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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壮语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历史叙事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历史小说”,从“国族史”到“家族史”“个人史”,从传统的“论证”到叛逆的“重估”……历史叙事长期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更生演进提供着强劲的动力,大量“经典”“重磅”之作也都与历史题材有关。
然而在今天,文学的历史叙事正面临着某些困局。一方面,是历史叙事的可操作空间已被明显挤压,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已被反复书写,相关题材经验在经典化的同时,也面临美学潜力的透支风险;而经过一代代作家的实践和实验,今天的作家在处理历史经验的方式、姿态、角度上,也已颇难出新。另一方面,为当下作家所熟悉的新近历史,如20世纪90年代、21世纪最初十年,又因其经验的丰富性、阐释的多解性,而显得有些难以把握。
当然,即便面临种种困难,我们依然见证着许多新的文学尝试。例如,路内《雾行者》对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叙述、90后作家周恺对清末地方史的挖掘(《苔》)、黄锦树等海外华语作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域外视角”的观照等,近来都曾形成热点话题。这些创作实践中,埋藏有哪些历史叙事的新基因、新可能,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如今,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原有的历史格局和历史逻辑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语境下,“历史叙事的难度与可能”这一话题,或可显示出更加独特的价值与重要性。
史景迁的礼物
宋 嵩
2011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代表作之一《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的新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随即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小册子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历史著作”这一概念在读者脑海中形成的刻板印象,作者仅凭《郯城县志》《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三种资料,便为我们还原出1668年前后山东南部一个小县城里生动的日常生活图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孝悌在此书《代译序》中所评价的那样,“我们有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区域和地方社会的研究,在看完了一串串真实的数字、图表统计和长篇累牍的征引文字后,却依然对被研究的社会、人民一无所知。史景迁教授使用的资料,看似简单、平常,但通过他奇幻的叙事和文字,郯城这个三百多年前中国北方的一所穷苦的聚落,却以那样鲜明强烈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挥拭不去。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668年的那场地震,如何极具象征性地将我们带进郯城的历史。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为了达到这种历史叙事的“形象性”,史景迁不惜在著作中大段引用《聊斋志异》的小说原文,《偷桃》《云翠仙》等篇目甚至是全文引用;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全书的第五章“私奔的女人”里,史景迁用一种被他自己称为“蒙太奇”的手法,将《聊斋志异》中的三十六处描写片段糅合到一起,诸如“冬天,绿色的湖水上,莲花盛开,花香飘向风中的她”(《寒月芙蕖》)、“一条白色的石头路通向大门,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花的树枝伸入窗户”(《婴宁》)等等,以千余字的篇幅还原、营构出王氏临死前的梦境,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以至于李孝悌反复感叹“我永远无法忘掉最后那一幕”“王氏短暂的一生和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不幸与喧扰,虽然就此落幕,却在后世读者的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录”。由此,现实与梦幻、纪实与虚构、历史著作与小说的界线渐渐消弭,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亦随之得以生成。
史景迁说:“(王氏的故事)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的叙述者互相期待,静候着共同绽放色彩和光芒的时刻——这无端让我联想起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那段曾长期令人疑惑不解的论述:“当一位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描述使我们觉得他带来的不仅是确凿的事实,而且是以相当丰富和一致的细节对某种生活方式、某个社会的揭示,与我们自己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社会或人们的彼此交往足够相像,这时我们才能接下来靠自己,也为了自己去理解——推断——历史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那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做,而不需要别人为此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们的那些与我们在理解——与一些演绎或推理结论相对——自己的社会时同样起作用的官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此时我们才承认读到的是历史,而不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散的历史枯骨的干涩空想。这就是所谓的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倘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小到大在课堂上读到的那些以论断来代替细节的历史教科书又算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强制记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这类“确凿的事实”并将其反映在作业簿和试卷上,却难以体会起义爆发前新军将士和清朝官员复杂的心态,“历史”被抽象为冰冷枯燥的概念和数字,“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更无从谈起。因此,伯林才强调“事实的简单复述并非历史”,“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
但是,若论细节的丰富和生活的丰满,任何一本历史小说都远远超出历史著作。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尽管其中充斥着虚构甚至戏说,仍然有无数读者将历史小说视为“历史”。吊詭的是,似乎没有哪个历史小说作者承认自己所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他们反映在文字里的只是自己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并且出于表达这种理解的需要而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三国演义》如此,《李自成》亦如此。然而,人们又惯于用“几分真实,几分虚假”的模糊比例去评价历史小说的优劣,“历史小说”或“历史叙事”俨然就是一块在铁板上吱吱作响的牛排:煎三分熟肯定不易消化,而且吃下去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煎九分熟乃至全熟却又严重影响口感,还会被旁人讥笑为“土老帽”——这种纠结不只是历史叙事的“当下难度”,也是它“胎里带来的热毒”。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谱系中,历史叙事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到改革开放后的“新历史小说”,从“国族史”到“家族史”“个人史”,从传统的“论证”到叛逆的“重估”……历史叙事长期为中国当代小说的更生演进提供着强劲的动力,大量“经典”“重磅”之作也都与历史题材有关。
然而在今天,文学的历史叙事正面临着某些困局。一方面,是历史叙事的可操作空间已被明显挤压,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进程已被反复书写,相关题材经验在经典化的同时,也面临美学潜力的透支风险;而经过一代代作家的实践和实验,今天的作家在处理历史经验的方式、姿态、角度上,也已颇难出新。另一方面,为当下作家所熟悉的新近历史,如20世纪90年代、21世纪最初十年,又因其经验的丰富性、阐释的多解性,而显得有些难以把握。
当然,即便面临种种困难,我们依然见证着许多新的文学尝试。例如,路内《雾行者》对20世纪90年代的重新叙述、90后作家周恺对清末地方史的挖掘(《苔》)、黄锦树等海外华语作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域外视角”的观照等,近来都曾形成热点话题。这些创作实践中,埋藏有哪些历史叙事的新基因、新可能,无疑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如今,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原有的历史格局和历史逻辑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语境下,“历史叙事的难度与可能”这一话题,或可显示出更加独特的价值与重要性。
史景迁的礼物
宋 嵩
2011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代表作之一《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的新译本在中国大陆出版,随即在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本小册子彻底颠覆了千百年来“历史著作”这一概念在读者脑海中形成的刻板印象,作者仅凭《郯城县志》《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三种资料,便为我们还原出1668年前后山东南部一个小县城里生动的日常生活图景。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孝悌在此书《代译序》中所评价的那样,“我们有大量关于中国近代区域和地方社会的研究,在看完了一串串真实的数字、图表统计和长篇累牍的征引文字后,却依然对被研究的社会、人民一无所知。史景迁教授使用的资料,看似简单、平常,但通过他奇幻的叙事和文字,郯城这个三百多年前中国北方的一所穷苦的聚落,却以那样鲜明强烈的形象逼近眼前,久久挥拭不去。一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1668年的那场地震,如何极具象征性地将我们带进郯城的历史。通过一幅幅鲜明的图像和具体的描述,我们才真正进入我们曾经靠着抽象的概念徘徊其外的乡村世界,真正走进这些人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与梦幻之中。”为了达到这种历史叙事的“形象性”,史景迁不惜在著作中大段引用《聊斋志异》的小说原文,《偷桃》《云翠仙》等篇目甚至是全文引用;更令人称奇的是,在全书的第五章“私奔的女人”里,史景迁用一种被他自己称为“蒙太奇”的手法,将《聊斋志异》中的三十六处描写片段糅合到一起,诸如“冬天,绿色的湖水上,莲花盛开,花香飘向风中的她”(《寒月芙蕖》)、“一条白色的石头路通向大门,红色的花瓣散落在白石上,一枝开花的树枝伸入窗户”(《婴宁》)等等,以千余字的篇幅还原、营构出王氏临死前的梦境,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以至于李孝悌反复感叹“我永远无法忘掉最后那一幕”“王氏短暂的一生和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不幸与喧扰,虽然就此落幕,却在后世读者的心中,留下永难磨灭的记录”。由此,现实与梦幻、纪实与虚构、历史著作与小说的界线渐渐消弭,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可能性亦随之得以生成。
史景迁说:“(王氏的故事)对我而言,就像人们在退潮的海水中看到的,在群石中微微闪亮,而以近乎后悔的心情从浪潮中拾起的一颗石头,知道很快地随着石头在太阳下晒干,遍布在其上的色彩会褪卸消逝。但在这个案里,色彩和纹理没有消退:当它平躺在我手里时,色彩和纹理反而显得更鲜明。不时地,我知道是石头本身在传热给握持它的血肉之躯。”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的叙述者互相期待,静候着共同绽放色彩和光芒的时刻——这无端让我联想起以赛亚·伯林在《现实感》中那段曾长期令人疑惑不解的论述:“当一位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描述使我们觉得他带来的不仅是确凿的事实,而且是以相当丰富和一致的细节对某种生活方式、某个社会的揭示,与我们自己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社会或人们的彼此交往足够相像,这时我们才能接下来靠自己,也为了自己去理解——推断——历史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那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做,而不需要别人为此作详细的解释,因为我们的那些与我们在理解——与一些演绎或推理结论相对——自己的社会时同样起作用的官能已经被调动起来了——此时我们才承认读到的是历史,而不是一些机械的方程式或一堆松散的历史枯骨的干涩空想。这就是所谓的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倘若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小到大在课堂上读到的那些以论断来代替细节的历史教科书又算是什么?我们已经习惯了被强制记忆“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这类“确凿的事实”并将其反映在作业簿和试卷上,却难以体会起义爆发前新军将士和清朝官员复杂的心态,“历史”被抽象为冰冷枯燥的概念和数字,“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更无从谈起。因此,伯林才强调“事实的简单复述并非历史”,“只有把它们置于具体的、有时模糊的,但一直不断的、丰富的、丰满的‘实际生活’——主体间的、可直接认知的经验连续体——的基本结构中才行”。
但是,若论细节的丰富和生活的丰满,任何一本历史小说都远远超出历史著作。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尽管其中充斥着虚构甚至戏说,仍然有无数读者将历史小说视为“历史”。吊詭的是,似乎没有哪个历史小说作者承认自己所写的就是真实的历史;他们反映在文字里的只是自己对历史的一种理解,并且出于表达这种理解的需要而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三国演义》如此,《李自成》亦如此。然而,人们又惯于用“几分真实,几分虚假”的模糊比例去评价历史小说的优劣,“历史小说”或“历史叙事”俨然就是一块在铁板上吱吱作响的牛排:煎三分熟肯定不易消化,而且吃下去很有可能会拉肚子,煎九分熟乃至全熟却又严重影响口感,还会被旁人讥笑为“土老帽”——这种纠结不只是历史叙事的“当下难度”,也是它“胎里带来的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