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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叶公超先生是我国最早系统评述T.S.艾略特的学者。叶公超先生认为，艾略特写诗主张维持中国用典的风格，将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联合起来，汇成文化源流。诗人写诗不仅表现个人才气，而且展示和代表整个文化。在《爱略特的诗》一文中，叶公超先生反驳了艾略特在创作《荒原》前后的诗歌作品中蕴含着不同态度的观点，讨论了把艾略特诗歌创作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并且指出了艾略特通过隐喻手法营造一种“古今错综的意识”。笔者对叶公超先生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和进一步的评论。
关键词：T.S.艾略特;叶公超;态度;宗教信仰;用典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视野下的赵萝蕤汉译〈荒原〉研究》（15BWW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宗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诗歌教学与研究。
Abstract： Ye Gongchao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earliest Chinese scholar who published commentary on T. S. Eliot’s poetry in China. He thought that T. S. Eliot liked to follow the style of Chinese allusions in poetic composition， bringing together all traditional concepts into a flow of cultural source. A poet not only shows his own talent in his poetry but also exibits and represents a whole culture. In his essay “T. S. Eliot’s Poetry”， Ye Gongchao refutes the idea that Eliot holds a different view of life in his poetry before and after his composition of The Waste Land， rebuts the idea of lumping together Eliot’s poetic creation and his religious belief， and points out that one of the charms of Eliot’s poetry is his use of metaphors to create a “consciousness of mixing the pastness with the presentness” in his poetry. Ye Gongchao’s ideas about T.S. Eliot’s poetry and poetic writing have been summarized and further explored here in this essay.
Key words： T.S. Eliot; Ye Gongcao; attitude; religious belief; allusion
Author： Huang Zongy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E-mail： hzy@buu.edu.cn
众所周知，叶公超先生为赵萝蕤先生1937年初版汉译艾略特《荒原》一书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序’”（赵萝蕤239）。根据赵萝蕤先生《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的回忆，当她请叶公超先生写序时，叶公超先生说：“要不要提你几句？”赵萝蕤先生回答说：“那就不必了”。后来，赵萝蕤先生觉得自己当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后悔没有请叶公超先生在这篇序言里对自己的译笔做一些点评。用赵萝蕤先生自己话说：“现在想起来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赵萝蕤239）。赵萝蕤先生不仅记得她的老师叶公超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而且认为叶公超先生当年的这个判断随着艾略特诗歌与诗学理论为全世界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认可和接受，“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赵萝蕤239）。
一、“一位T. S.艾略特的信徒”
1932年，赵萝蕤先生考取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当时，赵萝蕤先生是叶公超先生的学生。她选修过叶公超先生主讲的文艺理论课程，并且认为叶公超老师学识特别渊博，就是“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赵萝蕤238）。根据赵萝蕤先生的回忆，当戴望舒先生约赵萝蕤先生翻译《荒原》时，她已经是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她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最后一年。赵萝蕤先生说，她汉译《荒原》得益于两位老师，一位是美籍教授温德老师，一位就是叶公超老师。温德教授擅长把艾略特《荒原》中的“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公超先生不仅能够讲透《荒原》内容与技巧的要点和特征，揭示艾略特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对西方青年人的影响及其地位，而且还能够将艾略特的一些诗歌创作技巧与中国的唐宋诗进行比较（赵萝蕤239）。在《叶公超批评文集》的《编后记》中，编者陈子善先生指出，叶公超先生对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理论“推崇备至”，不仅指导卞之琳先生译出艾略特及其重要的文學批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而且“写下了我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深入通达的《爱略特的诗》和《再论爱略特的诗》”（陈子善272）。 根据叶公超先生自己的回忆，他是九岁那年被家人送往英国读书的，两年之后又被送往美国去上了一年中学;回国后又在南开中学继续读书;然而，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国内便爆发了五四运动;为了不让他天天参加游行，他再次被家人送往美国读书;那年，他才十三岁。两年后，他在美国中学毕业回国，他的家人还是想送他到美国继续深造。遗憾的是，叶公超先生没有通过当时美国时兴的“New English College Board”的入学考试，因此失去了上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的机会。于是，他被家人送到了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贝兹大学（Bates）;一年之后，他又考取了马萨诸塞州的爱默斯特大学（Amherst）。爱默斯特大学当时是美国一所“很老但很小的大学”，而叶公超先生是第一位来到这所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引自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265）。三年的爱默斯特大学生涯使他受益匪浅，因为叶公超先生特别喜欢爱默斯特大学所提供的人文教育。让叶公超先生感到特别幸运的是，他还选修过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在该校教授的诗歌和小说课程。众所周知，弗罗斯特是一位喜欢不挂网打网球的诗人球员。叶公超先生说：“弗罗斯特这个人只讲究念书不念书，不讲究上课不上课”（陈子善265）。令人欣慰的是，在叶公超先生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弗罗斯特给叶公超先生上过诗歌创作课程，并指导叶公超先生创作出版了一本自己的英文诗集Poems。叶公超先生在美国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玛地兰学院（Magdalene College）攻读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且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叶公超先生又到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不过，叶公超先生还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结识了艾略特，这位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公超先生说他不仅经常见到艾略特，“跟他很熟”，而且很可能是最早把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陈子善266）。
在叶公超先生看来，艾略特这个人“很守旧”，是个宗教观念很强的天主教徒，认为“一个人终其一生，一定要有个很平凡的职业，直至退休为止”，然而艾略特却是当时美国诗坛的领袖人物，主张创造一种包罗万象、形式特殊，不仅能够囊括以往各种体裁，而且能让多种语言杂糅共生于同一个诗歌文本的诗体：“他写诗主张维持中国用典的作风，用旧有的典故，将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联合起来，汇成文化的源流。一个人写诗，一定是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仅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因为，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诗超出了诗人个人的经验与感觉，而可以代表文化”（陈子善266）。笔者认为，叶公超先生以上这段评论真可谓画龙点睛！他的判断不仅体现了他对艾略特诗歌创作中用典的目的，以及对艾略特关于诗歌必须有“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等核心诗学观点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而且已经高度概括了如同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类既能抒发“个人对生活的牢骚”（Valerie Eliot， T. S. Eliot： The Waste Land 1），又能代表时代话语的现当代美国长篇诗歌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叶公超先生的论述中看，我们似乎也在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惠特曼《草叶集》中那种将个人的、瞬间的、抒情式的创作灵感融入民族的、历史的、史诗般的创作抱负的诗歌创作艺术追求（黄宗英，《爱默生与美国诗歌传统》125），而且叶公超先生所强调的艾略特关于诗歌创作中“个人才气”与“整个文化”相互融合的诗学观点似乎也印证了笔者将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纳入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抒情史诗范畴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叶公超先生还谈到自己当时深受艾略特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影响，很希望自己也能够创作一首像艾略特的《荒原》那样，能够囊括“我国从诗经时代到现在生活”主题的长篇诗歌，所以徐志摩先生把叶公超先生称之为“一位T. S.艾略特的信徒”！ （陈子善245）然而，遗憾的是叶公超先生“始终没有写成功”（陈子善266）。
二、“解铃还仗系铃人”
叶公超先生于1926年秋季留学回国，被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同时兼任《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的英文编辑，并且加入了“新月社”，成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人的亲密友人。1927年夏，叶公超先生南下上海，受聘为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上海新月书店的创建工作以及《新月》杂志编辑工作;翌年秋，叶公超先生开始兼任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秋，叶公超先生又重新北上，接受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的职位，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讲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主讲过大学一、二年级英文和英文写作基础课程及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史、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等专业课程;这些课程涉猎范畴之广实属罕见，充分展示了叶公超先生精湛的英文技能、精深的文学修养和渊博的学识。与此同时，叶公超先生既“熟稔英美文学”，又“潜心研读中国文化典籍”，“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陈子善先生认为，“清华六年，是叶公超文学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陈子善271）。除了继续担任《新月》杂志最后六期的编务工作和创办《文学》月刊工作之外，叶公超先生还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叶公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所从事的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影响深远，培养和影响了我国整整一代优秀学者。陈子善先生认为，“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史上卓有建树、大名鼎鼎的钱钟书、杨联升、吴世昌、王岷源、卞之琳、季羡林、王辛笛、曹葆华、常风、赵萝蕤、张骏祥，以及西南联大时期的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赵瑞蕻等，都是叶公超的高足，都受到叶公超的赏识、汲引和指点，从而在治学、创作和翻译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的”（陈子善271）。
这一时期，叶公超先生不仅为我国英语语言文学教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西方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等多方面均有科研建树。他不仅是向中国介绍艾略特的第一人，而且对艾略特的诗歌技巧和诗学理论内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挖掘和阐释。在《爱略特的诗》一文的开篇，叶公超先生向读者推荐了三本关于艾略特诗歌創作与诗学理论研究的参考著作，其中包括威廉森（Hugh Ross Williamson）撰写的艾略特诗歌研究专论《T. S.艾略特的诗》（The Poetry of T. S. Eliot， 1932）、麦格里维（Thomas McGreevy）的学术专著《T. S.艾略特研究》（T. S. Eliot： A Study， 1931）和艾略特自己选编的《T. S.艾略特1917-1923年论文集》（T. S. Eliot’s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 1932）。叶公超先生建议读者先读前两本专论，然后再读第三本论文集，以便能够获得一种“解铃还仗系铃人”（陈子善111）的感觉。在这篇文章中，叶公超先生比较推崇威廉森这本“为普通读者写的”《T. S.艾略特的诗》，因为书中作者处处引用艾略特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作者的工作主要是在阐述艾略特引文的意义和解读艾略特重要诗篇的内容。就麦格里维的《T. S.艾略特研究》一书，虽然叶公超先生肯定了书中的部分内容，比如诗歌选例、拉福格（Jules Laforgue， 1860-1887）对艾略特的影响及《荒原》中“死”与“复活”主题的讨论等，但是叶公超先生不同意麦格里维关于艾略特在《荒原》之后的《圣灰日》（“Ash Wednesday”）中“在技术与知觉方面都有跌落千丈之势”等判断，并且认为麦格里维“是一种趁火打劫的批评家”，因为“废话竟占了全书的大半”（陈子善113）。
关键词：T.S.艾略特;叶公超;态度;宗教信仰;用典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比较视野下的赵萝蕤汉译〈荒原〉研究》（15BWW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宗英，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诗歌教学与研究。
Abstract： Ye Gongchao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earliest Chinese scholar who published commentary on T. S. Eliot’s poetry in China. He thought that T. S. Eliot liked to follow the style of Chinese allusions in poetic composition， bringing together all traditional concepts into a flow of cultural source. A poet not only shows his own talent in his poetry but also exibits and represents a whole culture. In his essay “T. S. Eliot’s Poetry”， Ye Gongchao refutes the idea that Eliot holds a different view of life in his poetry before and after his composition of The Waste Land， rebuts the idea of lumping together Eliot’s poetic creation and his religious belief， and points out that one of the charms of Eliot’s poetry is his use of metaphors to create a “consciousness of mixing the pastness with the presentness” in his poetry. Ye Gongchao’s ideas about T.S. Eliot’s poetry and poetic writing have been summarized and further explored here in this essay.
Key words： T.S. Eliot; Ye Gongcao; attitude; religious belief; allusion
Author： Huang Zongying is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His research field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try. E-mail： hzy@buu.edu.cn
众所周知，叶公超先生为赵萝蕤先生1937年初版汉译艾略特《荒原》一书写了一篇“十分精彩的‘序’”（赵萝蕤239）。根据赵萝蕤先生《怀念叶公超老师》一文中的回忆，当她请叶公超先生写序时，叶公超先生说：“要不要提你几句？”赵萝蕤先生回答说：“那就不必了”。后来，赵萝蕤先生觉得自己当时“年少无知，高傲得很”，后悔没有请叶公超先生在这篇序言里对自己的译笔做一些点评。用赵萝蕤先生自己话说：“现在想起来多么愚蠢，得他给我提些意见，不管是好是坏，该多么有‘价值’呢”（赵萝蕤239）。赵萝蕤先生不仅记得她的老师叶公超先生曾经在课堂上说过：“他[艾略特]的影响之大竟令人感觉，也许将来他的诗本身的价值还不及他的影响的价值呢”，而且认为叶公超先生当年的这个判断随着艾略特诗歌与诗学理论为全世界读者和文学批评家所认可和接受，“愈来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赵萝蕤239）。
一、“一位T. S.艾略特的信徒”
1932年，赵萝蕤先生考取了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生。当时，赵萝蕤先生是叶公超先生的学生。她选修过叶公超先生主讲的文艺理论课程，并且认为叶公超老师学识特别渊博，就是“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赵萝蕤238）。根据赵萝蕤先生的回忆，当戴望舒先生约赵萝蕤先生翻译《荒原》时，她已经是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也是她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最后一年。赵萝蕤先生说，她汉译《荒原》得益于两位老师，一位是美籍教授温德老师，一位就是叶公超老师。温德教授擅长把艾略特《荒原》中的“文字典故说清楚，内容基本搞懂”，而叶公超先生不仅能够讲透《荒原》内容与技巧的要点和特征，揭示艾略特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实践对西方青年人的影响及其地位，而且还能够将艾略特的一些诗歌创作技巧与中国的唐宋诗进行比较（赵萝蕤239）。在《叶公超批评文集》的《编后记》中，编者陈子善先生指出，叶公超先生对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理论“推崇备至”，不仅指导卞之琳先生译出艾略特及其重要的文學批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而且“写下了我国最早系统评述艾略特的深入通达的《爱略特的诗》和《再论爱略特的诗》”（陈子善272）。 根据叶公超先生自己的回忆，他是九岁那年被家人送往英国读书的，两年之后又被送往美国去上了一年中学;回国后又在南开中学继续读书;然而，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国内便爆发了五四运动;为了不让他天天参加游行，他再次被家人送往美国读书;那年，他才十三岁。两年后，他在美国中学毕业回国，他的家人还是想送他到美国继续深造。遗憾的是，叶公超先生没有通过当时美国时兴的“New English College Board”的入学考试，因此失去了上哈佛、耶鲁等名牌大学的机会。于是，他被家人送到了美国东北部缅因州的贝兹大学（Bates）;一年之后，他又考取了马萨诸塞州的爱默斯特大学（Amherst）。爱默斯特大学当时是美国一所“很老但很小的大学”，而叶公超先生是第一位来到这所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转引自陈子善，《叶公超批评文集》265）。三年的爱默斯特大学生涯使他受益匪浅，因为叶公超先生特别喜欢爱默斯特大学所提供的人文教育。让叶公超先生感到特别幸运的是，他还选修过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在该校教授的诗歌和小说课程。众所周知，弗罗斯特是一位喜欢不挂网打网球的诗人球员。叶公超先生说：“弗罗斯特这个人只讲究念书不念书，不讲究上课不上课”（陈子善265）。令人欣慰的是，在叶公超先生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弗罗斯特给叶公超先生上过诗歌创作课程，并指导叶公超先生创作出版了一本自己的英文诗集Poems。叶公超先生在美国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的玛地兰学院（Magdalene College）攻读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并且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接着，叶公超先生又到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不过，叶公超先生还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期间结识了艾略特，这位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诗人和文学批评家。叶公超先生说他不仅经常见到艾略特，“跟他很熟”，而且很可能是最早把艾略特的诗歌和诗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陈子善266）。
在叶公超先生看来，艾略特这个人“很守旧”，是个宗教观念很强的天主教徒，认为“一个人终其一生，一定要有个很平凡的职业，直至退休为止”，然而艾略特却是当时美国诗坛的领袖人物，主张创造一种包罗万象、形式特殊，不仅能够囊括以往各种体裁，而且能让多种语言杂糅共生于同一个诗歌文本的诗体：“他写诗主张维持中国用典的作风，用旧有的典故，将历代流传下来的观念联合起来，汇成文化的源流。一个人写诗，一定是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仅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因为，个人才气绝不能与整个文化相比。这样一来，他认为他的诗超出了诗人个人的经验与感觉，而可以代表文化”（陈子善266）。笔者认为，叶公超先生以上这段评论真可谓画龙点睛！他的判断不仅体现了他对艾略特诗歌创作中用典的目的，以及对艾略特关于诗歌必须有“历史感”（historical sense）等核心诗学观点有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论述，而且已经高度概括了如同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类既能抒发“个人对生活的牢骚”（Valerie Eliot， T. S. Eliot： The Waste Land 1），又能代表时代话语的现当代美国长篇诗歌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创作特点。从叶公超先生的论述中看，我们似乎也在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中看到了惠特曼《草叶集》中那种将个人的、瞬间的、抒情式的创作灵感融入民族的、历史的、史诗般的创作抱负的诗歌创作艺术追求（黄宗英，《爱默生与美国诗歌传统》125），而且叶公超先生所强调的艾略特关于诗歌创作中“个人才气”与“整个文化”相互融合的诗学观点似乎也印证了笔者将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纳入抒情性与史诗性兼容并蓄的抒情史诗范畴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叶公超先生还谈到自己当时深受艾略特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的影响，很希望自己也能够创作一首像艾略特的《荒原》那样，能够囊括“我国从诗经时代到现在生活”主题的长篇诗歌，所以徐志摩先生把叶公超先生称之为“一位T. S.艾略特的信徒”！ （陈子善245）然而，遗憾的是叶公超先生“始终没有写成功”（陈子善266）。
二、“解铃还仗系铃人”
叶公超先生于1926年秋季留学回国，被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聘为讲师，同时兼任《北京英文日报》和《远东英文时报》的英文编辑，并且加入了“新月社”，成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文人的亲密友人。1927年夏，叶公超先生南下上海，受聘为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上海新月书店的创建工作以及《新月》杂志编辑工作;翌年秋，叶公超先生开始兼任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秋，叶公超先生又重新北上，接受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教授的职位，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外国文学系讲师。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主讲过大学一、二年级英文和英文写作基础课程及西方文艺理论、翻译史、英国短篇小说、英国戏剧、英美现代诗、18世纪英国文学等专业课程;这些课程涉猎范畴之广实属罕见，充分展示了叶公超先生精湛的英文技能、精深的文学修养和渊博的学识。与此同时，叶公超先生既“熟稔英美文学”，又“潜心研读中国文化典籍”，“对于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陈子善先生认为，“清华六年，是叶公超文学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陈子善271）。除了继续担任《新月》杂志最后六期的编务工作和创办《文学》月刊工作之外，叶公超先生还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叶公超先生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所从事的英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不仅成果丰硕而且影响深远，培养和影响了我国整整一代优秀学者。陈子善先生认为，“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和学术史上卓有建树、大名鼎鼎的钱钟书、杨联升、吴世昌、王岷源、卞之琳、季羡林、王辛笛、曹葆华、常风、赵萝蕤、张骏祥，以及西南联大时期的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赵瑞蕻等，都是叶公超的高足，都受到叶公超的赏识、汲引和指点，从而在治学、创作和翻译的道路上突飞猛进的”（陈子善271）。
这一时期，叶公超先生不仅为我国英语语言文学教学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西方文艺理论、文学批评、文学翻译等多方面均有科研建树。他不仅是向中国介绍艾略特的第一人，而且对艾略特的诗歌技巧和诗学理论内涵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挖掘和阐释。在《爱略特的诗》一文的开篇，叶公超先生向读者推荐了三本关于艾略特诗歌創作与诗学理论研究的参考著作，其中包括威廉森（Hugh Ross Williamson）撰写的艾略特诗歌研究专论《T. S.艾略特的诗》（The Poetry of T. S. Eliot， 1932）、麦格里维（Thomas McGreevy）的学术专著《T. S.艾略特研究》（T. S. Eliot： A Study， 1931）和艾略特自己选编的《T. S.艾略特1917-1923年论文集》（T. S. Eliot’s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 1932）。叶公超先生建议读者先读前两本专论，然后再读第三本论文集，以便能够获得一种“解铃还仗系铃人”（陈子善111）的感觉。在这篇文章中，叶公超先生比较推崇威廉森这本“为普通读者写的”《T. S.艾略特的诗》，因为书中作者处处引用艾略特自己的话语来解释他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作者的工作主要是在阐述艾略特引文的意义和解读艾略特重要诗篇的内容。就麦格里维的《T. S.艾略特研究》一书，虽然叶公超先生肯定了书中的部分内容，比如诗歌选例、拉福格（Jules Laforgue， 1860-1887）对艾略特的影响及《荒原》中“死”与“复活”主题的讨论等，但是叶公超先生不同意麦格里维关于艾略特在《荒原》之后的《圣灰日》（“Ash Wednesday”）中“在技术与知觉方面都有跌落千丈之势”等判断，并且认为麦格里维“是一种趁火打劫的批评家”，因为“废话竟占了全书的大半”（陈子善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