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月，我和台湾一群文化人来到台湾中部彰化的大片海岸湿地。政府准备在此地建立一个大型的石化工厂区，这个项目一旦建成，不仅会让整片湿地消失，严重污染这片鱼米之乡（彰化是台湾重要的稻米和疏果生产地），甚至还会造成恶劣的空气污染。
在前辈诗人吴晟号召下，我和几位作家以及环保团体一起合作，邀请了许多作家、音乐人、电影导演来到这片美丽而珍贵的湿地，希望他们在这里得到感动后，创作出动人的作品，从而影响更多人参与进来保护这片湿地。
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学生和环保团体发出抗议的声音，一千多名学界人士也联署反对这一石化项目。
这次保护湿地行动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政府预计以每平方米一百台币的价格把这块土地卖给财团，环保团体也对应地提出了一个“国民信托”概念，用每平方米119元新台币的价格发动全民认股买下湿地，以此拯救白海豚的生态环境。不到一百天，就累积有近35,000人认购了总计超过150万股，资金总额达到1.8亿多。从家庭主妇到小学生都参与到认购行动中，充分发挥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这场反国光石化的行动，是台湾近年来的一次结合新旧公民运动形态的重要运动。民间组织研究并拟定政策后，进而发动公民个人和草根组织走上街头抗议，在抗议形式上，他们还开发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想象力和极富创意的行动方式，并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让活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尽管参与这次反国光石化行动的人们，和三十年前“解严”后的人们所面临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但他们的愤怒却是一样的，目标也几乎相同，那就是：抵抗国家与财团不当的开发案，并且深化公民的民主实践。
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
提到台湾民主，你也许首先会想到台湾的选举文化，电视荧屏上整天充斥的骂战和群殴。但在党争之外的台湾，是被遮蔽的，也不被观光客了解，台湾社会的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实际上是构成台湾民主的重要力量，长期推动着台湾社会的成熟和发展。
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的社会能量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开始得到解放，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气象，也有一些政治反对运动有了组织的雏形，但所有的组织结社都还是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进行，尽管大家会有高压之下争取自由的愿望，民众中间却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直到1980年代，民众才开始勇敢地站出来，争取他们被侵犯的权利：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不受污染的安全食品；农民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在整个社会都躁动的时期，一些社会群体也更为鲜明地提出了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的强烈诉求。
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转变，整个紧绷的社会一下子松弛下来，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大为增加，不论是校园、农民、妇女和原住民，都陆续地走上街头，积极地参加到社运中，以此维护自己长期被侵犯、被压制的权利。那是台湾历史上一个激情燃烧的“抗争性民间社会”，大家组织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反抗威权统治，对抗政府。
而到了1990年代，一个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 “公民社会”。因为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所以对抗性减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当然这些都很关键，但我们还必须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
如果在“民间社会”时期，民众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介入，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众的自我组织，这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寻求的是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的公共领域。
上面提到的反国光石化行动，就是近年来一次突出的公民运动，不仅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学者联名呼吁，社会组织也提出了“国民信托”这个有效的概念，号召大家以认捐的方式来拯救湿地，这不失为一次丰沛的政治想象。台湾社会经历了1980年代的对抗运动、获得了新公民的身份后，进一步开发出不同的方式来持续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从而完善对台湾社会的治理。
社区里的“小革命”
最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小革命》的新书，提出在社会的各个不同角落的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这些新运动不只是针对公共政策，还针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他们试图让各种弱势的个体获得平等与尊严。
例如在过去，社区只是党国体制由下而上控制的一个最为下层的细胞，而民主社会的社区运动，就是把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召唤出来，让他们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打造社区美好生活的公民。
在1987年6月，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医生陈锦煌邀请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来嘉义公演，并鼓吹小镇不要脱衣舞文化，而应寻找失落的文化传承。当年10月，“新港文教基金会”成立，开始从事地方文史调查、推动社区文化活动、村里环境美化。这些活动成为后来社区运动的重要原型。
另一种社区运动的原型是在抵抗中建立社区意识，比如高雄县美浓。一群返乡的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初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主要为了反对政府在美浓兴建水库的计划，他们组织社区居民，对地方生态环境进行调查，举办在地艺术节。从美浓反水库运动中诞生的民谣乐队“交工”，更成为台湾音乐地图上最优秀的一支乐队。
19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台湾的水资源出现严重问题，199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决定拨巨资（1100亿新台币）兴建美浓水库，以拦住随着湍急的河水直奔大海的雨水，解决吃水和工农业用水的难题。但由于没有举行听证会，并有专家认为坝址地质脆弱，不适合建水库，美浓水库方案遭到美浓人长达9年时间的强烈抵制，直到2000年陈水扁胜选才宣布停建。这次抗议的成功，被认为是小镇居民对抗台湾政府的成功，成为社区运动的代表案例。
社区之“小”，往往能够让民主的实践直接触及每一个公民的利益。1994年，台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改革者们接着思考如何把公民教育带入早已离开学校的一般民众，如何让知识与行动进入草根社区。因此他们开始推动“社区大学”运动。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在台北市文山区成立，清晰地提出“打开公共领域，发展民脉，进行社会内在反省，培养批判思考能力”的目标。1999年，由黄武雄教授催生的永和社大成立，至今，他们每学期平均注册学生达两千多人，每周六都会有公共论坛，任何学员都可以免费参加。时至今日，全台湾有上百所社区大学，不少社大干部也是NGO的积极参与者，在基层社区散播公民意识的种子。
农村运动最受年轻人欢迎
和社区运动相对应的“农村运动”，看似是一个老旧的议题，事实情况则是刚好相反，这些年来，在台湾社会吸引年轻人参与最多的，恰恰是农村运动。
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重新反思传统农村与农业的价值，有人因为重视“慢活”或是“有机饮食”，有人是思考粮食安全，也有人想要寻找更简单纯朴的生活，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去耕耘，他们用全新的包装和营销方式（如网络购买）来推销农产品。也有另外一批年轻人在台湾各地成立农业市集，让生产者直接在城市与中产阶层消费者接触，向他们售卖新鲜的无机蔬菜，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
2008年底，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由于欠缺对农业发展的长远思考，只是让农村土地更迅速商品化，引发民间强烈反对。2009年，一群社区工作者、农村子弟和学者组成“台湾农村阵线”，针对“农村再生条例”，开始进行立法游说与草根组织，希望唤起社会重新思考农村角色与农业发展。
和以往的NGO不同，“农阵”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他们没有专属办公室，彼此之间主要是透过网络串连，但是他们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从2009年到2010年，台湾出现了一连串政府为了建立工业或科技园区而向农村征地的纠纷，台湾农村阵线在这些纠纷中都扮演着抗争先锋的角色，引发台湾社会的关注。“农阵”在过去两年里还举办“夏耘”学生营队，让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去年夏天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参加，成为一个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会组织。
台湾的社会运动、公民运动呈现出了纷繁的景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议题和抗争剧目就从此消失了，毕竟“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嚣与黄色的布条，文章开头所说的反对国光石化运动，或者二十多年来始终持续的反核运动在最近日本核灾后风云再起，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唯有公民们以个人或集体的各种“小革命”，持续监督政治权力、追求公民权利，挑战主流价值，台湾社会才能不断往前。
在前辈诗人吴晟号召下，我和几位作家以及环保团体一起合作，邀请了许多作家、音乐人、电影导演来到这片美丽而珍贵的湿地，希望他们在这里得到感动后，创作出动人的作品，从而影响更多人参与进来保护这片湿地。
在此之前，已有一些学生和环保团体发出抗议的声音，一千多名学界人士也联署反对这一石化项目。
这次保护湿地行动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政府预计以每平方米一百台币的价格把这块土地卖给财团，环保团体也对应地提出了一个“国民信托”概念，用每平方米119元新台币的价格发动全民认股买下湿地，以此拯救白海豚的生态环境。不到一百天，就累积有近35,000人认购了总计超过150万股，资金总额达到1.8亿多。从家庭主妇到小学生都参与到认购行动中，充分发挥了公民社会的力量。
这场反国光石化的行动，是台湾近年来的一次结合新旧公民运动形态的重要运动。民间组织研究并拟定政策后，进而发动公民个人和草根组织走上街头抗议，在抗议形式上，他们还开发出了一些非常具有想象力和极富创意的行动方式，并充分利用网络传播，让活动的影响力迅速扩大。
尽管参与这次反国光石化行动的人们，和三十年前“解严”后的人们所面临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但他们的愤怒却是一样的，目标也几乎相同，那就是：抵抗国家与财团不当的开发案，并且深化公民的民主实践。
从民间社会到公民社会
提到台湾民主，你也许首先会想到台湾的选举文化，电视荧屏上整天充斥的骂战和群殴。但在党争之外的台湾，是被遮蔽的，也不被观光客了解，台湾社会的公民组织和社会运动实际上是构成台湾民主的重要力量，长期推动着台湾社会的成熟和发展。
从1970年代开始，台湾的社会能量从长久的高压统治下开始得到解放，当时出现了许多新的文化气象，也有一些政治反对运动有了组织的雏形，但所有的组织结社都还是在党国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进行，尽管大家会有高压之下争取自由的愿望，民众中间却还没有强烈的公民意识。
直到1980年代，民众才开始勇敢地站出来，争取他们被侵犯的权利：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不受污染的安全食品；农民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在整个社会都躁动的时期，一些社会群体也更为鲜明地提出了挣脱国家的管制、追寻自主空间的强烈诉求。
1987年“解严”之后，台湾社会发生了重大的、革命性的转变，整个紧绷的社会一下子松弛下来，各种社会运动的频率和强度都大为增加，不论是校园、农民、妇女和原住民，都陆续地走上街头，积极地参加到社运中，以此维护自己长期被侵犯、被压制的权利。那是台湾历史上一个激情燃烧的“抗争性民间社会”，大家组织在一起，以各种方式反抗威权统治，对抗政府。
而到了1990年代，一个对抗性的“民间社会”逐渐转变为 “公民社会”。因为一方面，威权体制逐渐崩解，人民的基本权利获得逐步保障，形式民主被一步步建造起来，所以对抗性减低。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认识到民主的建立不只需要专制政权的解体，也不只是有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当然这些都很关键，但我们还必须深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改善民主治理的质量。
如果在“民间社会”时期，民众是要求国家退出社会领域，如不再控制媒体、工会、校园等；在“公民社会”时期，则是要求国家介入，如媒体改革和社会福利。前者是反抗性的；后者则是民众的自我组织，这种社会和国家关系的重构，寻求的是一个多元思辨的、丰盛的公共领域。
上面提到的反国光石化行动，就是近年来一次突出的公民运动，不仅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学者联名呼吁，社会组织也提出了“国民信托”这个有效的概念，号召大家以认捐的方式来拯救湿地，这不失为一次丰沛的政治想象。台湾社会经历了1980年代的对抗运动、获得了新公民的身份后，进一步开发出不同的方式来持续改变传统的权力结构，从而完善对台湾社会的治理。
社区里的“小革命”
最近在台湾出版了一本名为《我的小革命》的新书，提出在社会的各个不同角落的力量都在推动社会变迁的观点，这些新运动不只是针对公共政策，还针对日常生活的改造，他们试图让各种弱势的个体获得平等与尊严。
例如在过去，社区只是党国体制由下而上控制的一个最为下层的细胞，而民主社会的社区运动，就是把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召唤出来，让他们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打造社区美好生活的公民。
在1987年6月，台湾嘉义县新港乡的医生陈锦煌邀请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来嘉义公演，并鼓吹小镇不要脱衣舞文化，而应寻找失落的文化传承。当年10月，“新港文教基金会”成立，开始从事地方文史调查、推动社区文化活动、村里环境美化。这些活动成为后来社区运动的重要原型。
另一种社区运动的原型是在抵抗中建立社区意识，比如高雄县美浓。一群返乡的知识分子在1990年代初成立“美浓爱乡协进会”，主要为了反对政府在美浓兴建水库的计划，他们组织社区居民，对地方生态环境进行调查，举办在地艺术节。从美浓反水库运动中诞生的民谣乐队“交工”，更成为台湾音乐地图上最优秀的一支乐队。
198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台湾的水资源出现严重问题，1991年，台湾国民党当局决定拨巨资（1100亿新台币）兴建美浓水库，以拦住随着湍急的河水直奔大海的雨水，解决吃水和工农业用水的难题。但由于没有举行听证会，并有专家认为坝址地质脆弱，不适合建水库，美浓水库方案遭到美浓人长达9年时间的强烈抵制，直到2000年陈水扁胜选才宣布停建。这次抗议的成功，被认为是小镇居民对抗台湾政府的成功，成为社区运动的代表案例。
社区之“小”，往往能够让民主的实践直接触及每一个公民的利益。1994年，台湾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改革者们接着思考如何把公民教育带入早已离开学校的一般民众，如何让知识与行动进入草根社区。因此他们开始推动“社区大学”运动。1998年，台湾第一所社区大学在台北市文山区成立，清晰地提出“打开公共领域，发展民脉，进行社会内在反省，培养批判思考能力”的目标。1999年，由黄武雄教授催生的永和社大成立，至今，他们每学期平均注册学生达两千多人，每周六都会有公共论坛，任何学员都可以免费参加。时至今日，全台湾有上百所社区大学，不少社大干部也是NGO的积极参与者，在基层社区散播公民意识的种子。
农村运动最受年轻人欢迎
和社区运动相对应的“农村运动”，看似是一个老旧的议题，事实情况则是刚好相反，这些年来，在台湾社会吸引年轻人参与最多的，恰恰是农村运动。
过去几年，台湾社会重新反思传统农村与农业的价值，有人因为重视“慢活”或是“有机饮食”，有人是思考粮食安全，也有人想要寻找更简单纯朴的生活，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回乡去耕耘，他们用全新的包装和营销方式（如网络购买）来推销农产品。也有另外一批年轻人在台湾各地成立农业市集，让生产者直接在城市与中产阶层消费者接触，向他们售卖新鲜的无机蔬菜，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
2008年底，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由于欠缺对农业发展的长远思考，只是让农村土地更迅速商品化，引发民间强烈反对。2009年，一群社区工作者、农村子弟和学者组成“台湾农村阵线”，针对“农村再生条例”，开始进行立法游说与草根组织，希望唤起社会重新思考农村角色与农业发展。
和以往的NGO不同，“农阵”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组织，他们没有专属办公室，彼此之间主要是透过网络串连，但是他们却展现出了惊人的能量。从2009年到2010年，台湾出现了一连串政府为了建立工业或科技园区而向农村征地的纠纷，台湾农村阵线在这些纠纷中都扮演着抗争先锋的角色，引发台湾社会的关注。“农阵”在过去两年里还举办“夏耘”学生营队，让学生去农村进行田野调查，去年夏天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参加，成为一个非常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会组织。
台湾的社会运动、公民运动呈现出了纷繁的景象，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议题和抗争剧目就从此消失了，毕竟“立法院”和“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从来没有停止过人民的喧嚣与黄色的布条，文章开头所说的反对国光石化运动，或者二十多年来始终持续的反核运动在最近日本核灾后风云再起，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如何，唯有公民们以个人或集体的各种“小革命”，持续监督政治权力、追求公民权利，挑战主流价值，台湾社会才能不断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