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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的法国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因去年上映的电影《她》再次登上事业巅峰，收获了包括金球奖在内的18个影后大奖，也因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走进了更多中国观众的视野。
事实上，这个演过妓女、杀手、虐恋者等极端角色的“怪阿姨”，此前已是兩届戛纳影后、两届威尼斯影后、两届欧洲电影节影后、两届凯撒奖影后，还以16次提名保持着凯撒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纪录。
于佩尔的表演，有一种将诸事看破的潇洒，同时也呈现出赤子般的直率无畏。法国导演克莱尔·丹尼斯说：“这个女人能让人上瘾。”
“巴尔蒂斯油画里的情色女孩”
6月，于佩尔来到中国，朗诵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经典作品《情人》。“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噪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一个人，一束光，一把旋椅，一只话筒。于佩尔踩着高跟鞋登台，她穿一条浅色绸衫连衣裙，宛如杜拉斯笔下那个少女的模样。“《情人》是杜拉斯晚年的作品，是她在遇见那个情人40年后才鼓起勇气写出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充沛的情感和内涵。”
和杜拉斯年少就立志写作相似，13岁，于佩尔已决心投身演艺事业。她以满脸雀斑的天真少女出道（《福斯汀与美丽的夏天》），不久又演了个丰盈的放荡姑娘（《圆舞曲女郎》）。法国《解放报》评论，于佩尔具有“巴尔蒂斯油画中年轻女孩的精美情色”，“她是性感得漫不经心的洛丽塔，说得甜，想得脏。”
但于佩尔回忆时却说，“我18岁时深陷青春期的泥潭，我觉得自己如此可怕，拖着如此浑圆的身体……”她对那具年轻的身体毫不留恋。
于佩尔饰演的电影几乎都是文艺片，她挑选角色的第一因素，其实只有导演。她常与戈达尔、皮亚拉、塔维涅、哈内科等大师合作，最钟情于她的导演则是克劳德·夏布洛尔，两人合作了7部影片。
1978年左右，夏布洛尔在为新片《维奥莱特·诺齐埃尔》物色女演员，“我需要找人来演个变态，你有兴趣吗？”没想到，于佩尔毫不犹豫就接下这个棘手的角色：一名感染梅毒弑父杀母的堕落少女。凭借精湛的演技，25岁的她拿下了自己的第一座戛纳影后奖杯。
此后，她与夏布洛尔又合作了多部影片。夏布洛尔评价：“她分解与综合的能力独一无二，用一个最好的词来形容她就是‘狡猾’。”
1995年，在夏布洛尔执导的《冷酷祭典》中，于佩尔演了一个极度仇富、性格扭曲的女人，“有朋友问我，电影中那一幕将口香糖黏在办公桌上的情节是剧本里原有的吗？其实根本不是，当时我正在嚼口香糖，突发奇想要这么演。这使得画面更具张力，带点放肆，带点暴力，这个小动作具有反社会意味，很有意思。”
于佩尔说，夏布洛尔让她明白，做演员最终是学会做个自由的人。“我认为最好是消除人物的概念，才能获得更大可能的自由。”
“我太知道疯狂是什么了”
有人说：“于佩尔演的70个女人，35个是裸体，35个是疯子。”当然，还有一些是又裸又疯……
“我太知道疯狂是什么了。”于佩尔在《她》中那句台词，更像是某种宣言。
随着年龄变化，她饰演的角色呈现出不同形象。西部片里的妓女（《天堂之门》），沉沦欲望的思春少妇（《情人奴奴》），做堕胎生意的皮条客（《女人·事》），尖酸刻薄的老处女（《八美图》），同性恋老修女（《修女》）等。
年近50岁，她甚至还挑战过母子乱伦的戏（《母亲，爱情的限度》）。“没有她不敢接的角色。”导演保罗·范霍文如是评价。
沉寂近10年后，曾执导过《本能》等经典电影的范霍文准备复出拍摄新片《她》，他给好莱坞女星打了一圈电话，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他—“这个角色我不能演。”但当他把剧本带到法国，63岁的于佩尔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遭强奸却不报警、与强奸犯暧昧后杀人报仇又全身而退的强悍角色。
“我从没见过哪个演员能为影片增添这么多剧本中没有的味道。”范霍文说，“每当摄像机停止转动时，于佩尔便会倒在地板上蜷作一团，仿佛要将角色所构成的茧从身上蜕掉一般，在场所有人都被她吓到。很明显，那是在驱魔。”
当年，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拍摄《钢琴教师》时，也是找来于佩尔饰演片中的魔性角色：一个年近40岁、有性虐癖好的钢琴教授，一边严苛教学，一边勾引男生。哈内克曾一再强调，如果没有于佩尔，这个戏肯定不能开拍。“她既可以极致地表现身心受折磨的困境，同时还保持坚硬的知识分子气质，能把两者结合得这么好的人，我还没见过第二个。”
于佩尔勇于挑战明显不讨喜的角色，“我喜欢扮演不寻常的角色，并将她演绎得尽可能寻常，因为悲剧与反常往往隐藏在常态中。这是我喜爱此类角色的原因：在表演中体现冲突，试着理解善与恶如何共存。”
凭借《钢琴教师》，于佩尔第二次摘得戛纳影后桂冠，并荣获欧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及那些大尺度演出，她坦言自己并不介意拍裸戏，但介意被误会出卖色相。“裸露戏通常是断裂的、迅速的。比如这次在《她》中，几乎没有裸戏，有的是暴力和性行為，但我几乎没有裸露。”
有人因为《她》中的暴力和反抗将其归为女性主义电影，于佩尔看到的却是另一面：“她受到侵犯，不得不面对暴力。但她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男孩的母亲，一位疯狂老妇的女儿，还是前妻、情人和老板。她拥有完整的身份。她没有被简单地划为一个受害者。她是全新的，一个后女性主义的角色。”
“我在分裂症病房，阿佳妮在臆想症病房”
年轻时，于佩尔娇小的身躯并没吸引太多制片人的青睐。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她在巴黎乘地铁，走进任何一节车厢，都能看到长得比她出众的姑娘，更别提同时期影坛活跃着另一个“伊莎贝尔”—那个年代，“阿佳妮一流泪，镜头就破碎”。 两个“伊莎贝尔”都热衷演绎“女神经病”。5次凯撒奖败给阿佳妮的于佩尔曾开玩笑道：“如果我们都住在精神病院，我在分裂症病房，她在臆想症病房。”
但如今40多年过去，于佩尔的脸上虽也有了难掩的皱纹，但却绽放出经时光磨砺后的魅力。“我们总是谈论女演员的悲剧命运。不是电影扼杀了她们，而是生活……我们遵循自己的标准。难道你认为，作为女演员就得始于15岁，终于20岁吗？”
跟于佩尔合作过《无瑕的色彩》的导演伯努瓦·雅克曾说：“如果影片拍得不够好，那用阿佳妮就是一种浪费！但这样的问题不会发生在于佩尔身上，即使影片本身很平庸，她在里面也总是无瑕的。”
于佩尔1953年生于巴黎近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是家中5名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父亲从商，母亲在天主教学校当英语老师，两个姐姐都投身电影界。在母亲的鼓励下，她14岁进入音乐学院，后就读于国立戏剧艺术学院俄语系，考入法国高等戏剧艺术学院后，师从导演安托万·维泰学习舞台表演。
相比银幕上的“癫狂”，于佩尔平时的生活显得太过正常。1978年，她穿针织衫和牛仔裤现身戛纳颁奖典礼，保安曾拒绝她靠近红地毯，因为“这番打扮，恐怕连做个狂热影迷都不够资格”；她很少去巴黎之外的地方度假，闲暇时更爱读书；她有着稳定的家庭生活，与导演丈夫罗纳德·夏马育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洛丽塔也是演员，母女俩不久前合作完一部喜剧，演的也是母女。
“我俩的关系要比角色紧密得多。我俩很难让自己真心相信戏里的关系，一合戏就笑，完全没法尽到演员本分。不过最后我们终于沉下心，不这样也不行啊。”难得谈起女儿，于佩尔也会露出母亲温柔的一面。
镜头前的于佩尔无所畏惧，什么都敢演，哪里都敢露，但对自己的私生活她却很少提及，非常享受那种“隐性”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她为自己走在街上没人认出感到高兴。据说有一次在紐约某酒店大堂，她和罗伯特·德尼罗互等对方一个多小时，只因都没认出对方来……
“谁说我的日常生活平稳了？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这么说。谁都不可能这样每天平平稳稳地过日子，生活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我的相對稳定些。如此说来，我所演的角色对我的生活确有弥补，能让我表达一些更狂热的感情……电影，与其说是目的本身，不如说是手段，我利用它向前走。我常对自己说，我始终是强有力的，因为，不是电影利用我，相反，是我利用了它。”
事实上，这个演过妓女、杀手、虐恋者等极端角色的“怪阿姨”，此前已是兩届戛纳影后、两届威尼斯影后、两届欧洲电影节影后、两届凯撒奖影后，还以16次提名保持着凯撒奖最佳女主角提名的纪录。
于佩尔的表演，有一种将诸事看破的潇洒，同时也呈现出赤子般的直率无畏。法国导演克莱尔·丹尼斯说：“这个女人能让人上瘾。”
“巴尔蒂斯油画里的情色女孩”
6月，于佩尔来到中国，朗诵了法国作家杜拉斯的经典作品《情人》。“暗夜透过百叶窗来到了。噪杂声有增无减，闹声响亮刺耳，不是低沉的……他们身在众人之间又永远是孑然自处。”
一个人，一束光，一把旋椅，一只话筒。于佩尔踩着高跟鞋登台，她穿一条浅色绸衫连衣裙，宛如杜拉斯笔下那个少女的模样。“《情人》是杜拉斯晚年的作品，是她在遇见那个情人40年后才鼓起勇气写出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充沛的情感和内涵。”
和杜拉斯年少就立志写作相似，13岁，于佩尔已决心投身演艺事业。她以满脸雀斑的天真少女出道（《福斯汀与美丽的夏天》），不久又演了个丰盈的放荡姑娘（《圆舞曲女郎》）。法国《解放报》评论，于佩尔具有“巴尔蒂斯油画中年轻女孩的精美情色”，“她是性感得漫不经心的洛丽塔，说得甜，想得脏。”
但于佩尔回忆时却说，“我18岁时深陷青春期的泥潭，我觉得自己如此可怕，拖着如此浑圆的身体……”她对那具年轻的身体毫不留恋。
于佩尔饰演的电影几乎都是文艺片，她挑选角色的第一因素，其实只有导演。她常与戈达尔、皮亚拉、塔维涅、哈内科等大师合作，最钟情于她的导演则是克劳德·夏布洛尔，两人合作了7部影片。
1978年左右，夏布洛尔在为新片《维奥莱特·诺齐埃尔》物色女演员，“我需要找人来演个变态，你有兴趣吗？”没想到，于佩尔毫不犹豫就接下这个棘手的角色：一名感染梅毒弑父杀母的堕落少女。凭借精湛的演技，25岁的她拿下了自己的第一座戛纳影后奖杯。
此后，她与夏布洛尔又合作了多部影片。夏布洛尔评价：“她分解与综合的能力独一无二，用一个最好的词来形容她就是‘狡猾’。”
1995年，在夏布洛尔执导的《冷酷祭典》中，于佩尔演了一个极度仇富、性格扭曲的女人，“有朋友问我，电影中那一幕将口香糖黏在办公桌上的情节是剧本里原有的吗？其实根本不是，当时我正在嚼口香糖，突发奇想要这么演。这使得画面更具张力，带点放肆，带点暴力，这个小动作具有反社会意味，很有意思。”
于佩尔说，夏布洛尔让她明白，做演员最终是学会做个自由的人。“我认为最好是消除人物的概念，才能获得更大可能的自由。”
“我太知道疯狂是什么了”
有人说：“于佩尔演的70个女人，35个是裸体，35个是疯子。”当然，还有一些是又裸又疯……
“我太知道疯狂是什么了。”于佩尔在《她》中那句台词，更像是某种宣言。
随着年龄变化，她饰演的角色呈现出不同形象。西部片里的妓女（《天堂之门》），沉沦欲望的思春少妇（《情人奴奴》），做堕胎生意的皮条客（《女人·事》），尖酸刻薄的老处女（《八美图》），同性恋老修女（《修女》）等。
年近50岁，她甚至还挑战过母子乱伦的戏（《母亲，爱情的限度》）。“没有她不敢接的角色。”导演保罗·范霍文如是评价。
沉寂近10年后，曾执导过《本能》等经典电影的范霍文准备复出拍摄新片《她》，他给好莱坞女星打了一圈电话，几乎所有人都拒绝了他—“这个角色我不能演。”但当他把剧本带到法国，63岁的于佩尔二话不说就接下了这个遭强奸却不报警、与强奸犯暧昧后杀人报仇又全身而退的强悍角色。
“我从没见过哪个演员能为影片增添这么多剧本中没有的味道。”范霍文说，“每当摄像机停止转动时，于佩尔便会倒在地板上蜷作一团，仿佛要将角色所构成的茧从身上蜕掉一般，在场所有人都被她吓到。很明显，那是在驱魔。”
当年，奥地利导演迈克尔·哈内克拍摄《钢琴教师》时，也是找来于佩尔饰演片中的魔性角色：一个年近40岁、有性虐癖好的钢琴教授，一边严苛教学，一边勾引男生。哈内克曾一再强调，如果没有于佩尔，这个戏肯定不能开拍。“她既可以极致地表现身心受折磨的困境，同时还保持坚硬的知识分子气质，能把两者结合得这么好的人，我还没见过第二个。”
于佩尔勇于挑战明显不讨喜的角色，“我喜欢扮演不寻常的角色，并将她演绎得尽可能寻常，因为悲剧与反常往往隐藏在常态中。这是我喜爱此类角色的原因：在表演中体现冲突，试着理解善与恶如何共存。”
凭借《钢琴教师》，于佩尔第二次摘得戛纳影后桂冠，并荣获欧洲电影奖最佳女主角奖。提及那些大尺度演出，她坦言自己并不介意拍裸戏，但介意被误会出卖色相。“裸露戏通常是断裂的、迅速的。比如这次在《她》中，几乎没有裸戏，有的是暴力和性行為，但我几乎没有裸露。”
有人因为《她》中的暴力和反抗将其归为女性主义电影，于佩尔看到的却是另一面：“她受到侵犯，不得不面对暴力。但她同时也是一个脆弱男孩的母亲，一位疯狂老妇的女儿，还是前妻、情人和老板。她拥有完整的身份。她没有被简单地划为一个受害者。她是全新的，一个后女性主义的角色。”
“我在分裂症病房，阿佳妮在臆想症病房”
年轻时，于佩尔娇小的身躯并没吸引太多制片人的青睐。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她在巴黎乘地铁，走进任何一节车厢，都能看到长得比她出众的姑娘，更别提同时期影坛活跃着另一个“伊莎贝尔”—那个年代，“阿佳妮一流泪，镜头就破碎”。 两个“伊莎贝尔”都热衷演绎“女神经病”。5次凯撒奖败给阿佳妮的于佩尔曾开玩笑道：“如果我们都住在精神病院，我在分裂症病房，她在臆想症病房。”
但如今40多年过去，于佩尔的脸上虽也有了难掩的皱纹，但却绽放出经时光磨砺后的魅力。“我们总是谈论女演员的悲剧命运。不是电影扼杀了她们，而是生活……我们遵循自己的标准。难道你认为，作为女演员就得始于15岁，终于20岁吗？”
跟于佩尔合作过《无瑕的色彩》的导演伯努瓦·雅克曾说：“如果影片拍得不够好，那用阿佳妮就是一种浪费！但这样的问题不会发生在于佩尔身上，即使影片本身很平庸，她在里面也总是无瑕的。”
于佩尔1953年生于巴黎近郊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是家中5名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父亲从商，母亲在天主教学校当英语老师，两个姐姐都投身电影界。在母亲的鼓励下，她14岁进入音乐学院，后就读于国立戏剧艺术学院俄语系，考入法国高等戏剧艺术学院后，师从导演安托万·维泰学习舞台表演。
相比银幕上的“癫狂”，于佩尔平时的生活显得太过正常。1978年，她穿针织衫和牛仔裤现身戛纳颁奖典礼，保安曾拒绝她靠近红地毯，因为“这番打扮，恐怕连做个狂热影迷都不够资格”；她很少去巴黎之外的地方度假，闲暇时更爱读书；她有着稳定的家庭生活，与导演丈夫罗纳德·夏马育有二女一子。大女儿洛丽塔也是演员，母女俩不久前合作完一部喜剧，演的也是母女。
“我俩的关系要比角色紧密得多。我俩很难让自己真心相信戏里的关系，一合戏就笑，完全没法尽到演员本分。不过最后我们终于沉下心，不这样也不行啊。”难得谈起女儿，于佩尔也会露出母亲温柔的一面。
镜头前的于佩尔无所畏惧，什么都敢演，哪里都敢露，但对自己的私生活她却很少提及，非常享受那种“隐性”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她为自己走在街上没人认出感到高兴。据说有一次在紐约某酒店大堂，她和罗伯特·德尼罗互等对方一个多小时，只因都没认出对方来……
“谁说我的日常生活平稳了？这是你说的，我可没这么说。谁都不可能这样每天平平稳稳地过日子，生活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只是我的相對稳定些。如此说来，我所演的角色对我的生活确有弥补，能让我表达一些更狂热的感情……电影，与其说是目的本身，不如说是手段，我利用它向前走。我常对自己说，我始终是强有力的，因为，不是电影利用我，相反，是我利用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