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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兆伟：沈阳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辽宁省孔子学会名誉副会长。代表作有《论语通要》《孟子译评》等。
刘北芦：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编辑。
《孟子》一书是战国时期孟轲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所论社会与人生问题的结集。作为“四书”之一，其影响与《论语》《大学》《中庸》同样深刻而广远。
《孟子》一书所体现的高明之处，在于孟子认为，君与民是一体的，君民互不可缺，要想解决天下、国家存在的问题，必须统合来看，整体来解决。要注重君民互利、共利，甚至“民为重，君为轻”，把民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来研究社会问题。在此思想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恒产”与人伦教育统合变革的主张。他认为，忽略君民任何一方的利益，忽略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任何一方的变革，社会变革都是不会成功的。
实行仁政
社会进步的主要体现是人民生活的提高与思想的进步，而欲使人民生活真正提高，必须为人民解决生计问题，而后使人民安居乐业。怎么才能为民解决生计问题和使民安居乐业？孟子坚定地认为要实施仁政。仁政，就是爱人的政治，就是关怀人民、设法满足人民利益的政治。
变革政治，实施仁政，旗帜必须是仁义，而不是货利。孟子非常清楚，没有经济只有政治是不可以的；没有货利，只有理论的仁义也是不可以的。但一个国家的旗号必须是导民从善的“仁义”。如果旗号就是追求货利，那么上下每个人都会争得剑拔弩张，甚至不要人伦秩序，那会导致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孟子·梁惠王上》写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即孟子认为治理国家要倡导人人行仁义，大家互相关爱，以负责任的精神去对待各种事物。那么，经济生活自然也会逐渐提高。孟子认为，若不如此，则会出现万众争利而国危的局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无论何时，国家也好，人民也好，追求目标的旗帜应是共同利益、共同境界，这样才能始终以人类美好、善良的社会性去鼓励人、约束人、督促人，避免为追逐货利而兽性相残相戮。实行仁政，一利民，二利管理者。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人民得到实惠，自然拥戴管理者；管理者有了民心，就有了无穷尽的物质财富。其实，孟子义利之论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针对性。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夫为求私利、聚敛财富，导致战争频仍，尸横遍野。有些臣子亦蠢蠢欲动，伺机谋权篡位。孔子反对的“子弑父，臣弑君”之事屡有发生，苍生涂炭。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好利、逐利、夺利酿成的悲剧。所以，孟子欲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病痛，遂提出要讲仁义，要尊重人性，不能赤裸裸地追名逐利。国家、民族发展的标志，不仅是物质财富增多，更重要的是人类善性的舒展、张扬。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能提出以仁义治国的政治思想纲领，真是很伟大。
使民有“恒产”
孟子倡导的仁政一旦得到实施，必然产生惠民利君的经济政策。而最实际的是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并且要使人民生活持续有保障。于是，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要使民有恒定长久的产业。人民有了产业，才能有恒定的思想，才能遵守恒久的常规常理，才能循礼诚信，才不去铤而走险，才能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孟子设计了一幅经济变革的蓝图。《孟子·尽心上》写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意思是，每家每户有五亩房宅地，盖了房屋后，剩下的土地作为院落与菜地。周围墙下要栽桑树，女子要养蚕织帛；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要适时繁殖，老年人就不会缺衣少肉了。老人有衣有肉就不会冻饿而死了。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很好地耕耘土地，尽量多打粮食，而统治者也要控制欲望，不增加税收，让劳动人民心中喜悦。要教育人民计划用粮，规范行事，花费审慎。《孟子·梁惠王上》说过，粮谷、鱼鳖、材木丰足，财用充裕，民众才能与君同忧乐，国君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因为人民通过事实相信国君的一切指向都是为保民、富民、乐民。
孟子所提出的“井田制”完全是他经济改革的创想，是为了落实仁政治国思想而创造的新经济主张，实质是责任到户的包田制，八家包种九等份田地，中间一份是贡赋田，在保证种好公家贡赋田的前提下，各自种好自己的一份。这既保证了“公”的利益，又保证了“私”的利益，自然会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所以，孟子创想的“井田制”实质是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改革。
总之，孟子的经济改革思想全面而系统，要人人有恒产，要包田到户，要重视社会分工，适当税收。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仁政。
实施涵养、弘扬人性的教育
孟子认为教育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论必须有饭吃、有屋住，荒年不能饿死。教育与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得益彰，孟子对社会的统合变革思想即基于此，他先提出仁政学说，随之提出解决人民生计问题，而人民生活好了，必须使教育紧紧跟上，不然，已取得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子深刻认识到好的教育比好的政治优越：“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政必须有“善教”辅助，好的教育能帮助政治得人心。所以，与政治、经济一体的教育要解决“孝悌”与人伦秩序、抵制邪恶、弘扬善性、支持仁政得人心等大问题，才能保障政治、经济与教育统合变革的成功。
教育要传播、弘扬仁政，维护仁政，要为建立维护社会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孟子·滕文公上》写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过上饱暖生活后，就要办好教育，稍一松弛，人民的善性就会散佚，恶性就会增长。只有教育的成功才能真正建立好社会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基础是“父子有亲”，即“孝”，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君臣有义”即“君礼臣忠”“夫婦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会新秩序。孟子的教育主张完全是配合仁政主张的，教育人民存养与生俱来的善性，节制欲望，礼让谦和，尊长敬上，与人为善。孟子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人心仁善的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去恶趋善，社会种种纷争自然能止息。
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有四大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仅是善性的开头，不是成熟而完整的善性。贤达与不肖之人的差别就在于能否扩充这四大善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扩充就是教育的作用，而有些人不但不能扩充善端，反而把善端丢失了。教育的第二大作用就是要把人丢掉的善性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处讲的“学问”实际上是教育。以上所论教育的两大功能都是要解决人性善良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养心寡欲”，存养与生俱来的善性，弘扬善行，减少欲望。人与禽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人能节制欲望，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以合乎社会规范。
孟子认为，为使社会更美好，需要培养具有“良知”“良能”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是追求仁政、浩然正气的大英雄，是开拓进取、导民从善的圣贤，由他们做带头人，社会就会和平、均衡、安定地发展。
综上所述，孟子的思想体系就是以仁义为旗帜，希望君民各正名分，同乐互利，以努力建立君民互惠的相对均衡的社会。孟子把孔子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也更利于理解与践行。
刘兆伟：沈阳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全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辽宁省孔子学会名誉副会长。代表作有《论语通要》《孟子译评》等。
刘北芦：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编辑。
《孟子》一书是战国时期孟轲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所论社会与人生问题的结集。作为“四书”之一，其影响与《论语》《大学》《中庸》同样深刻而广远。
《孟子》一书所体现的高明之处，在于孟子认为，君与民是一体的，君民互不可缺，要想解决天下、国家存在的问题，必须统合来看，整体来解决。要注重君民互利、共利，甚至“民为重，君为轻”，把民摆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来研究社会问题。在此思想基础上，孟子提出了“仁政”“恒产”与人伦教育统合变革的主张。他认为，忽略君民任何一方的利益，忽略政治、经济与教育三者任何一方的变革，社会变革都是不会成功的。
实行仁政
社会进步的主要体现是人民生活的提高与思想的进步，而欲使人民生活真正提高，必须为人民解决生计问题，而后使人民安居乐业。怎么才能为民解决生计问题和使民安居乐业？孟子坚定地认为要实施仁政。仁政，就是爱人的政治，就是关怀人民、设法满足人民利益的政治。
变革政治，实施仁政，旗帜必须是仁义，而不是货利。孟子非常清楚，没有经济只有政治是不可以的；没有货利，只有理论的仁义也是不可以的。但一个国家的旗号必须是导民从善的“仁义”。如果旗号就是追求货利，那么上下每个人都会争得剑拔弩张，甚至不要人伦秩序，那会导致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孟子·梁惠王上》写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即孟子认为治理国家要倡导人人行仁义，大家互相关爱，以负责任的精神去对待各种事物。那么，经济生活自然也会逐渐提高。孟子认为，若不如此，则会出现万众争利而国危的局面：“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无论何时，国家也好，人民也好，追求目标的旗帜应是共同利益、共同境界，这样才能始终以人类美好、善良的社会性去鼓励人、约束人、督促人，避免为追逐货利而兽性相残相戮。实行仁政，一利民，二利管理者。孟子说：“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人民得到实惠，自然拥戴管理者；管理者有了民心，就有了无穷尽的物质财富。其实，孟子义利之论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性、针对性。战国时期的诸侯、大夫为求私利、聚敛财富，导致战争频仍，尸横遍野。有些臣子亦蠢蠢欲动，伺机谋权篡位。孔子反对的“子弑父，臣弑君”之事屡有发生，苍生涂炭。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好利、逐利、夺利酿成的悲剧。所以，孟子欲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病痛，遂提出要讲仁义，要尊重人性，不能赤裸裸地追名逐利。国家、民族发展的标志，不仅是物质财富增多，更重要的是人类善性的舒展、张扬。两千三百多年前的中国人能提出以仁义治国的政治思想纲领，真是很伟大。
使民有“恒产”
孟子倡导的仁政一旦得到实施，必然产生惠民利君的经济政策。而最实际的是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并且要使人民生活持续有保障。于是，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说，要使民有恒定长久的产业。人民有了产业，才能有恒定的思想，才能遵守恒久的常规常理，才能循礼诚信，才不去铤而走险，才能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孟子设计了一幅经济变革的蓝图。《孟子·尽心上》写道：“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意思是，每家每户有五亩房宅地，盖了房屋后，剩下的土地作为院落与菜地。周围墙下要栽桑树，女子要养蚕织帛；养五只母鸡，两头母猪，要适时繁殖，老年人就不会缺衣少肉了。老人有衣有肉就不会冻饿而死了。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很好地耕耘土地，尽量多打粮食，而统治者也要控制欲望，不增加税收，让劳动人民心中喜悦。要教育人民计划用粮，规范行事，花费审慎。《孟子·梁惠王上》说过，粮谷、鱼鳖、材木丰足，财用充裕，民众才能与君同忧乐，国君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因为人民通过事实相信国君的一切指向都是为保民、富民、乐民。
孟子所提出的“井田制”完全是他经济改革的创想，是为了落实仁政治国思想而创造的新经济主张，实质是责任到户的包田制，八家包种九等份田地，中间一份是贡赋田，在保证种好公家贡赋田的前提下，各自种好自己的一份。这既保证了“公”的利益，又保证了“私”的利益，自然会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所以，孟子创想的“井田制”实质是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改革。
总之，孟子的经济改革思想全面而系统，要人人有恒产，要包田到户，要重视社会分工，适当税收。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落实仁政。
实施涵养、弘扬人性的教育
孟子认为教育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一般而论必须有饭吃、有屋住，荒年不能饿死。教育与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得益彰，孟子对社会的统合变革思想即基于此，他先提出仁政学说，随之提出解决人民生计问题，而人民生活好了，必须使教育紧紧跟上，不然，已取得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孟子深刻认识到好的教育比好的政治优越：“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仁政必须有“善教”辅助，好的教育能帮助政治得人心。所以，与政治、经济一体的教育要解决“孝悌”与人伦秩序、抵制邪恶、弘扬善性、支持仁政得人心等大问题，才能保障政治、经济与教育统合变革的成功。
教育要传播、弘扬仁政，维护仁政，要为建立维护社会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孟子·滕文公上》写道：“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过上饱暖生活后，就要办好教育，稍一松弛，人民的善性就会散佚，恶性就会增长。只有教育的成功才能真正建立好社会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基础是“父子有亲”，即“孝”，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君臣有义”即“君礼臣忠”“夫婦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会新秩序。孟子的教育主张完全是配合仁政主张的，教育人民存养与生俱来的善性，节制欲望，礼让谦和，尊长敬上，与人为善。孟子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解决人心仁善的问题，每个社会成员都去恶趋善，社会种种纷争自然能止息。
孟子认为人与生俱来有四大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端仅是善性的开头，不是成熟而完整的善性。贤达与不肖之人的差别就在于能否扩充这四大善端：“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这扩充就是教育的作用，而有些人不但不能扩充善端，反而把善端丢失了。教育的第二大作用就是要把人丢掉的善性找回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处讲的“学问”实际上是教育。以上所论教育的两大功能都是要解决人性善良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养心寡欲”，存养与生俱来的善性，弘扬善行，减少欲望。人与禽兽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人能节制欲望，自我控制、自我管理，以合乎社会规范。
孟子认为，为使社会更美好，需要培养具有“良知”“良能”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才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是追求仁政、浩然正气的大英雄，是开拓进取、导民从善的圣贤，由他们做带头人，社会就会和平、均衡、安定地发展。
综上所述，孟子的思想体系就是以仁义为旗帜，希望君民各正名分，同乐互利，以努力建立君民互惠的相对均衡的社会。孟子把孔子的思想更加具体化，也更利于理解与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