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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方保护势力很强，很多的决策者、教育部的官员都是北京户口，子女也在高考；北京的教育资源多么丰富，他们当然就希望可以独享，所以默认了这种格局。
近日，教育部官员透露，进城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地高考正在研讨之中，相关的方案也会尽快出台。3月19日，一场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在“常驻地高考”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带领的“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权”课题组也发布了一年多以来的调研成果。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主张废除大学招生在各省的指标？
张千帆：在目前分省命题、按指标录取的制度下，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高考、录取。可在北京等大城市工作的人，很多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子女的教育该怎么办？在北京高考，还是回原籍高考？该以怎样的标准去录取？成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其实，单解决“常驻地高考”应该是不难的。比如，在本市读完完整的高中，就应该允许他在当地高考、录取；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政策。但他们的问题，最终涉及到了歧视性的招生指标。它后续的效应，会让更多的人来占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资源，也就是“高考移民”。毫无疑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教育机会、资源上都占尽了先机。
我们主张，统一高考、原则上用统一的标准来录取。大家都公平了，在哪儿高考都可以，还有谁来高考移民？
《北京科技报》：“统一高考、统一录取”会不会刺激人们集中到一些教育质量高的省市念书？
张千帆：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我们觉得这种倾向不会很强烈。
首先，移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如果不在当地工作，维持两个家的成本很高。其次，现在“高考移民”最大的动力是什么？不是接受教育质量的高低不同，而是在于录取门槛的差异巨大。这是一个巨大的待遇差别，使得人们愿意花成本去“高考移民”。
比如在2009年，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是每万名考生66.8名，而全国平均为2.2名；在山东每万名为1.1名、河南每万名为1名。广东、安徽每万名分别只有0.68名和0.66名。所以，广东和安徽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
如果教育质量不一样，会不会导致一些人冲着教育质量“移民”？有可能。但我们觉得这个动力要弱得多。目前，中国人还不是太注重素质教育；大多数人是要获得一个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会使他找工作有一个保障。
《北京科技报》：据您了解，一所大学分给一个省多少招生指标，是如何决定的？
张千帆：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传统，以前这么分配，今天还这么分。当然，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压力。你在我这儿办大学，我们给你提供土地、水电等资源，如果分给当地的招生指标减少了，这个大学还要不要办下去？对此，当地政府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通过给大学施压，以维持地方保护。
事实上，一所全国性大学是接受中央的财政，由全国纳税人供养，为什么招生要有歧视？
我们调研中想了解，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对一些大学的投入，是否借此能说明这些大学每年给划拨多少录取名额。但大多数学校不愿意提供。按规定，高校是应该主动披露财务信息的。
《北京科技报》：一所全国性大学是否该接受国家财政之外的支持？
张千帆：全国性大学也会有很多的民间支持，民间支持大多是一种私人性质的，很少会影响到指标分配。比如说，一个企业的老总支持一所大学多少钱，要求它为单位的子女落实指标。更多的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招生是不是要与资助挂钩。
不过，地方财政对大学的支持确实会对招生的指标有一定影响。也许私下里会有这样的交易：当地政府给学校多少钱。你要是不给我指标，我就没有支持。
我个人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说，地方投入很大的一笔财政，确实它可以适当给予照顾，但“照顾”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比如，在北京的某一所国立大学，假设它无限制地接受北京的地方财政，将来90%的财政支持都来自北京市，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作为北京人的大学？可至少它现在还是一所全国的大学，它的这个变化恐怕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全国不同意这么做，那即使北京市有这个财力、大学想这么做，也不能。
《北京科技报》：在发达国家，对国立大学接受财政支持是否有限制？
张千帆：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国立高校一般是清一色地由国家支持，地方高校则清一色地由地方支持。国外也允许国立学校接受地方的支持，但全国性的大学就必须对全国的公民平等；而不像我们比较混合。
在国外，地方性的学校也保护当地，但他们的大学分布比较均衡，当地就有好的高校。如果我们的偏远地区也有很好的大学，又何必千里迢迢到北京上大学呢？
当然，投入很多的钱也可以在地方建一所学校，但这在中国不现实。即使投入很多的钱，戈壁滩上也建不起来一所北大。我们不反对国家去均衡高等教育资源，能这么做最好，但这要过多少年之后才能解决。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招生方案必须平等。
《北京科技报》：我们的高考改革进行了很多年，为什么一直在打破“一张考卷”的情况？能再改回去吗？
张千帆：因为地方保护势力很强。很多的决策者、教育部的官员都是北京户口，子女也在高考；北京的教育资源多么丰富，他们当然就希望可以独享，所以默认了这种格局。
这种情况在各省也都存在。高考试卷越来越多，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障眼法”。弄得很乱、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各考各的怎么比？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单独命题的，为什么要推出？因为它不愿意跟你们混在一起，单独考多好，还可以地方保护。
现在，“常驻地高考”的问题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多少要解决一点。解决之后，怎么控制“高考移民”，这对大学招生考试的发展、改革肯定会有影响。
本期答疑者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本期提问者本报记者李婵
近日，教育部官员透露，进城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地高考正在研讨之中，相关的方案也会尽快出台。3月19日，一场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在“常驻地高考”的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由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带领的“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权”课题组也发布了一年多以来的调研成果。
《北京科技报》：为什么主张废除大学招生在各省的指标？
张千帆：在目前分省命题、按指标录取的制度下，考生必须在户口所在地高考、录取。可在北京等大城市工作的人，很多没有北京户口；他们子女的教育该怎么办？在北京高考，还是回原籍高考？该以怎样的标准去录取？成了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其实，单解决“常驻地高考”应该是不难的。比如，在本市读完完整的高中，就应该允许他在当地高考、录取；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一个政策。但他们的问题，最终涉及到了歧视性的招生指标。它后续的效应，会让更多的人来占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资源，也就是“高考移民”。毫无疑问，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教育机会、资源上都占尽了先机。
我们主张，统一高考、原则上用统一的标准来录取。大家都公平了，在哪儿高考都可以，还有谁来高考移民？
《北京科技报》：“统一高考、统一录取”会不会刺激人们集中到一些教育质量高的省市念书？
张千帆：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但我们觉得这种倾向不会很强烈。
首先，移民的成本是相当高的。如果不在当地工作，维持两个家的成本很高。其次，现在“高考移民”最大的动力是什么？不是接受教育质量的高低不同，而是在于录取门槛的差异巨大。这是一个巨大的待遇差别，使得人们愿意花成本去“高考移民”。
比如在2009年，北京大学在北京市投放的招生指标是每万名考生66.8名，而全国平均为2.2名；在山东每万名为1.1名、河南每万名为1名。广东、安徽每万名分别只有0.68名和0.66名。所以，广东和安徽进北大的概率只有北京考生的1%。
如果教育质量不一样，会不会导致一些人冲着教育质量“移民”？有可能。但我们觉得这个动力要弱得多。目前，中国人还不是太注重素质教育；大多数人是要获得一个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会使他找工作有一个保障。
《北京科技报》：据您了解，一所大学分给一个省多少招生指标，是如何决定的？
张千帆：很大程度上是遵循传统，以前这么分配，今天还这么分。当然，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压力。你在我这儿办大学，我们给你提供土地、水电等资源，如果分给当地的招生指标减少了，这个大学还要不要办下去？对此，当地政府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通过给大学施压，以维持地方保护。
事实上，一所全国性大学是接受中央的财政，由全国纳税人供养，为什么招生要有歧视？
我们调研中想了解，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对一些大学的投入，是否借此能说明这些大学每年给划拨多少录取名额。但大多数学校不愿意提供。按规定，高校是应该主动披露财务信息的。
《北京科技报》：一所全国性大学是否该接受国家财政之外的支持？
张千帆：全国性大学也会有很多的民间支持，民间支持大多是一种私人性质的，很少会影响到指标分配。比如说，一个企业的老总支持一所大学多少钱，要求它为单位的子女落实指标。更多的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招生是不是要与资助挂钩。
不过，地方财政对大学的支持确实会对招生的指标有一定影响。也许私下里会有这样的交易：当地政府给学校多少钱。你要是不给我指标，我就没有支持。
我个人不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种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说，地方投入很大的一笔财政，确实它可以适当给予照顾，但“照顾”要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上。比如，在北京的某一所国立大学，假设它无限制地接受北京的地方财政，将来90%的财政支持都来自北京市，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作为北京人的大学？可至少它现在还是一所全国的大学，它的这个变化恐怕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全国不同意这么做，那即使北京市有这个财力、大学想这么做，也不能。
《北京科技报》：在发达国家，对国立大学接受财政支持是否有限制？
张千帆：国外的情况比较简单，国立高校一般是清一色地由国家支持，地方高校则清一色地由地方支持。国外也允许国立学校接受地方的支持，但全国性的大学就必须对全国的公民平等；而不像我们比较混合。
在国外，地方性的学校也保护当地，但他们的大学分布比较均衡，当地就有好的高校。如果我们的偏远地区也有很好的大学，又何必千里迢迢到北京上大学呢？
当然，投入很多的钱也可以在地方建一所学校，但这在中国不现实。即使投入很多的钱，戈壁滩上也建不起来一所北大。我们不反对国家去均衡高等教育资源，能这么做最好，但这要过多少年之后才能解决。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是，招生方案必须平等。
《北京科技报》：我们的高考改革进行了很多年，为什么一直在打破“一张考卷”的情况？能再改回去吗？
张千帆：因为地方保护势力很强。很多的决策者、教育部的官员都是北京户口，子女也在高考；北京的教育资源多么丰富，他们当然就希望可以独享，所以默认了这种格局。
这种情况在各省也都存在。高考试卷越来越多，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障眼法”。弄得很乱、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各考各的怎么比？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单独命题的，为什么要推出？因为它不愿意跟你们混在一起，单独考多好，还可以地方保护。
现在，“常驻地高考”的问题面临这么大的压力，多少要解决一点。解决之后，怎么控制“高考移民”，这对大学招生考试的发展、改革肯定会有影响。
本期答疑者
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人大与议会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宪法与行政法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本期提问者本报记者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