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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作家哈利叶特·比切·斯托（斯托夫人）于1852年发表了一部反奴隶制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抨击了奴隶制下人们的悲惨生活，其抗争奴隶制的观点引起了强烈反响，由此一举成名，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部小说也奠定了斯托夫人的文学地位。除此之外，斯托夫人还写过一篇虚构的维护女权主义的论文《我妻子和我》，文中对女性形象的刻画饱满丰盈而又性格各异，让人感到真实而又为之动容。本文就由此出发，深入研究斯托夫人笔下的女性所具备的精神与力量。
关键词：斯托夫人；女性形象；仁爱；抗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1
斯托夫人于1811年6月14日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当时黑人奴隶制还未被废除，斯托夫人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目睹着无数黑人的悲惨经历。而废奴制问题从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许多作家都赞同废奴制，斯托夫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当时社会的极大震动，随后，为反驳保守势力的攻击，斯托夫人又在1852年发表《（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通过大量的法律文件与档案等资料来证实小说中描述事件的真实性。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斯托夫人又写了《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1856）《奥尔岛上的明珠》（1862）《老镇上的人们》（1869）《粉色和白色的暴政》（1871）等多部作品。而《棕榈叶》则创作于斯托夫人的晚年时期，描绘了她在佛罗里达宁静安逸的生活。斯托夫人生于美国奴隶制还没被废除的时期，受信仰加尔文教的牧师父亲影响，坚决倡导废奴隶制运动，再加上她亲眼目睹了奴隶毫无尊严、于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的真实场景，更对奴隶制充满憎恶，她用自己敏感而又强大的笔触书写出她对奴隶生活的同情与怜悯，抒发她对奴隶制度的愤慨与抨击，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对废奴制的关注。为此，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黑奴命运的刻画，描写了大量奴隶主对黑奴的残酷与剥削情景，也有奴隶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林肯曾评价斯托夫人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当然，斯托夫人不仅仅是一名反奴制“战士”，同样为争取女权，维护女权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妻子和我》就是她专为维护女权地位而发表的论文，无论是文学地位，还是现实意义都非常重大。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饱满而丰盈，立体而深刻，给人以震撼。笔者以此为中心，对斯托夫人刻画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分析。
奴隶制下的生活悲惨而绝望，令人同情而又气愤。斯托夫人不仅严厉抨击着奴隶制度，也将美国社会中的一部分鲜为人知的弱势群体展示出来——白人女性，他们虽然不是黑人，却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逃命运的磨难，成为牺牲品。
其一，善良美丽的品质。雨果说过：“善良的心就是太阳”，莎士比亚也曾说，“善良的心地就是黄金”。可见，众多仁人志士，文学巨匠对善良品质的向往。虔诚的斯托夫人同样对善良、仁爱有着无比的热爱。因而她笔下的女性中都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善良、高尚的形象，影响着周围的人与事。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这种善良并不能帮助他们改变现状，也并不能使他们脱离苦海。就如她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刻画的奴隶主太太谢尔贝，她温柔娴淑，善良美丽，她用自己的爱心感染着身边的人，即便她是奴隶主太太，对待黑奴时也并没有什么偏见，更多的却是平等与自由的想法，她认同人生而平等，不应当对奴隶如此残忍冷酷。得知丈夫要卖掉黑人时，她非常生气与羞愧，但她并没有什么说话、做决定的权利，只能默默忍受。在黑人奴隶的母亲想要带着黑人奴隶逃跑时，谢尔贝太太尽力给予帮助。由此可以看出，谢尔贝太太本性的善良品质，但也可以看出，她并不会表现出对丈夫的反对，而是一味地忍让与顺从，她在丈夫面前毫无地位，即便是她再同情黑人奴隶的生活，也难以改变丈夫的决定，难以改变奴隶的悲惨处境，更不会对黑人的解放有什么实质性推动作用。但至少，他让当时社会中痛苦绝望的人看到了一丝光明，给他们带去了一丝温暖与希望。
其二，自私虚伪的面孔。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源于社会偏见，源于制度压迫、源于每一個奴隶主的谩骂与剥削。斯托夫人描绘中，有很多令人憎恶的白人女性。他们自私虚伪，贪得无厌，对黑人奴隶没有丝毫的人情味。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她就是农场主的女儿玛丽，她秉承了奴隶主的冷酷与自私，十分娇气、野蛮，不仅对待奴隶刻薄，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但是，她的女儿伊娃却与之恰恰相反。伊娃富有爱心，渴望平等、自由的生活，在她眼里，没有等级差异、没有阶级观念，只有善良与天真，只有天使般的美好的心灵。在她的请求下，汤姆叔叔暂时摆脱了那段艰苦的日子，当上了车夫。这个小女孩用她的纯真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人们看到这黑暗的世上还有这样无邪的笑容，像阳光普照大地般的给人温暖。相比之下，玛丽的自私与虚伪是如此的令人鄙夷，尽管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确实体会不到伊娃的快乐，也当然感受不到而仆人玛咪的痛苦。其实，斯托夫人笔下的玛丽，也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绝望。尽管玛丽享受着殷实的生活，但她并不幸福，她被孤独与冷漠包围，只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发泄心中的不满，这何尝不是人性最悲哀的一面。
参考文献：
[1]论《汤姆大伯的小屋》中的女性主体意识[J]. 周海燕，罗晓梅.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05）。
关键词：斯托夫人；女性形象；仁爱；抗争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1
斯托夫人于1811年6月14日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当时黑人奴隶制还未被废除，斯托夫人就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目睹着无数黑人的悲惨经历。而废奴制问题从19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许多作家都赞同废奴制，斯托夫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汤姆叔叔的小屋》引起当时社会的极大震动，随后，为反驳保守势力的攻击，斯托夫人又在1852年发表《（汤姆叔叔的小屋）题解》，通过大量的法律文件与档案等资料来证实小说中描述事件的真实性。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间，斯托夫人又写了《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1856）《奥尔岛上的明珠》（1862）《老镇上的人们》（1869）《粉色和白色的暴政》（1871）等多部作品。而《棕榈叶》则创作于斯托夫人的晚年时期，描绘了她在佛罗里达宁静安逸的生活。斯托夫人生于美国奴隶制还没被废除的时期，受信仰加尔文教的牧师父亲影响，坚决倡导废奴隶制运动，再加上她亲眼目睹了奴隶毫无尊严、于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的真实场景，更对奴隶制充满憎恶，她用自己敏感而又强大的笔触书写出她对奴隶生活的同情与怜悯，抒发她对奴隶制度的愤慨与抨击，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对废奴制的关注。为此，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黑奴命运的刻画，描写了大量奴隶主对黑奴的残酷与剥削情景，也有奴隶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林肯曾评价斯托夫人是“写了一部书，酿成一场大战的小妇人”。当然，斯托夫人不仅仅是一名反奴制“战士”，同样为争取女权，维护女权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妻子和我》就是她专为维护女权地位而发表的论文，无论是文学地位，还是现实意义都非常重大。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饱满而丰盈，立体而深刻，给人以震撼。笔者以此为中心，对斯托夫人刻画的女性形象进行深入分析。
奴隶制下的生活悲惨而绝望，令人同情而又气愤。斯托夫人不仅严厉抨击着奴隶制度，也将美国社会中的一部分鲜为人知的弱势群体展示出来——白人女性，他们虽然不是黑人，却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逃命运的磨难，成为牺牲品。
其一，善良美丽的品质。雨果说过：“善良的心就是太阳”，莎士比亚也曾说，“善良的心地就是黄金”。可见，众多仁人志士，文学巨匠对善良品质的向往。虔诚的斯托夫人同样对善良、仁爱有着无比的热爱。因而她笔下的女性中都会存在着这样一个善良、高尚的形象，影响着周围的人与事。但可惜的是，他们的这种善良并不能帮助他们改变现状，也并不能使他们脱离苦海。就如她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刻画的奴隶主太太谢尔贝，她温柔娴淑，善良美丽，她用自己的爱心感染着身边的人，即便她是奴隶主太太，对待黑奴时也并没有什么偏见，更多的却是平等与自由的想法，她认同人生而平等，不应当对奴隶如此残忍冷酷。得知丈夫要卖掉黑人时，她非常生气与羞愧，但她并没有什么说话、做决定的权利，只能默默忍受。在黑人奴隶的母亲想要带着黑人奴隶逃跑时，谢尔贝太太尽力给予帮助。由此可以看出，谢尔贝太太本性的善良品质，但也可以看出，她并不会表现出对丈夫的反对，而是一味地忍让与顺从，她在丈夫面前毫无地位，即便是她再同情黑人奴隶的生活，也难以改变丈夫的决定，难以改变奴隶的悲惨处境，更不会对黑人的解放有什么实质性推动作用。但至少，他让当时社会中痛苦绝望的人看到了一丝光明，给他们带去了一丝温暖与希望。
其二，自私虚伪的面孔。黑人奴隶的悲惨生活源于社会偏见，源于制度压迫、源于每一個奴隶主的谩骂与剥削。斯托夫人描绘中，有很多令人憎恶的白人女性。他们自私虚伪，贪得无厌，对黑人奴隶没有丝毫的人情味。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有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她就是农场主的女儿玛丽，她秉承了奴隶主的冷酷与自私，十分娇气、野蛮，不仅对待奴隶刻薄，更没有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但是，她的女儿伊娃却与之恰恰相反。伊娃富有爱心，渴望平等、自由的生活，在她眼里，没有等级差异、没有阶级观念，只有善良与天真，只有天使般的美好的心灵。在她的请求下，汤姆叔叔暂时摆脱了那段艰苦的日子，当上了车夫。这个小女孩用她的纯真感染着周围的每一个人，让人们看到这黑暗的世上还有这样无邪的笑容，像阳光普照大地般的给人温暖。相比之下，玛丽的自私与虚伪是如此的令人鄙夷，尽管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她确实体会不到伊娃的快乐，也当然感受不到而仆人玛咪的痛苦。其实，斯托夫人笔下的玛丽，也讽刺了当时社会的绝望。尽管玛丽享受着殷实的生活，但她并不幸福，她被孤独与冷漠包围，只能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别人，发泄心中的不满，这何尝不是人性最悲哀的一面。
参考文献：
[1]论《汤姆大伯的小屋》中的女性主体意识[J]. 周海燕，罗晓梅.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