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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维护双边关系，中日两国应努力扩大共同利益，深化互利合作。探究日本安全政策变化，对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以及中日关系的恢复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日本安全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和平主义
一、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
纵观日本史，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摆脱以中国为核心效仿的对象，转向效仿近代西方文明。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早提出“脱亚入欧”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观点是尊崇西方文明，开启了从封建儒家文化向近代西方文明转变的思想历程。经历了先进思想的洗礼之后，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征程，不久便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并于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军事扩张的构想。
显然，历史证明军事扩张的道路未能为日本选对方向，反而将日本拖入战争的深渊并使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据有关记载，在当时日本国内“一亿玉碎”的呼声不断高涨，就在天皇束手无措的时候，战败前夜出台并直接向天皇禀奏的近卫奏折，是一份反映日本从战前向战后战略转换的重要文献。奏折表面上虽然是以近卫个人的名义向天皇提出的，但实际上背后隐藏了被称为战后宰相的吉田茂。从战败前夜的“近卫奏折”到“一亿玉碎”维护国体的血战、直至战后不惜接受第九条也要保留天皇制的战后“苦肉计”，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文化攻防战昭示出：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乃为战后日本的国策原点、国家战略的基点。天皇制是日本国家统治理念和制度的象征和缩影，以天皇大权为核心的国体，是维系日本统治秩序的根本和核心。如果说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战后安全战略的原点，那么开启日本战后安全战略钥匙的是“吉田路线”。
（一）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吉田路线
战败后，日本人在不断反省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吉田茂内阁基于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进行了“轻武装、重经济”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这种以“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不得不说，吉田之所以选择走经济路线是由于吉田茂拥有着商人般的政治观，他所坚持的信仰为：经济是立国之首要条件，军事居于其次，因此说他具有商人般的政治观也不为过。究其根源，吉田茂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家境。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大环境态势影响下，也容不下日本重回“军事立国”的老路。在冷战即将开始之前，防范日本再次兴风作浪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主基调。此外，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与《日美安全条约》亦是限制日本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
日本与美国结盟后不惜牺牲部分国家主权换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日本成了最大受益者。这种借助外力为自身战略目标服务的案例实属罕见。正是日本采用了“吉田路线”，才使得日本的国力在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且造就了经济奇迹。但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新的问题开始逐渐凸显，吉田路线虽然使日本经济富强了，但却没能指明日本未来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精英阶层开始探讨日本未来的出路。以高坂正尧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日本长期过分地依赖于美军保护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庇护并不是解决日本自身问题的最佳办法和长久之计，故此，日本也应该有自己的打算，毕竟只有自身强大后才是保障国家利益的根本之道。日本应该以“海洋国家”的广阔视野积极寻求发展日本特色的国家力量。”
“吉田路线”之所以遭到质疑是日本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意味着“吉田路线”的使命即将结束，日本正在开始呼唤新的安全政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中期，日本正处于转型期和新目标确立的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势头明朗，超过德、英，成为世界第一贸易黑字大国。1985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大国地位已经稳固，在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的形势下，自我期待值也随之升高，大国意识开始膨胀，开始要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实力。
（二）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调整
伴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对抗不复存在，日美同盟进入“漂流”期。日本政治精英对日本安全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小泽一郎提出“普通国家论”，并于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盡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小泽的思想对日本的国家重新定位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日本依然在正常国家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开始下滑，步入“失去的十年”，面对中国逐渐赶超日本的态势，使日本备受压力和挑战。从冷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多年来看，日本的安全战略视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综合观之，日本则更加趋向于注重外交的自主性，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威的获取，此后，日本安全政策进入漫长的调整与摸索时期。
进入90年代中期后，随着1995年日美经济摩擦减弱的趋势，共同利益逐渐大于竞争态势，为了在亚太地区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美国也开始注重处理对日关系。日本在这一时期也顺应了美国的政策选择，在安全政策调整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意图，稳固了日美同盟，并对日本防卫政策进行了适度的调整。日美两国于1996年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紧接着第二年出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1997年发表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一方面推动了日美同盟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两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预示着日美同盟将从为日本提供军事保护为主要目的转至可应对亚太地区事务，且包含应对“周边事态”等相关的具体安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日美同盟嬗变的同时，日本安全政策亦随之调整。
1995年，冷战后的第一份《防卫计划大纲》出台，日本在强调加强日美安全体制的同时，亦暴露了其试图协美应对周边事态的趋势。
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趋势愈加明显，从1995年的《防卫大纲》、1997年的《日美合作指针》以及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中不难看出，日本安全政策指向越来越明晰，暗藏了试图介入地区事务以及剑指中朝的趋势，将防卫政策指向侧重于可能发生的“周边有事”。（三）21世纪初的日本安全政策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日本安全政策调整。
首先，在国际层面上来看，9·11事件为全球安全保障提供了新课题，这使日本也开始更加注重对国际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参与配合美军的行动、全球反恐、积极参加国际安全保障，日本的安全政策也随之发生了调整。日渐呈现出国际化、外向化的特征明显。另外，美日同盟在进入21世纪后重新得以巩固，共同发布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同盟——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指明了日美安保体制作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石作用以及政策方向。
其次，在国内层面上，小泉执政时期，日美关系呈较好的发展趋势，小泉开启了“建设性追随”的道路，即由追随继而到影响美国决策的路径，最终借助强国来实现日本自身的利益。并于2001年发布了《反恐法》，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日本安全政策指向是注重国际，兼顾中国。
最后，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安全政策进行调整，加速向军事大国路线摸索与前行。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日本安全政策以改善国际环境和应对周边安全威胁为两大目标。体现出的特征是，在注重国际安全的同时，兼顾周边安全。
关键词：日本安全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积极和平主义
一、日本安全政策的历史演变
纵观日本史，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摆脱以中国为核心效仿的对象，转向效仿近代西方文明。福泽谕吉是日本近代史上最早提出“脱亚入欧”的思想家，他的主要观点是尊崇西方文明，开启了从封建儒家文化向近代西方文明转变的思想历程。经历了先进思想的洗礼之后，日本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征程，不久便走上了“脱亚入欧”的道路，并于19世纪中后期出现了军事扩张的构想。
显然，历史证明军事扩张的道路未能为日本选对方向，反而将日本拖入战争的深渊并使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据有关记载，在当时日本国内“一亿玉碎”的呼声不断高涨，就在天皇束手无措的时候，战败前夜出台并直接向天皇禀奏的近卫奏折，是一份反映日本从战前向战后战略转换的重要文献。奏折表面上虽然是以近卫个人的名义向天皇提出的，但实际上背后隐藏了被称为战后宰相的吉田茂。从战败前夜的“近卫奏折”到“一亿玉碎”维护国体的血战、直至战后不惜接受第九条也要保留天皇制的战后“苦肉计”，这一系列的军事、政治、文化攻防战昭示出：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乃为战后日本的国策原点、国家战略的基点。天皇制是日本国家统治理念和制度的象征和缩影，以天皇大权为核心的国体，是维系日本统治秩序的根本和核心。如果说维护国体、保留天皇制是日本战后安全战略的原点，那么开启日本战后安全战略钥匙的是“吉田路线”。
（一）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吉田路线
战败后，日本人在不断反省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吉田茂内阁基于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进行了“轻武装、重经济”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这种以“经济中心”导向型战略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不得不说，吉田之所以选择走经济路线是由于吉田茂拥有着商人般的政治观，他所坚持的信仰为：经济是立国之首要条件，军事居于其次，因此说他具有商人般的政治观也不为过。究其根源，吉田茂的思想源自于他的家境。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大环境态势影响下，也容不下日本重回“军事立国”的老路。在冷战即将开始之前，防范日本再次兴风作浪是美国对日政策的主基调。此外，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与《日美安全条约》亦是限制日本安全政策的主要因素。
日本与美国结盟后不惜牺牲部分国家主权换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特别是在冷战时期，日本成了最大受益者。这种借助外力为自身战略目标服务的案例实属罕见。正是日本采用了“吉田路线”，才使得日本的国力在战后迅速得以恢复，且造就了经济奇迹。但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新的问题开始逐渐凸显，吉田路线虽然使日本经济富强了，但却没能指明日本未来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日本精英阶层开始探讨日本未来的出路。以高坂正尧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日本长期过分地依赖于美军保护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的庇护并不是解决日本自身问题的最佳办法和长久之计，故此，日本也应该有自己的打算，毕竟只有自身强大后才是保障国家利益的根本之道。日本应该以“海洋国家”的广阔视野积极寻求发展日本特色的国家力量。”
“吉田路线”之所以遭到质疑是日本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意味着“吉田路线”的使命即将结束，日本正在开始呼唤新的安全政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中期，日本正处于转型期和新目标确立的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势头明朗，超过德、英，成为世界第一贸易黑字大国。1985年，日本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债权国。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大国地位已经稳固，在强大经济实力做后盾的形势下，自我期待值也随之升高，大国意识开始膨胀，开始要求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实力。
（二）冷战后日本安全政策调整
伴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美苏对抗不复存在，日美同盟进入“漂流”期。日本政治精英对日本安全政策进行“重新定位”，小泽一郎提出“普通国家论”，并于1992年进一步指出：“世界对日本提出承担责任的要求”，而日本却“不能适应世界的要求，因此必须盡快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建立能够独立思考、独立行动并能承担责任的新政治体制”。小泽的思想对日本的国家重新定位影响深远，直至今日，日本依然在正常国家道路上不断摸索前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日本经济开始下滑，步入“失去的十年”，面对中国逐渐赶超日本的态势，使日本备受压力和挑战。从冷战结束之后的二十多年来看，日本的安全战略视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综合观之，日本则更加趋向于注重外交的自主性，价值观的推广、国际权威的获取，此后，日本安全政策进入漫长的调整与摸索时期。
进入90年代中期后，随着1995年日美经济摩擦减弱的趋势，共同利益逐渐大于竞争态势，为了在亚太地区寻求更多的共同利益，美国也开始注重处理对日关系。日本在这一时期也顺应了美国的政策选择，在安全政策调整方面迎合了美国的意图，稳固了日美同盟，并对日本防卫政策进行了适度的调整。日美两国于1996年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紧接着第二年出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1997年发表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一方面推动了日美同盟的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两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预示着日美同盟将从为日本提供军事保护为主要目的转至可应对亚太地区事务，且包含应对“周边事态”等相关的具体安全机制。值得注意的是，日美同盟嬗变的同时，日本安全政策亦随之调整。
1995年，冷战后的第一份《防卫计划大纲》出台，日本在强调加强日美安全体制的同时，亦暴露了其试图协美应对周边事态的趋势。
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种趋势愈加明显，从1995年的《防卫大纲》、1997年的《日美合作指针》以及1999年的《周边事态法》中不难看出，日本安全政策指向越来越明晰，暗藏了试图介入地区事务以及剑指中朝的趋势，将防卫政策指向侧重于可能发生的“周边有事”。（三）21世纪初的日本安全政策
进入21世纪后，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影响了日本安全政策调整。
首先，在国际层面上来看，9·11事件为全球安全保障提供了新课题，这使日本也开始更加注重对国际因素的考量。尤其是参与配合美军的行动、全球反恐、积极参加国际安全保障，日本的安全政策也随之发生了调整。日渐呈现出国际化、外向化的特征明显。另外，美日同盟在进入21世纪后重新得以巩固，共同发布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同盟——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指明了日美安保体制作为日本安全政策的基石作用以及政策方向。
其次，在国内层面上，小泉执政时期，日美关系呈较好的发展趋势，小泉开启了“建设性追随”的道路，即由追随继而到影响美国决策的路径，最终借助强国来实现日本自身的利益。并于2001年发布了《反恐法》，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日本安全政策指向是注重国际，兼顾中国。
最后，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因素共同作用下，日本安全政策进行调整，加速向军事大国路线摸索与前行。综上所述，这一时期的日本安全政策以改善国际环境和应对周边安全威胁为两大目标。体现出的特征是，在注重国际安全的同时，兼顾周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