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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人谈里尔克》最初于1972年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时书名是《和亚丁谈里尔克》，有一个深褐色的质朴封面，收录程抱一先生于1960年代写给友人谈里尔克的3封长信。40年后，这本书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里尔克是一颗耀眼星辰，连缀着一个世纪以来众多中国诗人和翻译家的名字。在这当中，由于译介的原因，在海外的程抱一可能是被忽略的一个。
1929年，程抱一生于山东济南一个书香门第，20岁时随父赴法国定居，在巴黎第九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数十年，他用法文写作，大量译介中法两国文学作品，成为受法国知识界重视的作家、诗人、书法家，并于200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982年后，程抱一曾三度回大陆探亲讲学，而他在中国学界，最为人知的是对福科、拉康等结构主义思想家的介绍，以及他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中国诗歌和绘画语言的解读。
这也是为什么当拿起手头这本小书，一口气读完时，笔者会产生一种疑问：这是在法国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浪潮中进入学界的程抱一吗？因为在情绪、思想、行文上流露的那一个人，更接近冯至、陈敬容、郑敏那一批深受里尔克影响的现代诗人。
第一封信写于1961年夏天，其时程抱一在瑞士南部的瓦莱（Valais）山谷旅行，而此地正是里尔克晚年寓居、完成最后的作品《致奥菲斯商籁》和《杜诺伊哀歌》之处，也是里尔克墓地所在。探访诗人墓地后，程抱一在信中写道：“在异乡旅行了这么久，始终觉得和土地绝缘；在这墓前，我初次有了触碰什么伤口似的感觉，我听见大地亲切的呼喊。”这封信写就时，程抱一去国13年，一直在餐馆打工以支持学业。是羁旅的惆怅、生活的压迫、无法使用母语的压抑，造就了两位诗人在生命深处的相遇。
如同里尔克对生命本质和造物主意愿最本真的询问一样，书信已经脱离了文学批评体裁的框框，而进入作者内心最深处的寻访：
而我们，我们何时潜入心底，倾听自我最深的回应，我们何时坚持到经验的尽端，探测真生？在古今中外四马拉扯下，我们成为散裂的生物残片，再也摸不清重心和动向。我们的创造始终只触及存在的表层，所表现的只是混杂的印象、浮躁的快抓、自足的炫耀。逃避命运，拒绝提出生命的基本问题；我们四方求索，借他人的意识为意识，因他人的时髦而时髦。
这3封书信中，程抱一没有像10年后他广受关注的作品那样，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解读文本（后来，他以这样的方法解读《春江花月夜》等唐诗和中国绘画），而更像一个从传统中走来的抒情诗人，在里尔克的生命和思想中吸取能量。所以阅读中更多感受到的是他和诗人的亲近和认同，和一种更近似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经典传统（而不是他后来进入的结构主义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然而比人文主义传统走得更远的是，他几乎和诗人成为了一体，没有主客体之分—也许更能说明，他本质上是一个中国诗人，一个执著于质询生命基本问题、更愿意以抽象代替具体、以整体代替分析、以模糊代替精确的诗学论者（但不代表他没有细读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里尔克在那时候那么吸引他—如同里尔克对灵魂、神性的追寻、对爱与死的倾注、对自然和生命之幽深神秘的体察吸引了众多中国诗人一样。
他这样谈论里尔克的创作：“在里尔克看来，生命不是既定的、重复的现象，而是大可能、大变化、大形成，生命的无形的另一面是精神吸收了有形世界的精华之后的另一种存在。人的创作、大地的酝酿、星辰的回转，将凝成圆润的成熟，宛如果实爆裂，提升为重温的滋味、光彩、韵律。”这也可以理解为程抱一在吸收了里尔克生命之后的诗学观念。
现代汉语语境中的里尔克是一颗耀眼星辰，连缀着一个世纪以来众多中国诗人和翻译家的名字。在这当中，由于译介的原因，在海外的程抱一可能是被忽略的一个。
1929年，程抱一生于山东济南一个书香门第，20岁时随父赴法国定居，在巴黎第九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此后数十年，他用法文写作，大量译介中法两国文学作品，成为受法国知识界重视的作家、诗人、书法家，并于2002年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982年后，程抱一曾三度回大陆探亲讲学，而他在中国学界，最为人知的是对福科、拉康等结构主义思想家的介绍，以及他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中国诗歌和绘画语言的解读。
这也是为什么当拿起手头这本小书，一口气读完时，笔者会产生一种疑问：这是在法国五六十年代结构主义浪潮中进入学界的程抱一吗？因为在情绪、思想、行文上流露的那一个人，更接近冯至、陈敬容、郑敏那一批深受里尔克影响的现代诗人。
第一封信写于1961年夏天，其时程抱一在瑞士南部的瓦莱（Valais）山谷旅行，而此地正是里尔克晚年寓居、完成最后的作品《致奥菲斯商籁》和《杜诺伊哀歌》之处，也是里尔克墓地所在。探访诗人墓地后，程抱一在信中写道：“在异乡旅行了这么久，始终觉得和土地绝缘；在这墓前，我初次有了触碰什么伤口似的感觉，我听见大地亲切的呼喊。”这封信写就时，程抱一去国13年，一直在餐馆打工以支持学业。是羁旅的惆怅、生活的压迫、无法使用母语的压抑，造就了两位诗人在生命深处的相遇。
如同里尔克对生命本质和造物主意愿最本真的询问一样，书信已经脱离了文学批评体裁的框框，而进入作者内心最深处的寻访：
而我们，我们何时潜入心底，倾听自我最深的回应，我们何时坚持到经验的尽端，探测真生？在古今中外四马拉扯下，我们成为散裂的生物残片，再也摸不清重心和动向。我们的创造始终只触及存在的表层，所表现的只是混杂的印象、浮躁的快抓、自足的炫耀。逃避命运，拒绝提出生命的基本问题；我们四方求索，借他人的意识为意识，因他人的时髦而时髦。
这3封书信中，程抱一没有像10年后他广受关注的作品那样，以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解读文本（后来，他以这样的方法解读《春江花月夜》等唐诗和中国绘画），而更像一个从传统中走来的抒情诗人，在里尔克的生命和思想中吸取能量。所以阅读中更多感受到的是他和诗人的亲近和认同，和一种更近似于西方人文主义的经典传统（而不是他后来进入的结构主义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然而比人文主义传统走得更远的是，他几乎和诗人成为了一体，没有主客体之分—也许更能说明，他本质上是一个中国诗人，一个执著于质询生命基本问题、更愿意以抽象代替具体、以整体代替分析、以模糊代替精确的诗学论者（但不代表他没有细读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里尔克在那时候那么吸引他—如同里尔克对灵魂、神性的追寻、对爱与死的倾注、对自然和生命之幽深神秘的体察吸引了众多中国诗人一样。
他这样谈论里尔克的创作：“在里尔克看来，生命不是既定的、重复的现象，而是大可能、大变化、大形成，生命的无形的另一面是精神吸收了有形世界的精华之后的另一种存在。人的创作、大地的酝酿、星辰的回转，将凝成圆润的成熟，宛如果实爆裂，提升为重温的滋味、光彩、韵律。”这也可以理解为程抱一在吸收了里尔克生命之后的诗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