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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去世后，我已经四年没有来姥姥家了。
时间真是神奇，能让回忆搁浅又浮现。那些不愿让人遗忘的东西没有因此而褪色，反而在记忆的回笼里反复渲染着，变得愈加的艳丽和夺目。
姥姥以前住的这栋老房子在上个月被市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买下。在交房之前，要把屋里剩下的旧物给收拾打包。妈妈让我回老房子一趟，把她已经整理好的东西带走，顺便再去看老房子一眼。
我用钥匙打开了外门。院子里香樟树依然挺立着。我踏进房门，里面干净整洁，窗户没有蒙上灰，是被人打扫过的样子。已经打包完备的东西摞在卧室的一角，只有三两个包裹。
姥姥十岁学戏，十五岁进入艺术团，二十岁成为团里戏曲班的台柱子。 “爱戏入痴，唱戏到老”，妈妈说这八个字是姥姥一生的剪影。
再往后翻，是张合影。姥姥环抱着一个小女孩，眉眼间与她有几分神似。小女孩穿着不怎么合身的戏服，浓浓的戏妆也掩盖不住脸上的笑靥。照片下面用褪色的墨水写着一行：“鸢鸢的第一次汇报演出。”我记起来，这是我的第一次演出。
感情一旦存在，无论是过往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总会在人的执拗中不断加持，于是便有了沉甸甸的意义。而回忆有了感情的赋予，似乎也不曾凋零和萎谢。就像那些离开新枝的旧叶，扫了又扫，落了又落。
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去外省出差，所以我从八岁到十五岁的这段日子里便常年住在姥姥家。
姥姥家有种被岁月浸润的味道，那是一种古老又淡然的气味。在这种气味的熏陶下长大是很幸福的事，就连市井的喧闹都带着一丝柔软音色。
姥姥会牵着我穿过热闹的街市，去街尾的店铺买茴香炒豆子;会用捣碎的凤仙花汁给我染指甲。伫立于内院的香樟树葱郁繁盛，午后姥姥抱着我睡在树下的竹床上，讲着《锁麟囊》《群英会 借东风》和《桃花扇》的故事。
九岁的时候，我便跟着姥姥学唱戏。从基础发音，到身段、眼神、手势和走位，我半知不解，依样葫芦地跟着学。半年后，姥姥把我带进少年宫交给了专业的戏曲老师。那时的我才算正式踏入戏曲的大门。
现在回忆起刚开始学戏的日子，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除了苦，我找不到更复杂或更确切的语句来形容。 天未明时，我们便要起床开始吊嗓子，戏文里那些绕口的词句和韵白要说上千百遍;老师打着拍子让我们练习眼神，要练出眼里的喜怒哀乐痴嗔怨; 每次在做踢腿和劈叉的基本功时我都会忍不住疼地哭，有时哭累了，就压着腿在墙角睡着了。周末姥姥来少年宫接我回家，看到我因为练功而变得青紫相间的胳膊双腿，眼里尽是不愿让人察觉的愧疚和心疼。她摸着我的头问：“鸢鸢，还愿意学吗？”“学呀！”我笃定地点着头。
当初被姥姥领着去见老师时，老师听我唱了一两句后说：“这孩子真有天赋。”我至今记得姥姥听到 “天赋”二字时脸上出现的欣喜的神情。对于唱戏这门行当来说，天赋不仅仅是敲门的金砖，还是能在这一行永远立足的资质禀赋。我并不怎么懂 “祖师爷赏饭吃”的道理，但心里暗自明白姥姥对我有所期许，我不能辜负。在戏曲舞台上度过了半生日子的她，希望这项传统艺术能流淌进更年轻的血液，被更年轻的生命所依附和承载。而我这有"天赋"的嗓子，能让这份夙愿得偿。
“许鸢鸢！给你说过多少遍不许吃冰的东西，嗓子不要了？你想吃什么姥姥给你做。以后不能再买这些东西。听到没有？”红豆冰沙融化在地上，染成一片片深红色的花瓣状。姥姥只有在很生气的时候才会喊我的全名。我委屈又难过，一晚上没有和她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便看见餐桌上放着一碗剛刚熬好的，温热的银耳红豆汤。
我没有让她失望。之后每年的戏班考核，我都完成得十分出色。
接下来，我本应顺利地考进国戏，顺利毕业，顺利地继承姥姥的衣钵，成为一名戏曲演员。
这是姥姥预设的未来。现实也本该如此。
如果人的一些想法与思绪，只是转瞬便熄灭的星火，并不会改变之后任何决定的轨迹。
我们俩谁都没有料到，理想，未来，这些多么美好的词，其实都是被残酷现实所包裹起来的糖衣炮弹。
“怪”，是别的同学对我评价时用到最多的字。
自从上了戏曲班，我的学业时间大大减少。但妈妈坚持不让我落下学校的课程。所以在少年宫的练习一结束，我就会去学校把文化课补上。
我笨拙地以为，只要穿着和同学们一样的校服，学着其他女生梳一样的马尾辫，就能融入进集体，成为那“大多数”的一份子。可我与他们的格格不入，哪里是外形的贴合所能弥补的。 他们谈论流行音乐、电影明星和街边的小吃，放学后会三三两两地约着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而我，与整个外部世界完全脱轨了的我，像傻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我不愿意将自己的狼狈不安暴露在外，便愈发害怕与人交流和相处，变得举止局促，沉默寡言。
直到少年宫的老师打电话到家里，问我为什么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来上一节课。
那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和姥姥如此激烈地吵架。
“你这几个星期都干嘛去了？为什么要逃课？你在想什么呢？”
“我想要，这辈子，都不再，唱戏。”
我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这句话。瞬间一阵凉意从我指间流向了心脏。话说出口，我却没有感到释然，只觉得心里突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很难受。
我泪水模糊地看着站在面前的姥姥，才发现自己已经比她高出了一整个头。从向上的视角看去，姥姥的背显得有些佝偻。她微微仰头看着我，眼睛里除了泪水之外，还有满目的吃惊，困惑和伤心遗憾。“我……我以为你喜欢唱戏……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喜欢……”姥姥喃喃念叨着，摇摇头，转过身去不再看我。
一个月后的汇报演出，国戏的老师们会前来观看，寻一些唱戏的好苗子，对于所有唱戏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崭露头角的宝贵机会。戏班的所有同学在那天都尽力表现。而我没有去。
我把自己的戏服和录戏曲的磁带一并锁进柜子里，剪掉了为唱戏而留的长发和长指甲。
我从姥姥家搬回了自己家，升入了高中，我没有再去戏班上课。
放弃走戏曲专业这条路的我，一心一意地扑在了学习上。高中繁忙充实，偶尔周末会和爱好摄影的朋友们一起外出拍拍照，逛逛摄影展。
我在戏班退学后，去姥姥家的次数也变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淡了。我是愧疚后悔的。如果自己稍微冷静和理智一点，不要辞不达意地用那些尖锐的话同她争吵，是不是姥姥也会理解我的心意并尊重我的选择？是不是我们还能依旧亲密无间？
高考结束后，我跟着摄影社的朋友们去深圳参加活动。到深圳没多久，家里匆匆来电话，说姥姥去医院做检查时，查出了癌症。
我立马订了下午飞回家的机票。
在飞机上，我的泪没有停过。短短的三个小时，像是一整世纪那样的漫长煎熬。我从未如此急切地想马上回到姥姥身边，想紧紧地抱住她。
我和姥姥一起躺在病床上，头枕着她的胳膊。姥姥可真瘦啊，手臂的骨头硌着我的后颈。
“姥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好好坚持把戏唱下去。怪我那么决断地、自私地做出这种选择。”我着屏气，等她的回答。
姥姥却笑了笑，说：“这都那么久的事儿了，有什么责怪的呀。选择没有对错。这个选择能不能让你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我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眼泪湿了一片。
我当然明白，我爱她，而她更爱我。
大一的寒假，我在云南大理出外景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姥姥去世了。妈妈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理智地安慰她，也安慰著我自己。生老病死总是匍匐在人生的浅处，我们虽看不见，却应该懂得接受和成全。
挂了电话后，我心里的克制与冷静瞬间分崩离析。姥姥始终没有等来我一句郑重的道歉。我深呼出一口气，泪水溃不成军。
如果可以，唯愿时光能就此停驻，让姥姥倾注于戏曲的爱，在今生被铭记和祝福。
时间真是神奇，能让回忆搁浅又浮现。那些不愿让人遗忘的东西没有因此而褪色，反而在记忆的回笼里反复渲染着，变得愈加的艳丽和夺目。
姥姥以前住的这栋老房子在上个月被市区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买下。在交房之前，要把屋里剩下的旧物给收拾打包。妈妈让我回老房子一趟，把她已经整理好的东西带走，顺便再去看老房子一眼。
我用钥匙打开了外门。院子里香樟树依然挺立着。我踏进房门，里面干净整洁，窗户没有蒙上灰，是被人打扫过的样子。已经打包完备的东西摞在卧室的一角，只有三两个包裹。
姥姥十岁学戏，十五岁进入艺术团，二十岁成为团里戏曲班的台柱子。 “爱戏入痴，唱戏到老”，妈妈说这八个字是姥姥一生的剪影。
再往后翻，是张合影。姥姥环抱着一个小女孩，眉眼间与她有几分神似。小女孩穿着不怎么合身的戏服，浓浓的戏妆也掩盖不住脸上的笑靥。照片下面用褪色的墨水写着一行：“鸢鸢的第一次汇报演出。”我记起来，这是我的第一次演出。
感情一旦存在，无论是过往的，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总会在人的执拗中不断加持，于是便有了沉甸甸的意义。而回忆有了感情的赋予，似乎也不曾凋零和萎谢。就像那些离开新枝的旧叶，扫了又扫，落了又落。
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去外省出差，所以我从八岁到十五岁的这段日子里便常年住在姥姥家。
姥姥家有种被岁月浸润的味道，那是一种古老又淡然的气味。在这种气味的熏陶下长大是很幸福的事，就连市井的喧闹都带着一丝柔软音色。
姥姥会牵着我穿过热闹的街市，去街尾的店铺买茴香炒豆子;会用捣碎的凤仙花汁给我染指甲。伫立于内院的香樟树葱郁繁盛，午后姥姥抱着我睡在树下的竹床上，讲着《锁麟囊》《群英会 借东风》和《桃花扇》的故事。
九岁的时候，我便跟着姥姥学唱戏。从基础发音，到身段、眼神、手势和走位，我半知不解，依样葫芦地跟着学。半年后，姥姥把我带进少年宫交给了专业的戏曲老师。那时的我才算正式踏入戏曲的大门。
现在回忆起刚开始学戏的日子，对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来说，除了苦，我找不到更复杂或更确切的语句来形容。 天未明时，我们便要起床开始吊嗓子，戏文里那些绕口的词句和韵白要说上千百遍;老师打着拍子让我们练习眼神，要练出眼里的喜怒哀乐痴嗔怨; 每次在做踢腿和劈叉的基本功时我都会忍不住疼地哭，有时哭累了，就压着腿在墙角睡着了。周末姥姥来少年宫接我回家，看到我因为练功而变得青紫相间的胳膊双腿，眼里尽是不愿让人察觉的愧疚和心疼。她摸着我的头问：“鸢鸢，还愿意学吗？”“学呀！”我笃定地点着头。
当初被姥姥领着去见老师时，老师听我唱了一两句后说：“这孩子真有天赋。”我至今记得姥姥听到 “天赋”二字时脸上出现的欣喜的神情。对于唱戏这门行当来说，天赋不仅仅是敲门的金砖，还是能在这一行永远立足的资质禀赋。我并不怎么懂 “祖师爷赏饭吃”的道理，但心里暗自明白姥姥对我有所期许，我不能辜负。在戏曲舞台上度过了半生日子的她，希望这项传统艺术能流淌进更年轻的血液，被更年轻的生命所依附和承载。而我这有"天赋"的嗓子，能让这份夙愿得偿。
“许鸢鸢！给你说过多少遍不许吃冰的东西，嗓子不要了？你想吃什么姥姥给你做。以后不能再买这些东西。听到没有？”红豆冰沙融化在地上，染成一片片深红色的花瓣状。姥姥只有在很生气的时候才会喊我的全名。我委屈又难过，一晚上没有和她说话。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便看见餐桌上放着一碗剛刚熬好的，温热的银耳红豆汤。
我没有让她失望。之后每年的戏班考核，我都完成得十分出色。
接下来，我本应顺利地考进国戏，顺利毕业，顺利地继承姥姥的衣钵，成为一名戏曲演员。
这是姥姥预设的未来。现实也本该如此。
如果人的一些想法与思绪，只是转瞬便熄灭的星火，并不会改变之后任何决定的轨迹。
我们俩谁都没有料到，理想，未来，这些多么美好的词，其实都是被残酷现实所包裹起来的糖衣炮弹。
“怪”，是别的同学对我评价时用到最多的字。
自从上了戏曲班，我的学业时间大大减少。但妈妈坚持不让我落下学校的课程。所以在少年宫的练习一结束，我就会去学校把文化课补上。
我笨拙地以为，只要穿着和同学们一样的校服，学着其他女生梳一样的马尾辫，就能融入进集体，成为那“大多数”的一份子。可我与他们的格格不入，哪里是外形的贴合所能弥补的。 他们谈论流行音乐、电影明星和街边的小吃，放学后会三三两两地约着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咖啡馆。而我，与整个外部世界完全脱轨了的我，像傻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我不愿意将自己的狼狈不安暴露在外，便愈发害怕与人交流和相处，变得举止局促，沉默寡言。
直到少年宫的老师打电话到家里，问我为什么整整三个星期没有来上一节课。
那是我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和姥姥如此激烈地吵架。
“你这几个星期都干嘛去了？为什么要逃课？你在想什么呢？”
“我想要，这辈子，都不再，唱戏。”
我一字一句地从嘴里蹦出这句话。瞬间一阵凉意从我指间流向了心脏。话说出口，我却没有感到释然，只觉得心里突然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很难受。
我泪水模糊地看着站在面前的姥姥，才发现自己已经比她高出了一整个头。从向上的视角看去，姥姥的背显得有些佝偻。她微微仰头看着我，眼睛里除了泪水之外，还有满目的吃惊，困惑和伤心遗憾。“我……我以为你喜欢唱戏……我一直以为你是真心喜欢……”姥姥喃喃念叨着，摇摇头，转过身去不再看我。
一个月后的汇报演出，国戏的老师们会前来观看，寻一些唱戏的好苗子，对于所有唱戏的学生来说，这是个崭露头角的宝贵机会。戏班的所有同学在那天都尽力表现。而我没有去。
我把自己的戏服和录戏曲的磁带一并锁进柜子里，剪掉了为唱戏而留的长发和长指甲。
我从姥姥家搬回了自己家，升入了高中，我没有再去戏班上课。
放弃走戏曲专业这条路的我，一心一意地扑在了学习上。高中繁忙充实，偶尔周末会和爱好摄影的朋友们一起外出拍拍照，逛逛摄影展。
我在戏班退学后，去姥姥家的次数也变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淡了。我是愧疚后悔的。如果自己稍微冷静和理智一点，不要辞不达意地用那些尖锐的话同她争吵，是不是姥姥也会理解我的心意并尊重我的选择？是不是我们还能依旧亲密无间？
高考结束后，我跟着摄影社的朋友们去深圳参加活动。到深圳没多久，家里匆匆来电话，说姥姥去医院做检查时，查出了癌症。
我立马订了下午飞回家的机票。
在飞机上，我的泪没有停过。短短的三个小时，像是一整世纪那样的漫长煎熬。我从未如此急切地想马上回到姥姥身边，想紧紧地抱住她。
我和姥姥一起躺在病床上，头枕着她的胳膊。姥姥可真瘦啊，手臂的骨头硌着我的后颈。
“姥姥，你会不会怪我，怪我没有好好坚持把戏唱下去。怪我那么决断地、自私地做出这种选择。”我着屏气，等她的回答。
姥姥却笑了笑，说：“这都那么久的事儿了，有什么责怪的呀。选择没有对错。这个选择能不能让你开心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我把脸深深地埋进枕头里，眼泪湿了一片。
我当然明白，我爱她，而她更爱我。
大一的寒假，我在云南大理出外景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姥姥去世了。妈妈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我理智地安慰她，也安慰著我自己。生老病死总是匍匐在人生的浅处，我们虽看不见，却应该懂得接受和成全。
挂了电话后，我心里的克制与冷静瞬间分崩离析。姥姥始终没有等来我一句郑重的道歉。我深呼出一口气，泪水溃不成军。
如果可以，唯愿时光能就此停驻，让姥姥倾注于戏曲的爱，在今生被铭记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