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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国派几艘军舰去亚丁湾，不算什么大的动静。
中国海军一行三艘战舰编队，正在积极履行保护中国商船、渔船及运送人道主义救助物资的船只免遭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等任务。
中国海军此番出手，表面上看颇有拾人牙慧之嫌，似乎只是简单复制了美国、俄罗斯、印度、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先后派军舰“剿匪”的模式和先例，不算什么“大动静”。但就在这样的国际舆论的“风轻云淡”之下，大国角力却暗流涌动。
我们有必要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研判此次行动潜在的战略利益竞争，并以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思路，来思考有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首次外洋执行作战任务，虽属低强度，但对中美关系而言，既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遇，也是一个充满智慧考验的挑战。
美方的善意
美国五角大楼获悉中国海军力量将赴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打击海盗，第一时间就通过其发言人对中方行动表示欢迎，并把此举视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安全义务的努力。美国太平洋舰队及负责亚丁湾海域安全的美国第五舰队表示，美方将向中方提供有关“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海军发言人坎贝尔中校透露，美国海军正与中国舰队联系，以便协调军力，避开摩擦，错开巡逻区。
如何解读和回应美方的“波澜不惊”和“优雅大方”呢？
首先应把握美方的“战略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美方强大的、现今无人能挑战的军事实力上。当俄罗斯核动力巡洋舰和大型反潜舰出现在委内瑞拉海域及重返古巴，并试图穿越巴拿马运河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轻描淡写，说这些行动“没有问题，但我们会关注的”，国务卿赖斯则称几艘军舰驶入“美国后花园”并不会改变美国的优势。同样，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国派几艘军舰去亚丁湾，不算什么大的动静。
美方的实力自信为其他国家的行动制造了最大限度的容忍空间，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和“解读”美方的战略自信；反过来说，维护美方的战略自信可为其他国家有节制地进一步推行本国战略提供条件。 br>
其次，美方主动伸出的“橄榄枝”，意在探测中方对美方在亚丁湾安全上的主导地位的认同度。表面上看，索马里沿岸海域、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沿岸印度洋海域及苏伊士运河水域上充斥着各行其是的外国军舰，但除了以“无畏号”导弹驱逐舰为核心的俄罗斯舰队及伊朗军舰外，其他扬着欧盟、北约旗帜的军舰及印度、韩国、马来西亚队军舰，均在某种程度上听命于美方第五舰队的指挥，美国俨然就是没有封号的“总司令”。对于中国舰队而言，从某种意义上看，接受了美方提供的信息，也等于认可了美方的“主导”地位。目前来看，以“默示即许可”的模式来运作对中方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各国舰队之间交流信息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由于美方向台售武，中美军事外交近乎中断。此次远洋出征可以当成打破中国军事外交关系“坚冰”的试探之旅，双方都会把握机会，美国的“善意”里就包含着这样的积极成分。
第四，在打击索马里海盗方面，美军介入时间最早，也搞过几次大的阵仗，揣摩及研究美军行为模式也能给中方行动提供一定的指导。索马里海盗虽指向国际海洋法意义上的普遍管辖的海盗罪，但索马里海盗的滋生有其特定背景，其海盗行为方式也与传统的烧杀抢掳海盗行径大为不同，他们主要以收取“过路费”式的赎金为主业，并不轻易伤害船员和轮船。劫持沙特“天狼星”号油轮的索马里海盗在得到部分赎金后逃散时，5人葬身海底，是个悲剧。美国常常高调介入，又低调行事。中方宜避免印度式的误击泰国渔船的莽撞行为，在驱逐海盗时应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慎用武力手段，多参照美国模式。
智库的敌意
与美国官方的“善意”相反，美国非官方智库对此则充满“敌意”。位于美国得克薩斯州奥斯汀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把中方的历史性出征视为“动机不纯”的一场军事演练，该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方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之机，行实战训练之实。报告称，实战训练将包括远离本土的后勤保障，与海上对手作战和与其他国家更有经验的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和协同作战。
战略预测公司把中国军舰视为打入北约舰队群中的“间谍船”，报告称，中国海军“很可能会监听北约（特别是美国）战舰之间的通信联络以及战舰和直升机之间的通信联络”。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认为，中方利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认同打击海盗具有积极意义为基础，不顾日本和韩国可能的紧张，趁机扩充海军实力。罗伊认为，中国的海外部署肯定会受到美国等国的质疑和忧虑，他把中国海军实力的上升，解读为“中国依赖美国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的不愿意和排斥”。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柯福瑞则认为，中国陷入了要成为法国、印度等国一样通过现代化力量提升其形象的内在渴求与被扣上“中国威胁论”的惧怕之间的矛盾。由于存在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一直拖到年底才做出派遣军舰的正式决定。柯福瑞认为，这样的内在矛盾将一直存在，直到中国有能力重塑国际新秩序。
美国智库的“集体意识”性焦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潜意识中的忧虑。从上世纪中叶起，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美国维持海洋秩序，美国也乐于及有实力担任这样的全球警察角色。但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完全依赖美方的军事保护伞，已经是不切现实的幻想。中国现在挤进这一领导舞台，虽然还没有实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已经越来越成为制定规则的影响要素，这就要求中美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应当充分理解双方的利益诉求，中国在“示强”时，也宜充分理会“示弱政治学”的妙处。
由此观之，中方“亮剑”，剑锋虽直向非传统威胁的海盗危害，但剑刃有可能碰触到一些国家的长期利益，中方宜以充分的智慧来应对和化解，而非情绪化地纵容对抗过早来临，否则得不偿失。（作者为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
中国海军一行三艘战舰编队，正在积极履行保护中国商船、渔船及运送人道主义救助物资的船只免遭索马里海盗的袭击等任务。
中国海军此番出手，表面上看颇有拾人牙慧之嫌，似乎只是简单复制了美国、俄罗斯、印度、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先后派军舰“剿匪”的模式和先例，不算什么“大动静”。但就在这样的国际舆论的“风轻云淡”之下，大国角力却暗流涌动。
我们有必要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研判此次行动潜在的战略利益竞争，并以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思路，来思考有可能面临的新问题。可以这么说，中国首次外洋执行作战任务，虽属低强度，但对中美关系而言，既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遇，也是一个充满智慧考验的挑战。
美方的善意
美国五角大楼获悉中国海军力量将赴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打击海盗，第一时间就通过其发言人对中方行动表示欢迎，并把此举视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承担国际安全义务的努力。美国太平洋舰队及负责亚丁湾海域安全的美国第五舰队表示，美方将向中方提供有关“信息”。美军中央司令部海军发言人坎贝尔中校透露，美国海军正与中国舰队联系，以便协调军力，避开摩擦，错开巡逻区。
如何解读和回应美方的“波澜不惊”和“优雅大方”呢？
首先应把握美方的“战略自信”。这种自信是建立在美方强大的、现今无人能挑战的军事实力上。当俄罗斯核动力巡洋舰和大型反潜舰出现在委内瑞拉海域及重返古巴，并试图穿越巴拿马运河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轻描淡写，说这些行动“没有问题，但我们会关注的”，国务卿赖斯则称几艘军舰驶入“美国后花园”并不会改变美国的优势。同样，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中国派几艘军舰去亚丁湾，不算什么大的动静。
美方的实力自信为其他国家的行动制造了最大限度的容忍空间，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不受限制地“利用”和“解读”美方的战略自信；反过来说，维护美方的战略自信可为其他国家有节制地进一步推行本国战略提供条件。 br>
其次，美方主动伸出的“橄榄枝”，意在探测中方对美方在亚丁湾安全上的主导地位的认同度。表面上看，索马里沿岸海域、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沿岸印度洋海域及苏伊士运河水域上充斥着各行其是的外国军舰，但除了以“无畏号”导弹驱逐舰为核心的俄罗斯舰队及伊朗军舰外，其他扬着欧盟、北约旗帜的军舰及印度、韩国、马来西亚队军舰，均在某种程度上听命于美方第五舰队的指挥，美国俨然就是没有封号的“总司令”。对于中国舰队而言，从某种意义上看，接受了美方提供的信息，也等于认可了美方的“主导”地位。目前来看，以“默示即许可”的模式来运作对中方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各国舰队之间交流信息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由于美方向台售武，中美军事外交近乎中断。此次远洋出征可以当成打破中国军事外交关系“坚冰”的试探之旅，双方都会把握机会，美国的“善意”里就包含着这样的积极成分。
第四，在打击索马里海盗方面，美军介入时间最早，也搞过几次大的阵仗，揣摩及研究美军行为模式也能给中方行动提供一定的指导。索马里海盗虽指向国际海洋法意义上的普遍管辖的海盗罪，但索马里海盗的滋生有其特定背景，其海盗行为方式也与传统的烧杀抢掳海盗行径大为不同，他们主要以收取“过路费”式的赎金为主业，并不轻易伤害船员和轮船。劫持沙特“天狼星”号油轮的索马里海盗在得到部分赎金后逃散时，5人葬身海底，是个悲剧。美国常常高调介入，又低调行事。中方宜避免印度式的误击泰国渔船的莽撞行为，在驱逐海盗时应尽量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慎用武力手段，多参照美国模式。
智库的敌意
与美国官方的“善意”相反，美国非官方智库对此则充满“敌意”。位于美国得克薩斯州奥斯汀的美国战略预测公司把中方的历史性出征视为“动机不纯”的一场军事演练，该智库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方利用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之机，行实战训练之实。报告称，实战训练将包括远离本土的后勤保障，与海上对手作战和与其他国家更有经验的海军进行通信联络和协同作战。
战略预测公司把中国军舰视为打入北约舰队群中的“间谍船”，报告称，中国海军“很可能会监听北约（特别是美国）战舰之间的通信联络以及战舰和直升机之间的通信联络”。
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丹尼·罗伊认为，中方利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认同打击海盗具有积极意义为基础，不顾日本和韩国可能的紧张，趁机扩充海军实力。罗伊认为，中国的海外部署肯定会受到美国等国的质疑和忧虑，他把中国海军实力的上升，解读为“中国依赖美国保护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利益的不愿意和排斥”。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柯福瑞则认为，中国陷入了要成为法国、印度等国一样通过现代化力量提升其形象的内在渴求与被扣上“中国威胁论”的惧怕之间的矛盾。由于存在这样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一直拖到年底才做出派遣军舰的正式决定。柯福瑞认为，这样的内在矛盾将一直存在，直到中国有能力重塑国际新秩序。
美国智库的“集体意识”性焦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政府潜意识中的忧虑。从上世纪中叶起，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美国维持海洋秩序，美国也乐于及有实力担任这样的全球警察角色。但随着中国贸易实力的增强，完全依赖美方的军事保护伞，已经是不切现实的幻想。中国现在挤进这一领导舞台，虽然还没有实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但已经越来越成为制定规则的影响要素，这就要求中美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应当充分理解双方的利益诉求，中国在“示强”时，也宜充分理会“示弱政治学”的妙处。
由此观之，中方“亮剑”，剑锋虽直向非传统威胁的海盗危害，但剑刃有可能碰触到一些国家的长期利益，中方宜以充分的智慧来应对和化解，而非情绪化地纵容对抗过早来临，否则得不偿失。（作者为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