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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乐时鸣、恽前程、张剑、徐充、朱楹、鞠开、秦叔瑾均为粟裕大将老部下和身边工作人员。下面是他们撰写的文章。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同志逝世二十九周年。粟裕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產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征战半生、战功显赫。他一生高风亮节、三让司令，勇挑重担，无私奉献。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
他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遭到无端的批判，1994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为1958年粟裕同志遭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
然而，近些年有人不顾事实，写了所谓“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文章，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作为粟裕同志的老部下和关心那段历史的人，认为有责任维护中共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已做的正确结论，维护党史军史的严肃性，把历史的真相说出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同志以清白。
所谓“马祖列岛”的真相
解放金门、马祖，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决策。195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的作战任务。1955年初，浙江沿海——江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相继解放。当时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1955年2月底到3月初，粟裕邀集各总部、海空军领导同志一起，听取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关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补给容易，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3月5日，粟裕将讨论结果报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副主席并军委。彭德怀于3月9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
1955年4月15日，南京军区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全面的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区负责。南京军区将这一部署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粟裕看到上述报告后，认为福建军区机构不健全，难以担负此种复杂艰巨的任务，建议南京军区派员加强。南京军区即派王德副参谋长率参谋人员去福建军区，参与对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
时过两个月，总参谋部一直没有得到福建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6月中旬，粟裕从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那里了解到，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至700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他们计划在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战演习后即投入战斗。粟裕认为，“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需认真进行”。6月18日，粟裕与陈赓副总长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指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
粟裕当时将三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请他们详细研究，具体计算，将研究结果报告军委最后确定。这次会见谈话，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结果造成与会者记忆误差，引来一场风波。
彭德怀于7月8日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来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同志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情到此本已澄清，可是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1955年8月31日，粟裕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彭德怀副主席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如实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同时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后“退毛”。一场风波，终于了结。
上述事实表明，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粟裕完全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指示，根本谈不上“擅权”的。
所谓“忽视外事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產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產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经过考验并证明是正确的。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也没有改变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也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三块牌子。此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担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
但是，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因此，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3月16日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 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审，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并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苏军为榜样，这个“人家”不言自明，就是指苏联军队。
不久这个机会来了，1957年11月，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说他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1958年3月，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大帽子如今早已被掀掉了。
关于所谓“越权调兵”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粟裕是十分清楚的。1951年12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1958年2月，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基本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没获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被打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
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意在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是说，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也未下达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怎能成为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台湾作家讲述82年前往事张大千过年时宴请张学良夫妇
日前，出生台湾的南京籍作家张国立新书《张学良与张大干的晚宴》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首发。1981年农历新年，张大干设家宴邀请张学良夫妇吃饭，还邀张群一帮老朋友作陪。张大千亲自手写菜单并下厨做菜。结果这顿原定于大年初一的饭局，拖到了十六才吃成。张国立和南京大学教授余斌一起和读者聊起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张大千是个好客之人，经常在家举办宴席，重要客人他会亲自买菜、下厨。”说到画家张大干的故事，有许多传说，但张大干为何要宴请张学良，很多人不解。要揭开这个谜底，还得从写书的源头说起，“一天我去台北双溪的‘摩耶精舍’张大干故居参观，一份菜单吸引了我，细看这是张大千的手笔，介绍是宴请张学良夫妇。我很好奇，后来一打听，菜单原件被台湾富豪、张大干粉丝林百里以200万新台币拍得。这其中一定有故事。”张国立说他年轻当记者时采访过张学良，一直想写一本有关他的书，看到这份菜单，他终于开始动笔。一旁的余斌接话，“和张爱玲比，你很幸运，她也想采访张学良，但一直没有机会。”
张国立告诉记者，他就读的高中复兴中学，离张学良被软禁的北投住处只有50米，他经常逃课追女友，为了躲避老师，就绕道后山，“我时常能看见张学良夫妇在院子里散步，张学良手指着我说，‘小子，你又逃课了’。”没想到后来张国立当了记者，去采访他时，张学良还提起逃学的事。张国立说，张大千在大陆时听说张学良喜欢收购他的画，还买到过假画。到台湾后，他看张学良过得很清贫，经常送画给他，后来张学良去美国需要钱，主要是靠卖张大干的画。
张国立强调，这份菜单是真实的，这顿饭局也是真实的，但书中许多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他说，有趣的是，这顿饭从大年初一拖到十六才吃成。1981年的时局，大陆正改革开放姿态积极，已提出“三通”呼吁，台湾方面非常紧张，唯恐张学良做什么，整整一个春节严加监控。后来是国民党元老张群出面，才促成这顿饭局。后来张国立查阅资料发现，那天被宴请人中还有著名演员卢燕女士。
“张大干美国办画展归来，台湾有家报纸笔误把张大干写成了张大帅，张学良见后风趣地说：‘你比我强，你是大帅，我是少帅’。”张国立的文字简单而生活化，却也最好地还原了生活的滋味与相濡以沫的晚年之情。他说，“真实的张学良究竟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即使与他真实接触过、深谈过的我，可能也只能得知一二。他是个大包大揽的人，即使是他的口述史，也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率真。”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同志逝世二十九周年。粟裕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產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他征战半生、战功显赫。他一生高风亮节、三让司令，勇挑重担，无私奉献。他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
他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曾遭到无端的批判，1994年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联名发表经江泽民总书记审定的文章，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为1958年粟裕同志遭受错误的批判郑重地做了结论。
然而，近些年有人不顾事实，写了所谓“粟裕因三次擅权而在军委扩大会上受到批评”的文章，造成不良影响。我们作为粟裕同志的老部下和关心那段历史的人，认为有责任维护中共中央军委对粟裕同志已做的正确结论，维护党史军史的严肃性，把历史的真相说出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同志以清白。
所谓“马祖列岛”的真相
解放金门、马祖，是中共中央军委的决策。195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1956年底解放马祖岛、1957年底解放金门的作战任务。1955年初，浙江沿海——江山、大陈、渔山、披山诸岛相继解放。当时身为总参谋长的粟裕认为，华东沿海军事斗争的重心已转移到福建沿海，解放马祖、金门的任务有可能提早完成。1955年2月底到3月初，粟裕邀集各总部、海空军领导同志一起，听取南京军区领导同志关于视察福建的情况汇报，研究华东沿海岛屿作战问题，认为“打金门作战规模较大，必须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打马祖作战规模较小，补给容易，战斗持续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建议“以解放马祖岛为下一步军事斗争目标”，争取于1955年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3月5日，粟裕将讨论结果报告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副主席并军委。彭德怀于3月9日批示：“同意先打马祖部署。”
1955年4月15日，南京军区作出具体部署，提出：“全面的进行准备，实施时采取逐岛攻击的作战手段，并准备先攻高登或同时攻占高登与北竿塘，而后再攻占南竿塘”，具体组织指挥工作交由福建军区负责。南京军区将这一部署同时上报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
粟裕看到上述报告后，认为福建军区机构不健全，难以担负此种复杂艰巨的任务，建议南京军区派员加强。南京军区即派王德副参谋长率参谋人员去福建军区，参与对马祖作战的组织准备工作。
时过两个月，总参谋部一直没有得到福建军区执行情况的报告。6月中旬，粟裕从在北京参加集训的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那里了解到，攻击马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很不充分，预定参战部队仍在执行一年一度的训练计划，所需登陆船只还在400至700余公里以外尚未集中，他们计划在8月份用一个月时间作两栖作战演习后即投入战斗。粟裕认为，“对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确实很差，亟需认真进行”。6月18日，粟裕与陈赓副总长一起，约见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指出：解放马祖的准备工作应从困难处着想，战斗与战役实施过程中力求速决，以显示我军力量强大，减少美帝干涉的机会。按照南京军区4月15日所作的全面准备逐岛攻击的部署，充分准备，确实进行。
粟裕当时将三个茶杯摆成梯阶队形说：如果先打高登进展顺利，美帝又不出面干涉，则可以接着打北竿塘，再而南竿塘；如果情况不利，应以准备打北竿塘或南竿塘的第二、第三梯队增援第一梯队，用以巩固高登，反击敌之反扑。请他们详细研究，具体计算，将研究结果报告军委最后确定。这次会见谈话，工作人员没有作记录，结果造成与会者记忆误差，引来一场风波。
彭德怀于7月8日召开关于福建沿海作战方针问题会议。粟裕和陈赓在会上说明，会见皮定均时，只是说要加紧全面准备，并来说三个岛同时攻击。皮定均同志可能是把“全面准备”误解为“全面攻击”。事情到此本已澄清，可是会议纪要不顾粟、陈二人的说明，仍然在注释中写上：“粟总长确曾指示，要全面准备，同时攻击。”这个会议纪要，经彭德怀审定后报请毛泽东批示。7月13日，毛泽东在这个会议纪要上批示：“六月十八日讨论这样大的问题，不得中央批准，是很错误的。”
1955年8月31日，粟裕写出《关于六月十八日约福建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同志谈攻击马祖作战准备工作的检讨》，报彭德怀副主席并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如实报告了处理马祖战备问题的经过，同时说明会议纪要中的“注释与上述情况是有出入的”。彭德怀阅后批注：“已阅。”毛泽东阅后批示：“已阅，退粟裕同志。”同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后“退毛”。一场风波，终于了结。
上述事实表明，在对金门马祖战备问题上，粟裕完全是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和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指示，根本谈不上“擅权”的。
所谓“忽视外事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產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產党领导下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通过各个总部实施对全军的领导和指挥。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经过考验并证明是正确的。
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以后，也没有改变这个领导和指挥体制，总参谋部等各总部仍然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和指挥。但是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当时国防部没有专设办公机构，军委办公厅同时也是总参办公厅、国防部办公厅，一个机构三块牌子。此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又担任国防部部长，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作用，要求有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
但是，究竟哪些文电用国防部名义发出，哪些文电用中央军委或总参谋部名义发出，没有明确规定。总参谋部起草的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领导的批评。总部机关部门感到难以适从，纷纷要求有明确规定。因此，中共中央军委1955年3月16日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条例。 从1955年到1957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先后5次拿出条例草案送审，都一次次被打回来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并多次对粟裕说：“你们问问人家是怎么分工的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以苏军为榜样，这个“人家”不言自明，就是指苏联军队。
不久这个机会来了，1957年11月，粟裕参加彭德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粟裕利用拜会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的机会，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希望提供一份关于国防部与总参谋部职责的资料作参考。索科洛夫斯基说没有现成的资料，简要介绍了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职责和关系，说他们的总参谋部隶属于国防部，没有什么分工问题。几个月之后，1958年3月，苏军向我军提供了有关的书面材料。据随行翻译说：“这是一场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二十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
这件事，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为“告洋状”，“争权夺利，跑到外国去找点根据。”后来又被无限上纲为“里通外国”。这些大帽子如今早已被掀掉了。
关于所谓“越权调兵”
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调动军队权限的规定，粟裕是十分清楚的。1951年12月关于调动部队权限的规定，就是以总参谋部名义发出的。
195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1958年2月，粟裕提出志愿军撤回国内及回国后具体部署的两个方案，经军委第143次会议讨论，基本同意第二方案。根据军委会议的决议，总参谋部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包括起草部队调动的命令。总参谋部作战部先是起草了以军委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没获同意，又改用国防部名义，仍被打回，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说这个命令要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
总参作战部只好重新起草了以总参名义下达的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送给粟裕。粟裕认为用总参谋部或总参谋长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不妥，但是已经几次反复，就在电报稿上写上“请彭总阅后发”，意在给彭德怀思考审定的空间。彭德怀接到电报稿后直接拿到军委会议上讨论，结果被否定了。最后调志愿军回国的命令还是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就是说，这个以总参名义调志愿军回国的电报，是根据军委领导指示起草的，这个电报既未上报中央，也未下达部队，是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草稿。这样一份没有发出的电报，怎能成为粟裕“越权调兵”的证据？
台湾作家讲述82年前往事张大千过年时宴请张学良夫妇
日前，出生台湾的南京籍作家张国立新书《张学良与张大干的晚宴》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首发。1981年农历新年，张大干设家宴邀请张学良夫妇吃饭，还邀张群一帮老朋友作陪。张大千亲自手写菜单并下厨做菜。结果这顿原定于大年初一的饭局，拖到了十六才吃成。张国立和南京大学教授余斌一起和读者聊起了这个有趣的故事。
“张大千是个好客之人，经常在家举办宴席，重要客人他会亲自买菜、下厨。”说到画家张大干的故事，有许多传说，但张大干为何要宴请张学良，很多人不解。要揭开这个谜底，还得从写书的源头说起，“一天我去台北双溪的‘摩耶精舍’张大干故居参观，一份菜单吸引了我，细看这是张大千的手笔，介绍是宴请张学良夫妇。我很好奇，后来一打听，菜单原件被台湾富豪、张大干粉丝林百里以200万新台币拍得。这其中一定有故事。”张国立说他年轻当记者时采访过张学良，一直想写一本有关他的书，看到这份菜单，他终于开始动笔。一旁的余斌接话，“和张爱玲比，你很幸运，她也想采访张学良，但一直没有机会。”
张国立告诉记者，他就读的高中复兴中学，离张学良被软禁的北投住处只有50米，他经常逃课追女友，为了躲避老师，就绕道后山，“我时常能看见张学良夫妇在院子里散步，张学良手指着我说，‘小子，你又逃课了’。”没想到后来张国立当了记者，去采访他时，张学良还提起逃学的事。张国立说，张大千在大陆时听说张学良喜欢收购他的画，还买到过假画。到台湾后，他看张学良过得很清贫，经常送画给他，后来张学良去美国需要钱，主要是靠卖张大干的画。
张国立强调，这份菜单是真实的，这顿饭局也是真实的，但书中许多人物和情节是虚构的。他说，有趣的是，这顿饭从大年初一拖到十六才吃成。1981年的时局，大陆正改革开放姿态积极，已提出“三通”呼吁，台湾方面非常紧张，唯恐张学良做什么，整整一个春节严加监控。后来是国民党元老张群出面，才促成这顿饭局。后来张国立查阅资料发现，那天被宴请人中还有著名演员卢燕女士。
“张大干美国办画展归来，台湾有家报纸笔误把张大干写成了张大帅，张学良见后风趣地说：‘你比我强，你是大帅，我是少帅’。”张国立的文字简单而生活化，却也最好地还原了生活的滋味与相濡以沫的晚年之情。他说，“真实的张学良究竟是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即使与他真实接触过、深谈过的我，可能也只能得知一二。他是个大包大揽的人，即使是他的口述史，也未必是真实的历史。但他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率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