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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碳城市转型，是高碳源型城市向低碳发展转变的过程，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形势，还是从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来看，高碳城市转型低碳发展势在必行。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铁道部、城乡建设部、环保部、科技部，组成“一委六部”跨部轮值机构，共同制订出工业、交通、建筑三大高耗能领域与中国50个最大城市的“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设计相应的调控总量和约束性细则，形成一个具有国家意志的低碳发展蓝图，并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执行附件，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启动五省八市低碳试点工作，试点地区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地域代表性和不同的城市类型。国家希望试点地区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低碳发展道路。
认识高碳城市
谷树忠，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资源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他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经济与资源安全，主持过“中国资源报告”、“世界资源态势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等国家级研究项目。目前，有部分人对高碳城市以及高碳城市转型存在错误认识，一些地方出现节能减排项目不顾成本盲目应用，上马一批节能减排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谷树忠就高碳城市转型发展的有关问题接受了《经济》记者的专访。
《经济》：高碳城市是不是只说那些资源型、能耗高的工业城市？为什么？
谷树忠：这里要区分碳汇和碳源。严格意义上讲，高碳城市应该是指高碳源的城市，即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城市。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多少、高低，既取决于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取决于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不难看出，作为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较多、较为密集的资源型产业，特别是化石能源产业等，往往是高碳产业，这种产业较集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则往往是高碳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煤炭及其加工转化产业规模较大的资源型城市，也就往往是高碳城市，同时也是高能耗城市。
《经济》：有资源型城市负责人在谈到该市转型发展时，提出“核心是转型，重点是项目”的思路，以产业新兴化为目标，培育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日用陶瓷、生物制药、食品工业、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实现非煤经济多样转型。您如何评价？是不是非煤经济就达到高能耗城市转型的目的？如何正确看待高碳城市转型？
谷树忠：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有其片面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核心是转型”是对的，但关键要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也就是要处理好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一个好的城市？不是说GDP上去了，或者财政税收上去了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好的发展。为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城市发展最为关键的、最为迫切的。因此说，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体现。
当然，任何城市都需要一定的产业来支撑，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主导思想盛行的国度来说，没有产业或者没有主导、支柱产业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选择、培育当地主导、支柱产业至关重要。
这里所提出的发展非煤产业，是对的，关键是替代产业的选择。这里所列出来的所谓新兴产业，其实有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兴。而且，这些产业的原材料基础如何？生产传统如何？市场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均需要关注和回答。另外，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产业就是低碳的，相反，陶瓷及建材往往是高碳的。
《经济》：高碳城市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谷树忠：主要问题还是环境容量问题、生态占用和生态赤字问题、水资源支撑问题。几乎所有的高碳城市，都无一例外地面临水、环境、生态压力。生态赤字往往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
另外，高碳城市转型还面临产业竞争乏力的问题。一是长期的资源型产业发展往往对非资源型产业产生投资等方面的挤出效应；二是非资源型产业社会分工格局业已基本形成；三是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支撑，而这往往是高碳城市所缺乏的；四是现有的高碳产业往往对低碳产业的进入产生环境排斥作用。
《经济》：当前，高碳城市转型低碳发展要做哪些事？
谷树忠：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要区分自己的碳是为谁生产的。如果是为他人输送清洁电力等而产生的，就要争取相应的碳补偿，包括碳排放指标统筹等。二是要制定严格的低碳发展战略，从生产、消费等方面，全面而有重点地推进低碳发展，确定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三是要建立健全低碳发展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补偿机制、动员机制、创新机制等。四是要加强碳汇的建设，加大植树造林的力度，努力以碳汇增加减缓碳源的压力。
《经济》：作为研究学者，您认为国家政策层面应出台哪些措施来促进高碳城市的转型？您认为我国应建立什么样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价体系？
谷树忠：一是要加强对高碳城市的分类指导，重点加强对化石能源基地的政策扶持，尽快出台一揽子扶持国家能源基地的政策——《国家能源基地政策纲要》。二是应尽快出台旨在解决或缓解高碳城市转型的投融资问题的优惠政策，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三是尽快解决区际碳交易的政策缺失问题，以促进区际碳交易。四是应鼓励和支持高碳城市自行碳交易，以增加碳汇来消化碳源增量，实现区域碳平衡。
至于城市低碳发展评价体系，极为复杂，需要包括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文化等方面的指标，更应充分体现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和理念，要有反映城市形态及其健康水平的评价指标，还要有市民幸福感等指标。当然，还要有一些微观层面的指标，包括交通畅通、安全、舒适和经济性指标，就业充分、安全等指标，受教育公平、效率指标，等等。
110个城市分析样本
2010年，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进步很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能源消耗高，碳排放强度偏大，节能减排任务繁重；过分看重成本比较高的光伏产业，忽视公共投入成本；为节能减排“拉闸限电”现象严重；缺乏低碳发展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等。
为了科学推动我国城市低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湖南工业大学、经济日报所属经济杂志社等单位利用各自优势，联合发起成立了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今年3月2日，该中心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2011》绿皮书，该书尝试从理论、实践、综合、前瞻等方面有所创新，并编制整理了中国110个地级以上城市能源与碳排放数据。
根据《中国低碳城市发展2011》绿皮书显示：2008年，在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每万元GDP消耗标准煤在3吨以上有石嘴山、临汾、西宁、攀枝花、抚顺，分别是7.206吨、3.760吨、3.705吨、3.299吨、3.084吨；排放每吨二氧化碳生产力水平不足2000元的城市就有18个，其中石嘴山仅为0.053万元，二氧化碳生产水平最高的是深圳，每吨二氧化碳生产力水平为0.795万元。由于我国的能源供应与消费结构以煤为主，单位GDP的消耗标准煤的高低，不仅意味着单位GDP产出所伴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多少，还意味着能源利用、资源节约、能源安全水平的高低。因此，煤炭利用率是一个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在绿皮书中，详细地发布了2008年我国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低碳发展各项指标数据，主要包括110个城市中低碳转型发展前十位城市、后十位城市、指标数据、排位比较四大类分析图表数据，并分别就GDP总量、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碳生产力水平、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总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民碳消费结构、碳排放就业岗位贡献、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城市森林覆盖率、公共电汽车交通工具使用率、居住建筑单位面积能耗、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等十四项指标逐一分解列图、列表。
转型途径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我国低碳发展的选择不仅决定我国未来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前景，也影响着世界未来的发展前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的具体实际和发展阶段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观点。
但是从各地对新能源的理解和实施方案来看，刻意追求太阳能项目而不顾及应用成本的现象比较突出。像一些城市的太阳能路灯项目，投资大，市场效果欠佳，太阳能发电每度电的成本比目前的水电火电成本高约2～2.5元。除此之外，我国高碳城市转型还面临节能减排机制、措施、研究体系等还不够完善的问题。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2011》绿皮书中分析了我国城市低碳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梳理总结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规划的特点和框架体系，尝试构建了中国低碳城市与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中国低碳城市与城市低碳发展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向，提出了推进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具体措施与建议。绿皮书中指出，我国在低碳发展途径上，要重点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一、开展低碳发展理论与规划研究，构建全国低碳发展新格局。二、调整产业结构、能源供应结构、改造节能技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些方面仍然是我国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途径。三、改革节能减排指标分配方式，创新实施办法，提高区域统筹节能减排效率。四、建设可以有效降低减排成本的全国碳市场。五、完善相关政策与法规，推动城市低碳发展。
该绿皮书在城市低碳发展规划、建设和低碳产业发展理论、方法与实践等领域作了有益的探索，它的发布为国家宏观决策部门、各城市决策者、城市科研工作者、高校师生提供了量化参考依据。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牛文元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交通部、铁道部、城乡建设部、环保部、科技部，组成“一委六部”跨部轮值机构，共同制订出工业、交通、建筑三大高耗能领域与中国50个最大城市的“低碳发展国家行动方案”，设计相应的调控总量和约束性细则，形成一个具有国家意志的低碳发展蓝图，并作为国家“十二五”规划执行附件，成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
去年7月，国家发改委启动五省八市低碳试点工作，试点地区的选择充分考虑了地域代表性和不同的城市类型。国家希望试点地区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低碳发展道路。
认识高碳城市
谷树忠，曾任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资源经济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他主要研究领域是资源经济与资源安全，主持过“中国资源报告”、“世界资源态势与中国安全战略研究”等国家级研究项目。目前，有部分人对高碳城市以及高碳城市转型存在错误认识，一些地方出现节能减排项目不顾成本盲目应用，上马一批节能减排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谷树忠就高碳城市转型发展的有关问题接受了《经济》记者的专访。
《经济》：高碳城市是不是只说那些资源型、能耗高的工业城市？为什么？
谷树忠：这里要区分碳汇和碳源。严格意义上讲，高碳城市应该是指高碳源的城市，即二氧化碳排放较高的城市。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多少、高低，既取决于生产中的二氧化碳排放，也取决于消费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此，不难看出，作为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较多、较为密集的资源型产业，特别是化石能源产业等，往往是高碳产业，这种产业较集中、规模较大的城市，则往往是高碳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型城市，特别是煤炭及其加工转化产业规模较大的资源型城市，也就往往是高碳城市，同时也是高能耗城市。
《经济》：有资源型城市负责人在谈到该市转型发展时，提出“核心是转型，重点是项目”的思路，以产业新兴化为目标，培育装备制造、新型材料、日用陶瓷、生物制药、食品工业、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实现非煤经济多样转型。您如何评价？是不是非煤经济就达到高能耗城市转型的目的？如何正确看待高碳城市转型？
谷树忠：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有其片面性。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核心是转型”是对的，但关键要树立全新的发展理念，也就是要处理好什么样的发展才是好的发展？什么样的城市才是一个好的城市？不是说GDP上去了，或者财政税收上去了就是一个好的城市、好的发展。为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或者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城市发展最为关键的、最为迫切的。因此说，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的体现。
当然，任何城市都需要一定的产业来支撑，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主导思想盛行的国度来说，没有产业或者没有主导、支柱产业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选择、培育当地主导、支柱产业至关重要。
这里所提出的发展非煤产业，是对的，关键是替代产业的选择。这里所列出来的所谓新兴产业，其实有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兴。而且，这些产业的原材料基础如何？生产传统如何？市场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均需要关注和回答。另外，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产业就是低碳的，相反，陶瓷及建材往往是高碳的。
《经济》：高碳城市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谷树忠：主要问题还是环境容量问题、生态占用和生态赤字问题、水资源支撑问题。几乎所有的高碳城市，都无一例外地面临水、环境、生态压力。生态赤字往往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之一。
另外，高碳城市转型还面临产业竞争乏力的问题。一是长期的资源型产业发展往往对非资源型产业产生投资等方面的挤出效应；二是非资源型产业社会分工格局业已基本形成；三是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支撑，而这往往是高碳城市所缺乏的；四是现有的高碳产业往往对低碳产业的进入产生环境排斥作用。
《经济》：当前，高碳城市转型低碳发展要做哪些事？
谷树忠：要做的事情很多。一是要区分自己的碳是为谁生产的。如果是为他人输送清洁电力等而产生的，就要争取相应的碳补偿，包括碳排放指标统筹等。二是要制定严格的低碳发展战略，从生产、消费等方面，全面而有重点地推进低碳发展，确定低碳发展的重点领域。三是要建立健全低碳发展机制，包括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补偿机制、动员机制、创新机制等。四是要加强碳汇的建设，加大植树造林的力度，努力以碳汇增加减缓碳源的压力。
《经济》：作为研究学者，您认为国家政策层面应出台哪些措施来促进高碳城市的转型？您认为我国应建立什么样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价体系？
谷树忠：一是要加强对高碳城市的分类指导，重点加强对化石能源基地的政策扶持，尽快出台一揽子扶持国家能源基地的政策——《国家能源基地政策纲要》。二是应尽快出台旨在解决或缓解高碳城市转型的投融资问题的优惠政策，以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三是尽快解决区际碳交易的政策缺失问题，以促进区际碳交易。四是应鼓励和支持高碳城市自行碳交易，以增加碳汇来消化碳源增量，实现区域碳平衡。
至于城市低碳发展评价体系，极为复杂，需要包括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文化等方面的指标，更应充分体现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的要求和理念，要有反映城市形态及其健康水平的评价指标，还要有市民幸福感等指标。当然，还要有一些微观层面的指标，包括交通畅通、安全、舒适和经济性指标，就业充分、安全等指标，受教育公平、效率指标，等等。
110个城市分析样本
2010年，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进步很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能源消耗高，碳排放强度偏大，节能减排任务繁重；过分看重成本比较高的光伏产业，忽视公共投入成本；为节能减排“拉闸限电”现象严重；缺乏低碳发展规划、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等。
为了科学推动我国城市低碳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湖南工业大学、经济日报所属经济杂志社等单位利用各自优势，联合发起成立了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今年3月2日，该中心正式对外发布了《中国低碳城市发展2011》绿皮书，该书尝试从理论、实践、综合、前瞻等方面有所创新，并编制整理了中国110个地级以上城市能源与碳排放数据。
根据《中国低碳城市发展2011》绿皮书显示：2008年，在11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每万元GDP消耗标准煤在3吨以上有石嘴山、临汾、西宁、攀枝花、抚顺，分别是7.206吨、3.760吨、3.705吨、3.299吨、3.084吨；排放每吨二氧化碳生产力水平不足2000元的城市就有18个，其中石嘴山仅为0.053万元，二氧化碳生产水平最高的是深圳，每吨二氧化碳生产力水平为0.795万元。由于我国的能源供应与消费结构以煤为主，单位GDP的消耗标准煤的高低，不仅意味着单位GDP产出所伴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多少，还意味着能源利用、资源节约、能源安全水平的高低。因此，煤炭利用率是一个城市低碳发展水平的重要参考指标。
全球低碳城市联合研究中心在绿皮书中，详细地发布了2008年我国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低碳发展各项指标数据，主要包括110个城市中低碳转型发展前十位城市、后十位城市、指标数据、排位比较四大类分析图表数据，并分别就GDP总量、单位GDP能耗、二氧化碳生产力水平、能源碳排放强度、能源消耗总量、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居民碳消费结构、碳排放就业岗位贡献、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城市森林覆盖率、公共电汽车交通工具使用率、居住建筑单位面积能耗、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等十四项指标逐一分解列图、列表。
转型途径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碳排放大国，我国低碳发展的选择不仅决定我国未来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发展前景，也影响着世界未来的发展前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我国各地区、各城市的具体实际和发展阶段出发，探索适合自己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已成为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一致观点。
但是从各地对新能源的理解和实施方案来看，刻意追求太阳能项目而不顾及应用成本的现象比较突出。像一些城市的太阳能路灯项目，投资大，市场效果欠佳，太阳能发电每度电的成本比目前的水电火电成本高约2～2.5元。除此之外，我国高碳城市转型还面临节能减排机制、措施、研究体系等还不够完善的问题。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2011》绿皮书中分析了我国城市低碳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梳理总结了中国城市低碳发展规划的特点和框架体系，尝试构建了中国低碳城市与城市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揭示了中国低碳城市与城市低碳发展的基本途径和主要动向，提出了推进中国城市低碳发展的具体措施与建议。绿皮书中指出，我国在低碳发展途径上，要重点注意以下五个方面：一、开展低碳发展理论与规划研究，构建全国低碳发展新格局。二、调整产业结构、能源供应结构、改造节能技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这些方面仍然是我国城市低碳发展的主要途径。三、改革节能减排指标分配方式，创新实施办法，提高区域统筹节能减排效率。四、建设可以有效降低减排成本的全国碳市场。五、完善相关政策与法规，推动城市低碳发展。
该绿皮书在城市低碳发展规划、建设和低碳产业发展理论、方法与实践等领域作了有益的探索，它的发布为国家宏观决策部门、各城市决策者、城市科研工作者、高校师生提供了量化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