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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人类学的方法对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东川区的环境脆弱性和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有自然和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是东川地处小江断裂带的核心地区，地震灾害多发;人为因素是矿业开发和过度损害环境，森林覆盖率下降，泥土砂石长期裸露和风化，造成了生态系统无法恢复，并长期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文章建议，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应坚持短期、中期和长期治理相结合的方法，短期治理以工程防灾为主，中期可以考虑搬迁、工程等相结合，而长期治理应坚持综合治理方式，即保护生态系统，退耕还林，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从根本上保证生态系统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环境脆弱性;生态系统恢复力;泥石流灾害;云南东川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50-09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1XSH018）、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灾害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JJD85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永祥（1964 -），男，彝族，云南新平县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灾害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彝族文化等。云南 昆明650034
一、东川问题的提出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是我国泥石流灾害最为频发的地区，被称为“泥石流灾害的天然博物馆”。东川泥石流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中国科学院在1961年就在东川建立泥石流观测站，日本、美国等科学家到东川进行过泥石流灾害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东川在泥石流灾害治理方面取得成就，被称为“东川模式”，也被认为是成功的泥石流灾害治理方式之一。然而，东川泥石流灾害仍然频发，研究和治理仍需加强。但是，东川泥石流灾害的研究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从社会科学，特别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川进行研究的学者还非常少。本文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川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治理方式和对当地人民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反思东川的环境脆弱性问题、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问题及其人类学意义。本文还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川的泥石流治理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二、环境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理论背景
脆弱性由英文的vulnerability翻译而来，它被定义为个人或者群体的状况影响他们参加、处理、抗击和恢复受自然灾害（一种极端的自然事件或者过程）损害的能力。指一个社区、系统或资产的特点和处境使其易于受到某种致灾因子的损害。[1]在联合国减轻灾害风险战略中，脆弱性的定义为较为具体，它指一个社区、系统或资产的特点和处境使其易于受到某种致灾因子的损害。[2]脆弱性指环境系统易受到致灾因子的损坏，同时，社会系统中的抗灾能力变弱。脆弱性有多种，如物理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和环境脆弱性。所谓物理脆弱性是指影响脆弱性的物质因素，主要是指有工程结构所构成的人类建筑环境，如房屋、厂房、设备、大坝、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经济脆弱性又分为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和从微观经济层面上脆弱性，两者都会对灾害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穷人往往比富人具有更高的脆弱性;社会脆弱性是指与个人、团体或社会的福利水平相联系的部分，包括教育水平、社会治安、管理体系、社会公平、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公共卫生及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影响环境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有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退化。[3]笔者倾向于将脆弱性分为环境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两种。环境脆弱性是针对自然环境而言，虽然有的环境脆弱性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或者人为因素占有主要原因，但是，其主要的重点离不开自然环境。社会脆弱性与环境脆弱性相对，是与人类学社会有关的各种脆弱性。在很多情况下，环境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往往同时存在。环境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相结合为灾害发生创造了条件，即在环境脆弱性条件下，致灾因子碰到了脆弱的社会群体，灾害就容易发生。防灾减灾就是减少环境脆弱性和社会群体脆弱性，即在减少环境脆弱性的同时要加强群体的抗灾能力建设。
系统生态学中的恢复力理论（resilience theory）在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有广泛的应用。该理论最初由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于1973年提出，他将恢复力定义为社会-生态系统能承受干扰并继续保持其功能的能力。恢复力是一个系统内部持续关系的决定因素，是这些系统吸收变量状态的测量能力，使变量和参数得到保持。恢复力是生态系统的特点，该系统的可能性结果是持续或者灭绝。[4]恢复力的定义被提出来之后，学者对其不断修正和补充，定义总体有两种走向：第一种是将恢复力定义为生态系统能够在不改变自我组织过程和结构的情况下抵抗干扰的总量;第二种将恢复力定义为系统主体在干扰时回到稳定状态的时间。[5]2006年，瓦尔克（Walker）和萨尔特（Salt）将恢复力定义为一个系统能承受干扰动乱并保持其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6]在今天，社会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由自然和人类要素组成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网络。恢复力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跟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脆弱性、致灾因子的发生和灾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恢复力下降，脆弱性就增加，防灾减灾能力就变弱;相反，恢复力增强，脆弱性就减少，防灾减灾能力就变强。[7]所以，致灾因子和灾害的形成与否与三者关系密切。
东川泥石流灾害的产生是环境恶化的结果，由于泥石流灾害的长期影响，东川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于该地区泥石流灾害的治理，也被认为是泥石流综合治理的典型范例。如果说，当代泥石流致灾因子和灾害的防灾减灾的重要方式是以减少环境脆弱性，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东川的综合模式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东川的环境脆弱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生态系统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比生态恶化所需要的时间更长。我们需要针对生态危机、致灾因子和灾害的状况，加强防灾减灾的能力建设，减少脆弱性的状况，增强恢复力，这是东川泥石流灾害研究的价值所在。 三、云南省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及其成因
东川区位于昆明市最北端，东邻会泽县，南连寻甸县，西接禄劝县，北邻巧家县，全区国土面积1858.79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97%，平坝面积3%。全区辖8个乡镇（办事处），130个村民委员会，33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013年总人口313272人，少数民族人口23693人。东川汉代称“螳螂县”，包括了今东川、会泽、巧家等地，唐代设东川军郡，清康熙四十四年，东川官办铜政，清乾隆年代铜业最盛，随后的民国和共和国时期，东川仍然是中国铜业主产区。
东川区是中国泥石流灾害最为频繁发生的地区，其特征明显，具有唯一性、范围广泛，单点面积和流量大。据东川区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资料，2014年东川区直接威胁村庄、企业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286个，受威胁人口11714户，51481人，潜在经济损失22.58亿元。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中，按类型分，滑坡（不稳定斜坡）169个，崩塌19个，泥石流87个，地面塌陷11个;按潜在威胁程度分，特大型9个（泥石流9个）、大型11个（泥石流8个、滑坡1个、崩塌2个）、中型83个（泥石流25个、滑坡51个、崩塌3个、塌陷4个）、小型183个（泥石流45个、滑坡117个、崩塌14个、塌陷7个）。根据专家核查，中型以上隐患点中因无治理条件或治理不能消除隐患，急需进行整体搬迁的36个1157户4672人，通过工程治理可得到基本控制或缓解的47个，其它203个因险情相对较缓，暂时列为监测预警对象进行监测，其中有72个点2294户8864人拟根据发展情况适时进行部分搬迁避让。
2014年东川区共发生地质灾害险情38起，灾情3起。其中铜都街道28起，影响房屋安全的有19处共79户，影响公路、水利、农田的9处;拖布卡1起，影响房屋安全1户;汤丹镇集中在黄水箐沟，共发生泥石流4次，威胁4个村民小组安全，影响4家矿山企业交通和生产，淤埋泥石流排导槽近400米;乌龙4起，影响房屋安全3处共14户，农田1处;因民镇4起，影响房屋安全13户，造成11人死亡（7月17日汤因线56公里处公路上部崩塌造成一摩托车骑行人员死亡，7月26日西矿山落马采场崩塌造成一货车驾驶员死亡，10月28日金水一分厂山体滑坡淤埋9人），3人受伤（10月28日滑坡），淤埋选厂1座（10月28日滑坡），损毁皮卡车1辆，货车1辆。阿旺镇1处，影响房屋13户。
东川泥石流灾害的成因是复杂的，它与生态系统的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演变过程。东川泥石流滑坡的原因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两个部分构成，自然原因包括了地质地貌、气候等，而社会和人为因素主要就是人为的过度开发，如矿产开发、森林砍伐、开荒造田等，造成环境脆弱性问题，两者的结合造成了泥石流滑坡的发生。在自然因素方面，东川地处小江深断裂带东支以东，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挤压剧烈，岩石破碎，底壳脆弱。在地貌方面，东川为深、中切的高山峡谷区，高山面积为97.3%，平坝面积为2.7%，坡度大于35度的面积占总面积的29.1%，全市分为北部中山峡谷区、南部中山峡谷区、东部高山峡谷区、西部高山峡谷区、西部高山峡谷区和中部河谷盆地区，东川地貌有剥蚀构造山地、侵蚀构造山地、侵蚀堆积河谷、岩溶山地等，具有山高谷深，坡陡山峻的特点。
在社会和人为因素方面，自然科学家认为，东川泥石流的发生与人为因素有关。例如，王志华就认为，在东川的泥石流灾害中，触发泥石流暴发的人类活动，主要有乱砍滥伐、过度放牧、陡坡垦殖、不合理开挖、随意弃渣等。王还认为东川造成泥石流灾害的人为因素中不合理开挖是最直接的，强度、规模最大的破坏山体稳定、触发泥石流暴发的人类活动之一。大规模的开挖，破坏了森林草被，破坏了山体稳定，破坏了地表径流或地下受力结构，改变了水动力条件。另外，随意弃渣和堆放是被人们忽视但能够造成泥石流灾害的严重的人类活动。东川汤丹露天矿，多年来将废石堆积于坑口附近的菜园沟，总量达1013万方。1973年以来，年年雨季暴发泥石流。[8]然而，东川的泥石流灾害发生的人为原因也不是当代形成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与过度的矿产开发和环境破坏有关。东川具有悠久的采矿史、环境变迁史和灾害史。《华阳国志》就记载过：“堂琅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其地震和开矿史都可以推到汉代。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堂琅地震，小江水断流21天。东汉建初元年，堂琅能够生产铜洗、铜犁等工具。这些情况说明，东川具有2000多年的开矿史和地震史。清代是东川大规模开采铜矿的时期，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东川府开始放本收铜，抽税20%，并在昆明建立了官铜店，控制着东川铜业的买卖。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东川每年产铜均在5000吨左右，矿产人员超过10万人。乾隆皇帝曾于1793年亲自为东川铜业题匾，铜业兴旺发达，但给当地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民国时期，东川成立了矿业公司，铜业继续发展，同时开采铅、锌等矿。1923年，矿业公司还聘期了日本专家到东川调查矿业状况，提交《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1937年，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即后来的滇北矿务局，东川矿务仍然受到重视。民国时期的东川矿业得到发展，但是，矿山事故也同时发生，生态环境继续走向恶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继续发生。
对东川环境最后一击的是建国之后的大规模铜矿开采，特别是大炼钢铁时期的无序开采和冶炼，导致东川生态环境全面崩溃。1951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了《东川铜矿开发意见书》，将东川的铜矿列为全国重点项目，1952年成立东川矿务局，中央从东北抽调干部、技术人员和大学生支持东川铜矿建设，矿务局最盛时期职工达到1万人。与此同时，国家开始修建矿山公路，在民工、技术人员的努力下，从羊街到因民全长243公里的公路于1953年开始通车。1953年，中国重工业部提出“全国人民支援东川”的口号，从全国调集干部、技术人员、大学生、军队转业人员到东川工作，被称为“万人探矿”。然而，1954年，蒋家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泥石流灾害，阻断小江达30多天，从此，在进行铜矿开发的同时，又开始了泥石流的治理工作。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了，全国人民都集中在“大战钢铜铁”的会战中，人们希望通过增加钢铁铜的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东川市政府抽调了数万农民支持矿山，就连交通、文教卫生等单位也加入到炼铜的工作中，但铜的产量却非常有限。 四、东川区泥石流灾害的应对和治理方式
（一）自然科学家的对应建议
东川泥石流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甚至被称为“泥石流灾害的天然博物馆”。1961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在蒋家沟建立泥石流观测站，1988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5个野外开放性观测站之一，2006年成为国家重点野外观测站，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了泥石流的形成、运动、预测预报、防治和泥石流活跃地区的环境修复等。东川站在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成绩突出，为东川泥石流灾害的预防提供了技术、建议和培训，中国科学院泥石流观测站为东川泥石流的预防和减灾做出了贡献。此外，东川市国土局还有泥石流研究所。通过50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工作者对于东川泥石流的治理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有的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成就。比如，陈循谦专门针对东川泥石流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意见：预防和治理相结合;加强监督工作;合理利用和开发山区资源;大力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建设基本农田，提高面积产量;发展多种经济，活跃山区经济;保护自然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建立劳务积累制和小流域承包制;加强泥石流的预报警报工作。[9]在泥石流减灾建议中，姚一江的建议具体而又实用，其建议主要包括：
（1）山区铁路、公路通过河谷缓坡或潜在滑坡区时，首先应查清构成斜坡岩石土体的软弱结构面（或滑动面）所处位置及其强度，工程上应避免深挖高填，迫不得已时必需采取预防性工程措施，恢复山体平衡条件。（2）避免施工不当造成病害。施工时间应避开雨季，雨季施工滑坡的发生率很高;施工方法忌大面积开挖基坑。（3）为了减少人为活动造成和扩大的泥石流灾害，对所有能造成大量弃碴的厂矿工程的建设与投资，都必须要求对弃碴的堆放作出有力措施之后才允许动工。铁路、公路两侧分水岭以滥垦、滥伐，保护好自然环境和森林植被状态，多种树，加速恢复森林植被，保护好生态平衡。要加强防灾管理，防止出现引水渠道漏水，堤坝溃决，对高坝需进行检算。[10]
姚一江的建议说明了大工程建设，如铁路、公路、水坝、大型矿山等对泥石流灾害的影响，泥石流的防灾减灾也要针对这些工程进行，此外，还有生态环境对泥石流防灾减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自然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些人类学者也提出了泥石流灾害中要重视传统知识的建议。[11]当然，泥石流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之一，它与地震、干旱、洪水等灾害一起，是防灾减灾的主要防范对象。
（二）东川区政府的泥石流防灾减灾方式
东川区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群测群防、工程治理、搬迁避让为主。在群测群防方面，一是建立了分级负责的管理制度，即区政府、各镇（街道办）及国土局等相关部门调整、加强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二是发布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即各级政府编制辖区内的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地质灾害隐患点“一点一案”，并进行演练;三是加强监测员管理，对村两委负责人和村民小组组长为主的防灾责任人和隐患监测员的聘用条件、职责和义务、考核及奖惩做了明确规定;四是落实“两卡”发放和地灾隐患点警示;五是在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加强巡查监测;六是加强汛期值班，自5月1日起即启动24小时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七是健全完善灾（险）情速报制度，对不同等级的灾（险）情，规定了上报时限;八是加强宣传培训，主要是预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开展监测预警工作、报警和快速组织群众转移的能力，发放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手册、光碟、贴画等宣传资料;九是开展综合性应急演练;十是保证监测补助经费足额发放，省财政每年安排每名监测员补助经费1000元，市、区两级政府安排部分不低于省级补助的50%，自2013开始，各级补助经费已全部发放到监测员手中。
在工程治理方面，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治理城市后山大桥河沟、田坝干沟、腊利沟、深沟和尼拉姑沟五条泥石流沟道;阿旺特大型泥石流治理，重点治理阿旺镇集镇区域的阿旺小河、大白河等地区的隐患点;同时，还通过省市补助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对铜都街道蒋家沟、梨坪村新田沟、姑海小烂山、拖布卡镇树桔村学堂后山、乌龙镇园子村郑家坟等地质灾害点进行了整治。东川泥石流滑坡工程治理方面的突出成就是总结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泥石流滑坡的综合治理模式——“东川模式”。“东川模式”以“稳—拦—排”为代表，以工程、生物、农耕措施配套，治理与科研相结合的方法，该模式在东川的泥石流滑坡的预防和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得到国际专家的肯定，对我国泥石流地区减灾防灾和搞好生态环境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在搬迁方面，东川区政府制定了《昆明市东川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昆明市东川区（倘甸）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前期规划》，涉及到127个村委会（社区）363个村（居）民小组的1.6万户6.5万人，其中有7203户29796人急需紧急搬迁。从2009年开始，以集中采购、集中安置方式将第一期538户1734人搬迁至东川主城区安置，第二期应搬迁383户1162人也以集中采购、集中安置的方式安置于东川主城区，第三期计划搬迁安置604户2216人，以东川主城区、镇内就地安置为主。搬迁是泥石流滑坡灾害避险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对于那些居住在危险区域内的村民非常有用。
（三）乡村社区的泥石流防灾减灾方式：以阿旺镇大白泥沟泥石流为例
东川区大、小白泥沟属于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上游大白河左岸，阿旺镇地处东川区南段，素有“东川南大门”之称，面积为267.8平方千米，最高海拔3240米，最低海拔1350米，全镇有1个社区，16个村委会，21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857户3697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444人，农业人口29537人。少数民族人口4342人，占总人口的11.7%，世居民族有彝族和苗族，其中又以彝族最多，有3947人。阿旺镇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豆类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烤烟、药材、水果等为主，全镇人均纯收入5158元。[12]大小白泥沟就在彝族和汉族的居住区域之内，其中，源头居住着汉族和彝族，而河谷地区居住着汉族居民。 大小白泥沟流域总面积约33.5km2（其中，大白泥沟流域面积约21km2，小白泥沟流域面积约12.5km2），其崩塌、滑坡十分发育，松散固体物质丰富，松散固体物质达1.83亿m3，在东川的泥石流沟中，其严重程度处于第二。大、小白泥沟每年多次暴发泥石流，最大流量可达1500～2000m3/s，实测流速高达6.74m/s，近20年来，堆积面积增大0.52km2，淤高13.8m，增加淤积方量1570万m3，小江河床上涨8m，整个堆积扇向小江下游延伸约3km。由于泥石流规模不断加大，逐渐埋没了下游的村庄和基本农田，昔日的一片良田变成荒凉沙坝，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拖落、新碧戛、海科三个村6995人生活相当贫困。
根据当地的资料，在200多年前，大小白泥沟附近地区曾经是有着很好的植被，沟边两旁草木丛生，村庄相望。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特别是土法炼铜需要大量砍伐树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水土流失加剧，滑坡崩塌发育，泥石流活跃，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计和生命安全。笔者到了大小白泥沟附近的村寨采访，距离白泥沟最近的是阿旺镇新碧嘎村委会，该村委会辖有新碧嘎村和老碧嘎村，全村共有480户，2700多人，其中新碧嘎村只有一个小组，而老碧嘎村则有6个村民小组，共705人。这里的村民大部分都是汉族，村中有一部分彝族村民，但都是因为婚姻关系迁入两个村寨的。据村民介绍，大白泥沟的源头还有2个彝族村委会，一个是拖落村委会，另一个是海科村委会，彝族的自然村包括了白泥井、大麦地、马脖子村、山头等，但是除了白泥井是纯彝族村寨之外，其他的村寨都是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寨，这些地区的彝族都会讲彝语。
大白泥沟是一条泥石流沟，从山上流下来，进入小江中，在与小江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滩堆积层，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沙坝”，这个沙坝则是当地人长时间以来种植水稻、玉米和红薯的田地。大白泥沟在新碧嘎村和老碧嘎村之间，对于老碧嘎村的村民来说非常不方便，因为他们每次到东川城，都需要穿过大白泥沟。但是，如果碰到泥石流发生之后，两个周都没有办法通过，因为有泥石流淤泥太深，人走过时会陷入泥中，很不安全。沙坝就是一片沙滩堆积层，最先没有公路，目前的二级路是于2006年开始通车的。大白泥沟的左右两边都有村寨，左边是新碧嘎村，右边是老碧嘎村。据老碧嘎村的72岁张老人从小就在该村长大，后来嫁给了同村的人，她的老伴已经82岁了，家里共有6个人，分别是他们2个老人，儿子和儿媳，加上2个孙子。但是，由于儿子和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中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孙子，是典型的留守家庭。她说：
我们家以前都在沙坝开田种，如果被泥石流或者大水冲平了，次年又继续开田。我们还在水稻田的上方挖一个大塘子，目的是澄清泥水，因为只有清水才能种田地。我们在沙坝中种植水稻，每年可以收获5000斤谷子。但是，近几年沙坝承包给老板了，没有再种植水稻。当然，我们虽然没有种植谷子，但是村民每年还是可以得到2000～3000元的租金收入。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经历过很多次的泥石流，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非常怕，波浪大，大石头随着泥石流滚下来，两个星期都不敢过河。泥石流下来后，整条沟都是软的，你根本不敢过，如果强行过去，就会陷到泥石流河中。我们以前生活在这边很不方便，公路在对面，我们如果要到城里或者到乡上，都要跨过白泥河，当泥石流发生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
笔者还采访了当地村委会的张书记，张书记走路非常不方便，他说是因为前段时间腿摔断了，刚刚拆除了钢板，走路还痛。他在1982年～2012年间在村委会工作，整整30年。经历了大白泥沟和沙坝的变迁过程。他说：
在1960年～1985年之间，沙坝都是农田，虽然在一些年份农田会被泥石流冲垮，但是，无论是生产队还是后来的村民，人们都会在田地被冲毁之后，又去开田，恢复农田，因为这里是唯一可以种植水稻的地方，村民种植水稻的过程，就是与泥石流进行斗争的过程。1985年之后还是继续种植水稻的，同时也种植玉米、红薯等农作物。沙坝出租是从2002年开始的，由一个老板将沙坝租来造林，租金最初用来修乡村道路，2012年之后租给一个姓范的老板，现在村民开始分红利。
笔者随着白泥沟往源头方向走，发现两岸峭壁上没有树木，有些地方虽然长出了草，但是大部分都有泥石流发生的痕迹。大河的宽度从下到上，由宽变窄，最下边就是大白泥河。大白泥河与白泥沟交叉的地方，是一大片堆积层，当地村民称之为“沙坝”，也就是上文中村民种植水稻的地方，是新老比噶村产粮区。现在，沙坝被分成两大部分，西部的部分被一个老板承包，用于种树;另一部分被用来举办东川国际泥石流汽车拉力赛，是场地赛的主场地。昆明至东川的二级公路大桥由西向东从沙坝上面穿过，据当地人员介绍，在建设之初，公路大桥高度距离堆积层有10米左右，但通车（2006年通车）仅仅10年的时间，桥面与堆积层之间的距离最低的地方只有3米高，可以看出泥石流堆积的速度。从堆积层往泥石流源头方向走，泥石流河道的宽度慢慢变窄，由最初的100多米，变为50多米，最后就是10多米，河流中还有一股非常浑浊的水流下来，河流中有的堆积层看起来非常软，很明显，上面每天都在滑坡，水当然也就无法变清。河中不时可以看到数吨重的大石头，有的地方，还有人将石头堆积起来，看来是想用于出售或者拉回家盖房子，越往上走，就进入“丫”字形河道，两岸是陡峭的大山，山上有无数的泥石流滑坡痕迹，这些地方的土壤呈现黑色。有些村民认为泥石流源头有煤，因为他们看到过有些地方曾经冒着火烟，那应该是煤燃烧的迹象。山坡不仅陡峭，土地还非常松软，山上只有一些草，没有任何树，极个别的地方有点灌木丛，已经算是最好的植被了。这些草还是近几年来封山保护的结果，应该说，它们对于山体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源头那种巨大的泥石流滑坡就另当别论了。一直走到可以看到部分泥石流源头的地方，我发现再也没有办法往前走了，因为有一座悬崖挡住了去路，如果要往前走，就必须过泥石流河，或者爬山翻越峭壁。在仔细查看了河流之后，我还是选择爬山，因为泥石流河层太软，村民多次说过，强行过河会陷入其中，而且我又是一个人，在这里叫喊根本听不见，没有人会到这里来的。于是，笔者选择爬山，顺着草丛往上爬，最初信心十足，但是，爬了20多米就彻底放弃了，因为到了一座非常危险的岩子下，那些石头要掉下来的样子，如果此时发生轻微的地震，石头就立即掉下来，何况这里土质松软，非常危险。我于是放弃了登山看源头的想法。 然而，笔者还是在东川区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到了泥石流源头，观看了这个让人惊叹的泥石流大峡谷。泥石流源头区域有汉族和彝族居住，但是没有直接影响到彝族村寨，那里有两个汉族村寨——黑脑壳和金龙洼村。我们沿着陡峭的乡村路往上走，路上几乎都没有什么植被，特别是在老碧嘎村附近，村寨附近既不能种植水稻，也不能种植烤烟，因为根本没有水。村民只能种植一些玉米、麦子、豌豆等作物，村民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外出打工。快到山顶之时，我们看到了茂盛的森林，看到那么多的树木，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路上还有一个检查站，主要检查森林防火的，有一个妇女在登记车辆牌号和发放宣传单，目的就是保护森林和植被，为长期的泥石流减灾服务。到达山顶之时，我们看到了新搬迁的黑脑壳村，该村已因为泥石流灾害搬迁了两次，最初的老村距离泥石流滑坡地区只有400多米，后来，整村往后搬迁了500米。但是，由于泥石流滑坡区域扩大，村子距离泥石流滑坡地区又推进了，政府非常担心，决定整村搬迁到了山顶，这样就可以永久性地搬出泥石流滑坡的危险区域。据介绍，黑脑壳村和金龙洼村原来距离并不遥远，两村遥遥相对，鸡犬相闻，中间仅隔一条河沟，但是，由于泥石流滑坡不断扩大，两个村寨之间变成了峡谷。随着黑脑壳村搬迁到山顶，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们最后到达了金龙洼村，这个村子与泥石流滑坡区域的距离约400米，是一个受泥石流滑坡危险很大的村寨。在村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老人，他带着我们观察了泥石流源头区域，在村边400米左右的地方，一块小麦地里用电线杆和电线拴着，形成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这就是说，电线杆围栏之外就是危险区域，村民不能再过去或者种植庄稼。但是，我们看到，危险区域之内还是种植着小麦，并且一直种植到了泥石流滑坡的边沿，距离滑坡点不到一米，那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因为土地下面已经掏空了，只是伸出了一小块，村民竟然在这样的地方种植着小麦，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在田地中看到了很多的裂缝，预示着这些田地可能在今后某一时期（如大雨之后）就会消失，成为更大的泥石流峡谷。老人对我们说：
泥石流滑坡就是把村里的田地一刀一刀地砍走了，我们的田地一点点地减少，对面的大洼中，曾经是一座山，那里有我们的旱地，84年的时候还在种植玉米和麦子，但是，现在整座山消失了，我们地也没有了。据老人讲，这里原来是没有泥石流的，后来，人们开始在这里挖山，听说山的筋骨被挖断了，就开始滑坡。在没有泥石流的时候，我们到阿旺赶集的时候就是顺着这个大峡谷去的，走路很快就到达河底了。现在，我们担心滑坡会往村寨这边移动，这样，村寨就要搬迁，但是，村里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房子，有的人家正在盖，如果刚盖好或者盖好几年后要搬迁就不划算了。
大白泥泥石流沟滑坡的源头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凹”字形结构，这个“凹”字形的低端就是金龙洼村居住的地方，而左边是黑脑壳村，右边是下羊子村。我们在与老人谈话的时候，不时看到了靠近黑脑壳村方向的陡峭的泥石山上冒着白灰，认真一看，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石头往下滚，说明滑坡仍然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即使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也如此。金龙洼和黑脑壳村之间的箐沟在上游没有消失，从山上往下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沟里有清澈的水往下流，这些水就是在沙坝看的浑浊的泥浆水，在泥石流没有发生的源头，这些水是清澈的。
从金龙洼村再往山上走2公里左右，就是他们的村委会所在地拖落村，这里是中心小学所在地，附近所有的小学生都到这里上学，在十多年前，拖落村还有附属中学，但现在中学搬迁到阿旺镇去了。在金龙洼村访谈的时候，村民们也表示出了对于泥石流滑坡的担心。他们并不想搬迁，但是，对于这个居住在泥石流滑坡边沿上的村寨，我们可以预见，他们的搬迁应该是必然的。
（四）泥石流沙滩变废为宝：大白泥沟的东川泥石流汽车拉力赛
东川由于具备了泥石流的所有类型，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该地区的泥石流及其环境脆弱性独具特色。东川泥石流区域有河滩、湿地、涝塘、流沙、戈壁等障碍，具有唯一性、多样性、天然性、永不重复性等特点。2003年，东川开始利用泥石流资源开展汽车越野运动，并于2004年成功举办了东川泥石流汽车越野赛，之后连年举办，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受到了中国汽车联合会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05年～2013年间，每年5月初举办的东川泥石流汽车拉力赛发展为国际赛事，并得到充分的发展。到2014年，共有23个车队、61台赛车、122名赛员参加角逐。车赛期间，媒体运行部接待中央、省、市主要媒体及专业汽车媒体35家154人，参与为期6天的车赛现场报道。该赛事体现出当地泥石流的唯一性、天然性、多样性特点，是一种“变废为宝”的灾害利用方式。
五、东川环境脆弱性、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与泥石流治理
东川区的环境脆弱性，有的是自然因素形成，有的是人为因素形成。自然因素是东川地处小江断裂带的核心地区，地震灾害多发，造成了与地质结构和地貌有关的环境脆弱性。加之小江流域气候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环境脆弱性。人为因素如前文所言的矿业开发和过度的损害环境，导致了森林覆盖率的严重下降，泥土砂石长期裸露和风化，造成了生态系统无法恢复，最终的结果是从一种生态系统向另一种生态系统的转化，经常发生泥石流灾害并影响当地人民。
东川区对于环境脆弱性的治理已经开始了很长的时间，但治理方式长期以来是以泥石流灾害的治理为主，泥石流滑坡灾害的防灾减灾是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川泥石流灾害的防治是在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站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科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总结出了别具特色的东川泥石流灾害防治模式——东川模式。但是，在小江流域的一些地区，环境脆弱性仍然严重，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工作仍然非常困难，投入了不少经费，收效甚微。由此，笔者认为需要通过生态系统整体观来统领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中各个部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比如，森林、河流、坡度、地质结构、环境状况、生计模式、文化、灾害等是相互联系的，我们需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防灾减灾问题。因此，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社会群策群防和技术治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是泥石流滑坡灾害的防灾减灾的主要方法。 东川民间的泥石流灾害应对方式虽然是以搬迁为主，但是，泥石流发生地区的土地使用一直在持续，人们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地方开垦耕地，种植水稻和其他作物。由于每年都有泥石流灾害发生，田地变成沙地，但当地人民每年都在泥石流灾害之后又继续开垦耕地，这样的应对方式就基本没有停止过。村民在搬迁之后，并有没放弃开垦耕地的应对方式。只有到了政府将这些泥石流沙滩出租给商人，部分用于植被恢复，部分用于汽车拉力赛，农民的耕地开垦才得到停止，但是，泥石流对当地人的影响并没有停止，相反，还在以其他方式影响当地人民。泥石流灾害的治理在大白泥沟地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更为综合的建议是，需要把东川区防灾减灾纳入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在发展中合理使用土地，科学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东川地区山高坡陡、地质地貌复杂，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加上历史上的过度开发、环境衰退等原因，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泥石流滑坡灾害的高发地区。从目前的情况上看，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当代人要认识到的，这些地区的任何发展规划和项目建设都必须具有防灾减灾的内容。同时，东川泥石流灾害的防治应坚持短期和长期治理相结合，短期的泥石流防灾减灾应该是以工程防灾为主，中期可以考虑搬迁、工程等相结合的方法，而长期的泥石流防灾减灾必须走综合性的发展方式，那就是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退耕还林，使系统的恢复力不断增加，从根本上保证生态系统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泥石流防灾减灾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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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东川区人民政府编. 东川年鉴2014年[K]. 德宏：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4年.
[关键词]环境脆弱性;生态系统恢复力;泥石流灾害;云南东川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50-09
基金项目：本文是201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地区防灾减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1XSH018）、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灾害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JJD850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永祥（1964 -），男，彝族，云南新平县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灾害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彝族文化等。云南 昆明650034
一、东川问题的提出
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是我国泥石流灾害最为频发的地区，被称为“泥石流灾害的天然博物馆”。东川泥石流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中国科学院在1961年就在东川建立泥石流观测站，日本、美国等科学家到东川进行过泥石流灾害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东川在泥石流灾害治理方面取得成就，被称为“东川模式”，也被认为是成功的泥石流灾害治理方式之一。然而，东川泥石流灾害仍然频发，研究和治理仍需加强。但是，东川泥石流灾害的研究者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从社会科学，特别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川进行研究的学者还非常少。本文将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川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治理方式和对当地人民所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反思东川的环境脆弱性问题、生态系统恢复力的问题及其人类学意义。本文还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东川的泥石流治理提出了初步的建议。
二、环境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理论背景
脆弱性由英文的vulnerability翻译而来，它被定义为个人或者群体的状况影响他们参加、处理、抗击和恢复受自然灾害（一种极端的自然事件或者过程）损害的能力。指一个社区、系统或资产的特点和处境使其易于受到某种致灾因子的损害。[1]在联合国减轻灾害风险战略中，脆弱性的定义为较为具体，它指一个社区、系统或资产的特点和处境使其易于受到某种致灾因子的损害。[2]脆弱性指环境系统易受到致灾因子的损坏，同时，社会系统中的抗灾能力变弱。脆弱性有多种，如物理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和环境脆弱性。所谓物理脆弱性是指影响脆弱性的物质因素，主要是指有工程结构所构成的人类建筑环境，如房屋、厂房、设备、大坝、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经济脆弱性又分为宏观经济层面上的和从微观经济层面上脆弱性，两者都会对灾害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穷人往往比富人具有更高的脆弱性;社会脆弱性是指与个人、团体或社会的福利水平相联系的部分，包括教育水平、社会治安、管理体系、社会公平、传统、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和公共卫生及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影响环境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有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退化。[3]笔者倾向于将脆弱性分为环境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两种。环境脆弱性是针对自然环境而言，虽然有的环境脆弱性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或者人为因素占有主要原因，但是，其主要的重点离不开自然环境。社会脆弱性与环境脆弱性相对，是与人类学社会有关的各种脆弱性。在很多情况下，环境脆弱性与社会脆弱性往往同时存在。环境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相结合为灾害发生创造了条件，即在环境脆弱性条件下，致灾因子碰到了脆弱的社会群体，灾害就容易发生。防灾减灾就是减少环境脆弱性和社会群体脆弱性，即在减少环境脆弱性的同时要加强群体的抗灾能力建设。
系统生态学中的恢复力理论（resilience theory）在人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中有广泛的应用。该理论最初由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Holling）于1973年提出，他将恢复力定义为社会-生态系统能承受干扰并继续保持其功能的能力。恢复力是一个系统内部持续关系的决定因素，是这些系统吸收变量状态的测量能力，使变量和参数得到保持。恢复力是生态系统的特点，该系统的可能性结果是持续或者灭绝。[4]恢复力的定义被提出来之后，学者对其不断修正和补充，定义总体有两种走向：第一种是将恢复力定义为生态系统能够在不改变自我组织过程和结构的情况下抵抗干扰的总量;第二种将恢复力定义为系统主体在干扰时回到稳定状态的时间。[5]2006年，瓦尔克（Walker）和萨尔特（Salt）将恢复力定义为一个系统能承受干扰动乱并保持其基本功能和结构的能力。[6]在今天，社会生态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由自然和人类要素组成并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网络。恢复力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跟环境和人类社会的脆弱性、致灾因子的发生和灾害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恢复力下降，脆弱性就增加，防灾减灾能力就变弱;相反，恢复力增强，脆弱性就减少，防灾减灾能力就变强。[7]所以，致灾因子和灾害的形成与否与三者关系密切。
东川泥石流灾害的产生是环境恶化的结果，由于泥石流灾害的长期影响，东川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对于该地区泥石流灾害的治理，也被认为是泥石流综合治理的典型范例。如果说，当代泥石流致灾因子和灾害的防灾减灾的重要方式是以减少环境脆弱性，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东川的综合模式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东川的环境脆弱性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生态系统恢复所需要的时间比生态恶化所需要的时间更长。我们需要针对生态危机、致灾因子和灾害的状况，加强防灾减灾的能力建设，减少脆弱性的状况，增强恢复力，这是东川泥石流灾害研究的价值所在。 三、云南省东川区的泥石流灾害及其成因
东川区位于昆明市最北端，东邻会泽县，南连寻甸县，西接禄劝县，北邻巧家县，全区国土面积1858.79平方千米，其中山区面积97%，平坝面积3%。全区辖8个乡镇（办事处），130个村民委员会，33个社区居民委员会，2013年总人口313272人，少数民族人口23693人。东川汉代称“螳螂县”，包括了今东川、会泽、巧家等地，唐代设东川军郡，清康熙四十四年，东川官办铜政，清乾隆年代铜业最盛，随后的民国和共和国时期，东川仍然是中国铜业主产区。
东川区是中国泥石流灾害最为频繁发生的地区，其特征明显，具有唯一性、范围广泛，单点面积和流量大。据东川区国土资源局提供的资料，2014年东川区直接威胁村庄、企业生命财产安全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共286个，受威胁人口11714户，51481人，潜在经济损失22.58亿元。所有地质灾害隐患点中，按类型分，滑坡（不稳定斜坡）169个，崩塌19个，泥石流87个，地面塌陷11个;按潜在威胁程度分，特大型9个（泥石流9个）、大型11个（泥石流8个、滑坡1个、崩塌2个）、中型83个（泥石流25个、滑坡51个、崩塌3个、塌陷4个）、小型183个（泥石流45个、滑坡117个、崩塌14个、塌陷7个）。根据专家核查，中型以上隐患点中因无治理条件或治理不能消除隐患，急需进行整体搬迁的36个1157户4672人，通过工程治理可得到基本控制或缓解的47个，其它203个因险情相对较缓，暂时列为监测预警对象进行监测，其中有72个点2294户8864人拟根据发展情况适时进行部分搬迁避让。
2014年东川区共发生地质灾害险情38起，灾情3起。其中铜都街道28起，影响房屋安全的有19处共79户，影响公路、水利、农田的9处;拖布卡1起，影响房屋安全1户;汤丹镇集中在黄水箐沟，共发生泥石流4次，威胁4个村民小组安全，影响4家矿山企业交通和生产，淤埋泥石流排导槽近400米;乌龙4起，影响房屋安全3处共14户，农田1处;因民镇4起，影响房屋安全13户，造成11人死亡（7月17日汤因线56公里处公路上部崩塌造成一摩托车骑行人员死亡，7月26日西矿山落马采场崩塌造成一货车驾驶员死亡，10月28日金水一分厂山体滑坡淤埋9人），3人受伤（10月28日滑坡），淤埋选厂1座（10月28日滑坡），损毁皮卡车1辆，货车1辆。阿旺镇1处，影响房屋13户。
东川泥石流灾害的成因是复杂的，它与生态系统的恶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演变过程。东川泥石流滑坡的原因有自然原因和社会原因两个部分构成，自然原因包括了地质地貌、气候等，而社会和人为因素主要就是人为的过度开发，如矿产开发、森林砍伐、开荒造田等，造成环境脆弱性问题，两者的结合造成了泥石流滑坡的发生。在自然因素方面，东川地处小江深断裂带东支以东，结构复杂，规模巨大，挤压剧烈，岩石破碎，底壳脆弱。在地貌方面，东川为深、中切的高山峡谷区，高山面积为97.3%，平坝面积为2.7%，坡度大于35度的面积占总面积的29.1%，全市分为北部中山峡谷区、南部中山峡谷区、东部高山峡谷区、西部高山峡谷区、西部高山峡谷区和中部河谷盆地区，东川地貌有剥蚀构造山地、侵蚀构造山地、侵蚀堆积河谷、岩溶山地等，具有山高谷深，坡陡山峻的特点。
在社会和人为因素方面，自然科学家认为，东川泥石流的发生与人为因素有关。例如，王志华就认为，在东川的泥石流灾害中，触发泥石流暴发的人类活动，主要有乱砍滥伐、过度放牧、陡坡垦殖、不合理开挖、随意弃渣等。王还认为东川造成泥石流灾害的人为因素中不合理开挖是最直接的，强度、规模最大的破坏山体稳定、触发泥石流暴发的人类活动之一。大规模的开挖，破坏了森林草被，破坏了山体稳定，破坏了地表径流或地下受力结构，改变了水动力条件。另外，随意弃渣和堆放是被人们忽视但能够造成泥石流灾害的严重的人类活动。东川汤丹露天矿，多年来将废石堆积于坑口附近的菜园沟，总量达1013万方。1973年以来，年年雨季暴发泥石流。[8]然而，东川的泥石流灾害发生的人为原因也不是当代形成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与过度的矿产开发和环境破坏有关。东川具有悠久的采矿史、环境变迁史和灾害史。《华阳国志》就记载过：“堂琅县，因山名也。出银、铅、白铜、杂药。”其地震和开矿史都可以推到汉代。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堂琅地震，小江水断流21天。东汉建初元年，堂琅能够生产铜洗、铜犁等工具。这些情况说明，东川具有2000多年的开矿史和地震史。清代是东川大规模开采铜矿的时期，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东川府开始放本收铜，抽税20%，并在昆明建立了官铜店，控制着东川铜业的买卖。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东川每年产铜均在5000吨左右，矿产人员超过10万人。乾隆皇帝曾于1793年亲自为东川铜业题匾，铜业兴旺发达，但给当地环境带来了很大的破坏。民国时期，东川成立了矿业公司，铜业继续发展，同时开采铅、锌等矿。1923年，矿业公司还聘期了日本专家到东川调查矿业状况，提交《调查东川各矿山报告书》。1937年，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即后来的滇北矿务局，东川矿务仍然受到重视。民国时期的东川矿业得到发展，但是，矿山事故也同时发生，生态环境继续走向恶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继续发生。
对东川环境最后一击的是建国之后的大规模铜矿开采，特别是大炼钢铁时期的无序开采和冶炼，导致东川生态环境全面崩溃。1951年，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批准了《东川铜矿开发意见书》，将东川的铜矿列为全国重点项目，1952年成立东川矿务局，中央从东北抽调干部、技术人员和大学生支持东川铜矿建设，矿务局最盛时期职工达到1万人。与此同时，国家开始修建矿山公路，在民工、技术人员的努力下，从羊街到因民全长243公里的公路于1953年开始通车。1953年，中国重工业部提出“全国人民支援东川”的口号，从全国调集干部、技术人员、大学生、军队转业人员到东川工作，被称为“万人探矿”。然而，1954年，蒋家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泥石流灾害，阻断小江达30多天，从此，在进行铜矿开发的同时，又开始了泥石流的治理工作。1958年，“大炼钢铁”开始了，全国人民都集中在“大战钢铜铁”的会战中，人们希望通过增加钢铁铜的产量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东川市政府抽调了数万农民支持矿山，就连交通、文教卫生等单位也加入到炼铜的工作中，但铜的产量却非常有限。 四、东川区泥石流灾害的应对和治理方式
（一）自然科学家的对应建议
东川泥石流在国内外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它甚至被称为“泥石流灾害的天然博物馆”。1961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在蒋家沟建立泥石流观测站，1988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首批5个野外开放性观测站之一，2006年成为国家重点野外观测站，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了泥石流的形成、运动、预测预报、防治和泥石流活跃地区的环境修复等。东川站在研究和学科建设方面成绩突出，为东川泥石流灾害的预防提供了技术、建议和培训，中国科学院泥石流观测站为东川泥石流的预防和减灾做出了贡献。此外，东川市国土局还有泥石流研究所。通过50多年的观察和研究，科学工作者对于东川泥石流的治理提出了一整套的建议，有的已经实施并取得了成就。比如，陈循谦专门针对东川泥石流提出了几条具体的意见：预防和治理相结合;加强监督工作;合理利用和开发山区资源;大力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建设基本农田，提高面积产量;发展多种经济，活跃山区经济;保护自然环境，恢复生态平衡;建立劳务积累制和小流域承包制;加强泥石流的预报警报工作。[9]在泥石流减灾建议中，姚一江的建议具体而又实用，其建议主要包括：
（1）山区铁路、公路通过河谷缓坡或潜在滑坡区时，首先应查清构成斜坡岩石土体的软弱结构面（或滑动面）所处位置及其强度，工程上应避免深挖高填，迫不得已时必需采取预防性工程措施，恢复山体平衡条件。（2）避免施工不当造成病害。施工时间应避开雨季，雨季施工滑坡的发生率很高;施工方法忌大面积开挖基坑。（3）为了减少人为活动造成和扩大的泥石流灾害，对所有能造成大量弃碴的厂矿工程的建设与投资，都必须要求对弃碴的堆放作出有力措施之后才允许动工。铁路、公路两侧分水岭以滥垦、滥伐，保护好自然环境和森林植被状态，多种树，加速恢复森林植被，保护好生态平衡。要加强防灾管理，防止出现引水渠道漏水，堤坝溃决，对高坝需进行检算。[10]
姚一江的建议说明了大工程建设，如铁路、公路、水坝、大型矿山等对泥石流灾害的影响，泥石流的防灾减灾也要针对这些工程进行，此外，还有生态环境对泥石流防灾减灾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除了自然科学家之外，还有一些人类学者也提出了泥石流灾害中要重视传统知识的建议。[11]当然，泥石流灾害是主要的自然灾害类型之一，它与地震、干旱、洪水等灾害一起，是防灾减灾的主要防范对象。
（二）东川区政府的泥石流防灾减灾方式
东川区政府的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群测群防、工程治理、搬迁避让为主。在群测群防方面，一是建立了分级负责的管理制度，即区政府、各镇（街道办）及国土局等相关部门调整、加强了由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二是发布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即各级政府编制辖区内的防治方案和应急预案，地质灾害隐患点“一点一案”，并进行演练;三是加强监测员管理，对村两委负责人和村民小组组长为主的防灾责任人和隐患监测员的聘用条件、职责和义务、考核及奖惩做了明确规定;四是落实“两卡”发放和地灾隐患点警示;五是在汛前排查、汛中检查、汛后加强巡查监测;六是加强汛期值班，自5月1日起即启动24小时地质灾害防治值班制度;七是健全完善灾（险）情速报制度，对不同等级的灾（险）情，规定了上报时限;八是加强宣传培训，主要是预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开展监测预警工作、报警和快速组织群众转移的能力，发放地质灾害防治知识手册、光碟、贴画等宣传资料;九是开展综合性应急演练;十是保证监测补助经费足额发放，省财政每年安排每名监测员补助经费1000元，市、区两级政府安排部分不低于省级补助的50%，自2013开始，各级补助经费已全部发放到监测员手中。
在工程治理方面，资源枯竭型城市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重点治理城市后山大桥河沟、田坝干沟、腊利沟、深沟和尼拉姑沟五条泥石流沟道;阿旺特大型泥石流治理，重点治理阿旺镇集镇区域的阿旺小河、大白河等地区的隐患点;同时，还通过省市补助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项目，对铜都街道蒋家沟、梨坪村新田沟、姑海小烂山、拖布卡镇树桔村学堂后山、乌龙镇园子村郑家坟等地质灾害点进行了整治。东川泥石流滑坡工程治理方面的突出成就是总结出具有当地特色的泥石流滑坡的综合治理模式——“东川模式”。“东川模式”以“稳—拦—排”为代表，以工程、生物、农耕措施配套，治理与科研相结合的方法，该模式在东川的泥石流滑坡的预防和治理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得到国际专家的肯定，对我国泥石流地区减灾防灾和搞好生态环境建设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在搬迁方面，东川区政府制定了《昆明市东川区地质灾害隐患区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昆明市东川区（倘甸）移民搬迁安置总体规划前期规划》，涉及到127个村委会（社区）363个村（居）民小组的1.6万户6.5万人，其中有7203户29796人急需紧急搬迁。从2009年开始，以集中采购、集中安置方式将第一期538户1734人搬迁至东川主城区安置，第二期应搬迁383户1162人也以集中采购、集中安置的方式安置于东川主城区，第三期计划搬迁安置604户2216人，以东川主城区、镇内就地安置为主。搬迁是泥石流滑坡灾害避险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对于那些居住在危险区域内的村民非常有用。
（三）乡村社区的泥石流防灾减灾方式：以阿旺镇大白泥沟泥石流为例
东川区大、小白泥沟属于金沙江一级支流小江上游大白河左岸，阿旺镇地处东川区南段，素有“东川南大门”之称，面积为267.8平方千米，最高海拔3240米，最低海拔1350米，全镇有1个社区，16个村委会，21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9857户36977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444人，农业人口29537人。少数民族人口4342人，占总人口的11.7%，世居民族有彝族和苗族，其中又以彝族最多，有3947人。阿旺镇主要种植水稻、玉米、小麦、豆类等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以烤烟、药材、水果等为主，全镇人均纯收入5158元。[12]大小白泥沟就在彝族和汉族的居住区域之内，其中，源头居住着汉族和彝族，而河谷地区居住着汉族居民。 大小白泥沟流域总面积约33.5km2（其中，大白泥沟流域面积约21km2，小白泥沟流域面积约12.5km2），其崩塌、滑坡十分发育，松散固体物质丰富，松散固体物质达1.83亿m3，在东川的泥石流沟中，其严重程度处于第二。大、小白泥沟每年多次暴发泥石流，最大流量可达1500～2000m3/s，实测流速高达6.74m/s，近20年来，堆积面积增大0.52km2，淤高13.8m，增加淤积方量1570万m3，小江河床上涨8m，整个堆积扇向小江下游延伸约3km。由于泥石流规模不断加大，逐渐埋没了下游的村庄和基本农田，昔日的一片良田变成荒凉沙坝，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拖落、新碧戛、海科三个村6995人生活相当贫困。
根据当地的资料，在200多年前，大小白泥沟附近地区曾经是有着很好的植被，沟边两旁草木丛生，村庄相望。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特别是土法炼铜需要大量砍伐树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水土流失加剧，滑坡崩塌发育，泥石流活跃，严重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计和生命安全。笔者到了大小白泥沟附近的村寨采访，距离白泥沟最近的是阿旺镇新碧嘎村委会，该村委会辖有新碧嘎村和老碧嘎村，全村共有480户，2700多人，其中新碧嘎村只有一个小组，而老碧嘎村则有6个村民小组，共705人。这里的村民大部分都是汉族，村中有一部分彝族村民，但都是因为婚姻关系迁入两个村寨的。据村民介绍，大白泥沟的源头还有2个彝族村委会，一个是拖落村委会，另一个是海科村委会，彝族的自然村包括了白泥井、大麦地、马脖子村、山头等，但是除了白泥井是纯彝族村寨之外，其他的村寨都是彝族和汉族杂居的村寨，这些地区的彝族都会讲彝语。
大白泥沟是一条泥石流沟，从山上流下来，进入小江中，在与小江交汇处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滩堆积层，当地人形象地称之为“沙坝”，这个沙坝则是当地人长时间以来种植水稻、玉米和红薯的田地。大白泥沟在新碧嘎村和老碧嘎村之间，对于老碧嘎村的村民来说非常不方便，因为他们每次到东川城，都需要穿过大白泥沟。但是，如果碰到泥石流发生之后，两个周都没有办法通过，因为有泥石流淤泥太深，人走过时会陷入泥中，很不安全。沙坝就是一片沙滩堆积层，最先没有公路，目前的二级路是于2006年开始通车的。大白泥沟的左右两边都有村寨，左边是新碧嘎村，右边是老碧嘎村。据老碧嘎村的72岁张老人从小就在该村长大，后来嫁给了同村的人，她的老伴已经82岁了，家里共有6个人，分别是他们2个老人，儿子和儿媳，加上2个孙子。但是，由于儿子和儿媳都在外地打工，家中有两个老人和两个孙子，是典型的留守家庭。她说：
我们家以前都在沙坝开田种，如果被泥石流或者大水冲平了，次年又继续开田。我们还在水稻田的上方挖一个大塘子，目的是澄清泥水，因为只有清水才能种田地。我们在沙坝中种植水稻，每年可以收获5000斤谷子。但是，近几年沙坝承包给老板了，没有再种植水稻。当然，我们虽然没有种植谷子，但是村民每年还是可以得到2000～3000元的租金收入。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经历过很多次的泥石流，泥石流发生的时候非常怕，波浪大，大石头随着泥石流滚下来，两个星期都不敢过河。泥石流下来后，整条沟都是软的，你根本不敢过，如果强行过去，就会陷到泥石流河中。我们以前生活在这边很不方便，公路在对面，我们如果要到城里或者到乡上，都要跨过白泥河，当泥石流发生的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
笔者还采访了当地村委会的张书记，张书记走路非常不方便，他说是因为前段时间腿摔断了，刚刚拆除了钢板，走路还痛。他在1982年～2012年间在村委会工作，整整30年。经历了大白泥沟和沙坝的变迁过程。他说：
在1960年～1985年之间，沙坝都是农田，虽然在一些年份农田会被泥石流冲垮，但是，无论是生产队还是后来的村民，人们都会在田地被冲毁之后，又去开田，恢复农田，因为这里是唯一可以种植水稻的地方，村民种植水稻的过程，就是与泥石流进行斗争的过程。1985年之后还是继续种植水稻的，同时也种植玉米、红薯等农作物。沙坝出租是从2002年开始的，由一个老板将沙坝租来造林，租金最初用来修乡村道路，2012年之后租给一个姓范的老板，现在村民开始分红利。
笔者随着白泥沟往源头方向走，发现两岸峭壁上没有树木，有些地方虽然长出了草，但是大部分都有泥石流发生的痕迹。大河的宽度从下到上，由宽变窄，最下边就是大白泥河。大白泥河与白泥沟交叉的地方，是一大片堆积层，当地村民称之为“沙坝”，也就是上文中村民种植水稻的地方，是新老比噶村产粮区。现在，沙坝被分成两大部分，西部的部分被一个老板承包，用于种树;另一部分被用来举办东川国际泥石流汽车拉力赛，是场地赛的主场地。昆明至东川的二级公路大桥由西向东从沙坝上面穿过，据当地人员介绍，在建设之初，公路大桥高度距离堆积层有10米左右，但通车（2006年通车）仅仅10年的时间，桥面与堆积层之间的距离最低的地方只有3米高，可以看出泥石流堆积的速度。从堆积层往泥石流源头方向走，泥石流河道的宽度慢慢变窄，由最初的100多米，变为50多米，最后就是10多米，河流中还有一股非常浑浊的水流下来，河流中有的堆积层看起来非常软，很明显，上面每天都在滑坡，水当然也就无法变清。河中不时可以看到数吨重的大石头，有的地方，还有人将石头堆积起来，看来是想用于出售或者拉回家盖房子，越往上走，就进入“丫”字形河道，两岸是陡峭的大山，山上有无数的泥石流滑坡痕迹，这些地方的土壤呈现黑色。有些村民认为泥石流源头有煤，因为他们看到过有些地方曾经冒着火烟，那应该是煤燃烧的迹象。山坡不仅陡峭，土地还非常松软，山上只有一些草，没有任何树，极个别的地方有点灌木丛，已经算是最好的植被了。这些草还是近几年来封山保护的结果，应该说，它们对于山体还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源头那种巨大的泥石流滑坡就另当别论了。一直走到可以看到部分泥石流源头的地方，我发现再也没有办法往前走了，因为有一座悬崖挡住了去路，如果要往前走，就必须过泥石流河，或者爬山翻越峭壁。在仔细查看了河流之后，我还是选择爬山，因为泥石流河层太软，村民多次说过，强行过河会陷入其中，而且我又是一个人，在这里叫喊根本听不见，没有人会到这里来的。于是，笔者选择爬山，顺着草丛往上爬，最初信心十足，但是，爬了20多米就彻底放弃了，因为到了一座非常危险的岩子下，那些石头要掉下来的样子，如果此时发生轻微的地震，石头就立即掉下来，何况这里土质松软，非常危险。我于是放弃了登山看源头的想法。 然而，笔者还是在东川区政府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到了泥石流源头，观看了这个让人惊叹的泥石流大峡谷。泥石流源头区域有汉族和彝族居住，但是没有直接影响到彝族村寨，那里有两个汉族村寨——黑脑壳和金龙洼村。我们沿着陡峭的乡村路往上走，路上几乎都没有什么植被，特别是在老碧嘎村附近，村寨附近既不能种植水稻，也不能种植烤烟，因为根本没有水。村民只能种植一些玉米、麦子、豌豆等作物，村民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外出打工。快到山顶之时，我们看到了茂盛的森林，看到那么多的树木，有了一种久违的感觉。路上还有一个检查站，主要检查森林防火的，有一个妇女在登记车辆牌号和发放宣传单，目的就是保护森林和植被，为长期的泥石流减灾服务。到达山顶之时，我们看到了新搬迁的黑脑壳村，该村已因为泥石流灾害搬迁了两次，最初的老村距离泥石流滑坡地区只有400多米，后来，整村往后搬迁了500米。但是，由于泥石流滑坡区域扩大，村子距离泥石流滑坡地区又推进了，政府非常担心，决定整村搬迁到了山顶，这样就可以永久性地搬出泥石流滑坡的危险区域。据介绍，黑脑壳村和金龙洼村原来距离并不遥远，两村遥遥相对，鸡犬相闻，中间仅隔一条河沟，但是，由于泥石流滑坡不断扩大，两个村寨之间变成了峡谷。随着黑脑壳村搬迁到山顶，距离也越来越远。
我们最后到达了金龙洼村，这个村子与泥石流滑坡区域的距离约400米，是一个受泥石流滑坡危险很大的村寨。在村中，我们找到了一个老人，他带着我们观察了泥石流源头区域，在村边400米左右的地方，一块小麦地里用电线杆和电线拴着，形成了一道明显的分界线，这就是说，电线杆围栏之外就是危险区域，村民不能再过去或者种植庄稼。但是，我们看到，危险区域之内还是种植着小麦，并且一直种植到了泥石流滑坡的边沿，距离滑坡点不到一米，那已经是非常危险了，因为土地下面已经掏空了，只是伸出了一小块，村民竟然在这样的地方种植着小麦，其危险程度可想而知。我们在田地中看到了很多的裂缝，预示着这些田地可能在今后某一时期（如大雨之后）就会消失，成为更大的泥石流峡谷。老人对我们说：
泥石流滑坡就是把村里的田地一刀一刀地砍走了，我们的田地一点点地减少，对面的大洼中，曾经是一座山，那里有我们的旱地，84年的时候还在种植玉米和麦子，但是，现在整座山消失了，我们地也没有了。据老人讲，这里原来是没有泥石流的，后来，人们开始在这里挖山，听说山的筋骨被挖断了，就开始滑坡。在没有泥石流的时候，我们到阿旺赶集的时候就是顺着这个大峡谷去的，走路很快就到达河底了。现在，我们担心滑坡会往村寨这边移动，这样，村寨就要搬迁，但是，村里很多人家都盖了新房子，有的人家正在盖，如果刚盖好或者盖好几年后要搬迁就不划算了。
大白泥泥石流沟滑坡的源头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凹”字形结构，这个“凹”字形的低端就是金龙洼村居住的地方，而左边是黑脑壳村，右边是下羊子村。我们在与老人谈话的时候，不时看到了靠近黑脑壳村方向的陡峭的泥石山上冒着白灰，认真一看，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石头往下滚，说明滑坡仍然在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即使在没有下雨的时候也如此。金龙洼和黑脑壳村之间的箐沟在上游没有消失，从山上往下看，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沟里有清澈的水往下流，这些水就是在沙坝看的浑浊的泥浆水，在泥石流没有发生的源头，这些水是清澈的。
从金龙洼村再往山上走2公里左右，就是他们的村委会所在地拖落村，这里是中心小学所在地，附近所有的小学生都到这里上学，在十多年前，拖落村还有附属中学，但现在中学搬迁到阿旺镇去了。在金龙洼村访谈的时候，村民们也表示出了对于泥石流滑坡的担心。他们并不想搬迁，但是，对于这个居住在泥石流滑坡边沿上的村寨，我们可以预见，他们的搬迁应该是必然的。
（四）泥石流沙滩变废为宝：大白泥沟的东川泥石流汽车拉力赛
东川由于具备了泥石流的所有类型，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世界泥石流天然博物馆”，该地区的泥石流及其环境脆弱性独具特色。东川泥石流区域有河滩、湿地、涝塘、流沙、戈壁等障碍，具有唯一性、多样性、天然性、永不重复性等特点。2003年，东川开始利用泥石流资源开展汽车越野运动，并于2004年成功举办了东川泥石流汽车越野赛，之后连年举办，并且规模不断扩大，受到了中国汽车联合会和社会各界的关注。2005年～2013年间，每年5月初举办的东川泥石流汽车拉力赛发展为国际赛事，并得到充分的发展。到2014年，共有23个车队、61台赛车、122名赛员参加角逐。车赛期间，媒体运行部接待中央、省、市主要媒体及专业汽车媒体35家154人，参与为期6天的车赛现场报道。该赛事体现出当地泥石流的唯一性、天然性、多样性特点，是一种“变废为宝”的灾害利用方式。
五、东川环境脆弱性、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与泥石流治理
东川区的环境脆弱性，有的是自然因素形成，有的是人为因素形成。自然因素是东川地处小江断裂带的核心地区，地震灾害多发，造成了与地质结构和地貌有关的环境脆弱性。加之小江流域气候状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环境脆弱性。人为因素如前文所言的矿业开发和过度的损害环境，导致了森林覆盖率的严重下降，泥土砂石长期裸露和风化，造成了生态系统无法恢复，最终的结果是从一种生态系统向另一种生态系统的转化，经常发生泥石流灾害并影响当地人民。
东川区对于环境脆弱性的治理已经开始了很长的时间，但治理方式长期以来是以泥石流灾害的治理为主，泥石流滑坡灾害的防灾减灾是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东川泥石流灾害的防治是在中国科学院东川泥石流观测站的指导下进行的，在科学工作者的帮助下，总结出了别具特色的东川泥石流灾害防治模式——东川模式。但是，在小江流域的一些地区，环境脆弱性仍然严重，增加生态系统恢复力的工作仍然非常困难，投入了不少经费，收效甚微。由此，笔者认为需要通过生态系统整体观来统领地质灾害的防灾减灾工作。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中各个部件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互为条件的。比如，森林、河流、坡度、地质结构、环境状况、生计模式、文化、灾害等是相互联系的，我们需要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防灾减灾问题。因此，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社会群策群防和技术治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是泥石流滑坡灾害的防灾减灾的主要方法。 东川民间的泥石流灾害应对方式虽然是以搬迁为主，但是，泥石流发生地区的土地使用一直在持续，人们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地方开垦耕地，种植水稻和其他作物。由于每年都有泥石流灾害发生，田地变成沙地，但当地人民每年都在泥石流灾害之后又继续开垦耕地，这样的应对方式就基本没有停止过。村民在搬迁之后，并有没放弃开垦耕地的应对方式。只有到了政府将这些泥石流沙滩出租给商人，部分用于植被恢复，部分用于汽车拉力赛，农民的耕地开垦才得到停止，但是，泥石流对当地人的影响并没有停止，相反，还在以其他方式影响当地人民。泥石流灾害的治理在大白泥沟地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更为综合的建议是，需要把东川区防灾减灾纳入当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在发展中合理使用土地，科学开发和保护生态环境。东川地区山高坡陡、地质地貌复杂，极易发生地质灾害，加上历史上的过度开发、环境衰退等原因，使得这些地区成为泥石流滑坡灾害的高发地区。从目前的情况上看，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当代人要认识到的，这些地区的任何发展规划和项目建设都必须具有防灾减灾的内容。同时，东川泥石流灾害的防治应坚持短期和长期治理相结合，短期的泥石流防灾减灾应该是以工程防灾为主，中期可以考虑搬迁、工程等相结合的方法，而长期的泥石流防灾减灾必须走综合性的发展方式，那就是对生态系统进行保护，退耕还林，使系统的恢复力不断增加，从根本上保证生态系统处在安全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才是泥石流防灾减灾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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