中国之大、新疆之美有了亲身的感受；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政策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代表团又在古城西安停留，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像半坡遗址、北陵等。
穆罕默德·哈达对中国的安排与接待非常满意，为了表达谢意，在回国前，他送给了邬吉成和翻译一人一块欧米伽手表。
按照规定，得到外宾的馈赠，不论价值高低，一律归公，所以邬吉成随即将手表上缴。然而，在1958年警卫局处理礼品时，组织上又把这块手表分给了他。
这是邬吉成没有想到的：上缴的手表又戴到了自己的手腕上。
当时，手表还属于奢侈品，一般的年轻人还买不起，而像欧米伽这样的名表，在中央警卫团也极为罕见,因此，邬吉成非常珍爱这块手表。
第二个没有想到：因有一块名表而被人误会
1958年二三月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率领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此前，他曾有过几次来访，但或是秘密的，或是非正式的，而这次是他公开来华的正式访问。
中国政府以最高的规格接待金日成，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接待班子，并派专列到丹东市迎接。欢迎的仪式从丹东开始，继而在沈阳、北京，当然要数北京的仪式最为隆重。
周总理等二三十位中国党政领导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值得一提的是，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金日成首相长期并肩作战的周保中将军也到火车站来迎候老战友。在迎宾仪式后，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乘坐敞篷汽车，在北京市内绕行，接受十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尚未建成，金日成等下榻于东交民巷8号，那个院落原来是法国驻华使馆。
邬吉成被指派做金日成首相的卫士长，金日成走到哪里，他就跟随到哪里。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去了广州。为了表示对中朝友谊的珍视，周总理一直陪着朝鲜客人。代表团在广州参观了市委机关炼钢铁的小高炉。在那里，炼钢铁的人员将事先浇铸好的有“中朝友好万岁”字样的钢锭作为礼物送给金日成，金日成刚要接，他身边的周总理指了指邬吉成说：“让他拿吧，这钢锭很重，他们练过功。”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都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个个训练有素、身手不凡。所以周恩来说“他们练过功”。
邬吉成想：总理这样说，固然含有对外宾的关切，同时也是增加外宾对中国警卫的信任，于是决定露一手，他单手接过了七八公斤重的钢锭。
按预定日程，在广州活动之后，金日成一行返回北京，仍住进了东交民巷。这时，邬吉成发现金首相的情绪有点不大对劲，他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对自己的态度也显得有点怪异。但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些细微的变化。
过了两天，外交部礼宾司的人找到接待组的人员，问：“朝鲜贵宾是不是丢了手表?专机上的服务员在打扫机舱里的床铺时发现一块欧米伽手表。”邬吉成知道，那个床铺是专门为金日成首相而安装的，因为原来的飞机上没有床铺，为此还卸掉了前舱的座椅，于是就说：“你们去问问朝鲜贵宾吧。”
一问，果然是，而且丢表人就是金日成首相。
金首相丢了手表，但不好意思对中方的陪同人员说。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邬吉成戴的手表，也就是穆罕默德·哈达送的那块手表，跟他们首相的一模一样，就认为是邬吉成拾到了。他们可能这样想：如果不是私吞了金首相的表，一个小小的卫队长，怎么能有这样贵重的名表呢？而且，他们很可能向金首相汇报了，所以上上下下都对邬吉成有了看法。
金日成首相的手表失而复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邬吉成的手表仍然戴在手腕上，才知道误会了，态度马上有了转变。
过了许久，邬吉成得知这一内情，深感万幸。他由衷地感谢那位飞机上的服务员，若不是他将手表送了回来，这个黑锅自己可就背大了。
这是邬吉成第二个没有想到：自己因有一块名表而被人误会。
第三个没有想到：手表失而复得，而且还走时准确
转眼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搞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邬吉成也升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五一劳动节来临，按照惯例，要组织大型的群众庆祝活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在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而这一年，毛泽东打破了常规，提出中央领导人分散到各个公园或群众集结点上，与群众共同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这就给保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天上午，邬吉成率警卫团的战士护卫着中央领导人的车队通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群众情绪激奋，不禁欢呼雀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像潮水一样向汽车涌来，争相和毛主席握手，使得邬吉成等着实地紧张了一阵子。
到了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准备从人民大会堂出发，集体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的文艺联欢。车队刚驶出大会堂就被群众发现了，欢呼声一起，秩序顿时大乱，人潮就像波涛一样汹涌而来，一波胜似一波，持续不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警卫部队和公安干警根本顶不住人潮的冲击，群众很快就涌到了汽车跟前。更严重的是，远处的人们还喊着、跑着，继续向这边涌来，就像汹涌澎湃的海啸，难以阻挡。邬吉成等只好紧紧地护卫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吉普车边，大声地呼喊着，让群众向后退。
在邬吉成面前是攒动的人头和伸出来的千万双手。在这么多热情的双手遮挡下，几乎看不清一张完整的脸，不管是欢笑的、向往的、幸福的，还是被突然降临的惊喜而弄得不知所措的。
这下可苦了邬吉成等警卫人员。他们竭尽全力艰难地从拥挤的人群中一点点清出空地，使车子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因为吃力的阻挡和人潮的裹胁，每个警卫人员都是大汗淋漓，军服被撕破了，鞋子被踩掉了，军帽被挤丢了，甚至身上带的物品也被挤没了……最悬的是有的战士竟被挤倒了，要不是周围的战友发现后立即把他拉起来，真有被踩伤的危险。
就这样，邬吉成等与人潮抗衡了许久，终于把毛主席、周总理等护送上了天安门。
那天晚上，邬吉成实在是太紧张了，直到焰火联欢晚会结束，完成任务回到驻地，才想起看看时间。这时，他才发现，手腕上的手表不见了。他感到非常沮丧。
第二天，抱着一线希望和十二分的不甘，邬吉成给“中山公园”派出所打电话，问他们在清理现场时是否拾到了手表。
“拾到了一块手表吗?哈！拾到的表多了去啦，你在单位开个证明来认领吧。”对方答道。
听这么一说，邬吉成心中燃起了稍许希望。
邬吉成来到“中山公园”派出所，失物招领处的同志捧出一堆手表，放在办公桌上。邬吉成一看，心就凉了半截：那些表都是昨天晚上活动后从广场上清理出来的，不知被多少只脚踩过，伤痕累累，缺胳膊少腿，“心脏”几乎全都停止了跳动。
邬吉成从中扒拉着，寻找着，突然，眼前一亮，手表堆里有一块表与自己的一模一样。他连忙把它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端详，没错，就是自己的那块“欧米伽”。更令他惊喜的是，尽管那块表的表蒙子上划痕缕缕，还沾上了一些沥青，可仍在嘀嘀哒哒地走着。
没想到自己的手表失而复得，而且走时准确！邬吉成惊喜万分。
邬吉成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艘海轮遇难沉没，船上一个戴着欧米伽手表的人落入了鲨鱼腹中。数十年后，这条鲨鱼被捕获，人们从它腹中取出一块欧米伽表，上了弦，还能走，从此那个型号的表就被称为“海霸”。
邬吉成想，自己的这块表也经历了人海的踩踏，也有资格被称为“海霸”了。从那以后，他更加珍惜这块具有纪念意义的、曾经引起朝鲜贵宾误会的、失而复得的“欧米伽”，而且一直戴着它。
主要参考书目：
①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②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 责编 韵 心 )
第一个没有想到：上缴的手表又发给了自己
从1957年国庆节起，邬吉成开始为来华访问的外国首脑政要做卫士长。他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
随着新中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来华访问的外宾也越来越多，尽管这些来宾的身份高低不同，目的各异，但来华活动都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应我国国家主席、总理和政府邀请来华访问的国宾，他们一般在华时间短促，活动紧凑，常有大的活动场面。因此，保证国宾的安全，不出任何问题，则是十分艰巨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任务。
也就在那一年，印度尼西亚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国庆观礼，为首的是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中国政府为他配备了警卫班子，邬吉成是警卫工作的负责人。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一般的外宾到中国访问，都是安排他们在内地和沿海的省市参观。然而，由于穆罕默德·哈达信仰伊斯兰教，中国外交部门特意安排代表团去了新疆，由当时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尔汉陪同。这是中国首次安排外国首脑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观访问。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参观了新疆的民族学院，参拜了一座著名的清真寺，观看了当地伊斯兰信教群众的礼拜活动，还到几户维吾尔族的人家作客。维吾尔族人家的热情好客，能歌善舞，给穆罕默德·哈达留下极深的印象。除了在乌鲁木齐参观外，代表团还去了南疆，参观那里的牧场，还看了维族青年的叼羊、赛马表演。
此次边疆之行，使穆罕默德·哈达对中国之大、新疆之美有了亲身的感受；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民族政策也有了初步的了解，并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返回北京的途中，代表团又在古城西安停留，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像半坡遗址、北陵等。
穆罕默德·哈达对中国的安排与接待非常满意，为了表达谢意，在回国前，他送给了邬吉成和翻译一人一块欧米伽手表。
按照规定，得到外宾的馈赠，不论价值高低，一律归公，所以邬吉成随即将手表上缴。然而，在1958年警卫局处理礼品时，组织上又把这块手表分给了他。
这是邬吉成没有想到的：上缴的手表又戴到了自己的手腕上。
当时，手表还属于奢侈品，一般的年轻人还买不起，而像欧米伽这样的名表，在中央警卫团也极为罕见,因此，邬吉成非常珍爱这块手表。
第二个没有想到：因有一块名表而被人误会
1958年二三月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率领政府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此前，他曾有过几次来访，但或是秘密的，或是非正式的，而这次是他公开来华的正式访问。
中国政府以最高的规格接待金日成，组织了一个很大的接待班子，并派专列到丹东市迎接。欢迎的仪式从丹东开始，继而在沈阳、北京，当然要数北京的仪式最为隆重。
周总理等二三十位中国党政领导人到北京火车站迎接。值得一提的是，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金日成首相长期并肩作战的周保中将军也到火车站来迎候老战友。在迎宾仪式后，周总理陪同金日成首相乘坐敞篷汽车，在北京市内绕行，接受十数万群众的夹道欢迎。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尚未建成，金日成等下榻于东交民巷8号，那个院落原来是法国驻华使馆。
邬吉成被指派做金日成首相的卫士长，金日成走到哪里，他就跟随到哪里。
在北京的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去了广州。为了表示对中朝友谊的珍视，周总理一直陪着朝鲜客人。代表团在广州参观了市委机关炼钢铁的小高炉。在那里，炼钢铁的人员将事先浇铸好的有“中朝友好万岁”字样的钢锭作为礼物送给金日成，金日成刚要接，他身边的周总理指了指邬吉成说：“让他拿吧，这钢锭很重，他们练过功。”
中央警卫团的战士都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个个训练有素、身手不凡。所以周恩来说“他们练过功”。
邬吉成想：总理这样说，固然含有对外宾的关切，同时也是增加外宾对中国警卫的信任，于是决定露一手，他单手接过了七八公斤重的钢锭。
按预定日程，在广州活动之后，金日成一行返回北京，仍住进了东交民巷。这时，邬吉成发现金首相的情绪有点不大对劲，他身边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对自己的态度也显得有点怪异。但他并没有太在意这些细微的变化。
过了两天，外交部礼宾司的人找到接待组的人员，问：“朝鲜贵宾是不是丢了手表?专机上的服务员在打扫机舱里的床铺时发现一块欧米伽手表。”邬吉成知道，那个床铺是专门为金日成首相而安装的，因为原来的飞机上没有床铺，为此还卸掉了前舱的座椅，于是就说：“你们去问问朝鲜贵宾吧。”
一问，果然是，而且丢表人就是金日成首相。
金首相丢了手表，但不好意思对中方的陪同人员说。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邬吉成戴的手表，也就是穆罕默德·哈达送的那块手表，跟他们首相的一模一样，就认为是邬吉成拾到了。他们可能这样想：如果不是私吞了金首相的表，一个小小的卫队长，怎么能有这样贵重的名表呢？而且，他们很可能向金首相汇报了，所以上上下下都对邬吉成有了看法。
金日成首相的手表失而复得，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看到邬吉成的手表仍然戴在手腕上，才知道误会了，态度马上有了转变。
过了许久，邬吉成得知这一内情，深感万幸。他由衷地感谢那位飞机上的服务员，若不是他将手表送了回来，这个黑锅自己可就背大了。
这是邬吉成第二个没有想到：自己因有一块名表而被人误会。
第三个没有想到：手表失而复得，而且还走时准确
转眼到了1967年，“文化大革命”搞了将近一年，在此期间，邬吉成也升为中央警卫局副局长。
五一劳动节来临，按照惯例，要组织大型的群众庆祝活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在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而这一年，毛泽东打破了常规，提出中央领导人分散到各个公园或群众集结点上，与群众共同庆祝劳动人民自己的节日。这就给保卫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那天上午，邬吉成率警卫团的战士护卫着中央领导人的车队通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受到群众的夹道欢迎。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群众情绪激奋，不禁欢呼雀跃，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像潮水一样向汽车涌来，争相和毛主席握手，使得邬吉成等着实地紧张了一阵子。
到了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准备从人民大会堂出发，集体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和群众的文艺联欢。车队刚驶出大会堂就被群众发现了，欢呼声一起，秩序顿时大乱，人潮就像波涛一样汹涌而来，一波胜似一波，持续不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耳欲聋。
警卫部队和公安干警根本顶不住人潮的冲击，群众很快就涌到了汽车跟前。更严重的是，远处的人们还喊着、跑着，继续向这边涌来，就像汹涌澎湃的海啸，难以阻挡。邬吉成等只好紧紧地护卫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吉普车边，大声地呼喊着，让群众向后退。
在邬吉成面前是攒动的人头和伸出来的千万双手。在这么多热情的双手遮挡下，几乎看不清一张完整的脸，不管是欢笑的、向往的、幸福的，还是被突然降临的惊喜而弄得不知所措的。
这下可苦了邬吉成等警卫人员。他们竭尽全力艰难地从拥挤的人群中一点点清出空地，使车子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因为吃力的阻挡和人潮的裹胁，每个警卫人员都是大汗淋漓，军服被撕破了，鞋子被踩掉了，军帽被挤丢了，甚至身上带的物品也被挤没了……最悬的是有的战士竟被挤倒了，要不是周围的战友发现后立即把他拉起来，真有被踩伤的危险。
就这样，邬吉成等与人潮抗衡了许久，终于把毛主席、周总理等护送上了天安门。
那天晚上，邬吉成实在是太紧张了，直到焰火联欢晚会结束，完成任务回到驻地，才想起看看时间。这时，他才发现，手腕上的手表不见了。他感到非常沮丧。
第二天，抱着一线希望和十二分的不甘，邬吉成给“中山公园”派出所打电话，问他们在清理现场时是否拾到了手表。
“拾到了一块手表吗?哈！拾到的表多了去啦，你在单位开个证明来认领吧。”对方答道。
听这么一说，邬吉成心中燃起了稍许希望。
邬吉成来到“中山公园”派出所，失物招领处的同志捧出一堆手表，放在办公桌上。邬吉成一看，心就凉了半截：那些表都是昨天晚上活动后从广场上清理出来的，不知被多少只脚踩过，伤痕累累，缺胳膊少腿，“心脏”几乎全都停止了跳动。
邬吉成从中扒拉着，寻找着，突然，眼前一亮，手表堆里有一块表与自己的一模一样。他连忙把它拿起来，仔仔细细地端详，没错，就是自己的那块“欧米伽”。更令他惊喜的是，尽管那块表的表蒙子上划痕缕缕，还沾上了一些沥青，可仍在嘀嘀哒哒地走着。
没想到自己的手表失而复得，而且走时准确！邬吉成惊喜万分。
邬吉成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艘海轮遇难沉没，船上一个戴着欧米伽手表的人落入了鲨鱼腹中。数十年后，这条鲨鱼被捕获，人们从它腹中取出一块欧米伽表，上了弦，还能走，从此那个型号的表就被称为“海霸”。
邬吉成想，自己的这块表也经历了人海的踩踏，也有资格被称为“海霸”了。从那以后，他更加珍惜这块具有纪念意义的、曾经引起朝鲜贵宾误会的、失而复得的“欧米伽”，而且一直戴着它。
主要参考书目：
①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
②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 责编 韵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