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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巫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深深根植在湖南女作家残雪的血脉之中。以“女巫”形象登上文坛的湖南女作家残雪，通过迷狂式的创作、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及呓语式的独白等巫性叙事，造就了中国当代小说中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
关键词： 巫楚文化 女巫 巫性叙事
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它是一种人的理性尚未强健发展，天性和想象力高度自由发达，情感和灵性丰富活跃、无拘无束的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人神共娱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色彩。从《离骚》、《楚辞》等楚文化的代表作品可以看出，楚人以奇异的想象力、华美的表现形式、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营造了一个个花草缤纷、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成了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代表。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地巫风盛行，信巫重鬼，好为淫祀，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巫鬼气息。楚文化与巫相结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南方巫楚文化。杨义在《招魂与失招的诗学》中介绍：“楚属于南方文化，其地毗邻百越和西南夷，巫风极盛，人鬼对话交往每每进入迷幻状态。因此他们想象的灵魂形态异于北方多少有点理性化的，精气聚散的形态，而是一个又情感、欲望、祸患、娱乐如人间一般亲切，如鬼界一般缥缈莫测的异常丰富的另一世界。”[1]
巫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深深根植在湖南作家的血脉之中，影响其世界观、生命观和文学观，成为他们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20世纪湖湘文学始终存在一个神秘而诱人的巫楚世界。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边城》、《神巫之爱》还是《长河》，总是保持与“巫”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旗手，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2]，他所要寻的这个“根”就是绚丽多彩的巫楚文化。《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和《老梦》等作品呈现出了一个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巫楚文化世界。有人认为《爸爸爸》“从神秘的外在特征到思维模式的运用，简直可以说是《楚辞》的现代翻版”[3]。同样，残雪对于巫楚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她曾说：“在中国的古籍中，我最喜欢的是《楚辞》，在我的长篇小说《宛如沙丘移动》中我使用了《楚辞九歌》中的一篇《湘君》，我了解得不详细，是凭感而说的。但感觉到，即使在中国，也有一种自古就有的非现实的、在灵魂的真实中生存过来的地方性遗传。”[4]
一、女巫形象
在巫楚文化中，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拥有沟通人神的神秘功能，《汉书·郊祀志》曾记载：“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位，为之牲器，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5]巫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神的意志的昭示者，又是人的祈求的传达者，它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和工具，把神的意志昭示与人，把人的祈求传达给神。巫术是巫履行这种神秘功能的主要手段，巫术常常采用一些象征性的歌舞形式、一些被赋予神秘力量的物体和咒语实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巫术由专门的巫师来行使，行使巫术的时候，常有神灵附体般恐惧、战栗、惊异、迷狂等征兆。
根据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的分析，“女人生活中的一些转变期引起了各种惊讶和忧虑，这些让她们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然而，正是在成年、月经来潮、妊娠生产时，以及更年期之后，女人们的巫术力量达到了它们最强烈的程度。她们被认为向巫术提供了行为的手段或所谓的行为者。……女人特别易于患上歇斯底里症，她们发起神经来，看上去好像受到了超人力量的折磨，这样一来，她们就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权威。……人们还认为她们与男人们非常不同，相信她们是神秘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巫术力量的亲属。”[6]据他分析，由于女性所具有的特殊经历，要比男人更有巫术天赋。更有学者指出：“巫术亦常是妇女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特殊状态中的妇女，如丑婆、处女、孕妇等，所举行的巫术效力更大。”[7]在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如彝族、白族、哈尼族、僳族、怒族等民族中，巫师均由女性担任，她们被称为“奔磨婆”、“赛勒”、“尼玛”、“米绵安”等，这些女巫皆会神灵附体，可在人神间自由穿行，会跳神、治病、施术、招魂、捉鬼等。
残雪被他的哥哥邓晓芒称为“巫女”[8]，在初登文坛的时候冠以“女巫”的称号。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女巫般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性格气质，被评论家认为，“她是以一种巫婆念咒语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9]。
残雪的巫性气质来自何处呢？在自传《美丽南方之夏日》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小说中的“外婆”颇似一位民间“巫女”，她点神经质，半夜会突然惊醒，擅长编故事和半夜赶鬼，她热爱大自然，每一片树林、每一个蘑菇，有一些特异功能，听得见泥土骚响，用唾沫治疗孩子的蚊虫叮咬。文中这样写道：“天井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持棍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在她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弓着驼背，做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我随着她在我们新开垦的菜地边蹲下，我记得当时我醒了。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的头发里飘出，我认定了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10]外婆给了残雪关于“巫”的启蒙，就像残雪说的：“我通过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受难，好多次扮演了外婆。我想，我已经进入过了外婆的那种精神状态了。我的这种预演促使了我的作品产生出来。”[11]
残雪以她的外婆为原型，塑造了大量女巫形象，这些女巫与中国文化中善良美丽、温柔贤惠、忠贞不屈的传统女性有着天壤之别。在《山上的小屋》中，“我”的眼眶下有两大团紫晕，终日在家里清理抽屉，整理死蛾子、死蜻蜓，半夜里把埋在水井边上的围棋挖出来，幻想着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母亲是一个专制者的典型，每天在窥探“我”的隐私，随便翻“我”的抽屉，因为“我”开抽屉的声音太大，想方设法地要弄断“我”的胳膊。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由于太久没吃东西，肚子里长满了芦苇；慕兰整日整夜地吃着大白花，喝着椿树汤，不停放臭屁；虚汝华的婆婆阴魂不散地、隔一两天就派一个秃头侄女给儿子送纸条，上面写着各种诅咒的话语。在《雾》中，女性都原形不保，变成一些捉摸不定的影子。在《公牛》中，小女孩眼里流着绿眼屎，舌尖上长着黄豆头大的血泡，丑陋无比，把树上晾着的床单看成是包裹母亲尸体用的布匹。在《关于菊花的遐想之二》中，女孩酷爱掐死虫子，放在布袋里，当成是她采集的玫瑰。在《绣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烦恼》中，袁四老娘害怕熄灯，一熄灯就歇斯底里，还有掀开别人被子撒尿的怪癖。在《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中，劳的脑袋就是一个吸尘器，来来回回地在地毯上吸来吸去，最后变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字纸团”。这些女性形象行为乖张、人格扭曲、精神分裂，她们就像“女巫”一样，以各自千姿百态的巫术颠覆了传统的古典女性模式。 二、巫性叙事
残雪在楚地这片奇妙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她的写作与湘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否认，残雪汲取了大量西方艺术营养，构筑了很多卡夫卡式的寓言，揭示了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困境，这是她的小说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能否认残雪骨子里流动着的湖湘文化精神传统中的诸多因素，有学者指出：残雪的“读不懂”，除了她作品的超前性与警世性外，还因为“她作品中显示出的内在思维方式如梦魇展示、呓语独白等更接近巫文化的本质特征，并且把巫文化的思维特征推向了极端，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小说中这种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12]。
巫性叙事是残雪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表现在迷狂式的创作、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和呓语式的独白等三方面。
诗人的创作与巫师的巫术有一些共通之处，为获取灵感，诗人也须对外界置若罔闻，进入到一种精神的迷狂之中，正如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所描述的：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和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记忆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不得到灵感，不是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在巫楚文化中，巫师和诗人也是同时兼具的，比如屈原，据考证他就是兼具双重身份。残雪的写作正是这种迷狂的非理性写作，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写作“是一种有点神秘的能力……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玄想”[13]。“我在创作时情绪是高度集中的，我不怕外部的骚扰，全没事先理性的构思，单凭一股蛮劲奋力冲突，所以我的作品也许是非理性的。”[14]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残雪谈到：“我从小就不自觉地把自然当人”，这与巫楚文化的精神内涵非常吻合。在巫楚文化中，自然的一切，一草一木一兽一石都是神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界的鸟、熊、虎、羊、荆枝等也成为人们的图腾。人死后有鬼魂，人、鬼、神可以和谐相处。我们发现，残雪是以巫楚文化这种“物我互感”的方式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她的小说中出现很多动物，各种虫子、猫、麻雀、老鼠、泥鳅、青蛙、白蚁等，这些动物与人没有差别，“物”如人一样地存在，人像“物”一样地生活，人与物和谐地生存在一个世界。在《苍老的浮云》中，褚树与人的命运相互感应。小说的开始，褚树上的花朵吸满了雨水不时地掉下一朵来，更善无“一通夜都在这种烦人的香气里做着梦”，老况和虚汝华也在看那些落花，讨论着做不做梦的问题。在褚树花朵最后一点残香里，更善无和隔壁那个女人作了一个相同的梦。小说的最后，褚树被雷劈倒，虚汝华感觉自己“看到了死亡的临近”。残雪曾经谈到，这篇小说中“树和人互为对照，演绎生命中的矛盾”。
老鼠也在残雪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与人的命运互相照应。人变成老鼠，长出老鼠尾巴，穿着老鼠色的衣服，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姜萎缩缩地走路。在残雪物我交感的描述下，人与老鼠俨然没什么区别。在《天窗》中，“黑夜一来，我们就如老鼠一样在老屋里乱钻，寻找最阴暗最隐蔽的处所”；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把所有门和窗户都钉上，像老鼠一样在黑暗中生活，就像她婆婆断言的，她早已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老鼠；在《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中，“我回过头，确实看见了他，原来他是一只老鼠”；物如其人，人如其物，残雪笔下的很多人物也如老鼠一样，虽然肮脏且丑陋，却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在《黄泥街》中，胡三老头专吃苍蝇、蜘蛛、嶂螂，却活到八十三岁，在《突围表演》中，算命先生老借八十三岁了却还性欲旺盛。
残雪是个极具幻想意识和擅长描写梦境的作家，她认为：“幻想的世界是人类自远古以来就聚集发展起来的那种深层记忆，梦是艺术永远的源泉。”[15]在《公牛》中，“我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见窗口闪过一道紫光，那是一头公牛的背”，“一通夜，田鼠都在我的牙间窜来窜去的，简直发了疯”。在《污水上的肥皂泡》中，“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在《天窗》中，“我在墓碑间踱来踱去，一抬头，看见天上悬着一只通红的玻璃酒杯，昏浊的黄酒翻滚着泡沫，从杯边溢出来”。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轻轻地揉着肋见的排骨时，她感觉体内已经密密地长满了芦杆一呼气就‘轰轰’地响得吓人”。在《旷野里》中，女主人公莫名地发现“壁上的挂钟在打完最后一下时破碎了，齿轮像一群小乌一样朝空中飞去，扭曲的橡皮管紧紧地巴在肮脏的墙上，地上溅着一滩沉痛的黑血”。在《山上的小屋》中，“山上的小屋”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我”的幻觉。
对幻想与梦境的执著追求使得残雪的小说被称为“梦魇”的文本。残雪通过这种“梦魇”写作，逾越了现实和精神的界限、人与物的界限，来去自由。幻想与梦境赋予她创作的原动力，使她深入人类灵魂的内部，挖掘人的潜意识深处，捕捉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开掘自我之谜。在残雪梦魇般的世界里，人类灵魂的内部风景一点一点地展开。
在巫楚文化中，巫师的咒语与诗人的吟唱属于同一种语言类型，都是神秘的象征性语言。残雪小说多用这种神秘的象征性语言，以呓语式的独白为主要代表。无论是独白还是对白，都与人们的日常用语完全不同，呈现出与巫师咒语相似的一种忘我的、迷狂的自由状态。残雪用这种语言进行人与自我的交流，倾诉对象是自我和内心。
语言的不连贯、对白的非逻辑性是残雪呓语式独白的主要表现形态。她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爱自言自语，思绪无常，对话也多答非所问。如《公牛》中的对话：“‘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老关在背后干巴巴地嗽着喉咙，仿佛那里头塞了一把麻。”“‘那些玫瑰的根全被雨水泡烂了。’我缩回头来，失魂落魄地告诉他，‘花瓣变得真惨白。夜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屋里涨起水来？我的头一定在雨水泡过一夜了，你看，到现在发根还往外渗水呢。’”“‘我要刷牙去了，昨夜的饼干渣塞在牙缝里真难受。我发誓……’老关轻轻巧巧地绕过我向厨房走去。听见他在扑——扑……地喷响着自来水。”
再者，残雪小说中很多信和字条也是毫无头绪莫名其妙的，本该有的思维逻辑和理性连缀荡然无存。在《天窗》中，“我”收到一封烧尸人的怪信，邮戳用骷髅代替，信很奇特：“……空气中长满了细叶香薷。葡萄一大嘟噜一大嘟噜地浮在雾气里。每天夜里都有一种舞蹈。”在《苍老的浮云》中，小纸条多次出现，虚汝华展开窗外扔进来的小纸团，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两句不可思议的话”，而她的母亲也接连不断给她写着难以理解的字条：“好逸恶劳，痴心妄想，必导致意志的衰退，成为社会的垃圾”、“如果一意孤行，夜里必有眼镜蛇来报复”……
评论家葛红兵说：“残雪是一个噩梦，一座地狱，一片沼泽，但是，她让我们深入到癫狂之中，从癫狂的极端中看到世界的真相。”残雪在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中吸取养分，凭借巫性写作，创造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女巫形象，对抗虚无的现代文明。同时，她以独有的巫性叙事张扬现代主义的文学精神，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条神秘主义的道路。
参考文献：
[1]杨义.招魂与失招的诗学.江南出版社，1998：66.
[2]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4）.
[3]陈仲庚.合一人神：楚文化思维模式与韩少功之演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
[4]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第8页.
[5]白兴发.西南少数民族巫师述论[J].宗教学研究，2004（3）.
[6][法]马塞尔·毛斯，著.余碧平，译.社会学与人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6.
[7][英]马林诺夫斯基，著.费孝通，译.文化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69.
[8]邓晓芒.论残雪：1988年.圣殿的倾圮——残雪之谜.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129.
[9]丁蔚文.残雪这个女人.文学自由谈，1988（55）.
[10]残雪.美丽南方之夏日.黑夜灵魂的舞蹈.文汇出版社，2009-8-1（第1版）：285-286.
[11]残雪.出窍.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1版）：244.
[12]谭桂林，龚敏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06：241.
[13]残雪.我是怎么搞起创作来的.文学自由谈，1988（2）.
[14]残雪.残雪自问自答.百花洲，2002（1）.
[15]残雪.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
关键词： 巫楚文化 女巫 巫性叙事
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它是一种人的理性尚未强健发展，天性和想象力高度自由发达，情感和灵性丰富活跃、无拘无束的文化，具有天人合一、人神共娱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色彩。从《离骚》、《楚辞》等楚文化的代表作品可以看出，楚人以奇异的想象力、华美的表现形式、鲜明的浪漫主义气质营造了一个个花草缤纷、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成了中国浪漫主义的最高代表。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地巫风盛行，信巫重鬼，好为淫祀，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巫鬼气息。楚文化与巫相结合，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南方巫楚文化。杨义在《招魂与失招的诗学》中介绍：“楚属于南方文化，其地毗邻百越和西南夷，巫风极盛，人鬼对话交往每每进入迷幻状态。因此他们想象的灵魂形态异于北方多少有点理性化的，精气聚散的形态，而是一个又情感、欲望、祸患、娱乐如人间一般亲切，如鬼界一般缥缈莫测的异常丰富的另一世界。”[1]
巫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遗存，深深根植在湖南作家的血脉之中，影响其世界观、生命观和文学观，成为他们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20世纪湖湘文学始终存在一个神秘而诱人的巫楚世界。沈从文的作品，无论是《边城》、《神巫之爱》还是《长河》，总是保持与“巫”无法割舍的内在联系。韩少功是寻根文学的旗手，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2]，他所要寻的这个“根”就是绚丽多彩的巫楚文化。《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和《老梦》等作品呈现出了一个个充满神秘气息的巫楚文化世界。有人认为《爸爸爸》“从神秘的外在特征到思维模式的运用，简直可以说是《楚辞》的现代翻版”[3]。同样，残雪对于巫楚文化也是情有独钟的，她曾说：“在中国的古籍中，我最喜欢的是《楚辞》，在我的长篇小说《宛如沙丘移动》中我使用了《楚辞九歌》中的一篇《湘君》，我了解得不详细，是凭感而说的。但感觉到，即使在中国，也有一种自古就有的非现实的、在灵魂的真实中生存过来的地方性遗传。”[4]
一、女巫形象
在巫楚文化中，巫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拥有沟通人神的神秘功能，《汉书·郊祀志》曾记载：“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位，为之牲器，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氏姓所出者以为宗。”[5]巫具有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是神的意志的昭示者，又是人的祈求的传达者，它是人神沟通的中介和工具，把神的意志昭示与人，把人的祈求传达给神。巫术是巫履行这种神秘功能的主要手段，巫术常常采用一些象征性的歌舞形式、一些被赋予神秘力量的物体和咒语实现人与神之间的沟通。巫术由专门的巫师来行使，行使巫术的时候，常有神灵附体般恐惧、战栗、惊异、迷狂等征兆。
根据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的分析，“女人生活中的一些转变期引起了各种惊讶和忧虑，这些让她们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然而，正是在成年、月经来潮、妊娠生产时，以及更年期之后，女人们的巫术力量达到了它们最强烈的程度。她们被认为向巫术提供了行为的手段或所谓的行为者。……女人特别易于患上歇斯底里症，她们发起神经来，看上去好像受到了超人力量的折磨，这样一来，她们就得到了一种特别的权威。……人们还认为她们与男人们非常不同，相信她们是神秘活动的中心，而且是巫术力量的亲属。”[6]据他分析，由于女性所具有的特殊经历，要比男人更有巫术天赋。更有学者指出：“巫术亦常是妇女的特权，尤其是那些特殊状态中的妇女，如丑婆、处女、孕妇等，所举行的巫术效力更大。”[7]在中国的很多少数民族如彝族、白族、哈尼族、僳族、怒族等民族中，巫师均由女性担任，她们被称为“奔磨婆”、“赛勒”、“尼玛”、“米绵安”等，这些女巫皆会神灵附体，可在人神间自由穿行，会跳神、治病、施术、招魂、捉鬼等。
残雪被他的哥哥邓晓芒称为“巫女”[8]，在初登文坛的时候冠以“女巫”的称号。她身上体现出的那种女巫般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性格气质，被评论家认为，“她是以一种巫婆念咒语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9]。
残雪的巫性气质来自何处呢？在自传《美丽南方之夏日》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小说中的“外婆”颇似一位民间“巫女”，她点神经质，半夜会突然惊醒，擅长编故事和半夜赶鬼，她热爱大自然，每一片树林、每一个蘑菇，有一些特异功能，听得见泥土骚响，用唾沫治疗孩子的蚊虫叮咬。文中这样写道：“天井传来‘呼呼’的闷响，是外婆手持棍棒在那里赶鬼，月光照在她苍老而刚毅的脸部，很迷人。她弓着驼背，做出奇怪的手势，叫我跟随她。我摸黑走下厨房的台阶，外婆冰凉的手一把捉住我，我随着她在我们新开垦的菜地边蹲下，我记得当时我醒了。月光下，她的全身毛茸茸的，有细细的几缕白烟从她的头发里飘出，我认定了这烟是从她肚子里钻出来的。”[10]外婆给了残雪关于“巫”的启蒙，就像残雪说的：“我通过自己在世俗生活中的受难，好多次扮演了外婆。我想，我已经进入过了外婆的那种精神状态了。我的这种预演促使了我的作品产生出来。”[11]
残雪以她的外婆为原型，塑造了大量女巫形象，这些女巫与中国文化中善良美丽、温柔贤惠、忠贞不屈的传统女性有着天壤之别。在《山上的小屋》中，“我”的眼眶下有两大团紫晕，终日在家里清理抽屉，整理死蛾子、死蜻蜓，半夜里把埋在水井边上的围棋挖出来，幻想着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母亲是一个专制者的典型，每天在窥探“我”的隐私，随便翻“我”的抽屉，因为“我”开抽屉的声音太大，想方设法地要弄断“我”的胳膊。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由于太久没吃东西，肚子里长满了芦苇；慕兰整日整夜地吃着大白花，喝着椿树汤，不停放臭屁；虚汝华的婆婆阴魂不散地、隔一两天就派一个秃头侄女给儿子送纸条，上面写着各种诅咒的话语。在《雾》中，女性都原形不保，变成一些捉摸不定的影子。在《公牛》中，小女孩眼里流着绿眼屎，舌尖上长着黄豆头大的血泡，丑陋无比，把树上晾着的床单看成是包裹母亲尸体用的布匹。在《关于菊花的遐想之二》中，女孩酷爱掐死虫子，放在布袋里，当成是她采集的玫瑰。在《绣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烦恼》中，袁四老娘害怕熄灯，一熄灯就歇斯底里，还有掀开别人被子撒尿的怪癖。在《在纯净的气流中蜕化》中，劳的脑袋就是一个吸尘器，来来回回地在地毯上吸来吸去，最后变成“一个五颜六色的字纸团”。这些女性形象行为乖张、人格扭曲、精神分裂，她们就像“女巫”一样，以各自千姿百态的巫术颠覆了传统的古典女性模式。 二、巫性叙事
残雪在楚地这片奇妙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她的写作与湘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否认，残雪汲取了大量西方艺术营养，构筑了很多卡夫卡式的寓言，揭示了全人类所面临的普遍困境，这是她的小说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原因所在。但这并不能否认残雪骨子里流动着的湖湘文化精神传统中的诸多因素，有学者指出：残雪的“读不懂”，除了她作品的超前性与警世性外，还因为“她作品中显示出的内在思维方式如梦魇展示、呓语独白等更接近巫文化的本质特征，并且把巫文化的思维特征推向了极端，从而造成了中国当代小说中这种独一无二的神秘叙事”[12]。
巫性叙事是残雪的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这种方式表现在迷狂式的创作、人与自然合一的意象和呓语式的独白等三方面。
诗人的创作与巫师的巫术有一些共通之处，为获取灵感，诗人也须对外界置若罔闻，进入到一种精神的迷狂之中，正如柏拉图在《伊安篇》中所描述的：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和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记忆来做成他们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不得到灵感，不是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在巫楚文化中，巫师和诗人也是同时兼具的，比如屈原，据考证他就是兼具双重身份。残雪的写作正是这种迷狂的非理性写作，正如她自己所认为的：写作“是一种有点神秘的能力……是一种有条不紊的玄想”[13]。“我在创作时情绪是高度集中的，我不怕外部的骚扰，全没事先理性的构思，单凭一股蛮劲奋力冲突，所以我的作品也许是非理性的。”[14]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残雪谈到：“我从小就不自觉地把自然当人”，这与巫楚文化的精神内涵非常吻合。在巫楚文化中，自然的一切，一草一木一兽一石都是神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界的鸟、熊、虎、羊、荆枝等也成为人们的图腾。人死后有鬼魂，人、鬼、神可以和谐相处。我们发现，残雪是以巫楚文化这种“物我互感”的方式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她的小说中出现很多动物，各种虫子、猫、麻雀、老鼠、泥鳅、青蛙、白蚁等，这些动物与人没有差别，“物”如人一样地存在，人像“物”一样地生活，人与物和谐地生存在一个世界。在《苍老的浮云》中，褚树与人的命运相互感应。小说的开始，褚树上的花朵吸满了雨水不时地掉下一朵来，更善无“一通夜都在这种烦人的香气里做着梦”，老况和虚汝华也在看那些落花，讨论着做不做梦的问题。在褚树花朵最后一点残香里，更善无和隔壁那个女人作了一个相同的梦。小说的最后，褚树被雷劈倒，虚汝华感觉自己“看到了死亡的临近”。残雪曾经谈到，这篇小说中“树和人互为对照，演绎生命中的矛盾”。
老鼠也在残雪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与人的命运互相照应。人变成老鼠，长出老鼠尾巴，穿着老鼠色的衣服，像老鼠一样悄无声息、姜萎缩缩地走路。在残雪物我交感的描述下，人与老鼠俨然没什么区别。在《天窗》中，“黑夜一来，我们就如老鼠一样在老屋里乱钻，寻找最阴暗最隐蔽的处所”；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把所有门和窗户都钉上，像老鼠一样在黑暗中生活，就像她婆婆断言的，她早已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老鼠；在《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中，“我回过头，确实看见了他，原来他是一只老鼠”；物如其人，人如其物，残雪笔下的很多人物也如老鼠一样，虽然肮脏且丑陋，却有着极为顽强的生命力，在《黄泥街》中，胡三老头专吃苍蝇、蜘蛛、嶂螂，却活到八十三岁，在《突围表演》中，算命先生老借八十三岁了却还性欲旺盛。
残雪是个极具幻想意识和擅长描写梦境的作家，她认为：“幻想的世界是人类自远古以来就聚集发展起来的那种深层记忆，梦是艺术永远的源泉。”[15]在《公牛》中，“我从墙上的大镜子里看见窗口闪过一道紫光，那是一头公牛的背”，“一通夜，田鼠都在我的牙间窜来窜去的，简直发了疯”。在《污水上的肥皂泡》中，“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在《天窗》中，“我在墓碑间踱来踱去，一抬头，看见天上悬着一只通红的玻璃酒杯，昏浊的黄酒翻滚着泡沫，从杯边溢出来”。在《苍老的浮云》中，虚汝华“轻轻地揉着肋见的排骨时，她感觉体内已经密密地长满了芦杆一呼气就‘轰轰’地响得吓人”。在《旷野里》中，女主人公莫名地发现“壁上的挂钟在打完最后一下时破碎了，齿轮像一群小乌一样朝空中飞去，扭曲的橡皮管紧紧地巴在肮脏的墙上，地上溅着一滩沉痛的黑血”。在《山上的小屋》中，“山上的小屋”根本就不存在，只不过是“我”的幻觉。
对幻想与梦境的执著追求使得残雪的小说被称为“梦魇”的文本。残雪通过这种“梦魇”写作，逾越了现实和精神的界限、人与物的界限，来去自由。幻想与梦境赋予她创作的原动力，使她深入人类灵魂的内部，挖掘人的潜意识深处，捕捉人性最本质的东西，开掘自我之谜。在残雪梦魇般的世界里，人类灵魂的内部风景一点一点地展开。
在巫楚文化中，巫师的咒语与诗人的吟唱属于同一种语言类型，都是神秘的象征性语言。残雪小说多用这种神秘的象征性语言，以呓语式的独白为主要代表。无论是独白还是对白，都与人们的日常用语完全不同，呈现出与巫师咒语相似的一种忘我的、迷狂的自由状态。残雪用这种语言进行人与自我的交流，倾诉对象是自我和内心。
语言的不连贯、对白的非逻辑性是残雪呓语式独白的主要表现形态。她小说中的人物大多爱自言自语，思绪无常，对话也多答非所问。如《公牛》中的对话：“‘我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老关在背后干巴巴地嗽着喉咙，仿佛那里头塞了一把麻。”“‘那些玫瑰的根全被雨水泡烂了。’我缩回头来，失魂落魄地告诉他，‘花瓣变得真惨白。夜里，你有没有发现这屋里涨起水来？我的头一定在雨水泡过一夜了，你看，到现在发根还往外渗水呢。’”“‘我要刷牙去了，昨夜的饼干渣塞在牙缝里真难受。我发誓……’老关轻轻巧巧地绕过我向厨房走去。听见他在扑——扑……地喷响着自来水。”
再者，残雪小说中很多信和字条也是毫无头绪莫名其妙的，本该有的思维逻辑和理性连缀荡然无存。在《天窗》中，“我”收到一封烧尸人的怪信，邮戳用骷髅代替，信很奇特：“……空气中长满了细叶香薷。葡萄一大嘟噜一大嘟噜地浮在雾气里。每天夜里都有一种舞蹈。”在《苍老的浮云》中，小纸条多次出现，虚汝华展开窗外扔进来的小纸团，上面“歪七扭八地写着两句不可思议的话”，而她的母亲也接连不断给她写着难以理解的字条：“好逸恶劳，痴心妄想，必导致意志的衰退，成为社会的垃圾”、“如果一意孤行，夜里必有眼镜蛇来报复”……
评论家葛红兵说：“残雪是一个噩梦，一座地狱，一片沼泽，但是，她让我们深入到癫狂之中，从癫狂的极端中看到世界的真相。”残雪在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中吸取养分，凭借巫性写作，创造了一个个特立独行的女巫形象，对抗虚无的现代文明。同时，她以独有的巫性叙事张扬现代主义的文学精神，为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了一条神秘主义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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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残雪.出窍.趋光运动——回溯童年的精神图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第1版）：244.
[12]谭桂林，龚敏律.当代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长沙：岳麓书社，2006：241.
[13]残雪.我是怎么搞起创作来的.文学自由谈，1988（2）.
[14]残雪.残雪自问自答.百花洲，2002（1）.
[15]残雪.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