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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在卡特里娜飓风前后的时期中，执法机构、市政府官员以及高档居民选区在针对新奥尔良非裔美国工人阶级的性格形成仪式和日常社会实践时，试图对之进行罪犯化和监控的变化方式。这里的仪式和实践包括被称为“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游行活动。本文指出对这些实践的罪犯化和监视行为，只有置于新奥尔良种族化的阶级差异生产中，并将这个生产过程置于社会建构的空间中，才能被理解。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背景下，城市的强制疏散让高档居民选区和专业城市规划者得以将城市重建想象成一个可以通过建筑关系的创造达到的目标，而这种建筑关系可以成为数轮资本投资的载体。这种城市修复的愿景，忽视了一个重要元素，即相关社区的居民非常重视对前卡特里娜飓风时期居民的回归和安置问题，这些前飓风时期的居民正是“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主导者。本文探讨了对“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监管、监督和罪犯化如何长久以来在美国被作为维护霸权秩序的机制，也分析了规划、种族和社区高档化改造之间的亲密联系。
[关键词]灾难;城市规划;种族;治理术;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36-14
作者简介：罗伯托 E. 巴里奥斯 （Roberto E. Barrios）， 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区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李全敏，博士，中国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余昕，博士候选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超级星期天”是非裔美国人的一个历史性狂欢节，一般在圣约瑟夫日（3月19日）前后的周末举行。游行参加者穿着由串珠和羽毛精心制成的服装来模仿美洲平原原住民部落的穿着，并称自己为“狂欢的印第安人”（Mardi Gras Indians）（图1）。这种穿着华服的行为被称作化妆术（masking）。印第安人按照部落组织，部落之间有等级差别。成员在印第安人的不同生命阶段获得不同的称号，如间谍男孩（Spy Boy）， 旗小子（Flag Boy）和大首领（Big Chief） [1][2]（P.11-121）。
化妆术是一项既包括竞争又需要协作的活动，它涉及不同部落酋长之间仪式化和美学化的言语及身体的搏斗[1]。印第安人在对抗中使用有韵律的呼叫声构成的切口（esteric），配合珠绣服饰对对手进行美学式的攻击[2]。服饰是手工缝制的，生产它们是一个公共活动，需要亲友协助。制作服饰需要大量的劳力和金钱的投资，制作过程也通常延续数月，期间包括按周划分的不同制作阶段[1][3]（P.117-150）[2][4]（P.461-483）。
图 1住宅区的“超级星期天”期间“狂欢的印第安人”游行 （笔者拍摄）
印第安人的化妆术通常被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期。在当代叙事中，“狂欢的印第安人”将这种行为的起源解释为一种向当年斗争的致敬，目的在于缅怀当初那些被种族歧视为“他者”、并遭受美国建国初期的种族屠杀的人口。新奥尔良草根历史学家罗纳德·W·刘易斯（Ronald W. Lewis）是这样解释“狂欢的印第安人”的起源：
走出奴役，非裔美国人不为社会所接受。通过装扮成美洲原住民，他们创造出对于力量的认同。美洲原住民面对所有的压力和胁迫都不会让步。这些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几乎被赶尽杀绝。走出奴役后的非裔美国人感同身受，“你们不给我们社会中的立身之地，那我们就自己创造。”通过化妆术，他们对美洲原住民坚持自身认同、并对社会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表示敬意：不管如何，你都不要停止[1]（P. 65）。
和“狂欢的印地安人”的化妆术类似，“第二线”（Second Line）游行是针对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种族歧视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而出现的一种行动。“第二线”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行进的由大号、低音鼓、小鼓、长号、小号组成的爵士乐队;一群身着华丽服饰的舞者;和一组参与的观众 （图 2）。总之，乐队和舞者组成游行队伍的第一线，而伴随的观众形成第二线，游行以后者命名。舞蹈通常由社会援助（Social Aid）和娱乐俱乐部（Pleasure Clubs）表演，这些组织是一些互助慈善组织，形成于19世纪末的非裔美国人的工人阶级社区，旨在帮助他们的成员支付如葬礼之类重要仪式的费用[5]（P.744-764）[6]（P.472-504）。
图 2新奥尔良第七区社会援助和娱乐俱乐部的彼得·帕克和杰拉德·普拉腾堡（笔者拍摄）
“超级星期天”和“第二线游行”作为仪式化的实践，在新奥尔良城市景观中出现了，这里的居民通过在特定的区域中居住和使用空间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种族化的阶级认同，这些空间将他们自身与他们所认为的种族他者相区别[7][8][9]（P.12-57）。通过“超级星期天”和“第二线”，在社会-政治被边缘化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占用了城市的特定部分，将自身从种族不平等的图景中，社会性地重塑进了生产惯习的意义空间[10]。因此，在罗纳德·W·刘易斯对印第安人化妆术来源的叙述中，空间的重要性被突出为：‘你们不给我们社会中的立身之地，那我们就自己创造。
我在这里使用惯习（habitus）这个词汇，来指称一个实践的复合体，通过它人们有意义地构建社会关系和都市空间，并在体验这些关系和空间的过程中塑造了他们的具体性情（embodied dispositions），通过后者，他们即兴地和创造性地构建了他们的世界。“第二线”的演员和“印第安人”被组织成不同等级的角色，借以传递新奥尔良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社区所认可的价值观和责任观。例如，要成为一个大酋长 （图3），除了要穿着精心制作的串珠服饰外，还需要履行职责。大酋长在部落成员遇到困难时要提供咨询和资金援助，也只有通过长年为部落服务、展示他们对部落的忠诚以及自身的领导能力，他们才能获得这个称号[1][2]（P.11-121）。“第二线”舞蹈团中的角色同样也传递出其参与者认可的社会价值。 图 3 维克多·哈里斯，曼丁哥族的大酋长，Fi Yi Yi的灵魂 （玛丽·马修斯提供图片）
大人物（Big Shot）（表示拥有超大雪茄烟）这个角色由特定的舞者扮演，来象征人们所期望的生意成就和社会地位。在一些情况下， 社会价值由第二线全体成员来表达，如同“苏丹”（Sudan）和“黑人劳工”（Black Men of Labor）的例子。这两个群体都表达出对北美消费主义的明确批评，除了类似“第二线”群体的著名的对炫耀性消费的批评，这些群体还强调 “工艺、音乐修养和团结”[1][6]（P.488）。例如，2010年在他们的劳动节游行期间，“黑人劳工”身着在哈林区用西非布料手工定制的制服游行。手工制作的制服表达了对时尚产业所追捧的名牌服装的蔑视。与他们对音乐修养和团结的强调一致，“黑人劳工”的乐队由来自城市各地精心挑选的音乐家组成，并被观众追捧为由本城最优秀的艺术家免费奉上的演出。
“狂欢的印第安人”中等级化的头衔，还有“第二线”团体表演出的社会角色，并非仅在于展示，同样也意味着体验和模仿[2]， 因此它们也构成了一个隐秘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过程，惯习模式（modalities of habitus）得以在许多新奥尔良社区中传播。对于“第二线”和“狂欢印第安部落”，突出孩子们的参与颇为常见，因为后者正是在装扮成印第安人和大人物的角色过程中，了解到自身社区所认可的社会价值[1][6]。
在塑造新奥尔良人持续性的情感和性格之外，“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独特的视觉盛宴，从而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用曼丁哥族勇士、“狂欢印第安部落”成员柯林斯‘教练’刘易斯的话来说，这些访客“到新奥尔良来寻找精神的存在”（2010年田野笔记）。“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的市场价值也并未被市内数百万美元的旅游业淹没，他们的图片被用于本市旅游宣传的印刷品里[6]，以及法语区流行音乐俱乐部的装饰照片中。
尽管“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对城市居民性格塑造和为旅游业提供文化资源的意义都非常重要，他们照样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新奥尔良警察局的骚扰和暴行，另一方面备受某些舆论批评，认为他们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的几年中，在高档居民选区（gentrifying resident constituencies）中造成了社会乱象[11][12][13][14][15]。有几次，警察接到举报，说“印第安人”公然挥舞武器并扰乱社会治安，于是和后者产生冲突。2005年的春天，新奥尔良警察局中断了“超级星期天”在上城区的庆祝活动，并逮捕几个“印第安人”。这场冲突刚好发生在特里娜飓风前，结果是新奥尔良警察局官员、市政府官员和 “狂欢的印第安人”的核心成员在2005年6月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在陈述过去几十年对“印第安人”暴力镇压的证词时，酋长中的首领艾里森“图泰”蒙大拿死了[16][17]。
卡特里娜飓风后，“第二线”也面临着来自警察局的天价征罚，借口是舞蹈是暴力场所，因此需要加派警力监督。在飓风之前，警察局要求游行者为一个执行任务四小时的警察特派队支付1，200美元，2006年的春天，此费用被毫无根据的提高到高达8，000美元。新奥尔良警察局官员为这次费用高涨辩解称，某次“第二线”在城中卡偌顿地区游行后发生了枪击，因此在舞蹈期间需要加强警力[11][12]。尽管枪击事件并非“社会援助”和“娱乐俱乐部”的成员所为，而后来证明是源于与此不相关的附近居民的争执，通过收费行为可以看出，警察局还是默认将“第二线”作为城内暴力的肇事者。此外，第二线也面临着警察局在垂暮（Treme）历史区的镇压，城里的许多居民认为该区是这些游行的摇篮。
对“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的监视和镇压引出了问题：政府、警察和高档居民选区的这种做法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作为一些人的丰富文化遗产和另一些人的经济资源，对它们的审查、监管和镇压是如何被视为一种合理的行动？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重建过程中，这些管理和监督的做法如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 在本文中，笔者指出对“第二线”和“狂欢印第安人”的罪犯化、监视和警察干预种种行为，只有置于新奥尔良种族化的阶级差异生产中，并将这个生产过程置于社会建构的空间中，才能被理解[9][18]（P.451-468）。
因此，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而不是尽管（斜体为译者所加）——“第二线”和“印第安人”化妆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才使他们长期被政府和希望在社会等级系统中保持地位的其他居民管制、监控和毫无保留地压制，这种关键性作用，在于前者对城市空间的重新利用以及塑造城中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具体性情。笔者也认为，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新奥尔良市对居民的强制疏散，为政府官员、专业城市规划师和地方精英制造了一个错觉，以为自己面对全新的机遇，即风暴之后，城市灾前的社会挑战（总是指向城中社会政治边缘化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全部被清空，成为了一个可以通过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全新空间。在这里，我用“新自由主义”来描述一个文化和政策的运动，它试图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化为资本家实用主义的话语以及成本-收益的投资逻辑[19]（P.88-98），在此，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信条。在探索这些问题之前，本文将梳理现有的讨论种族和社区改造之间紧密关系的人类学文献[20][21]（P.1-36）
一、种族、空间和治理术
当代关于种族差异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殖民接触的各种经验[22][23][24]。 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定居点中，欧洲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像在墨西哥中部、路易斯安那东南部和爪哇等地的生活，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日复一日的暴露在那些有别于欧洲大陆的殖民地“他者”及与后者的殖民遭遇的实践中。
种族中心主义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者发现异族后，这些遭遇逐渐汇聚成了某种关于自我的观念、情绪和价值观——如果不是道德上的厌恶的话[25]。 日复一日的实践活动，对在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的性格和情感有重大影响。正如布迪厄指出的，人们通过体验和经历社会性建构的空间和关系，来感知和体现特定的性格和情感， 也正是通过这些被感知和体现的性格情感——它们构成了体验身体和情感的方式——他们才能即兴地参与到他们的环境和社会场合中[10]。 殖民地管理者和欧陆哲学家通过种族话语，来解释殖民定居者性情的这种转变。殖民地的社会和环境状况被认为使欧洲殖民者的体质和人格（constitution）退化，殖民地官员们因此发明了新的种族类别，如划分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为克里奥罗（criollo）和克里奥尔人（creole）。例如，术语克里奥罗（criollo）， 起源于西班牙词汇criar（抚养）， 用它来表达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西班牙人在理论上比他们的大陆同胞低等的情况，因此表明在法律上这也应该成为事实。
上述殖民地生活对于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的性情的影响，催生了大量的科学活动，旨在通过对人体的控制，在殖民地状况下培养大陆性格（continental dispositions）和“种族纯洁”[26][24]。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出现了各种专业知识，关注婴儿及成人的身体管教和塑造。这些专业知识表现为各种育儿手册和全景敞视的（panoptic）学校和监狱。米歇尔·福柯（Foucault）和安·劳拉·斯图尔（Ann Laura Stoler）认为，有关身体约束的这些知识和实践构成了塑造资产阶级社会性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这个过程将殖民地的种族话语紧密联系到阶级型塑的日常实践中。
被感知到的源于殖民地生活的退化性影响，以及随后的文化反应，其实是西欧在政治权力操纵方式转型这个更为广泛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政治权力封建模式的转变期，之前的政治权力在于君主通过掌握被统治者的生杀大权以保护王朝财产，之后的政治形态是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权利biopolitical power），体现为技术专家治国（technocratic）、官僚化以及生命形式的培养作为监管国家的主要目的[27][28]（P.87-10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规划，它体现为一套专家知识，通过建筑形式的创造来设想社会规范（这套规范定义于十九世纪晚期法国社会政治背景中），这些建筑形式同时按照生命政治的标准掌控和最优化了人体[29]。随后，现代都市化作为一门城市规划的一个科学，意在生产一种国家化的种族;“种族”，在此意味着一种被建筑设计规训的生活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所塑造的集体的社会身体。此外，现代都市化的出现与作为“‘人’的科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是同时的，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创造社会福祉的合理机制。
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展示，在城市规划、种族和现代形式的治理三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复杂历史中，对监视和罪犯化“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行为的分析构成了全新的篇章。在新奥尔良始十八世纪初初建时，笛卡尔的空间概念允许殖民地管理者将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想象为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建构起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不必像同期的欧洲城市那样深为社会问题所累。笛卡尔有关空间的这些概念是制造殖民边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可以把土著居民居住的领域 （在路易斯安那的例子中的侯马、纳奇兹和乔克托） 想象为“空无一物”，可以毫无阻碍的进行占有利用及私有化[30][31]。在此观念中的新奥尔良，将是一个以当时正在形成的理性观念建设和组织的城市，并因此将成为一个可以确定无疑的生产种族化的欧陆法式性情的空间。
与城市建立相伴而生的是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是利用纸币和资本主义的首次尝试，并于1720 年因财政崩溃倒闭[23]。密西西比公司的失败伴随着文化的克理奥尔化（creolization）进程，克理奥尔化是一个源于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术语，用来表示来自不同谱系的物质文化、烹饪技术和日常实践的创造性统一和综合，这些谱系包括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法国人。这种克理奥尔化与密西西比公司的失败相结合，被殖民当局统治者认为是殖民地未能实现其乌托邦期望的又一标志——这种期望挟带着以性情为基础的关于种族化身份认同、纯洁性和差异的观念。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奥尔良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殖民地，这个城市甚至已经有了某种名声，即一个资本主义注定被颠覆之地——当地居民通过仪式、日常行为和节日活动生产着自己社会性的空间和时间[23][6]。
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强制疏散，使当地政府官员、职业规划师和高档居民选区再次将城市视为一个全新的舞台——一个抹去了其历史形塑的社会形态的全新空间。在灾后恢复的这些愿景里，新奥尔良成为一个能（重新）建构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城市。然而，城市恢复的这些愿景已经遇到了显著的阻力，部分市民通过“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实践对城市空间已经赋予了自己的认识，这不是卡特里娜飓风所能洗刷掉的。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笔者将新奥尔良种族特定地方的地方历史在特定空间中所生产的性情差异。在回顾中，笔者密切关注市政府机构和高档居民选区对“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管制、监视和罪犯化行为，如何长期以来构成了维护城市中支配时间和空间秩序的机制——在这种秩序中，种族差异被表现为空间的距离，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最后，笔者将这样的分析用于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情形，其中专家对于城市重建的愿景，构成了一种针对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全新的结构性暴力形式，通过以都市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城市（重新）建设，从而限制了全市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回归。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福柯所描绘的安全原则（axioms of security）、监控和现代治理术发展进程，在多个场合（警察局办公室、高档居民区组织的网上博客和政府批准的修复计划的网络页面）被各种角色（市政府官员、专业规划师以及在城市种族化社会阶层中有上升野心的居民）上演着，其影响，是复活了恰恰是当初“狂欢的印第安人”运动希望铭记的——美国边疆生活中的种族灭绝暴力。
二、罪犯化身体、制造不同
因此城市是一个作品，它更接近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产品。如果有城市和城市社会关系的生产，那也是一个由人类所主导的对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物体的生产。城市有历史，它是一个历史的作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历史背景中由明确定义的人和群体共同完成的作品[32]（P.101）。 在其二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新奥尔良已经成为一个由于居民通过社会的建构城市景观而生产种族差异的城市[8][9][18]。新奥尔良是一个由位置（你住在哪里）和实践（在你的住地你做什么）来表示种族化身份的地方。当城市始建于十八世纪的时候，今天被成为“法语区”（French Quarter）的区域，在法律上规定仅限于对纯种的法国后裔开放[9]。按法国殖民地期的法律，非洲奴隶可以解脱束缚赢得出路，到18世纪下半叶，全市得到解放的非洲工人和非裔美国人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长。此外，因法国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之间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法语社会群体类别，这些人在十九世纪被认定为克里奥尔人（Creole）[23][9]。在十八世纪后期后，获得自由的非洲人、非裔美国人、克里奥尔人和新近的欧洲移民开始在离殖民地法语区（由于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较远的海拔较低的区域收购土地。毗邻法国区的法堡垂暮（Faubourg Treme）区，就是这些早期扩张的区域之一[33]。今天，“狂欢的印第安人”核心成员柯林斯 ‘教练’刘易斯回顾这片区域早年轶事时，暗指这片区域是新奥尔良的霸权阶级将他们眼中的“他者”限定在一定空间中生活的结果。与此同时，他的回忆也提到了垂暮区发生的克理奥尔化过程，此区域是这些“他者”借以安生的地方：
此区域呈多元化。这里有很多的人，黑人和白人来来往往。当船一靠岸，到垂暮区来的都可落脚。大家聚在一起，有了音乐、美食和文化 （摘自2010年笔者的田野记录，强调问笔者所加）。
垂暮区在建设初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但是在十九世纪期间这种多样性开始转变为种族分化。在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后，城市管理的特色转变为以黑人/白人的种族二元话语为主导，这极大的区别于法语殖民地关于种族差异的观念，即强调法国语言和文化在制造克里奥尔人、解放非洲奴隶和“法国化”美国原住民过程中的作用[9]。随着内战的结束，新奥尔良市见证了解放的非裔美国人向城市地区的大量涌入[8][9]。这个过程与黑/白二元种族话语的结合，威胁着自我认同为克里奥尔人的新奥尔良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许多克里奥尔人建立了新的郊区，如在法语区北部和东北部的第7区，以此希望能够从空间上与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相区别[7]。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今天在新奥尔良所见的“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化妆术发展起来。这种形式是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在从前环加勒比非洲流散群体的游行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些先行的实践使得社会政治边缘化的群体得以挑战霸权的社会秩序。游行占据了公共场所的显著位置，并为各种对现状的批判提供了表达的场所[6]。正是因为他们具有颠覆种族化和阶层化的社会秩序的空间维度的潜力，这些早期游行的做法本身在十八世纪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例如，最早提到非裔美国人化妆术的言论之一，来自1781年“市政厅的条款和记录”，谕知“各种形式的化妆术、羽毛的穿着、在当地小酒馆的聚会以及黑人的公开舞蹈 [将] 在这个狂欢季被禁止”[5]（P.66）。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国家认可的种族隔离的结束，标志着新奥尔良历史上的种族/阶级空间化的另一个分水岭。学校和公众场合废止种族隔离的举措煽动了以种族为动机的迁徙，促使了大量自我认同为白种人的居民向郊区搬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人口普查显示，城市失去了20多万居民 [7] [34]。从西部郊区梅泰里到东部城市沙尔梅的居民呈指数级增长，因为这些居民试图从空间上与新奥尔良非裔美国人保持距离。这些每日都在发生的空间分离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被诸如杰斐逊教区警察署之类的非官方政府机构的政策所补充强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警察机构因为其毫无顾忌的种族压迫行为而全国闻名，这是指在整个教区范围内限制非裔美国人的空间流动。例如，警长哈里·李作出公开声明：“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白人社区？” 以及“我们知道哪里是问题区域。如果看到黑人在角落聚集，我们会去和他们对峙”[35]（P.1）[36]。在李警长的话中，可以看到警察如何在维持新奥尔良郊区基于空间的霸权种族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以及在这些秩序中，非裔美国人种族化的身体和日常实践如何单独就构成了可能冲突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非裔美国人的中产阶级也搬出了市中心，并在新奥尔良东部建立了居住区[37]（P.314-321）。种族隔离后郊区居民的陡增导致新奥尔良中心街区如垂暮区的衰落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郊区人口的增长使生活在城市中心区域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远离了重要的公共服务和经济资源[37]。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垂暮区是市区重建项目的焦点，这个过程进一步排挤了周围业已迅速衰落的商业区。其中一个项目涉及在北克莱伯恩大道上建设高架高速公路，这条大道是一个经济繁华的地方，也是“狂欢的印第安人”和“第二线”游行的必经之地。高架高速公路在今天被认为缓解了沿线商业产生的庞大车流量[38][39]。不管城市规划者的设计如何，垂暮区的居民仍在随后几年内在高架公路的下方重新占据了这个空间，利用这些空间进行“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庆祝活动（图4）[1]。
图42006年恢复的新奥尔良“第二线”在I-10桥下的游行 （瑞克·布鲁尼拍摄，舞蹈与羽毛档案馆友情提供）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城市规划者还建造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这个项目使175个家庭流离失所，而且围绕公园的混凝土围栏也隔断了居民穿过此地的通道。公园的围栏也把被称为刚果广场的空间围住，这里曾是殖民时期非洲奴隶聚集、举行仪式和表演的场所[38][9][39]。今天，垂暮区的居民仍将这个项目视为一种市政府对这一社区单方面、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任意行动。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许多一辈子生活在垂暮区的居民是根据人文景观而不单是其建筑结构来定义社区的。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这些居民所了解的垂暮区是“一个由人类主导的对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物体的生产”，并且将通过法律强制对许多家庭的拆迁视为一种破坏社会和文化的行为。此外，公园的围栏限制了居民在这片区域的活动，切断了他们进入法语区的通道，而后者是一个工作和娱乐的重要场所。 三、垂暮区的惯习、种族和阶级
在卡特里娜飓风前的二十多年期间，垂暮区迎来了一批被其丰富历史资源吸引的新居民[12]。新来者中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历史保护主义者团体，他们强调社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这些新的居民呼吁加强对“第二线”的制度监督。以2006年为例，其中一个居民在“新奥尔良改造”在线博客中把游行与“疫病罪恶和污垢”相联系：
卡特里娜飓风前，它[垂暮区] 深受毒品暴力所害，这也是“第二线”数年来都存在的问题。“乔的舒适角落”（Joe’s Cozy Corner）是杀人的据点。北罗伯逊街仍然承受着一些持续的恶势力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风暴创造了领导的真空，当然在此之前，也容许了犯罪的滋生。我们认为是时间来启动[原文]一个非常坚实的、管理非常专业的社区组织，欢迎所有居民，泯去所有恩仇，抛开过去由那些并未对这个区域起到积极作用的团体所导致的不良情绪。卡特里娜飓风后，疫病贫民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难民营。“历史的法堡[原文]垂暮区”（The Historic Faubough Treme）组织关注该区小范围的有悠久历史的区域，并致力于解决我们的犯罪疫病和污垢（新奥尔良改造 2006）。
这个匿名的垂暮区居民笔下的卡特里娜飓风，开启了针对社区的社会景观清理的全新空间。风暴创造了领导的真空。这对于机会主义的法堡垂暮区街坊协会成员是一个全新的空间，让他们急迫的将带有资产阶级意味的主观意志填补其中，正如他们对社区生活的专业化管理。相反，对于终身都生活在垂暮区的居民，这个博客传达的紧迫性和危险不仅在表义上是夸张的，在实际行动上也是雷厉风行的（如， 关闭地标性的社区酒吧，禁止“第二线”游行），这些行动将社区中的矛盾提升到象征的层面，并威胁到重要的惯习形成的机制。以2007年10月2日为例，当地的报纸，《时代花絮》（The Times Picayune），在其网络版上发表了题为“垂暮区的文化、变迁、冲突”，记载了一次警察对“第二线”自发游行的镇压，这次活动由社区音乐家组织，目的是为纪念一位死亡的同事。这篇文章解释道：
警察无视传统的祭奠仪式，他们的过度反应和一边倒的镇压行动引发了双方的对抗，并点燃了社区居民的怒火。也有人说，这场事件是一群装备良好的新来者对旧社区的文化历史的严重打击，前者恰恰是被垂暮的历史吸引而来，并认为这种历史遭受到了威胁[13]。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比佛利·加里，一位65岁的垂暮区的终身居民，他总结了这个社区的新近移民和长期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说道， “他们希望在垂暮区生活，却希望用他们的方式生活……我说，你们所见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的方式” [13]。
在2010年7月，柯林斯·刘易斯阐述了比佛利·加里所说的“我们的方式”， 称其为一种对实践的情感，如“第二线”就是垂暮区居民在这个新奥尔良社区长期生活所培养的实践行为。同时，刘易斯先生接着提到了警察局对垂暮区进行攻击的种族层面，这些攻击主要针对大多数居民的性情形成的实践：
住在垂暮区，每天都有音乐。人们都知道这就是这里的生活。不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不会明白的。警察不懂新奥尔良的文化。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过的，这就像去教堂。音乐响起，我们可以跳舞四个小时。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黑人才能理解的事情。外来的人不会理解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2010年田野笔记）。
很多人对社区“文化”概念的理解都和哈里斯先生一样，他们将“文化”视为通过社会性建构的空间——例如“第二线”——而体验和理解的东西。2007年夏天，谢丽尔·奥斯汀，一位垂暮草根组织的核心成员，在谈起终生生活在垂暮区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和最近定居的移民之间的抗争时，说道：
我们有文化差异。我喜欢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手里拽瓶啤酒。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看不顺眼……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再加上改造工程。他们希望一间酒吧都别开，他们不待见年轻人穿着T恤衫和破牛仔裤，他们看不惯任何人闲逛。这些文化的东西都开始在改变。在这里生活了很短时间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年都算一个很短的时间，二十年或以下——他们想要“第二线”在游行之后清理自己的痕迹……在垂暮区长大，这里有酒吧、教堂和墓地，这样你才知道你家在哪里！对我来说，如果你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你就不会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乐趣。那些想要改变垂暮区的人，他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把那里拆掉重建成他们希望的模样。对于外人而言，这里最重要的是建筑。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眼中的社区，而不是建筑 （2007年田野笔记）。
谢丽尔·奥斯汀和柯林斯·刘易斯的评论，将各种空间像酒吧、教堂、墓地和像“第二线”那样的活动以及闲逛行为，和性情的生产相联系，这些性情是终生生活在垂暮区的人所特有的（图5）。此外，这些性情赋予了垂暮区的老居民们对社区日常的社会实践和礼仪庆典的深刻同情和理解——如果你没有在这里长大，你就无法理解住在这里的乐趣。不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人无法理解这点。奥斯汀接着评论了工人阶级的居民和那些新来并且体面的中产阶级历史保护主义者们在社会性的构建社区空间时采取的不同方式：
图5 社区酒吧如烛光休息室是垂暮区居民每天社交的重要场所
垂暮是一个遍地都是音乐的社区。孩子们顶着纸箱，尖叫着从人家的房子里穿进穿出。那些人想住得离法语区近些，便于到那里去做生意，然后再回到这里，关上百叶窗，不和任何人来往。他们就是不愿意和街坊说说话。（2007年田野笔记）。
在谢丽尔·奥斯汀的叙述中，工人阶级的“自己人”居民通过如“闲逛”（这个行为本身足以构成杰斐逊教区所谓合法审查的理由）和“第二线”的做法，充分利用了街道，他们是从社区的“外人”那里，意识到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区分。孩子们穿过人家房子的行为传达了一个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家是一个混合了相互交流的外部空间的场所，后者包括街道、门廊、前廊（许多新奥尔良人习惯社交的重要空间）。与之相比，社区外来者却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比如关闭百叶窗以及拒绝与街坊社交，严格的分离了私人和公共空间。 对柯林斯“教练”刘易斯来说，儿童时期“在人家房子里穿进穿出”的经验是成为伟大的印第安酋长和吹奏乐队乐手的关键部分。哈里斯谈到他自己的青春，说道：
我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这是命中注定的。我有这样的条件。我妈从不管束我。她明白化妆术的全部意义。（2010年田野笔记）。
这段话表明刘易斯清楚地意识到，使他成为一个“狂欢印第安人”成员的惯习模式（modality of habitus），是处于新奥尔良社会性生产出来的种族差异图景、以及图景所规定的合法性范围之外的。“我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黑人才能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将奥斯汀和哈里斯的论述和诸如“新奥尔良改造”和“垂暮区的文化、变迁、冲突”等文章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到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新奥尔良存在的各种关系：关于垂暮区城市空间如何使用的争议、市政府机构如警察局的工作、高档居民选区的社区发展举措等等。一方面，我们看到“第二线”不过是一种更为频繁的日常行为的一部分（泡附近的酒吧、闲逛），这些行为实践被社区的老居民视作形成性情的关键，而这种性情标志了垂暮区与众不同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新近到来的专业化、高雅化历史保护主义者，他们认为“第二线”和附近的酒吧需要监视和改造，将公共和私人空间相区隔——我将这样的行为解释成规训的实践（disciplinary practices），它让种族式阶级差异的具体形式得以滋生。
四、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修复规划
将城市定义为循环和交流的网络，视为信息和决策的中心，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来自一个特别武断和危险的归纳-推断，用恐怖主义式的视角，将自身视为唯一的思想和完美的教条。这种想法的结果就是管道的部署、道路的修建，以及以科学和科学严谨自诩的算计[32]（P.98）。
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垂暮区，政府主导的恢复计划加剧了已经存在的高档居民选区和工人阶级的老居民之间关于城市空间使用的紧张局势。正如我们将在这一节看到的，卡特里娜飓风带来了一个机会，让市政府官员、规划人员和高档居民选区把新奥尔良想像成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能够通过循环和交流的网络及其物化形式（重新）建造的领域，而这个网络正是亨利·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城市中“来自一个特别武断和危险的归纳-推断”的产物。它将人类历史创造的人性的杰作（oeuvres），变成水管、道路工程以及“以科学和科学严谨的名义自诩”的计算[32]（P.98）。这些归纳和推断阻碍了由于卡特里娜飓风而流离失所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回归，将他们的回归对社区重建的意义视为无足轻重。无论是市议会的兰伯特计划（Lambert plan）（2006年夏天提出草案），还是统一的新奥尔良计划（Unified New Orleans Plan）（2006年秋季出草案和2007年定稿）都提出，社区的重建有赖于物化组织关系（architectonic relationships）的创造，这将鼓励在该地区一轮又一轮的资本投资。这些主张与社区“自己人”对灾难恢复的愿景截然不同。在后者看来，灾后重建的主要措施是重新构建社区的人居环境，这将有助于继续那些被垂暮区居民称为“我们的方式”和“我们的文化”的惯习模式。2006年的春天，新奥尔良市议会聘请了建筑设计师保罗·兰伯特和希拉·丹兹为卡特里娜飓风期间被洪水淹没的社区起草修复计划。兰伯特又将垂暮区的修复计划起草工作转包给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建筑公司齐斯科维奇公司。三个月过后，齐斯科维奇团队为该区域设计出了一个计划，提议拆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在北加邦大道上建造的那部分州际公路。
2006年7月13日，团队向集合在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居民介绍了他们对垂暮区的计划，该教堂是社区历史地标之一。伯纳德·齐斯科维奇，团队的首席建筑师，介绍了计划，说道：
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想将有一定历史的加邦路建造成一个带有林荫大道、人行道和植树带的公路。我们计划拆掉I-10区的部分区域，我们的想法是给人们一个美丽的林荫大道 （2006年田野笔记）。
在建筑师的背后，便携式投影仪显示了北加邦大道未来可能的水彩画般的图像。该图像显示出一条宽阔的街道，在人行道和精品零售商店的空间中种植着树木。沿着人行道，行人被描绘成白色的轮廓，衬托在用大片颜色涂染的建筑和街道之中。该项目的重点是通过拆除高架的高速公路来建造一个繁荣的商业区，却忽视了垂暮区的许多社会特殊性。例如，将人们渲染毫无特征的白色轮廓，似乎正好象征了社区的老居民口中那些“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把那里拆掉重建成他们希望的模样”的新来的体面人。在这里，轮廓和社区外人共同成为了毫无特性、可替代的存在。结果是， 该计划强调经济转型，却没有考虑那些内部人所强调的老居民的重要性， 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些老居民不可替代，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并且承担了举行“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庆祝活动的责任。此外，该项目提出了建筑关系的创造，其必要性在于被认为可以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资本投资产生社会福利，却与垂暮区内部人所产生的长期性情（教堂、墓地，街坊酒吧，“第二线”）毫不相干。正如伯纳德·齐斯科维奇所解释的：
在投资潜力方面，修复计划变成可出售的。联邦政府更加愿意的是投资5美元以得到25美元的回报，而不是把5美元用在社会服务中 （2006年田野笔记）。
但是这种以资本家实用主义逻辑作为城市复苏基本原则的草案遭到了长期生活在该社区的老居民的反对。在回应伯纳德·齐斯科维奇阐述时， 一个居民说道：
阿姆斯特朗公园[该公园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围墙限制了垂暮区居民穿越刚果广场的通道]也是一个计划。 一百六十四户人家被搬走了。该计划从未成功过。您提出的计划，绿色空间，一切听起来就像是整个区域将被商业化。我知道在场有很多房主。（在当年的计划中）没人有权表明，我们的社区会是什么样 （2006年田野笔记）。 2006年的夏末，市议会的兰伯特计划被由国家机构（路易斯安那州重建局Louisiana Recovery Authority）、国家慈善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地方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大新奥尔良基金会The Greater New Orleans Foundation）所拟定的参与式计划工程取代。新的规划工程被命名为统一新奥尔良计划（Unified New Orleans Planning，即UNOP）。2006年12月16日，来自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建筑设计公司霍克公司的建筑师， 向一些集合在当地一所中学的垂暮区居民陈述了一个修复社区的新计划。
陈述围绕着一幅图像展开，这幅图像后来成为了UNOP在垂暮区计划的首页（图6）。图像以俯瞰的角度显示出城市的中心街区。垂暮区在图形的中心，上面叠加着相互垂直交叉的半透明红色箭头。在图像里，穿过垂暮区的箭头在视觉上模拟出人和资本的理想循环路径，UNOP的专业策划人员认为这是灾后重建和恢复的一个必要条件。
图6 为垂暮区和邻近街区制定的统一新奥尔良规划 （UNOP 2007： 3）
同样地，如同齐斯科维奇的计划，建筑师呈现出的社区不是出于内部人的视角，依据诸如教堂、社区酒吧和“第二线”这些促使了这个区域的体验和性格情感形成的社会结构空间，相反，他们使用的是越过了地方性的经济生产力语言，这正是本节开篇所引列斐伏尔批判的循环和交流网络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例子中，它使用了一系列如循环节点和通道的词汇，这些被规划者视为制造最优社会效应的必要机制。霍克规划团队的一名成员在介绍此图像时说道：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的潜力是什么？ 历史上，它很重要。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是新奥尔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阿姆斯特朗必须连接到河流和城市公园。我们需要考虑它和杰克逊广场和伊贝维尔的关系……. 垂暮区需要被整合进两个走廊，一个是与法语区和拉菲特相连，一个是与伊贝维尔相扣 （2006年田野笔记）。
在本次陈述中，霍克团队设想将垂暮区的重建纳入到一个建筑物构成的走廊网络中，这些走廊颇有列斐伏尔笔下管道的意味。这些走廊将把垂暮区（及其邻近的阿姆斯特朗公园）连接到其他地标，例如伊贝维尔（城市主要的公共房屋设施之一，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面临拆迁和重建）和杰克逊广场（全市旅游产业的中心），为的是促进新奥尔良中心街区的人员和资本的流动。在这个城市复苏的愿景里，只要人和资本的流动流经城市的中心，卡特里娜飓风前居住在垂暮区的居民是否能够成为明天的新奥尔良人根本无所谓，更遑论这些老居民对这一区域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惯习模式。因此，不少居民很快地表明了对霍克修复计划的反对[40]。在一次回应申明中，穆萨·尤班克斯评论：
有两点。一个是关于可以负担的住房。又一次，又一次，我们在第4区申明，我们都非常害怕在圣托马斯发生的事情[一个新奥尔良公共住房项目，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重建，目的是将中下收入家庭的住房纳入考虑]。两千个家庭被搬出，只有约100个家庭返回。新奥尔良市的“混合收入”，意味着同样的事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来这里。
目前有一些事情，即：现在我们面对那些想要重返家园的人怎么办？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办法，包括将尚存的房屋收拾好，接纳返乡的人。无论如何，有些事情必须要放在这些计划里。他们在租房子住，我们必须让这些人回来。住房问题在哪里？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2006年田野笔记）。
卡特里娜飓风后，新奥尔良房委会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决定拆卸和重建50%的城市公共房屋部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洪水的损坏。市议会的兰伯特计划和UNOP计划都将这一决定作为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接受了。在另一方面，居民声称位于垂暮区的公共住房是社区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应该被允许立即开始筹划重新开放事宜，以接纳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居民的这些请求被专业策划人员在程序上否定了，这些专业的策划人员将城市居民的强制疏散视为重建新奥尔良的契机，这样的重建建立在城市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并将所有社会经验领域简化为资本家的实用主义标准，“需要考虑修复计划的投资潜力。”
五、结论
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新奥尔良，全市范围内的强制疏散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问题，其中修复计划所体现的现代形式的统治理性，与新奥尔良以种族化的阶级差异为特征的空间生产相衔接。二者的这种衔接产生的影响是，在救助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同时，将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仪式和性格塑造的日常实践监督和管理起来，并继续将它们置于可取代的境地。本文展示了人类学方法对于社会中空间生产的强调，如何让我们了解卡特里娜飓风后的修复计划中各种利害关系，这些社会性生产的空间塑造了具体的性情，同时创造了新奥尔良种族化的阶级差别。针对垂暮区的市议会-兰伯特计划和UNOP计划都未能认识到，在社区和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卡特里娜飓风之前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为该区生活经历的独特产物，同样也构成了城市重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资本再生产关系为逻辑的对于重建计划的设想（其中居民的具体身份是无关的），引起了在此长期居住的居民们的本能反感，他们认为这些修复计划无非加剧了之前就存在的对社区的改造和取代进程。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近日，大新奥尔良社区数据中心（Greater New Orleans Community Data Center）发布了一系列报告，表明在风暴过后住房成本成倍上涨，低薪和从事服务业的人们甚至买不起（超过30%的月收入）小套公寓（efficiency apartments）。该中心还报告说，全市人口数量保持在卡特里娜飓风前的80%，但新迁入居民的人口概况（demographic profiles）并不匹配飓风之前新奥尔良人的人口特征。最后，该中心报告说，自2005年以来虽然城市的创业者有所上升，但同时种族和族裔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不平等中的差距也在日益扩大[41]。 对人类学文献的回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分析新奥尔良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种族、管理和城市规划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代常见的关于种族差异的观念植根于怀抱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者在面对那些他们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遇到的人群时的反应，这些人群拥有不同的具体性格情感特征，以及空间生产的实践。殖民者认为惯习的差异源于人类本质的不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兴起的这些关于种族差异的话语中，人们认为过多的暴露在殖民地“他者”社会实践的殖民者，其人格构成也可能退化。正如米歇尔·福柯、安·劳拉·斯图勒和保罗·拉比诺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的，诸如现代主义规划之类的科学治理术产生于殖民语境，其中欧洲殖民者的种族纯洁性被认为受到了殖民地环境的威胁，而科学治理术正是对这种威胁的反应。在其发轫之初，城市规划就是一项控制人体和培养国家化社会身体的技术，其目的是培养国家化的种族。在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为政府官员、希望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居民和专家策划者创造了一个新领域，这些人设想城市中心街区和公共房屋单位空白一片，以前占据多数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居民也被清扫一空。这个想象的真空让专家的修复计划可以施展。这些计划认为城市重建取决于管道和道路网络的建造以及资本的投资和流通。这样的愿景边缘化了城市居民的那些直接的需求，这些需求认为修复计划要着眼于城市中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人口的即时归位，后者的惯习模式（彼此交流的日常实践和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第二线”、“超级星期天”）是由人主导的对城市和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关键要素。同样的，这些城市规划也与长期以来的行为如出一辙，例如市政府，还有对游行传统以及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日常社交实践的罪犯化。于是，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历史名城的管理条例附和了郊区行政长官们的意见，并渗透进修复计划的争议空间中。“各种形式的化妆术、羽毛的穿着、在当地小酒馆的聚会以及黑人的公开舞蹈 [将] 在这个狂欢季被禁止”“如果看到黑人在角落聚集，我们会去和他们对峙”“需要考虑修复计划的投资潜力”。
尽管面对新奥尔良警察局最近的暴力升级、征罚过度，“第二线”和“狂欢印第安”部落的参加者也未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帮助下，社会援助和娱乐俱乐部在2007年通过谈判，成功降低了新奥尔良警察局规定的游行费用。在飓风过后，“狂欢印第安人”将他们的服装变成纪念墙，缝制串珠补丁来纪念在风暴中逝去的生命。因为灾难流离失所的人们，也对新奥尔良的化妆术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在灾后返乡，并决心继续“超级星期天”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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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灾难;城市规划;种族;治理术;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4-0036-14
作者简介：罗伯托 E. 巴里奥斯 （Roberto E. Barrios）， 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区南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李全敏，博士，中国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教授;余昕，博士候选人，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
“超级星期天”是非裔美国人的一个历史性狂欢节，一般在圣约瑟夫日（3月19日）前后的周末举行。游行参加者穿着由串珠和羽毛精心制成的服装来模仿美洲平原原住民部落的穿着，并称自己为“狂欢的印第安人”（Mardi Gras Indians）（图1）。这种穿着华服的行为被称作化妆术（masking）。印第安人按照部落组织，部落之间有等级差别。成员在印第安人的不同生命阶段获得不同的称号，如间谍男孩（Spy Boy）， 旗小子（Flag Boy）和大首领（Big Chief） [1][2]（P.11-121）。
化妆术是一项既包括竞争又需要协作的活动，它涉及不同部落酋长之间仪式化和美学化的言语及身体的搏斗[1]。印第安人在对抗中使用有韵律的呼叫声构成的切口（esteric），配合珠绣服饰对对手进行美学式的攻击[2]。服饰是手工缝制的，生产它们是一个公共活动，需要亲友协助。制作服饰需要大量的劳力和金钱的投资，制作过程也通常延续数月，期间包括按周划分的不同制作阶段[1][3]（P.117-150）[2][4]（P.461-483）。
图 1住宅区的“超级星期天”期间“狂欢的印第安人”游行 （笔者拍摄）
印第安人的化妆术通常被追溯到十九世纪末期。在当代叙事中，“狂欢的印第安人”将这种行为的起源解释为一种向当年斗争的致敬，目的在于缅怀当初那些被种族歧视为“他者”、并遭受美国建国初期的种族屠杀的人口。新奥尔良草根历史学家罗纳德·W·刘易斯（Ronald W. Lewis）是这样解释“狂欢的印第安人”的起源：
走出奴役，非裔美国人不为社会所接受。通过装扮成美洲原住民，他们创造出对于力量的认同。美洲原住民面对所有的压力和胁迫都不会让步。这些人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几乎被赶尽杀绝。走出奴役后的非裔美国人感同身受，“你们不给我们社会中的立身之地，那我们就自己创造。”通过化妆术，他们对美洲原住民坚持自身认同、并对社会表达了自己的声音表示敬意：不管如何，你都不要停止[1]（P. 65）。
和“狂欢的印地安人”的化妆术类似，“第二线”（Second Line）游行是针对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种族歧视所产生的各种不平等而出现的一种行动。“第二线”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一个行进的由大号、低音鼓、小鼓、长号、小号组成的爵士乐队;一群身着华丽服饰的舞者;和一组参与的观众 （图 2）。总之，乐队和舞者组成游行队伍的第一线，而伴随的观众形成第二线，游行以后者命名。舞蹈通常由社会援助（Social Aid）和娱乐俱乐部（Pleasure Clubs）表演，这些组织是一些互助慈善组织，形成于19世纪末的非裔美国人的工人阶级社区，旨在帮助他们的成员支付如葬礼之类重要仪式的费用[5]（P.744-764）[6]（P.472-504）。
图 2新奥尔良第七区社会援助和娱乐俱乐部的彼得·帕克和杰拉德·普拉腾堡（笔者拍摄）
“超级星期天”和“第二线游行”作为仪式化的实践，在新奥尔良城市景观中出现了，这里的居民通过在特定的区域中居住和使用空间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种族化的阶级认同，这些空间将他们自身与他们所认为的种族他者相区别[7][8][9]（P.12-57）。通过“超级星期天”和“第二线”，在社会-政治被边缘化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占用了城市的特定部分，将自身从种族不平等的图景中，社会性地重塑进了生产惯习的意义空间[10]。因此，在罗纳德·W·刘易斯对印第安人化妆术来源的叙述中，空间的重要性被突出为：‘你们不给我们社会中的立身之地，那我们就自己创造。
我在这里使用惯习（habitus）这个词汇，来指称一个实践的复合体，通过它人们有意义地构建社会关系和都市空间，并在体验这些关系和空间的过程中塑造了他们的具体性情（embodied dispositions），通过后者，他们即兴地和创造性地构建了他们的世界。“第二线”的演员和“印第安人”被组织成不同等级的角色，借以传递新奥尔良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社区所认可的价值观和责任观。例如，要成为一个大酋长 （图3），除了要穿着精心制作的串珠服饰外，还需要履行职责。大酋长在部落成员遇到困难时要提供咨询和资金援助，也只有通过长年为部落服务、展示他们对部落的忠诚以及自身的领导能力，他们才能获得这个称号[1][2]（P.11-121）。“第二线”舞蹈团中的角色同样也传递出其参与者认可的社会价值。 图 3 维克多·哈里斯，曼丁哥族的大酋长，Fi Yi Yi的灵魂 （玛丽·马修斯提供图片）
大人物（Big Shot）（表示拥有超大雪茄烟）这个角色由特定的舞者扮演，来象征人们所期望的生意成就和社会地位。在一些情况下， 社会价值由第二线全体成员来表达，如同“苏丹”（Sudan）和“黑人劳工”（Black Men of Labor）的例子。这两个群体都表达出对北美消费主义的明确批评，除了类似“第二线”群体的著名的对炫耀性消费的批评，这些群体还强调 “工艺、音乐修养和团结”[1][6]（P.488）。例如，2010年在他们的劳动节游行期间，“黑人劳工”身着在哈林区用西非布料手工定制的制服游行。手工制作的制服表达了对时尚产业所追捧的名牌服装的蔑视。与他们对音乐修养和团结的强调一致，“黑人劳工”的乐队由来自城市各地精心挑选的音乐家组成，并被观众追捧为由本城最优秀的艺术家免费奉上的演出。
“狂欢的印第安人”中等级化的头衔，还有“第二线”团体表演出的社会角色，并非仅在于展示，同样也意味着体验和模仿[2]， 因此它们也构成了一个隐秘过程的一部分，通过这个过程，惯习模式（modalities of habitus）得以在许多新奥尔良社区中传播。对于“第二线”和“狂欢印第安部落”，突出孩子们的参与颇为常见，因为后者正是在装扮成印第安人和大人物的角色过程中，了解到自身社区所认可的社会价值[1][6]。
在塑造新奥尔良人持续性的情感和性格之外，“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也成为了这个城市独特的视觉盛宴，从而吸引了大量游客和慕名而来的拜访者，用曼丁哥族勇士、“狂欢印第安部落”成员柯林斯‘教练’刘易斯的话来说，这些访客“到新奥尔良来寻找精神的存在”（2010年田野笔记）。“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的市场价值也并未被市内数百万美元的旅游业淹没，他们的图片被用于本市旅游宣传的印刷品里[6]，以及法语区流行音乐俱乐部的装饰照片中。
尽管“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对城市居民性格塑造和为旅游业提供文化资源的意义都非常重要，他们照样一方面承受着来自新奥尔良警察局的骚扰和暴行，另一方面备受某些舆论批评，认为他们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的几年中，在高档居民选区（gentrifying resident constituencies）中造成了社会乱象[11][12][13][14][15]。有几次，警察接到举报，说“印第安人”公然挥舞武器并扰乱社会治安，于是和后者产生冲突。2005年的春天，新奥尔良警察局中断了“超级星期天”在上城区的庆祝活动，并逮捕几个“印第安人”。这场冲突刚好发生在特里娜飓风前，结果是新奥尔良警察局官员、市政府官员和 “狂欢的印第安人”的核心成员在2005年6月召开了一次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在陈述过去几十年对“印第安人”暴力镇压的证词时，酋长中的首领艾里森“图泰”蒙大拿死了[16][17]。
卡特里娜飓风后，“第二线”也面临着来自警察局的天价征罚，借口是舞蹈是暴力场所，因此需要加派警力监督。在飓风之前，警察局要求游行者为一个执行任务四小时的警察特派队支付1，200美元，2006年的春天，此费用被毫无根据的提高到高达8，000美元。新奥尔良警察局官员为这次费用高涨辩解称，某次“第二线”在城中卡偌顿地区游行后发生了枪击，因此在舞蹈期间需要加强警力[11][12]。尽管枪击事件并非“社会援助”和“娱乐俱乐部”的成员所为，而后来证明是源于与此不相关的附近居民的争执，通过收费行为可以看出，警察局还是默认将“第二线”作为城内暴力的肇事者。此外，第二线也面临着警察局在垂暮（Treme）历史区的镇压，城里的许多居民认为该区是这些游行的摇篮。
对“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的监视和镇压引出了问题：政府、警察和高档居民选区的这种做法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作为一些人的丰富文化遗产和另一些人的经济资源，对它们的审查、监管和镇压是如何被视为一种合理的行动？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重建过程中，这些管理和监督的做法如何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 在本文中，笔者指出对“第二线”和“狂欢印第安人”的罪犯化、监视和警察干预种种行为，只有置于新奥尔良种族化的阶级差异生产中，并将这个生产过程置于社会建构的空间中，才能被理解[9][18]（P.451-468）。
因此，笔者认为正是因为——而不是尽管（斜体为译者所加）——“第二线”和“印第安人”化妆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才使他们长期被政府和希望在社会等级系统中保持地位的其他居民管制、监控和毫无保留地压制，这种关键性作用，在于前者对城市空间的重新利用以及塑造城中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具体性情。笔者也认为，在卡特里娜飓风期间新奥尔良市对居民的强制疏散，为政府官员、专业城市规划师和地方精英制造了一个错觉，以为自己面对全新的机遇，即风暴之后，城市灾前的社会挑战（总是指向城中社会政治边缘化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全部被清空，成为了一个可以通过新自由主义转型的全新空间。在这里，我用“新自由主义”来描述一个文化和政策的运动，它试图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化为资本家实用主义的话语以及成本-收益的投资逻辑[19]（P.88-98），在此，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信条。在探索这些问题之前，本文将梳理现有的讨论种族和社区改造之间紧密关系的人类学文献[20][21]（P.1-36）
一、种族、空间和治理术
当代关于种族差异的观点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殖民接触的各种经验[22][23][24]。 在世界范围的殖民定居点中，欧洲人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像在墨西哥中部、路易斯安那东南部和爪哇等地的生活，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日复一日的暴露在那些有别于欧洲大陆的殖民地“他者”及与后者的殖民遭遇的实践中。
种族中心主义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者发现异族后，这些遭遇逐渐汇聚成了某种关于自我的观念、情绪和价值观——如果不是道德上的厌恶的话[25]。 日复一日的实践活动，对在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的性格和情感有重大影响。正如布迪厄指出的，人们通过体验和经历社会性建构的空间和关系，来感知和体现特定的性格和情感， 也正是通过这些被感知和体现的性格情感——它们构成了体验身体和情感的方式——他们才能即兴地参与到他们的环境和社会场合中[10]。 殖民地管理者和欧陆哲学家通过种族话语，来解释殖民定居者性情的这种转变。殖民地的社会和环境状况被认为使欧洲殖民者的体质和人格（constitution）退化，殖民地官员们因此发明了新的种族类别，如划分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为克里奥罗（criollo）和克里奥尔人（creole）。例如，术语克里奥罗（criollo）， 起源于西班牙词汇criar（抚养）， 用它来表达出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之外的西班牙人在理论上比他们的大陆同胞低等的情况，因此表明在法律上这也应该成为事实。
上述殖民地生活对于殖民地出生的欧洲人的性情的影响，催生了大量的科学活动，旨在通过对人体的控制，在殖民地状况下培养大陆性格（continental dispositions）和“种族纯洁”[26][24]。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出现了各种专业知识，关注婴儿及成人的身体管教和塑造。这些专业知识表现为各种育儿手册和全景敞视的（panoptic）学校和监狱。米歇尔·福柯（Foucault）和安·劳拉·斯图尔（Ann Laura Stoler）认为，有关身体约束的这些知识和实践构成了塑造资产阶级社会性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资源，这个过程将殖民地的种族话语紧密联系到阶级型塑的日常实践中。
被感知到的源于殖民地生活的退化性影响，以及随后的文化反应，其实是西欧在政治权力操纵方式转型这个更为广泛的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政治权力封建模式的转变期，之前的政治权力在于君主通过掌握被统治者的生杀大权以保护王朝财产，之后的政治形态是福柯所谓的“生命政治权利biopolitical power），体现为技术专家治国（technocratic）、官僚化以及生命形式的培养作为监管国家的主要目的[27][28]（P.87-104）。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现代主义的规划，它体现为一套专家知识，通过建筑形式的创造来设想社会规范（这套规范定义于十九世纪晚期法国社会政治背景中），这些建筑形式同时按照生命政治的标准掌控和最优化了人体[29]。随后，现代都市化作为一门城市规划的一个科学，意在生产一种国家化的种族;“种族”，在此意味着一种被建筑设计规训的生活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所塑造的集体的社会身体。此外，现代都市化的出现与作为“‘人’的科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兴起是同时的，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创造社会福祉的合理机制。
在本文中，笔者希望展示，在城市规划、种族和现代形式的治理三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复杂历史中，对监视和罪犯化“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行为的分析构成了全新的篇章。在新奥尔良始十八世纪初初建时，笛卡尔的空间概念允许殖民地管理者将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想象为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建构起一个乌托邦式的城市，不必像同期的欧洲城市那样深为社会问题所累。笛卡尔有关空间的这些概念是制造殖民边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可以把土著居民居住的领域 （在路易斯安那的例子中的侯马、纳奇兹和乔克托） 想象为“空无一物”，可以毫无阻碍的进行占有利用及私有化[30][31]。在此观念中的新奥尔良，将是一个以当时正在形成的理性观念建设和组织的城市，并因此将成为一个可以确定无疑的生产种族化的欧陆法式性情的空间。
与城市建立相伴而生的是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该公司是利用纸币和资本主义的首次尝试，并于1720 年因财政崩溃倒闭[23]。密西西比公司的失败伴随着文化的克理奥尔化（creolization）进程，克理奥尔化是一个源于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的术语，用来表示来自不同谱系的物质文化、烹饪技术和日常实践的创造性统一和综合，这些谱系包括非洲人、美洲原住民和法国人。这种克理奥尔化与密西西比公司的失败相结合，被殖民当局统治者认为是殖民地未能实现其乌托邦期望的又一标志——这种期望挟带着以性情为基础的关于种族化身份认同、纯洁性和差异的观念。到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新奥尔良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殖民地，这个城市甚至已经有了某种名声，即一个资本主义注定被颠覆之地——当地居民通过仪式、日常行为和节日活动生产着自己社会性的空间和时间[23][6]。
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后的强制疏散，使当地政府官员、职业规划师和高档居民选区再次将城市视为一个全新的舞台——一个抹去了其历史形塑的社会形态的全新空间。在灾后恢复的这些愿景里，新奥尔良成为一个能（重新）建构在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式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之上的城市。然而，城市恢复的这些愿景已经遇到了显著的阻力，部分市民通过“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实践对城市空间已经赋予了自己的认识，这不是卡特里娜飓风所能洗刷掉的。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笔者将新奥尔良种族特定地方的地方历史在特定空间中所生产的性情差异。在回顾中，笔者密切关注市政府机构和高档居民选区对“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管制、监视和罪犯化行为，如何长期以来构成了维护城市中支配时间和空间秩序的机制——在这种秩序中，种族差异被表现为空间的距离，并体现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最后，笔者将这样的分析用于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情形，其中专家对于城市重建的愿景，构成了一种针对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全新的结构性暴力形式，通过以都市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城市（重新）建设，从而限制了全市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回归。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福柯所描绘的安全原则（axioms of security）、监控和现代治理术发展进程，在多个场合（警察局办公室、高档居民区组织的网上博客和政府批准的修复计划的网络页面）被各种角色（市政府官员、专业规划师以及在城市种族化社会阶层中有上升野心的居民）上演着，其影响，是复活了恰恰是当初“狂欢的印第安人”运动希望铭记的——美国边疆生活中的种族灭绝暴力。
二、罪犯化身体、制造不同
因此城市是一个作品，它更接近一件艺术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物质产品。如果有城市和城市社会关系的生产，那也是一个由人类所主导的对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物体的生产。城市有历史，它是一个历史的作品，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历史背景中由明确定义的人和群体共同完成的作品[32]（P.101）。 在其二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新奥尔良已经成为一个由于居民通过社会的建构城市景观而生产种族差异的城市[8][9][18]。新奥尔良是一个由位置（你住在哪里）和实践（在你的住地你做什么）来表示种族化身份的地方。当城市始建于十八世纪的时候，今天被成为“法语区”（French Quarter）的区域，在法律上规定仅限于对纯种的法国后裔开放[9]。按法国殖民地期的法律，非洲奴隶可以解脱束缚赢得出路，到18世纪下半叶，全市得到解放的非洲工人和非裔美国人的人口已经大幅度增长。此外，因法国人、非洲人和美洲土著人之间的结合，产生了一个新的法语社会群体类别，这些人在十九世纪被认定为克里奥尔人（Creole）[23][9]。在十八世纪后期后，获得自由的非洲人、非裔美国人、克里奥尔人和新近的欧洲移民开始在离殖民地法语区（由于对财产所有权的限制）较远的海拔较低的区域收购土地。毗邻法国区的法堡垂暮（Faubourg Treme）区，就是这些早期扩张的区域之一[33]。今天，“狂欢的印第安人”核心成员柯林斯 ‘教练’刘易斯回顾这片区域早年轶事时，暗指这片区域是新奥尔良的霸权阶级将他们眼中的“他者”限定在一定空间中生活的结果。与此同时，他的回忆也提到了垂暮区发生的克理奥尔化过程，此区域是这些“他者”借以安生的地方：
此区域呈多元化。这里有很多的人，黑人和白人来来往往。当船一靠岸，到垂暮区来的都可落脚。大家聚在一起，有了音乐、美食和文化 （摘自2010年笔者的田野记录，强调问笔者所加）。
垂暮区在建设初期是一个多元化的社区，但是在十九世纪期间这种多样性开始转变为种族分化。在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土后，城市管理的特色转变为以黑人/白人的种族二元话语为主导，这极大的区别于法语殖民地关于种族差异的观念，即强调法国语言和文化在制造克里奥尔人、解放非洲奴隶和“法国化”美国原住民过程中的作用[9]。随着内战的结束，新奥尔良市见证了解放的非裔美国人向城市地区的大量涌入[8][9]。这个过程与黑/白二元种族话语的结合，威胁着自我认同为克里奥尔人的新奥尔良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许多克里奥尔人建立了新的郊区，如在法语区北部和东北部的第7区，以此希望能够从空间上与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相区别[7]。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今天在新奥尔良所见的“第二线”和“狂欢的印第安人”化妆术发展起来。这种形式是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在从前环加勒比非洲流散群体的游行传统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这些先行的实践使得社会政治边缘化的群体得以挑战霸权的社会秩序。游行占据了公共场所的显著位置，并为各种对现状的批判提供了表达的场所[6]。正是因为他们具有颠覆种族化和阶层化的社会秩序的空间维度的潜力，这些早期游行的做法本身在十八世纪受到了政府的审查。例如，最早提到非裔美国人化妆术的言论之一，来自1781年“市政厅的条款和记录”，谕知“各种形式的化妆术、羽毛的穿着、在当地小酒馆的聚会以及黑人的公开舞蹈 [将] 在这个狂欢季被禁止”[5]（P.66）。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国家认可的种族隔离的结束，标志着新奥尔良历史上的种族/阶级空间化的另一个分水岭。学校和公众场合废止种族隔离的举措煽动了以种族为动机的迁徙，促使了大量自我认同为白种人的居民向郊区搬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初的人口普查显示，城市失去了20多万居民 [7] [34]。从西部郊区梅泰里到东部城市沙尔梅的居民呈指数级增长，因为这些居民试图从空间上与新奥尔良非裔美国人保持距离。这些每日都在发生的空间分离和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被诸如杰斐逊教区警察署之类的非官方政府机构的政策所补充强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个警察机构因为其毫无顾忌的种族压迫行为而全国闻名，这是指在整个教区范围内限制非裔美国人的空间流动。例如，警长哈里·李作出公开声明：“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白人社区？” 以及“我们知道哪里是问题区域。如果看到黑人在角落聚集，我们会去和他们对峙”[35]（P.1）[36]。在李警长的话中，可以看到警察如何在维持新奥尔良郊区基于空间的霸权种族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以及在这些秩序中，非裔美国人种族化的身体和日常实践如何单独就构成了可能冲突的导火线。
与此同时，非裔美国人的中产阶级也搬出了市中心，并在新奥尔良东部建立了居住区[37]（P.314-321）。种族隔离后郊区居民的陡增导致新奥尔良中心街区如垂暮区的衰落和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郊区人口的增长使生活在城市中心区域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远离了重要的公共服务和经济资源[37]。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垂暮区是市区重建项目的焦点，这个过程进一步排挤了周围业已迅速衰落的商业区。其中一个项目涉及在北克莱伯恩大道上建设高架高速公路，这条大道是一个经济繁华的地方，也是“狂欢的印第安人”和“第二线”游行的必经之地。高架高速公路在今天被认为缓解了沿线商业产生的庞大车流量[38][39]。不管城市规划者的设计如何，垂暮区的居民仍在随后几年内在高架公路的下方重新占据了这个空间，利用这些空间进行“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的庆祝活动（图4）[1]。
图42006年恢复的新奥尔良“第二线”在I-10桥下的游行 （瑞克·布鲁尼拍摄，舞蹈与羽毛档案馆友情提供）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城市规划者还建造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这个项目使175个家庭流离失所，而且围绕公园的混凝土围栏也隔断了居民穿过此地的通道。公园的围栏也把被称为刚果广场的空间围住，这里曾是殖民时期非洲奴隶聚集、举行仪式和表演的场所[38][9][39]。今天，垂暮区的居民仍将这个项目视为一种市政府对这一社区单方面、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任意行动。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的，许多一辈子生活在垂暮区的居民是根据人文景观而不单是其建筑结构来定义社区的。正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言，这些居民所了解的垂暮区是“一个由人类主导的对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不是物体的生产”，并且将通过法律强制对许多家庭的拆迁视为一种破坏社会和文化的行为。此外，公园的围栏限制了居民在这片区域的活动，切断了他们进入法语区的通道，而后者是一个工作和娱乐的重要场所。 三、垂暮区的惯习、种族和阶级
在卡特里娜飓风前的二十多年期间，垂暮区迎来了一批被其丰富历史资源吸引的新居民[12]。新来者中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历史保护主义者团体，他们强调社区的社会经济转型。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这些新的居民呼吁加强对“第二线”的制度监督。以2006年为例，其中一个居民在“新奥尔良改造”在线博客中把游行与“疫病罪恶和污垢”相联系：
卡特里娜飓风前，它[垂暮区] 深受毒品暴力所害，这也是“第二线”数年来都存在的问题。“乔的舒适角落”（Joe’s Cozy Corner）是杀人的据点。北罗伯逊街仍然承受着一些持续的恶势力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风暴创造了领导的真空，当然在此之前，也容许了犯罪的滋生。我们认为是时间来启动[原文]一个非常坚实的、管理非常专业的社区组织，欢迎所有居民，泯去所有恩仇，抛开过去由那些并未对这个区域起到积极作用的团体所导致的不良情绪。卡特里娜飓风后，疫病贫民窟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难民营。“历史的法堡[原文]垂暮区”（The Historic Faubough Treme）组织关注该区小范围的有悠久历史的区域，并致力于解决我们的犯罪疫病和污垢（新奥尔良改造 2006）。
这个匿名的垂暮区居民笔下的卡特里娜飓风，开启了针对社区的社会景观清理的全新空间。风暴创造了领导的真空。这对于机会主义的法堡垂暮区街坊协会成员是一个全新的空间，让他们急迫的将带有资产阶级意味的主观意志填补其中，正如他们对社区生活的专业化管理。相反，对于终身都生活在垂暮区的居民，这个博客传达的紧迫性和危险不仅在表义上是夸张的，在实际行动上也是雷厉风行的（如， 关闭地标性的社区酒吧，禁止“第二线”游行），这些行动将社区中的矛盾提升到象征的层面，并威胁到重要的惯习形成的机制。以2007年10月2日为例，当地的报纸，《时代花絮》（The Times Picayune），在其网络版上发表了题为“垂暮区的文化、变迁、冲突”，记载了一次警察对“第二线”自发游行的镇压，这次活动由社区音乐家组织，目的是为纪念一位死亡的同事。这篇文章解释道：
警察无视传统的祭奠仪式，他们的过度反应和一边倒的镇压行动引发了双方的对抗，并点燃了社区居民的怒火。也有人说，这场事件是一群装备良好的新来者对旧社区的文化历史的严重打击，前者恰恰是被垂暮的历史吸引而来，并认为这种历史遭受到了威胁[13]。
这篇文章还提到了比佛利·加里，一位65岁的垂暮区的终身居民，他总结了这个社区的新近移民和长期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 说道， “他们希望在垂暮区生活，却希望用他们的方式生活……我说，你们所见我们的做法，就是我们的方式” [13]。
在2010年7月，柯林斯·刘易斯阐述了比佛利·加里所说的“我们的方式”， 称其为一种对实践的情感，如“第二线”就是垂暮区居民在这个新奥尔良社区长期生活所培养的实践行为。同时，刘易斯先生接着提到了警察局对垂暮区进行攻击的种族层面，这些攻击主要针对大多数居民的性情形成的实践：
住在垂暮区，每天都有音乐。人们都知道这就是这里的生活。不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是不会明白的。警察不懂新奥尔良的文化。我们每天都是这样过的，这就像去教堂。音乐响起，我们可以跳舞四个小时。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黑人才能理解的事情。外来的人不会理解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 （2010年田野笔记）。
很多人对社区“文化”概念的理解都和哈里斯先生一样，他们将“文化”视为通过社会性建构的空间——例如“第二线”——而体验和理解的东西。2007年夏天，谢丽尔·奥斯汀，一位垂暮草根组织的核心成员，在谈起终生生活在垂暮区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和最近定居的移民之间的抗争时，说道：
我们有文化差异。我喜欢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手里拽瓶啤酒。他们中大多数人都看不顺眼……这就是目前的状况，再加上改造工程。他们希望一间酒吧都别开，他们不待见年轻人穿着T恤衫和破牛仔裤，他们看不惯任何人闲逛。这些文化的东西都开始在改变。在这里生活了很短时间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二十年都算一个很短的时间，二十年或以下——他们想要“第二线”在游行之后清理自己的痕迹……在垂暮区长大，这里有酒吧、教堂和墓地，这样你才知道你家在哪里！对我来说，如果你不是这里土生土长的，你就不会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乐趣。那些想要改变垂暮区的人，他们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把那里拆掉重建成他们希望的模样。对于外人而言，这里最重要的是建筑。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眼中的社区，而不是建筑 （2007年田野笔记）。
谢丽尔·奥斯汀和柯林斯·刘易斯的评论，将各种空间像酒吧、教堂、墓地和像“第二线”那样的活动以及闲逛行为，和性情的生产相联系，这些性情是终生生活在垂暮区的人所特有的（图5）。此外，这些性情赋予了垂暮区的老居民们对社区日常的社会实践和礼仪庆典的深刻同情和理解——如果你没有在这里长大，你就无法理解住在这里的乐趣。不是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的人无法理解这点。奥斯汀接着评论了工人阶级的居民和那些新来并且体面的中产阶级历史保护主义者们在社会性的构建社区空间时采取的不同方式：
图5 社区酒吧如烛光休息室是垂暮区居民每天社交的重要场所
垂暮是一个遍地都是音乐的社区。孩子们顶着纸箱，尖叫着从人家的房子里穿进穿出。那些人想住得离法语区近些，便于到那里去做生意，然后再回到这里，关上百叶窗，不和任何人来往。他们就是不愿意和街坊说说话。（2007年田野笔记）。
在谢丽尔·奥斯汀的叙述中，工人阶级的“自己人”居民通过如“闲逛”（这个行为本身足以构成杰斐逊教区所谓合法审查的理由）和“第二线”的做法，充分利用了街道，他们是从社区的“外人”那里，意识到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区分。孩子们穿过人家房子的行为传达了一个观念，在这个观念中家是一个混合了相互交流的外部空间的场所，后者包括街道、门廊、前廊（许多新奥尔良人习惯社交的重要空间）。与之相比，社区外来者却显得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比如关闭百叶窗以及拒绝与街坊社交，严格的分离了私人和公共空间。 对柯林斯“教练”刘易斯来说，儿童时期“在人家房子里穿进穿出”的经验是成为伟大的印第安酋长和吹奏乐队乐手的关键部分。哈里斯谈到他自己的青春，说道：
我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这是命中注定的。我有这样的条件。我妈从不管束我。她明白化妆术的全部意义。（2010年田野笔记）。
这段话表明刘易斯清楚地意识到，使他成为一个“狂欢印第安人”成员的惯习模式（modality of habitus），是处于新奥尔良社会性生产出来的种族差异图景、以及图景所规定的合法性范围之外的。“我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些黑人才能理解的事情。”如果我们将奥斯汀和哈里斯的论述和诸如“新奥尔良改造”和“垂暮区的文化、变迁、冲突”等文章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到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新奥尔良存在的各种关系：关于垂暮区城市空间如何使用的争议、市政府机构如警察局的工作、高档居民选区的社区发展举措等等。一方面，我们看到“第二线”不过是一种更为频繁的日常行为的一部分（泡附近的酒吧、闲逛），这些行为实践被社区的老居民视作形成性情的关键，而这种性情标志了垂暮区与众不同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新近到来的专业化、高雅化历史保护主义者，他们认为“第二线”和附近的酒吧需要监视和改造，将公共和私人空间相区隔——我将这样的行为解释成规训的实践（disciplinary practices），它让种族式阶级差异的具体形式得以滋生。
四、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的修复规划
将城市定义为循环和交流的网络，视为信息和决策的中心，无疑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来自一个特别武断和危险的归纳-推断，用恐怖主义式的视角，将自身视为唯一的思想和完美的教条。这种想法的结果就是管道的部署、道路的修建，以及以科学和科学严谨自诩的算计[32]（P.98）。
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垂暮区，政府主导的恢复计划加剧了已经存在的高档居民选区和工人阶级的老居民之间关于城市空间使用的紧张局势。正如我们将在这一节看到的，卡特里娜飓风带来了一个机会，让市政府官员、规划人员和高档居民选区把新奥尔良想像成一个空无一物的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能够通过循环和交流的网络及其物化形式（重新）建造的领域，而这个网络正是亨利·列斐伏尔所批判的那种城市中“来自一个特别武断和危险的归纳-推断”的产物。它将人类历史创造的人性的杰作（oeuvres），变成水管、道路工程以及“以科学和科学严谨的名义自诩”的计算[32]（P.98）。这些归纳和推断阻碍了由于卡特里娜飓风而流离失所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回归，将他们的回归对社区重建的意义视为无足轻重。无论是市议会的兰伯特计划（Lambert plan）（2006年夏天提出草案），还是统一的新奥尔良计划（Unified New Orleans Plan）（2006年秋季出草案和2007年定稿）都提出，社区的重建有赖于物化组织关系（architectonic relationships）的创造，这将鼓励在该地区一轮又一轮的资本投资。这些主张与社区“自己人”对灾难恢复的愿景截然不同。在后者看来，灾后重建的主要措施是重新构建社区的人居环境，这将有助于继续那些被垂暮区居民称为“我们的方式”和“我们的文化”的惯习模式。2006年的春天，新奥尔良市议会聘请了建筑设计师保罗·兰伯特和希拉·丹兹为卡特里娜飓风期间被洪水淹没的社区起草修复计划。兰伯特又将垂暮区的修复计划起草工作转包给总部位于迈阿密的建筑公司齐斯科维奇公司。三个月过后，齐斯科维奇团队为该区域设计出了一个计划，提议拆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期间在北加邦大道上建造的那部分州际公路。
2006年7月13日，团队向集合在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居民介绍了他们对垂暮区的计划，该教堂是社区历史地标之一。伯纳德·齐斯科维奇，团队的首席建筑师，介绍了计划，说道：
我们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想将有一定历史的加邦路建造成一个带有林荫大道、人行道和植树带的公路。我们计划拆掉I-10区的部分区域，我们的想法是给人们一个美丽的林荫大道 （2006年田野笔记）。
在建筑师的背后，便携式投影仪显示了北加邦大道未来可能的水彩画般的图像。该图像显示出一条宽阔的街道，在人行道和精品零售商店的空间中种植着树木。沿着人行道，行人被描绘成白色的轮廓，衬托在用大片颜色涂染的建筑和街道之中。该项目的重点是通过拆除高架的高速公路来建造一个繁荣的商业区，却忽视了垂暮区的许多社会特殊性。例如，将人们渲染毫无特征的白色轮廓，似乎正好象征了社区的老居民口中那些“可以去任何一个地方，把那里拆掉重建成他们希望的模样”的新来的体面人。在这里，轮廓和社区外人共同成为了毫无特性、可替代的存在。结果是， 该计划强调经济转型，却没有考虑那些内部人所强调的老居民的重要性， 在他们自己看来，这些老居民不可替代，因为他们拥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并且承担了举行“第二线”和“超级星期天”庆祝活动的责任。此外，该项目提出了建筑关系的创造，其必要性在于被认为可以通过一轮又一轮的资本投资产生社会福利，却与垂暮区内部人所产生的长期性情（教堂、墓地，街坊酒吧，“第二线”）毫不相干。正如伯纳德·齐斯科维奇所解释的：
在投资潜力方面，修复计划变成可出售的。联邦政府更加愿意的是投资5美元以得到25美元的回报，而不是把5美元用在社会服务中 （2006年田野笔记）。
但是这种以资本家实用主义逻辑作为城市复苏基本原则的草案遭到了长期生活在该社区的老居民的反对。在回应伯纳德·齐斯科维奇阐述时， 一个居民说道：
阿姆斯特朗公园[该公园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其围墙限制了垂暮区居民穿越刚果广场的通道]也是一个计划。 一百六十四户人家被搬走了。该计划从未成功过。您提出的计划，绿色空间，一切听起来就像是整个区域将被商业化。我知道在场有很多房主。（在当年的计划中）没人有权表明，我们的社区会是什么样 （2006年田野笔记）。 2006年的夏末，市议会的兰伯特计划被由国家机构（路易斯安那州重建局Louisiana Recovery Authority）、国家慈善组织（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地方发展的非营利组织（大新奥尔良基金会The Greater New Orleans Foundation）所拟定的参与式计划工程取代。新的规划工程被命名为统一新奥尔良计划（Unified New Orleans Planning，即UNOP）。2006年12月16日，来自总部位于圣路易斯的建筑设计公司霍克公司的建筑师， 向一些集合在当地一所中学的垂暮区居民陈述了一个修复社区的新计划。
陈述围绕着一幅图像展开，这幅图像后来成为了UNOP在垂暮区计划的首页（图6）。图像以俯瞰的角度显示出城市的中心街区。垂暮区在图形的中心，上面叠加着相互垂直交叉的半透明红色箭头。在图像里，穿过垂暮区的箭头在视觉上模拟出人和资本的理想循环路径，UNOP的专业策划人员认为这是灾后重建和恢复的一个必要条件。
图6 为垂暮区和邻近街区制定的统一新奥尔良规划 （UNOP 2007： 3）
同样地，如同齐斯科维奇的计划，建筑师呈现出的社区不是出于内部人的视角，依据诸如教堂、社区酒吧和“第二线”这些促使了这个区域的体验和性格情感形成的社会结构空间，相反，他们使用的是越过了地方性的经济生产力语言，这正是本节开篇所引列斐伏尔批判的循环和交流网络的意识形态。在这个例子中，它使用了一系列如循环节点和通道的词汇，这些被规划者视为制造最优社会效应的必要机制。霍克规划团队的一名成员在介绍此图像时说道：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公园的潜力是什么？ 历史上，它很重要。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是新奥尔良最重要的元素之一。阿姆斯特朗必须连接到河流和城市公园。我们需要考虑它和杰克逊广场和伊贝维尔的关系……. 垂暮区需要被整合进两个走廊，一个是与法语区和拉菲特相连，一个是与伊贝维尔相扣 （2006年田野笔记）。
在本次陈述中，霍克团队设想将垂暮区的重建纳入到一个建筑物构成的走廊网络中，这些走廊颇有列斐伏尔笔下管道的意味。这些走廊将把垂暮区（及其邻近的阿姆斯特朗公园）连接到其他地标，例如伊贝维尔（城市主要的公共房屋设施之一，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面临拆迁和重建）和杰克逊广场（全市旅游产业的中心），为的是促进新奥尔良中心街区的人员和资本的流动。在这个城市复苏的愿景里，只要人和资本的流动流经城市的中心，卡特里娜飓风前居住在垂暮区的居民是否能够成为明天的新奥尔良人根本无所谓，更遑论这些老居民对这一区域有着独特的情感和惯习模式。因此，不少居民很快地表明了对霍克修复计划的反对[40]。在一次回应申明中，穆萨·尤班克斯评论：
有两点。一个是关于可以负担的住房。又一次，又一次，我们在第4区申明，我们都非常害怕在圣托马斯发生的事情[一个新奥尔良公共住房项目，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前重建，目的是将中下收入家庭的住房纳入考虑]。两千个家庭被搬出，只有约100个家庭返回。新奥尔良市的“混合收入”，意味着同样的事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来这里。
目前有一些事情，即：现在我们面对那些想要重返家园的人怎么办？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办法，包括将尚存的房屋收拾好，接纳返乡的人。无论如何，有些事情必须要放在这些计划里。他们在租房子住，我们必须让这些人回来。住房问题在哪里？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 （2006年田野笔记）。
卡特里娜飓风后，新奥尔良房委会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决定拆卸和重建50%的城市公共房屋部分，其中大部分都没有受到洪水的损坏。市议会的兰伯特计划和UNOP计划都将这一决定作为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接受了。在另一方面，居民声称位于垂暮区的公共住房是社区的一个部分，因此他们应该被允许立即开始筹划重新开放事宜，以接纳那些经济困难的家庭。居民的这些请求被专业策划人员在程序上否定了，这些专业的策划人员将城市居民的强制疏散视为重建新奥尔良的契机，这样的重建建立在城市发展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并将所有社会经验领域简化为资本家的实用主义标准，“需要考虑修复计划的投资潜力。”
五、结论
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新奥尔良，全市范围内的强制疏散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问题，其中修复计划所体现的现代形式的统治理性，与新奥尔良以种族化的阶级差异为特征的空间生产相衔接。二者的这种衔接产生的影响是，在救助因灾难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同时，将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的仪式和性格塑造的日常实践监督和管理起来，并继续将它们置于可取代的境地。本文展示了人类学方法对于社会中空间生产的强调，如何让我们了解卡特里娜飓风后的修复计划中各种利害关系，这些社会性生产的空间塑造了具体的性情，同时创造了新奥尔良种族化的阶级差别。针对垂暮区的市议会-兰伯特计划和UNOP计划都未能认识到，在社区和城市重建的过程中，卡特里娜飓风之前就居住在这里的居民，为该区生活经历的独特产物，同样也构成了城市重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资本再生产关系为逻辑的对于重建计划的设想（其中居民的具体身份是无关的），引起了在此长期居住的居民们的本能反感，他们认为这些修复计划无非加剧了之前就存在的对社区的改造和取代进程。他们的担忧不无道理。近日，大新奥尔良社区数据中心（Greater New Orleans Community Data Center）发布了一系列报告，表明在风暴过后住房成本成倍上涨，低薪和从事服务业的人们甚至买不起（超过30%的月收入）小套公寓（efficiency apartments）。该中心还报告说，全市人口数量保持在卡特里娜飓风前的80%，但新迁入居民的人口概况（demographic profiles）并不匹配飓风之前新奥尔良人的人口特征。最后，该中心报告说，自2005年以来虽然城市的创业者有所上升，但同时种族和族裔群体之间在社会经济不平等中的差距也在日益扩大[41]。 对人类学文献的回顾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分析新奥尔良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的种族、管理和城市规划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代常见的关于种族差异的观念植根于怀抱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者在面对那些他们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遇到的人群时的反应，这些人群拥有不同的具体性格情感特征，以及空间生产的实践。殖民者认为惯习的差异源于人类本质的不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兴起的这些关于种族差异的话语中，人们认为过多的暴露在殖民地“他者”社会实践的殖民者，其人格构成也可能退化。正如米歇尔·福柯、安·劳拉·斯图勒和保罗·拉比诺的作品向我们展示的，诸如现代主义规划之类的科学治理术产生于殖民语境，其中欧洲殖民者的种族纯洁性被认为受到了殖民地环境的威胁，而科学治理术正是对这种威胁的反应。在其发轫之初，城市规划就是一项控制人体和培养国家化社会身体的技术，其目的是培养国家化的种族。在新奥尔良，卡特里娜飓风为政府官员、希望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居民和专家策划者创造了一个新领域，这些人设想城市中心街区和公共房屋单位空白一片，以前占据多数的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居民也被清扫一空。这个想象的真空让专家的修复计划可以施展。这些计划认为城市重建取决于管道和道路网络的建造以及资本的投资和流通。这样的愿景边缘化了城市居民的那些直接的需求，这些需求认为修复计划要着眼于城市中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人口的即时归位，后者的惯习模式（彼此交流的日常实践和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第二线”、“超级星期天”）是由人主导的对城市和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关键要素。同样的，这些城市规划也与长期以来的行为如出一辙，例如市政府，还有对游行传统以及非裔美国人工人阶级日常社交实践的罪犯化。于是，在后卡特里娜飓风时期，历史名城的管理条例附和了郊区行政长官们的意见，并渗透进修复计划的争议空间中。“各种形式的化妆术、羽毛的穿着、在当地小酒馆的聚会以及黑人的公开舞蹈 [将] 在这个狂欢季被禁止”“如果看到黑人在角落聚集，我们会去和他们对峙”“需要考虑修复计划的投资潜力”。
尽管面对新奥尔良警察局最近的暴力升级、征罚过度，“第二线”和“狂欢印第安”部落的参加者也未完全处于被动的位置。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的帮助下，社会援助和娱乐俱乐部在2007年通过谈判，成功降低了新奥尔良警察局规定的游行费用。在飓风过后，“狂欢印第安人”将他们的服装变成纪念墙，缝制串珠补丁来纪念在风暴中逝去的生命。因为灾难流离失所的人们，也对新奥尔良的化妆术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在灾后返乡，并决心继续“超级星期天”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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