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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外省人没来过上海，但通过这些歌曲，就知道上海是怎样一座城市了。上海人如何生活，在追求什么，感情如何表达，大致有个了解。
两年多没见了，大隐于市的老作家白桦明显消瘦，脸色也黑了些，精神却相当地好，上下楼梯时，谢绝了记者趋前扶一把的表示。他要了一杯咖啡，几乎一饮而尽。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天棚泻在上海音乐学院一家俱乐部大厅内，老人笑容灿烂，神情放松。这一次，话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歌。
“那些老歌”，他指的是由老朋友陈钢策划推出的两张CD，内容为“歌仙”陈歌辛的“陈记”经典情歌，“那时我都会唱。后来参加革命了，听到同学还在哼，就有点反感。如今垂垂老矣，想起战争年代，觉得这些情歌或者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民歌如果唱唱，倒可以纾解硝烟弥漫时的紧张情绪。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被当作靡靡之音了，谁还敢唱？此后几十年里，我们被要求只许革命，不许生活，因为生活不可避免要发生爱情。那时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组织，交给革命了，许多青年人的文艺才华都荒废了。”
上世纪５０年代，苏联一个军事代表团访华，到了白桦所在的武汉军区，苏联军官问起中国军队里哪首歌影响最大，中方回答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齐声唱给客人听。对方听了一脸困惑，他们想不到红军时期就形成的军规居然能谱成歌曲，一唱就是几十年。而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情歌并不“沉默”。《喀秋莎》就是一首情歌，后來还用来命名一种威力强大的火箭炮。
“几十年来，军规与爱情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白桦表情沉痛地忆起一位战友，他叫高如星，1929年出生在晋西北的兴县，那是一个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高如星是一个羊倌，放羊的时候就学唱晋陕地区的民歌，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他都熟悉。1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二○师的“战斗剧社”，搞起了乐队演奏。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去慰问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白桦与高如星一起去了，并和战友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在筑路部队演出之后，很快在全国传开，又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那年他才21岁。
1953年，总政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高如星在出访途中拼命学俄语，很快就能与苏联人交流了。《喀秋莎》、《山楂树》、《遥远……遥远》、《伏尔加船夫曲》等名歌，还有柴科夫斯基、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让高如星非常震惊，他的零用钱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经常和一些苏联留学生聚会。中苏交恶后他受到了怀疑，以至留党察看，调离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武汉军区文工团搞创作。
“高如星在那个时候写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九九艳阳天》是他24岁时为《柳堡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写出了爱情与军规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６０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本子就拍成了电影，但在“文革”前夜又遭到批判。这部电影与《北国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其实我们一下连队，战士们都围着高如星唱他谱曲的歌，老百姓也会唱。”白桦说，“当时很多人提出要开除高如星，还是罗瑞卿总长保了他，但‘文革’一来，他被打成苏修特务，被强逼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后来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引起感染，再后来创伤部位发生癌变，等发现时已到了晚期。病中的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也必须戴着手铐，他不肯受辱，病也不看了。临终前三天，他让妻子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死者要火化了，有些人还不准家属给他穿军装。我们看不过去了，怒斥那些小人：是你们让他穿上军装的，为什么今天又不许他穿！他侄女送他去火葬场，边推车边唱着他作曲的歌。”
说到这里，老作家有些哽咽。“《九九艳阳天》在当时就是流行歌曲，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现在歌厅里还有这首歌，但唱的人有谁还知道曲作者呢？”
“文革”结束后，高如星得到了昭雪，白桦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战友，这篇文章还收入新近出版的《白桦随笔集》里。
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想不到，在荒谬的年代，抒发人类纯真的、健康的情感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实，一首好的歌曲可以让人的感情变得丰富而细腻，也可让后人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与风尚。我们就是通过苏联歌曲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情与理想的，并汲取追求美的力量。歌曲有时候比其他文艺样式更具想象空间，更能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老作家话锋一转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老歌，“上海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敞开大门吸纳全世界的优秀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后形成自己的东西，这些老歌就没有离开本土文化，至今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成了城市的灵魂。过去许多外省人没来过上海，但通过这些歌曲，就知道上海是怎样一座城市了。上海人如何生活，在追求什么，感情如何表达，大致有个了解。金嗓子周璇唱过一首歌，其中有‘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市声由它起’。听听，粪车——报晓鸡，两个毫不相干的意象连在一起了。粪车是今天的歌曲不屑于表现的污秽之物，但经周璇一唱，谁也不觉得肮脏，上海人市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亲切，贴切，这就是上海人的气度。二是，上海这座城市非常宽容，会给年轻人很多机会。赵丹也跟我说起过，当时他们真是穷光蛋，但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上海呢？就因为上海给了他们展现才华的机会。上海为什么在３０年代突然繁华起来？也因为宽容，因为给了年轻人机会。比如聂耳，当时大家都叫他耳朵，他没有拜见过一位大师，死时也很年轻，却成了大师，就因为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外来文化。赵丹还跟我说了，当时他们来到上海，可以躺在外滩的大饭店门口大叫大喊的，他们确实是穷光蛋。但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终究是属于他们的。”
两年多没见了，大隐于市的老作家白桦明显消瘦，脸色也黑了些，精神却相当地好，上下楼梯时，谢绝了记者趋前扶一把的表示。他要了一杯咖啡，几乎一饮而尽。冬日的阳光穿过玻璃天棚泻在上海音乐学院一家俱乐部大厅内，老人笑容灿烂，神情放松。这一次，话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歌。
“那些老歌”，他指的是由老朋友陈钢策划推出的两张CD，内容为“歌仙”陈歌辛的“陈记”经典情歌，“那时我都会唱。后来参加革命了，听到同学还在哼，就有点反感。如今垂垂老矣，想起战争年代，觉得这些情歌或者有那么一点意思的民歌如果唱唱，倒可以纾解硝烟弥漫时的紧张情绪。但是在1945年以后，它们被当作靡靡之音了，谁还敢唱？此后几十年里，我们被要求只许革命，不许生活，因为生活不可避免要发生爱情。那时我们把一切都交给组织，交给革命了，许多青年人的文艺才华都荒废了。”
上世纪５０年代，苏联一个军事代表团访华，到了白桦所在的武汉军区，苏联军官问起中国军队里哪首歌影响最大，中方回答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齐声唱给客人听。对方听了一脸困惑，他们想不到红军时期就形成的军规居然能谱成歌曲，一唱就是几十年。而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战士在冰天雪地的战壕里，情歌并不“沉默”。《喀秋莎》就是一首情歌，后來还用来命名一种威力强大的火箭炮。
“几十年来，军规与爱情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白桦表情沉痛地忆起一位战友，他叫高如星，1929年出生在晋西北的兴县，那是一个种地用镢掏、不长庄稼光长草的穷地方。高如星是一个羊倌，放羊的时候就学唱晋陕地区的民歌，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他都熟悉。1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二○师的“战斗剧社”，搞起了乐队演奏。1950年“战斗剧社”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要组织一个慰问团代表贺龙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去慰问奋战在康藏的筑路大军。白桦与高如星一起去了，并和战友孟贵彬合写了一首歌，名叫《藏胞歌唱解放军》，在筑路部队演出之后，很快在全国传开，又在1951年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这是高如星的处女作，那年他才21岁。
1953年，总政歌舞团以解放军歌舞团名义出访苏联和东欧各国，高如星在出访途中拼命学俄语，很快就能与苏联人交流了。《喀秋莎》、《山楂树》、《遥远……遥远》、《伏尔加船夫曲》等名歌，还有柴科夫斯基、斯美塔那、德沃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让高如星非常震惊，他的零用钱全部买了苏联唱片。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唱片，连穿衣服也学苏联人的样子，还经常和一些苏联留学生聚会。中苏交恶后他受到了怀疑，以至留党察看，调离八一电影制片厂，到武汉军区文工团搞创作。
“高如星在那个时候写了《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九九艳阳天》是他24岁时为《柳堡的故事》写的插曲，这部电影写出了爱情与军规的矛盾，所以遭到了批判。６０年代初，政治气候有所回暖，本子就拍成了电影，但在“文革”前夜又遭到批判。这部电影与《北国江南》一起成了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其实我们一下连队，战士们都围着高如星唱他谱曲的歌，老百姓也会唱。”白桦说，“当时很多人提出要开除高如星，还是罗瑞卿总长保了他，但‘文革’一来，他被打成苏修特务，被强逼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后来高如星的肋骨被打断，插进肺里面引起感染，再后来创伤部位发生癌变，等发现时已到了晚期。病中的高如星去医院看病，也必须戴着手铐，他不肯受辱，病也不看了。临终前三天，他让妻子王云霞搀扶着去附近一家小照相馆，照了一张夫妻合影。死者要火化了，有些人还不准家属给他穿军装。我们看不过去了，怒斥那些小人：是你们让他穿上军装的，为什么今天又不许他穿！他侄女送他去火葬场，边推车边唱着他作曲的歌。”
说到这里，老作家有些哽咽。“《九九艳阳天》在当时就是流行歌曲，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现在歌厅里还有这首歌，但唱的人有谁还知道曲作者呢？”
“文革”结束后，高如星得到了昭雪，白桦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战友，这篇文章还收入新近出版的《白桦随笔集》里。
今天的年轻人一定想不到，在荒谬的年代，抒发人类纯真的、健康的情感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其实，一首好的歌曲可以让人的感情变得丰富而细腻，也可让后人了解一个历史时期的生活与风尚。我们就是通过苏联歌曲了解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感情与理想的，并汲取追求美的力量。歌曲有时候比其他文艺样式更具想象空间，更能直接抒发个人情感。”老作家话锋一转回到上海三四十年代的老歌，“上海这座城市最大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敞开大门吸纳全世界的优秀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后形成自己的东西，这些老歌就没有离开本土文化，至今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成了城市的灵魂。过去许多外省人没来过上海，但通过这些歌曲，就知道上海是怎样一座城市了。上海人如何生活，在追求什么，感情如何表达，大致有个了解。金嗓子周璇唱过一首歌，其中有‘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市声由它起’。听听，粪车——报晓鸡，两个毫不相干的意象连在一起了。粪车是今天的歌曲不屑于表现的污秽之物，但经周璇一唱，谁也不觉得肮脏，上海人市民的生活就是这样啊，亲切，贴切，这就是上海人的气度。二是，上海这座城市非常宽容，会给年轻人很多机会。赵丹也跟我说起过，当时他们真是穷光蛋，但他们为什么要聚集在上海呢？就因为上海给了他们展现才华的机会。上海为什么在３０年代突然繁华起来？也因为宽容，因为给了年轻人机会。比如聂耳，当时大家都叫他耳朵，他没有拜见过一位大师，死时也很年轻，却成了大师，就因为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外来文化。赵丹还跟我说了，当时他们来到上海，可以躺在外滩的大饭店门口大叫大喊的，他们确实是穷光蛋。但他们很清楚，这个世界终究是属于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