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6年5月“文革”开始，6月，上海中国画院就出现了批判时任院长丰子恺的大字报。不久，“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丰子恺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又给他扣了一顶又一顶大帽子：“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并把他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
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当时，有人画了一个人拉着一群羊朝前走的画，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他的羊就会跟着走。立刻有人拍案而起，说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丰子恺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
即便如此，丰子恺还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打蒙了。正直善良、心如孩童般明净的他实在是无法理解眼下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扣在他头上的那一顶顶“帽子”。
一天，他从画院疲惫地回到家，委屈地对家人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群众大会批斗我，可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他们却不让我爱、不许我爱……”老人呜咽着说不下去。
为了对丰子恺进行批判，造反派对他的漫画断章取义、罗列罪名。对于造反派的这些拙劣的表演，丰子恺曾对钱君甸说：“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却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欠缺，他们说的，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泰然了，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何必对牛弹琴！这样不是可以省却许多力气。”钱君句后来回忆说：丰子恺的这番话让他想起了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说“主啊，原谅这些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此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代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几次查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字画就有四大箱170件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让人不可思义的是，家中仅有的七八十元存款也被抄走了，工资被扣发，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残酷的折磨接踵而至。贴大字报、开批斗会、蹲“牛棚”、做检查、写交代、隔离审查……花样翻新，没完没了。造反派还强迫已70岁高龄的丰子恺爬上梯子，张贴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他们还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在他背上浇上一桶热浆糊，贴上大字报，无情的皮鞭落在老人瘦弱的身上；几个野蛮大汉手持长矛，后半夜闯入家中，不由分说就把老人带走，弄到浦东游斗；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也被强行剪掉……
1969年秋，72岁的丰子恺被驱赶到乡下参加“三秋”劳动。由于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老人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从前了，再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被送回上海。
1969年底，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部分人开始陆续得到“解放”。1972年年底，丰子恺终于也获得了所谓的“解放”，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话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留有尾巴的结论对丰子恺显然是不公的。但丰子恺对此并不在意。对他来讲，只要有了行动自由，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比什么都强。
谁知，好景不长，1974年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借批儒之名，在上海批所谓“黑画”。4月的一天，一家工厂中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色的中国。这之后，丰子恺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自口樵”这类的题材了，即使画，也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7月，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有四个人，丰子恺、林风眠、程十发和刘海粟。丰子恺首当其冲，先后在画院、天蟾舞台召开了对他的批判大会。
面对接连不断地批判，丰子恺终于支撑不住了。1975年8月29日，丰子恺由于肺病被送进医院。这晚，他住在医院的走廊里，女儿一吟陪伴在他身边。丰子恺彻夜难眠，对陪伴在一旁的女儿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他用极低微的声音说道：“你知道吗？江青无法无天，……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真想看到他们的下场，可是只怕我这病……”随后，他又轻轻地吟起陆游的诗句：“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975年9月15日中午，丰子恺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享年78岁。
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当时，有人画了一个人拉着一群羊朝前走的画，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他的羊就会跟着走。立刻有人拍案而起，说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丰子恺和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
即便如此，丰子恺还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打蒙了。正直善良、心如孩童般明净的他实在是无法理解眼下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扣在他头上的那一顶顶“帽子”。
一天，他从画院疲惫地回到家，委屈地对家人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群众大会批斗我，可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他们却不让我爱、不许我爱……”老人呜咽着说不下去。
为了对丰子恺进行批判，造反派对他的漫画断章取义、罗列罪名。对于造反派的这些拙劣的表演，丰子恺曾对钱君甸说：“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却连最起码的知识都欠缺，他们说的，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泰然了，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何必对牛弹琴！这样不是可以省却许多力气。”钱君句后来回忆说：丰子恺的这番话让他想起了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说“主啊，原谅这些人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此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代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几次查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字画就有四大箱170件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让人不可思义的是，家中仅有的七八十元存款也被抄走了，工资被扣发，全家人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残酷的折磨接踵而至。贴大字报、开批斗会、蹲“牛棚”、做检查、写交代、隔离审查……花样翻新，没完没了。造反派还强迫已70岁高龄的丰子恺爬上梯子，张贴批判自己的大字报；他们还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在他背上浇上一桶热浆糊，贴上大字报，无情的皮鞭落在老人瘦弱的身上；几个野蛮大汉手持长矛，后半夜闯入家中，不由分说就把老人带走，弄到浦东游斗；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也被强行剪掉……
1969年秋，72岁的丰子恺被驱赶到乡下参加“三秋”劳动。由于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老人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从前了，再加上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长期的营养不良，使他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被送回上海。
1969年底，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部分人开始陆续得到“解放”。1972年年底，丰子恺终于也获得了所谓的“解放”，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话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留有尾巴的结论对丰子恺显然是不公的。但丰子恺对此并不在意。对他来讲，只要有了行动自由，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比什么都强。
谁知，好景不长，1974年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借批儒之名，在上海批所谓“黑画”。4月的一天，一家工厂中突然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色的中国。这之后，丰子恺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自口樵”这类的题材了，即使画，也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7月，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有四个人，丰子恺、林风眠、程十发和刘海粟。丰子恺首当其冲，先后在画院、天蟾舞台召开了对他的批判大会。
面对接连不断地批判，丰子恺终于支撑不住了。1975年8月29日，丰子恺由于肺病被送进医院。这晚，他住在医院的走廊里，女儿一吟陪伴在他身边。丰子恺彻夜难眠，对陪伴在一旁的女儿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他用极低微的声音说道：“你知道吗？江青无法无天，……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真想看到他们的下场，可是只怕我这病……”随后，他又轻轻地吟起陆游的诗句：“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1975年9月15日中午，丰子恺病逝于上海华山医院，享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