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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萧红，这位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坛的奇女子，她是一个天籁，身上带有着浑然天成的美；她是一个传奇，从异乡到异乡，人生百态在短短的三十年光阴里尽数上演。本文从萧红的部分传记入手，了解这位女作家，透过对同一人物的不同书写，发掘各个传记作品中，传记作家刻画人物形象的不同，探究不同刻画的背后作家的创作动机。
关键词： 萧红 传记 形象朗读
一、萧红其人及其传记作品
萧红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于1942年1月22日，因肺病等症逝世，享年31岁。
从呼兰河到浅水湾，短短的31年时光，勤奋的作家不懈耕耘为后人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著作。31年，颠沛流离，传奇的作家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后人通过阅读她的作品，通过她生前友人的回忆性作品中，如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等了解她。这些由著名作家撰写的回忆录，不仅篇篇都是优秀的散文，而且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里，从一些具体细枝末节的描写上，品读了萧红的音容笑貌和精神生活的痛苦、哀怨，以及她的人品、人格、行为举止等。与此同时，通过对萧红同时代人转述下的萧红传记也备受瞩目，这其中有萧军的女儿萧耘所写的《缘分天空：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等等。当然，作为一个文学文化形象，“萧红”这一人物形象也走进了各个研究者的视野中，肖凤、葛浩文等人纷纷为其作传，先后就有肖凤的《悲情女作家萧红》和美籍作家葛浩文所写的《萧红评传》。
二、“我”眼中的萧红
在萧红诞辰的这一百年里，写关于萧红回忆文章的人不少，为萧红作传的人也不少。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或是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因素，导致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萧红的形象也有不少。
1.反抗与倔强的灵魂
在萧红的两个弟弟包括全族人的眼中，萧红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异类，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做，好好的汪家的妻子不做，非要跑到哈尔滨、北平去寻求自由。
就如萧红的胞弟张秀珂在《回忆我的姐姐——萧红》一文中就这样写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
但是年幼的弟弟渐渐长大才从这些糊涂的思想中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作这样斗争啊！”萧红在弟弟们的传记文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倔强与反抗着的灵魂：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地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地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用他另一位弟弟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的文章中所用的一句话就是：“姐姐就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
2.同情与悲悯的性格
在萧红友人的回忆萧红的一些著作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的萧红是个善良的存在，同情与悲悯是她内在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她生来有之：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中的萧红，并没有大小姐的做派也没有她父亲的一些暴戾，有的只是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弟弟张秀琢在回忆姐姐儿时的往事时就这样评价姐姐：“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在萧红儿时的记忆中，有二伯的身影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记着有二伯。”
这样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也贯穿于萧红的作品中，在萧红的作品中，从最早的《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再到《呼兰河传》、《马伯乐》，这其中所塑造的人物，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无一不是在反映大动荡的时代脉搏，而作者一直是和劳动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带着同情与悲悯却唱出了这整个时代的最强音。无怪乎，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不断受到文坛大人物的赏识与称赞，大文豪鲁迅、茅盾，文艺理论家胡风先后为萧红的作品作序。
3.一个时代的革命者与战士
萧红身边的萧军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而萧红却不是，但是在一些传记作品中确是把萧红塑造成了“革命者”与“战士”的形象。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是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萧红的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萧红的评价。在全书伊始总结萧红生命的历程时，骆宾基就将萧红描绘成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原因就是由于落在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 其余的一些小的细节在书中也随处可见：在书写与萧军的第一次见面时，就运用了如下语句：“实际上，这初次的会见，就已经是双方战斗气质的会和了，初次的接触就是战斗心魂的接触了。” 最后对于萧红的逝世，作者以“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暗示萧红的离世。骆宾基这样角度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影响了后世的传记作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传记作家肖凤、葛浩文笔下的萧红传记中萧红仍旧在一定程度上以“革命战士”的形象存在着。
萧红这位“革命的战士”用自己的行动与笔触反对封建的礼教，唤醒国民救国的意志，争取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的自由。
三、从何处看“萧红”？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一千个传记作家笔下便有一千个萧红”。每个现实存在的人物都是一个圆形人物，没有现代高科技的全方位的记录，来自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于是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加之，描述的真伪不辨，往往在传记文学中看人物我们更无法评判。传记虽然是叙写真人真事，但在其中难免会融入其他因素。
1.作家的个人立场 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这部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部萧红传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家的个人立场和当时的战争背景休戚相关：如在书中，骆宾基频频使用诸如“堡垒”、“主力”、“战场”、“阵地”、“旗帜”等战争词汇。那个年代的东北作家大多为左翼作家，即使不属于左翼作家的群体，或多或少身上的风格都有左翼作家的影子在。因此，骆宾基也毫不例外，在为萧红作传时，就带有左翼作家阶级及斗争意识的影子。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左翼文学是时代的主流，左翼文学的领导人物即是萧红的导师鲁迅。对于这个和萧红一样流落他乡的东北作家，骆宾基对萧红的经历感同身受，在刻画萧红这个人物形象的同时，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主张。因此，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萧红是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的，作者在书的《序言》中阐述写作此书的目的：“企图在精神上做一番打扫工作，以寄托哀思，埋葬战友，卸却自己不胜悲怆的负担。”
很明显，在某种意义上，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从叙述方法上来看是在为政治服务，萧红的这一革命战士的形象符合当时英雄人物的树立。
2.主体情感的介入
在遍览有关萧红传记的相关书籍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群人：萧军的女儿萧芸；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虽说，作者各自都说自己的文章客观无偏颇，但在其中还是会有个人主观感情的介入。
如果说萧芸和钟耀群笔下的萧红相对地公正、真实的话，那么下面这两位传记作家在进行传记写作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对于萧红生命的两个男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他们一个是萧军的挚友秋石，还有一个是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
秋石与萧军是忘年交，对于萧红资料的掌握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对于萧红的生平写作秋石共著有两本《两个倔强的灵魂》和《萧红与萧军》，但是从读者来看，在这两本书中，秋石和萧军之间的友情决不能成为秋石过度偏袒萧军而打压端木蕻良的理由。比如，他这样讨论萧红选择与端木生活：“满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她与他的结合。” “后来演变的一幕又一幕，充分证实了这起婚姻是一起彻头彻尾失败了的婚姻。”
如果说之前阐述的只是在影射的层面上在批判端木蕻良，维护萧军的话，那么下面这句话就过于极端了：“用人世间极少用的复姓加东北平原上比比皆是的庄稼名称的谐音作笔名，这也只能是像端木这种绝顶聪明、工于心计的人才想得出。” 曹革成在处理主体介入的这个方面较之秋石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端木蕻良的侄子，在书写过程中刻意为端木蕻良“平反”的还是可见的，和秋石一样，曹革成也采用了贬低对方的方式。
这两位传记作家在进行传记书写的同时都注入了强烈的主体情感，这显然显得有些不够理智，虽然说在传记书写的过程中，书写者或多或少地会掺杂个人情感，但是过于偏颇让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不复存在。
3.性别差异形成不同的形象
在萧红各个传记作品及传记文章中，有这样一对夫妇分别写下了各自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感受，胡风和梅志在鲁迅家中见到了当时由东北逃亡而来的二萧，但大体上，萧红给二人留下的感受是不同的：一个是“未脱女学生气”，而另一个却是一个“好主妇”。读来确实有趣得很，可见男女性别的差异在为作家作传时所塑造出来的作家形象也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夫妇二人眼中的萧红都是质朴可爱的。
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就如同一时期的两部萧红传记——肖凤的《悲情女作家萧红》和葛文浩的《萧红评传》。一个是女性的传记作家，在其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有作为女性这一面对萧红一些事情更加设身处地的考虑。而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更是具有理性的情感。
传记是除却作家本人作品之外，世人认识作家的第二扇窗户，由此传记作者对传主如何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一部好的传记作品会使得世人更好地认识传主；一部不实的传记作品却会对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因此，真实性是一部传记作品的灵魂。
参考文献：
[1]彭放，小川.百年诞辰忆萧红[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2]骆宾基.萧红小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M].作家出版社，2001.
[4]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M].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
关键词： 萧红 传记 形象朗读
一、萧红其人及其传记作品
萧红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于1942年1月22日，因肺病等症逝世，享年31岁。
从呼兰河到浅水湾，短短的31年时光，勤奋的作家不懈耕耘为后人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著作。31年，颠沛流离，传奇的作家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后人通过阅读她的作品，通过她生前友人的回忆性作品中，如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等了解她。这些由著名作家撰写的回忆录，不仅篇篇都是优秀的散文，而且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里，从一些具体细枝末节的描写上，品读了萧红的音容笑貌和精神生活的痛苦、哀怨，以及她的人品、人格、行为举止等。与此同时，通过对萧红同时代人转述下的萧红传记也备受瞩目，这其中有萧军的女儿萧耘所写的《缘分天空：萧军与萧红》、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等等。当然，作为一个文学文化形象，“萧红”这一人物形象也走进了各个研究者的视野中，肖凤、葛浩文等人纷纷为其作传，先后就有肖凤的《悲情女作家萧红》和美籍作家葛浩文所写的《萧红评传》。
二、“我”眼中的萧红
在萧红诞辰的这一百年里，写关于萧红回忆文章的人不少，为萧红作传的人也不少。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感受不同或是还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因素，导致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萧红的形象也有不少。
1.反抗与倔强的灵魂
在萧红的两个弟弟包括全族人的眼中，萧红是这个封建大家族的异类，放着好好的大小姐不做，好好的汪家的妻子不做，非要跑到哈尔滨、北平去寻求自由。
就如萧红的胞弟张秀珂在《回忆我的姐姐——萧红》一文中就这样写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
但是年幼的弟弟渐渐长大才从这些糊涂的思想中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作这样斗争啊！”萧红在弟弟们的传记文章就是这样的一个倔强与反抗着的灵魂：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地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地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用他另一位弟弟张秀琢在《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的文章中所用的一句话就是：“姐姐就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
2.同情与悲悯的性格
在萧红友人的回忆萧红的一些著作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他们眼中的萧红是个善良的存在，同情与悲悯是她内在的性格。这样的性格她生来有之：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中的萧红，并没有大小姐的做派也没有她父亲的一些暴戾，有的只是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弟弟张秀琢在回忆姐姐儿时的往事时就这样评价姐姐：“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在萧红儿时的记忆中，有二伯的身影一直是我们所关注的：“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记着有二伯。”
这样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态度也贯穿于萧红的作品中，在萧红的作品中，从最早的《王阿嫂的死》到《生死场》再到《呼兰河传》、《马伯乐》，这其中所塑造的人物，所叙述的故事情节，无一不是在反映大动荡的时代脉搏，而作者一直是和劳动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带着同情与悲悯却唱出了这整个时代的最强音。无怪乎，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不断受到文坛大人物的赏识与称赞，大文豪鲁迅、茅盾，文艺理论家胡风先后为萧红的作品作序。
3.一个时代的革命者与战士
萧红身边的萧军是一名真正的战士，而萧红却不是，但是在一些传记作品中确是把萧红塑造成了“革命者”与“战士”的形象。
骆宾基的《萧红小传》是历史上第一部有关萧红的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对萧红的评价。在全书伊始总结萧红生命的历程时，骆宾基就将萧红描绘成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原因就是由于落在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 其余的一些小的细节在书中也随处可见：在书写与萧军的第一次见面时，就运用了如下语句：“实际上，这初次的会见，就已经是双方战斗气质的会和了，初次的接触就是战斗心魂的接触了。” 最后对于萧红的逝世，作者以“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暗示萧红的离世。骆宾基这样角度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影响了后世的传记作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传记作家肖凤、葛浩文笔下的萧红传记中萧红仍旧在一定程度上以“革命战士”的形象存在着。
萧红这位“革命的战士”用自己的行动与笔触反对封建的礼教，唤醒国民救国的意志，争取在男权统治下的女性的自由。
三、从何处看“萧红”？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同样，“一千个传记作家笔下便有一千个萧红”。每个现实存在的人物都是一个圆形人物，没有现代高科技的全方位的记录，来自历史风尘中的人物于是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加之，描述的真伪不辨，往往在传记文学中看人物我们更无法评判。传记虽然是叙写真人真事，但在其中难免会融入其他因素。
1.作家的个人立场 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这部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部萧红传记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家的个人立场和当时的战争背景休戚相关：如在书中，骆宾基频频使用诸如“堡垒”、“主力”、“战场”、“阵地”、“旗帜”等战争词汇。那个年代的东北作家大多为左翼作家，即使不属于左翼作家的群体，或多或少身上的风格都有左翼作家的影子在。因此，骆宾基也毫不例外，在为萧红作传时，就带有左翼作家阶级及斗争意识的影子。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左翼文学是时代的主流，左翼文学的领导人物即是萧红的导师鲁迅。对于这个和萧红一样流落他乡的东北作家，骆宾基对萧红的经历感同身受，在刻画萧红这个人物形象的同时，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与主张。因此，在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萧红是以一个“革命战士”的形象出现的，作者在书的《序言》中阐述写作此书的目的：“企图在精神上做一番打扫工作，以寄托哀思，埋葬战友，卸却自己不胜悲怆的负担。”
很明显，在某种意义上，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从叙述方法上来看是在为政治服务，萧红的这一革命战士的形象符合当时英雄人物的树立。
2.主体情感的介入
在遍览有关萧红传记的相关书籍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群人：萧军的女儿萧芸；端木蕻良的妻子钟耀群。虽说，作者各自都说自己的文章客观无偏颇，但在其中还是会有个人主观感情的介入。
如果说萧芸和钟耀群笔下的萧红相对地公正、真实的话，那么下面这两位传记作家在进行传记写作时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对于萧红生命的两个男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评判。他们一个是萧军的挚友秋石，还有一个是端木蕻良的侄子曹革成。
秋石与萧军是忘年交，对于萧红资料的掌握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对于萧红的生平写作秋石共著有两本《两个倔强的灵魂》和《萧红与萧军》，但是从读者来看，在这两本书中，秋石和萧军之间的友情决不能成为秋石过度偏袒萧军而打压端木蕻良的理由。比如，他这样讨论萧红选择与端木生活：“满世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她与他的结合。” “后来演变的一幕又一幕，充分证实了这起婚姻是一起彻头彻尾失败了的婚姻。”
如果说之前阐述的只是在影射的层面上在批判端木蕻良，维护萧军的话，那么下面这句话就过于极端了：“用人世间极少用的复姓加东北平原上比比皆是的庄稼名称的谐音作笔名，这也只能是像端木这种绝顶聪明、工于心计的人才想得出。” 曹革成在处理主体介入的这个方面较之秋石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端木蕻良的侄子，在书写过程中刻意为端木蕻良“平反”的还是可见的，和秋石一样，曹革成也采用了贬低对方的方式。
这两位传记作家在进行传记书写的同时都注入了强烈的主体情感，这显然显得有些不够理智，虽然说在传记书写的过程中，书写者或多或少地会掺杂个人情感，但是过于偏颇让传记文学的真实性不复存在。
3.性别差异形成不同的形象
在萧红各个传记作品及传记文章中，有这样一对夫妇分别写下了各自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感受，胡风和梅志在鲁迅家中见到了当时由东北逃亡而来的二萧，但大体上，萧红给二人留下的感受是不同的：一个是“未脱女学生气”，而另一个却是一个“好主妇”。读来确实有趣得很，可见男女性别的差异在为作家作传时所塑造出来的作家形象也是不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夫妇二人眼中的萧红都是质朴可爱的。
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就如同一时期的两部萧红传记——肖凤的《悲情女作家萧红》和葛文浩的《萧红评传》。一个是女性的传记作家，在其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有作为女性这一面对萧红一些事情更加设身处地的考虑。而男性作家，在书写女性形象时，更是具有理性的情感。
传记是除却作家本人作品之外，世人认识作家的第二扇窗户，由此传记作者对传主如何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一部好的传记作品会使得世人更好地认识传主；一部不实的传记作品却会对读者产生严重的误导。因此，真实性是一部传记作品的灵魂。
参考文献：
[1]彭放，小川.百年诞辰忆萧红[M].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
[2]骆宾基.萧红小传[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3]秋石.两个倔强的灵魂[M].作家出版社，2001.
[4]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M].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