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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耘，广东顺德人。著有散文集《往事并不如烟》，评论集《黄秋耘文学评论选》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肄业。194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中共香港文委修补委员，粤赣湘边纵队第一支队参谋，《青年知识》、《新建设》、《学园》编辑。建国后，历任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报》编辑部副主任、广东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中国广州笔会中心会长、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有《黄秋耘自选集》、《黄秋耘散文选》、《黄秋耘文学评论选》，著有回忆录《风雨年华》。
今年的暮春和初夏，我是在北京度过的。除了刮风天和阴雨天，我吃过晚饭后就遛达到中山公园去，去紫丁香花丛中消磨掉整个黄昏。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让那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包围着我的气氛里，沉思着四十多年来像云烟一般的前尘往事。对于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来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享受了。
一个熟悉而亲切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老编辑：“怎么，老王，又是在这儿碰到你，你好像对紫丁香花有点特殊的感情似的。”
“唔，也许，紫丁香花这种淡雅而又有点忧郁的情调适合我的气质。”
“这恐怕不见得是惟一的原因吧！”他狡黠地眨着眼睛：“在你的一生中，说不定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和紫丁香花有点什么关系。比方说，在年轻时候，你是不是认识过一个像紫丁香花一般忧郁的姑娘？”
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距离“灰飞烟灭”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保密”了。而且，像这样美好而纯洁的回忆，多让一个朋友知道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并肩坐在长椅子上。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就开了腔，那位老先生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说起来，这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还会记得，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片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多个同学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下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落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杈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身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年纪看来还比我小一两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
“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
她拦住我：“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又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我粗手粗脚的，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过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哥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凑合，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辞，她有点生气了：“唉，您这人呀，真是个书呆子！生死关头，逃命要紧嘛，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
我走出这户人家，回头望了一眼门牌号码。靠着蓝布大褂和呢帽的掩护，谁也看不出我是个被打伤的“逃犯”，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脱险了。
我在清华的小医院里缝合好伤口，休息了三五天，就痊愈了。我总想着把蓝布大褂和呢帽还给人家。直接送到她家里去吗？万一出来应门的不是她而是别人，那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约她下一星期六的傍晚亲自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旁边的紫丁香花丛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大小姐”收，落款我没有写，因为那天在匆忙中我们谁都没有请教过对方的尊称大名。
我们终于在紫丁香花下见面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面前，稍微点点头示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我总觉得，随便询问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绍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庄重的，太唐突的。我只是激动地红着脸对她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忙，那一天，要不是换了衣服，我一出门就会被捕的。胡同口有两只穿黑制服的狗在守着呢！”
“甭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旧东西您大可不必还给我。”
“我怕您不好向您的哥哥交代！”
“不要紧。他也不是常穿戴的。再说，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他是爱国的，在中国大学上学。不过，没有您那么勇敢。”
她将手上的纸包递给我：“给，这是您那天换下来的大褂和便帽，上面的血迹我给洗掉了。多可惜，这是志士的鲜血啊！”她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当时有一支流行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开头有一句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其实，您也大可不必还我。这件血衣，留下来作纪念不是很好吗？”
她稚气地笑着说：“您叫我搁在哪儿呀？假如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又该怎么说才好呀？这件事，除了咱俩，现在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爹是个好人，在中学里教书，他胆子小得要命！假如让他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容貌似的，似乎想问我的姓名，但是欲说还休，很快又说：“假如没有什么事，我该走了！”临别时我们轻轻地握了握手，手指尖仅仅接触到对方的手指尖。她走到离开我十多步的地方，迅速地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好像有点依依惜别的样子。她那轻盈而苗条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和茂密的丁香花丛里面了。我猛地想跑上前去跟她多说几句话，至少问清楚她的姓名，但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我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要说是“爱情”吧，恐怕算不上，要说是友谊呢，又和普通的、寻常的友谊不太一样，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革命的情谊，一种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革命情谊，而且产生在两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女之间，这是人世间最值得珍贵的东西。不知怎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甚至不知道我这位“救命恩人”是否还在人间，但每当我一看到紫丁香花，一闻到紫丁香花的香味，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个人，仿佛又看到她那消逝在紫丁香花丛中的身影，仿佛又听到她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
听完了我的故事，那位老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和另一条河流遇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唉！怪不得你那样喜欢紫丁香花。不过，你真是个古怪的老头儿，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二十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编辑 孙腾飞）
今年的暮春和初夏，我是在北京度过的。除了刮风天和阴雨天，我吃过晚饭后就遛达到中山公园去，去紫丁香花丛中消磨掉整个黄昏。一个人安静地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让那浓郁的花香弥漫在包围着我的气氛里，沉思着四十多年来像云烟一般的前尘往事。对于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来说，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享受了。
一个熟悉而亲切的面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的年纪和我差不多，是一家有名的出版社的老编辑：“怎么，老王，又是在这儿碰到你，你好像对紫丁香花有点特殊的感情似的。”
“唔，也许，紫丁香花这种淡雅而又有点忧郁的情调适合我的气质。”
“这恐怕不见得是惟一的原因吧！”他狡黠地眨着眼睛：“在你的一生中，说不定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和紫丁香花有点什么关系。比方说，在年轻时候，你是不是认识过一个像紫丁香花一般忧郁的姑娘？”
像我这么一大把年纪，距离“灰飞烟灭”的日子已经不很远，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保密”了。而且，像这样美好而纯洁的回忆，多让一个朋友知道也未尝不是好事。我们并肩坐在长椅子上。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就开了腔，那位老先生居然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说起来，这是四十四年前的事了。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还会记得，1936年3月31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片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多个同学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下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落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杈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身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年纪看来还比我小一两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
“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
她拦住我：“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又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我粗手粗脚的，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
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
她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过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哥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凑合，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我一再推辞，她有点生气了：“唉，您这人呀，真是个书呆子！生死关头，逃命要紧嘛，还顾得上那么多礼数？”
我走出这户人家，回头望了一眼门牌号码。靠着蓝布大褂和呢帽的掩护，谁也看不出我是个被打伤的“逃犯”，拐了个弯，到了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坐上直开清华园的校车，我就这样安然无恙地脱险了。
我在清华的小医院里缝合好伤口，休息了三五天，就痊愈了。我总想着把蓝布大褂和呢帽还给人家。直接送到她家里去吗？万一出来应门的不是她而是别人，那我该怎么说才好呢？我只好写了一封短信，约她下一星期六的傍晚亲自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旁边的紫丁香花丛附近，取回我借去的大褂和呢帽。收信人的姓名只写着“大小姐”收，落款我没有写，因为那天在匆忙中我们谁都没有请教过对方的尊称大名。
我们终于在紫丁香花下见面了。她很大方地走到我面前，稍微点点头示意。
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分腼腆的小伙子，我总觉得，随便询问一个不认识的姑娘的姓名或者介绍自己的姓名都是不太庄重的，太唐突的。我只是激动地红着脸对她说：“非常感谢您的帮忙，那一天，要不是换了衣服，我一出门就会被捕的。胡同口有两只穿黑制服的狗在守着呢！”
“甭客气，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其实这些旧东西您大可不必还给我。”
“我怕您不好向您的哥哥交代！”
“不要紧。他也不是常穿戴的。再说，他和您一样，也是个大学生。他是爱国的，在中国大学上学。不过，没有您那么勇敢。”
她将手上的纸包递给我：“给，这是您那天换下来的大褂和便帽，上面的血迹我给洗掉了。多可惜，这是志士的鲜血啊！”她半开玩笑半认真说。当时有一支流行的爱国歌曲《五月的鲜花》，开头有一句歌词：“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其实，您也大可不必还我。这件血衣，留下来作纪念不是很好吗？”
她稚气地笑着说：“您叫我搁在哪儿呀？假如家里的人问起来，我又该怎么说才好呀？这件事，除了咱俩，现在还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爹是个好人，在中学里教书，他胆子小得要命！假如让他知道了，他会骂我的。”
她默默地望了我一眼，好像要记住我的容貌似的，似乎想问我的姓名，但是欲说还休，很快又说：“假如没有什么事，我该走了！”临别时我们轻轻地握了握手，手指尖仅仅接触到对方的手指尖。她走到离开我十多步的地方，迅速地回过头来望了我一眼，好像有点依依惜别的样子。她那轻盈而苗条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苍茫的暮色和茂密的丁香花丛里面了。我猛地想跑上前去跟她多说几句话，至少问清楚她的姓名，但我终于痛苦地克制住自己，我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经过，要说是“爱情”吧，恐怕算不上，要说是友谊呢，又和普通的、寻常的友谊不太一样，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革命的情谊，一种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革命情谊，而且产生在两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男女之间，这是人世间最值得珍贵的东西。不知怎的，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我甚至不知道我这位“救命恩人”是否还在人间，但每当我一看到紫丁香花，一闻到紫丁香花的香味，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么一件事，这么一个人，仿佛又看到她那消逝在紫丁香花丛中的身影，仿佛又听到她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
听完了我的故事，那位老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和另一条河流遇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唉！怪不得你那样喜欢紫丁香花。不过，你真是个古怪的老头儿，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二十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
（编辑 孙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