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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介绍研讨会基本情况，按照主题总结大会主旨发言交流成果，认为本次翻译史研讨会深化了对翻译史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的认识。
关键词：功效;法律翻译;译与印;索隐派传教士;《法句经序》;古代译史重写
20世纪初，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从“札记和目录提要”等形式发展起来（邹振环 19），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高潮迭起，全球史、微观史、海洋史、文化史、思想史、心态史、概念史等史学研究理论和模式轮番登场，数字人文技术方兴未艾，学术界不断刷新对翻译史研究的认知，不断拓展和深化翻译史研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并存，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向世界言说自身、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以史鉴今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举办翻译史研究研讨会正当其时。
2020年11月14日，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外国语文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桂子山翻译高层论坛暨翻译史研究研讨会”。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专家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克非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屈文生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云山杰出学者蓝红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夏登山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关诗珮副教授（终身教职）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魏伶珈助理教授。此次论坛主旨发言内容涉及影响史、专题史、史学史、外来译者以及概念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外国语文研究》主编罗良功教授致开幕词，提出翻译史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翻译史研究可以“展示和剖析人类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以史启今”;其次，翻译史研究可以“揭示译入语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真相，探寻其中深层而隐秘的因果关系”，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定位于我国历史、文化立场研究翻译史，可以揭示“翻译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批判西方主义和主流权威叙事，建设中国的翻译学术话语和文化话语”，创新翻译史研究方法，助力“中国译史学科”建构。
罗良功教授对翻译史研究意义的阐发，突出了翻译与文化及其交流之间的关系，这正与王克非教授在《翻译文化史论》中所持观点不谋而合：“翻译文化史实际上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意义”（王克非 3）。在本次会议中，王克非教授在题为“译史研究 重在功效”的主旨发言中，对此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译本对译入语文化产生影响、使其发生变异的过程是隐性的，将翻译置于“文化史”背景下，注重隐性翻译研究，能够更深刻地揭示翻译在社会交往、文化沟通中所发挥的“互惠互促”作用。例如，日本学者较重视隐性翻译研究，注重研究该国在古代对中国文化、近代对西方文化的“摄取”和“转型”。接着王教授聚焦于翻译的隐性层面，分析了翻译对汉语词汇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最后，王教授总结道，从翻译的文化史意义可以看到翻译在人类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价值，看到历史上翻译的重要功效。因此，译史研究“重在功效，重在从中发现人类认识的传递、变迁、发展”，但是这类研究还较为欠缺，有待学界做更深入系统的探究。
王教授的发言引用了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为例。这一时期的翻译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屈文生教授在题为“五四时期的中西法律翻译与交流”的发言中详细梳理了从道光朝到五四前后的法律翻译史料，提出五四时期法律翻译的动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最初为解决“国际冲突”服务转向为“反帝反封建”服务。他强调了1902年《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中有关内容对后来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事件也开启了清末国家层面翻译西方法律文献的浪潮，推动了立法和司法改革。到1912-1918年间，北洋政府三大法律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译介中国法律，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场合彰显当时司法改革的成效，敦促各国履行1902年以来订立条约中的承诺，废除治外法权。屈文生教授的发言对于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法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接下来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将研究分别前推到19世纪、清初以及古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关诗佩教授在题为“译印中国：19世纪英国汉学知识易转”的发言中介绍了她的同名新作的主要内容。她从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出发，首先讲述“译印”二字的缘起，然后回顾了她已出版的两部著作——《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和《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的主要内容，指出翻译史研究应关注各种西學知识、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并本地化的过程，以及这些知识的沿革对中国改革和近代化的影响;最后她从哲学、思想、形而上学、翻译理论层面，简要论述了“译”与“印”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翻译本体论和认知论层面的问题。关诗珮教授提倡回到历史现场，从地域、语言、多模态等视角考察翻译过程及其逻辑。
传教士译者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重要的外来译者群体，其翻译活动是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魏伶珈助理教授基于对白晋、傅圣泽、马若瑟等传教士的中文、法文和拉丁文手稿的梳理和分析，论述了清初耶稣会索隐派传教士对《易经》的翻译与天主教化诠释策略。其研究依据的文稿主要有《天学本义》、《古今敬天鉴》、《大易原义内篇》等，着重考察了两个层面的“互动”，一是这批传教士与皇帝、文人的互动;二是相关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批传教士的“索隐诠释法”策略深受欧洲“赫密士主义”影响，主要通过类比思维，论证《易经》中的文字、数字等内容富含的天主神秘信息，认为该典籍起源于基督教古代神学，其目的是使皇帝信奉基督教，从而实现由上到下的传教目的。
无论从理论高度、翻译规模还是思想、文化价值等方面，中国古代翻译史都是我国翻译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蓝红军教授详细梳理了我国佛经翻译理论的开篇之作——《法句经序》的相关史料，内容包括译者考辩、翻译审美倾向论述、翻译方法研究、版本考证等。蓝教授认为，《法句经序》交代了经文的地位与意义、命名、版本、体裁、经文产生与分布、来源和基本概念、性质和语言形式、翻译历史及功过得失（包括译者基本情况、翻译原则、方法、思想、翻译过程）等内容。据此，蓝教授认为早期翻译批评并不针对具体文本，而是做“整体直觉式”评述，反映出佛教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文化和文学审美倾向的影响。 此次论坛与史学史研究相關的另一个报告是夏登山教授的“新史学与重写古代翻译史的尝试”。夏教授首先评述了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得失，认为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模式和计量史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后现代史学观对书写中国翻译史有可资借鉴之处;并根据国内外学者，如方梦之、刘宓庆和Andre Lefevere等对翻译史类型的划分，提出重写古代翻译实践史的构想。然后，夏教授参考叙述史学和问题史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传统翻译史书写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翻译史的贡献不仅仅是汇编史料，还要“发现史料”，在“问题的导向”下选取、架构历史书写，避免将翻译史“平面化”。他指出，古代翻译史研究目前存在四点不足：一是以重要历史人物为本的史学书写方式隔断了翻译史的连续性，掩盖了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二是“主流叙事”偏重主题史、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和区域翻译史，而忽视通史性的翻译实践史研究;三是传统主题分类模式不利于呈现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翻译史全貌，史料选取没有特定标准;四是传统的简史和通史研究不提供文献出处，重事实轻议论。最后，夏教授阐述了重写古代翻译实践史的具体设想，即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主要史料，将这些史料按照译事、译者和译作分为三大类，采用检索加阅读的方法，从翻译的显隐理论视角，考察翻译意识形态。夏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从辽至清延续七百余年的民族翻译史，在持续时间、译者与译作数量、翻译史料的地位和影响方面，都远超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翻译，可以视为我国古代翻译史上的第三次大潮。
综上，与会主旨发言专家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从多种理论视角，呈现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波澜壮阔的翻译史面貌，内容涉及文学翻译、西学翻译、佛经翻译、典籍翻译等，研究选题新颖、立意高远、史料钩沉功力精深、论证详实，极具前沿性、引领性和创新性。专家们的观点有助于深化学界对翻译史概念、研究实质、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的认识，为与会者提供了精彩纷呈、富有深刻洞见的学术盛宴。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Wang， Kefei. O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al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
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上海： 中西书局，2017。
[Zou， Zhenhuan. A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Shanghai： Zhongxi Publishing House， 2017.]
关键词：功效;法律翻译;译与印;索隐派传教士;《法句经序》;古代译史重写
20世纪初，伴随着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西方史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从“札记和目录提要”等形式发展起来（邹振环 19），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后现代主义史学研究高潮迭起，全球史、微观史、海洋史、文化史、思想史、心态史、概念史等史学研究理论和模式轮番登场，数字人文技术方兴未艾，学术界不断刷新对翻译史研究的认知，不断拓展和深化翻译史研究。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浪潮并存，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向世界言说自身、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以史鉴今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举办翻译史研究研讨会正当其时。
2020年11月14日，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外国语文研究》杂志社联合举办了“第三届桂子山翻译高层论坛暨翻译史研究研讨会”。本次论坛的主旨发言专家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外语教学与研究》主编、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会会长王克非教授、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首批青年长江学者屈文生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生导师、云山杰出学者蓝红军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导师夏登山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关诗珮副教授（终身教职）以及香港中文大学魏伶珈助理教授。此次论坛主旨发言内容涉及影响史、专题史、史学史、外来译者以及概念史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外国语文研究》主编罗良功教授致开幕词，提出翻译史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翻译史研究可以“展示和剖析人类交流、文明互鉴的历史，以史启今”;其次，翻译史研究可以“揭示译入语文化和社会的历史真相，探寻其中深层而隐秘的因果关系”，对社会文化史研究与建构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定位于我国历史、文化立场研究翻译史，可以揭示“翻译与政治、权力的互动，批判西方主义和主流权威叙事，建设中国的翻译学术话语和文化话语”，创新翻译史研究方法，助力“中国译史学科”建构。
罗良功教授对翻译史研究意义的阐发，突出了翻译与文化及其交流之间的关系，这正与王克非教授在《翻译文化史论》中所持观点不谋而合：“翻译文化史实际上是翻译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结合，通过对历史上翻译活动的考察，研究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种种现象，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它们在思想文化发展上的意义”（王克非 3）。在本次会议中，王克非教授在题为“译史研究 重在功效”的主旨发言中，对此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译本对译入语文化产生影响、使其发生变异的过程是隐性的，将翻译置于“文化史”背景下，注重隐性翻译研究，能够更深刻地揭示翻译在社会交往、文化沟通中所发挥的“互惠互促”作用。例如，日本学者较重视隐性翻译研究，注重研究该国在古代对中国文化、近代对西方文化的“摄取”和“转型”。接着王教授聚焦于翻译的隐性层面，分析了翻译对汉语词汇和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最后，王教授总结道，从翻译的文化史意义可以看到翻译在人类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价值，看到历史上翻译的重要功效。因此，译史研究“重在功效，重在从中发现人类认识的传递、变迁、发展”，但是这类研究还较为欠缺，有待学界做更深入系统的探究。
王教授的发言引用了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为例。这一时期的翻译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屈文生教授在题为“五四时期的中西法律翻译与交流”的发言中详细梳理了从道光朝到五四前后的法律翻译史料，提出五四时期法律翻译的动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最初为解决“国际冲突”服务转向为“反帝反封建”服务。他强调了1902年《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二款中有关内容对后来收回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事件也开启了清末国家层面翻译西方法律文献的浪潮，推动了立法和司法改革。到1912-1918年间，北洋政府三大法律机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外译介中国法律，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等场合彰显当时司法改革的成效，敦促各国履行1902年以来订立条约中的承诺，废除治外法权。屈文生教授的发言对于建构中国法治话语体系、传播中国法治文明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接下来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将研究分别前推到19世纪、清初以及古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关诗佩教授在题为“译印中国：19世纪英国汉学知识易转”的发言中介绍了她的同名新作的主要内容。她从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出发，首先讲述“译印”二字的缘起，然后回顾了她已出版的两部著作——《晚清中国小说观念译转》和《译者与学者：香港与大英帝国中文知识建构》——的主要内容，指出翻译史研究应关注各种西學知识、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碰撞并本地化的过程，以及这些知识的沿革对中国改革和近代化的影响;最后她从哲学、思想、形而上学、翻译理论层面，简要论述了“译”与“印”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翻译本体论和认知论层面的问题。关诗珮教授提倡回到历史现场，从地域、语言、多模态等视角考察翻译过程及其逻辑。
传教士译者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个重要的外来译者群体，其翻译活动是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魏伶珈助理教授基于对白晋、傅圣泽、马若瑟等传教士的中文、法文和拉丁文手稿的梳理和分析，论述了清初耶稣会索隐派传教士对《易经》的翻译与天主教化诠释策略。其研究依据的文稿主要有《天学本义》、《古今敬天鉴》、《大易原义内篇》等，着重考察了两个层面的“互动”，一是这批传教士与皇帝、文人的互动;二是相关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批传教士的“索隐诠释法”策略深受欧洲“赫密士主义”影响，主要通过类比思维，论证《易经》中的文字、数字等内容富含的天主神秘信息，认为该典籍起源于基督教古代神学，其目的是使皇帝信奉基督教，从而实现由上到下的传教目的。
无论从理论高度、翻译规模还是思想、文化价值等方面，中国古代翻译史都是我国翻译学研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蓝红军教授详细梳理了我国佛经翻译理论的开篇之作——《法句经序》的相关史料，内容包括译者考辩、翻译审美倾向论述、翻译方法研究、版本考证等。蓝教授认为，《法句经序》交代了经文的地位与意义、命名、版本、体裁、经文产生与分布、来源和基本概念、性质和语言形式、翻译历史及功过得失（包括译者基本情况、翻译原则、方法、思想、翻译过程）等内容。据此，蓝教授认为早期翻译批评并不针对具体文本，而是做“整体直觉式”评述，反映出佛教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社会文化和文学审美倾向的影响。 此次论坛与史学史研究相關的另一个报告是夏登山教授的“新史学与重写古代翻译史的尝试”。夏教授首先评述了西方新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得失，认为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模式和计量史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后现代史学观对书写中国翻译史有可资借鉴之处;并根据国内外学者，如方梦之、刘宓庆和Andre Lefevere等对翻译史类型的划分，提出重写古代翻译实践史的构想。然后，夏教授参考叙述史学和问题史学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传统翻译史书写模式进行了反思，提出翻译史的贡献不仅仅是汇编史料，还要“发现史料”，在“问题的导向”下选取、架构历史书写，避免将翻译史“平面化”。他指出，古代翻译史研究目前存在四点不足：一是以重要历史人物为本的史学书写方式隔断了翻译史的连续性，掩盖了普通民众的历史作用;二是“主流叙事”偏重主题史、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和区域翻译史，而忽视通史性的翻译实践史研究;三是传统主题分类模式不利于呈现一段特定历史时期内翻译史全貌，史料选取没有特定标准;四是传统的简史和通史研究不提供文献出处，重事实轻议论。最后，夏教授阐述了重写古代翻译实践史的具体设想，即以《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为主要史料，将这些史料按照译事、译者和译作分为三大类，采用检索加阅读的方法，从翻译的显隐理论视角，考察翻译意识形态。夏教授通过研究发现，从辽至清延续七百余年的民族翻译史，在持续时间、译者与译作数量、翻译史料的地位和影响方面，都远超明末清初的传教士翻译，可以视为我国古代翻译史上的第三次大潮。
综上，与会主旨发言专家在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从多种理论视角，呈现了中国古代和近代波澜壮阔的翻译史面貌，内容涉及文学翻译、西学翻译、佛经翻译、典籍翻译等，研究选题新颖、立意高远、史料钩沉功力精深、论证详实，极具前沿性、引领性和创新性。专家们的观点有助于深化学界对翻译史概念、研究实质、理论和研究方法等的认识，为与会者提供了精彩纷呈、富有深刻洞见的学术盛宴。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王克非：《翻译文化史论》。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Wang， Kefei. O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al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7.]
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上海： 中西书局，2017。
[Zou， Zhenhuan. A Histor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Shanghai： Zhongxi Publishing Hous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