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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政治建设中，其理论自信植根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只有塑造先进的政治意识，才能构建科学系统全面的政治理论体系。为了提升我国政治建设的理论自信，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成为政治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引；仍要借鉴先进政治理论和理念，促其为政治建设引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资源；加快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探索政治建设构建自信的话语体系和传播途径。
关键词：理论自信； 政治意识； 政治价值；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5-0027-04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政治意识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应，其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是政治的隐性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意识引领政治制度和行为，是政治建设的先导。在不同政治意识引导下，政治实践的目标、道路和力量就会有所不同。历史证明，正因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既坚持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又不断推动政治发展理论的持续创新，才真正发挥了政治意识的引领功能，树立了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用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指导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政治建设提供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指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业已证明：“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思考的主要问题，为此毛泽东同志撰写《论十大关系》，从战略高度全面阐明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初步确立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党的八大则明确提出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完备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初露端倪。在这一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我国各种建设，包括科学和文化的建设在内，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迅速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粉碎“四人帮”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新确立表明“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等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均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和重大的思想创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理论的回应，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人民民主理论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与国家学说，又全面阐明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重大论断的提出则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目标指引，使其更加充满活力。时至今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大业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新发展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念，从战略的高度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彰显了政治改革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使命，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可见，政治建设不断进步，就必须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阐释，更需要在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渐培育，其逻辑前提就是要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真正认同、高度自觉。历史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政治建设中发挥着思想引导和理论支撑的重要作用，在不同的建设时期，“在准确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汲取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科学化，也使得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外延突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设定的窠臼，涵盖了更加广泛具体的政治生活领域，为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时期所遇到的诸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借鉴先进政治理论和理念，为政治建设引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资源
近代以降，在“古今中西”之辩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砥砺发展，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也纷至沓来，而它们确实对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具有前鉴、辨析与廓清的实践意义。不过，西方政治思想是在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而且即便精华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有所甄别、有所取舍、有所“改造”。历史证明，以器物引进之术行思想移植之道，并不可取。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多样性非但并不矛盾，而且解决了近代以来“洋为中用”而“无功而返”的困境。在曲折艰难的探索中，逐渐实现了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建构、引入与重塑的有机统一。这具体表现在：
1.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
早在1957年，中共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正确反映了文化思想与理论研究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民主精神，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思想引领和指导作用。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与此相似，在“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历史交锋面前，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特别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结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在政治建设中，“双百”方针强调的是拓宽视野、兼容并包，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对如何、为何、怎样学习提供了科学标准。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政治学的“补课说”，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思考才能焕然一新。直到今日，我们始终坚持思想解放，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一切先进思想和理念，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标准，使一切理论成果和思想争辩充分涌流，为创造特色鲜明、更具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2.以科学的态度借鉴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
要学习借鉴，就必然有“审慎甄别”。须知，“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念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休戚相关。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逐渐从一个中央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从一个文化强国沦为思想弱国，从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东方大国沦为极不自信的后发民族国家。在这种时代环境背景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何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如何能够更加科学地对待西方理论、思想和学说，是一个巨大挑战。而科学地借鉴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既要避免全盘否定又要警惕迷信西方。实践证明，只有有利于巩固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创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思想理论，才是我们借鉴的对象。某些理论学说适用于西方社会且曾获得巨大成功却难以中国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不适性造成的。因此，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和基本国情，在甄别分析的基础上，有取舍地遴选、采纳、改造和利用。
3.以实践的标准整合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
回顾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将其创造性地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建设发展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借鉴与理论创新，密切关注各种理论思想动态，及时准确地把握具有前沿性、前瞻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使之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凝练出能够指导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理念，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表明，失去实践这一衡量标准，学习和借鉴就失去了方向，或挟洋自重，或故步自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目标，而政治建设是其重要形式。如何将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建设的智慧结晶服务于“中国梦”，这正是学习借鉴西方政治理论学说的根本标准。特别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更为准确地理解西方经验，更为全面地借鉴西方的先进理论，是时代发展对中国提出的又一挑战。
三、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为政治建设培育自信的话语体系和传播途径
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分别具有特点鲜明的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最能代表其所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的政治风格和国家特征。社会生产方式通过政治价值体系，直观地展示出其本质和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价值体系的成熟度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成熟度。培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一项历史任务，是政治建设一切成果的集中表现，积极构建自信的话语体系并使其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历史使命与巨大贡献。
1.培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一个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民主与平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被标榜为政治生活的永恒真理和普世价值。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一般而言，民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价值，它至少具有理念、制度和体制三种理解层面。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万能论”仅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至于平等即政治平等，恩格斯早已指出其“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事实上，这一判断适用于任何政治价值及建构在它们基础上的政治价值体系。从以自然生理阶段的价值体系（原始社会）到道德评判阶段的价值体系（剥削社会）再到主体实现阶段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千年已过。历史证明，旧的价值体系瓦解与新价值体系的构建之间虽具有同步性，但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可能长期共存，反复乃至长时间反复也屡见不鲜。而新的价值体系就是在这种“对抗”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旧的价值体系及其要素“解构—重构—再造”中逐渐成熟健全的。历史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构其政治价值体系的速度也各有不同，但最少也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且仍旧面对各种新的挑战。新中国成立仅仅六十多年，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仍在建设之中，而且这一建设发展周期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这是历史规律。
2.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政治建设全部成就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真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生产者）的平等关系，确认和保护所有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和发展意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主体（公民）都可以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其作为价值主体的意义，实现了“价值主体普遍意义上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因素的统一，自然属性与阶级本质的统一，个人意志与社会原则的统一，政治要求与经济基础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并不是基于抽象的道德评判或政治伦理的公共证成，而是一切以真正实现“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的价值信念的有机整体。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新中国政治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实践价值，就在于这些实践成果体现、反映或者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健全为标准观察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助于明确方向、通观全局，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有助于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来源。近年来，党先后提出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公民精神，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价值体系（观）特别是政治价值体系（观）的重要性。只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视域中才能理解这一论断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长远计，只有坚定不移地构建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3.构建政治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更加成熟的重要表现
成熟的政治价值体系具有较为完整的结构层次和具体的内容要素。从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角度分析，政治价值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政治价值的话语体系、理念体系和形式体系三个层次，其中话语体系是内核，理念体系是依据，形式体系是表现（与保障）。在每一个层次中，又包含了若干具体的内容要素，这些内容要素从价值属性上可以分为日常话语性、学术话语性和共识话语性，其中日常话语性和学术话语性相互对立或者彼此孤立时，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容要素尚未成熟，而共识话语性的政治价值要素与政治价值体系的成熟成正比，共识话语性的政治价值要素越多越显著，政治价值体系就越发达越成熟。话语是理论、观念、理念乃至意识的综合体，纯粹的理论缺乏话语的生命力，个人的观念无法实现话语的传播力，抽象的理念没有话语的渗透力，而特定的意识失去了话语的凝聚力。一个成熟的政治价值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统摄系统理论、科学观念、先进理念和独立意识的话语体系，它不但能够评价和阐释社会现实，而且可以催生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推进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归根结底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样的政治价值体系才能植根于中国实际，阐释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特色，成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价值体系的成熟化基本上都是同构，它们的发展经验表明，必须注重话语体系的构建，适时提升政治价值的话语说服力和传播力。当前，我国政治价值体系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对理论设计、观念提出、理念更新和意识独立的建设工作，亟需将这些成果中和其他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经验上升为价值话语，这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1.
[2] 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J].政治学研究，2002（3）：5-16.
[3]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
[4]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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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7] 李后东.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逻辑前提[J].理论学刊，2013（9）：68-71.
[8] 郑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发展[J].政治学研究，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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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闽榕.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要有科学态度[J].求是，2005（8）：60-61.
[1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0.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3.
[15] 李从军.价值体系的历史选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360.
[责任编辑：张俊华]
关键词：理论自信； 政治意识； 政治价值； 话语体系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4）05-0027-04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政治意识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应，其构成政治系统的基础和环境，是政治的隐性结构。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意识引领政治制度和行为，是政治建设的先导。在不同政治意识引导下，政治实践的目标、道路和力量就会有所不同。历史证明，正因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既坚持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又不断推动政治发展理论的持续创新，才真正发挥了政治意识的引领功能，树立了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用发展的、与时俱进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指导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政治建设提供科学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指引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经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已指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历史业已证明：“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建设道路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思考的主要问题，为此毛泽东同志撰写《论十大关系》，从战略高度全面阐明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实际，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初步确立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党的八大则明确提出要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完备法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初露端倪。在这一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证明“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我国各种建设，包括科学和文化的建设在内，要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迅速的发展，也是不可设想的”。粉碎“四人帮”后，“实事求是”思想的重新确立表明“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一国两制等问题上，邓小平理论均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和重大的思想创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理论的回应，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人民民主理论既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与国家学说，又全面阐明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基本思想。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重大论断的提出则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目标指引，使其更加充满活力。时至今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建设、改革和发展大业的思想源泉和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更新发展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理念，从战略的高度为政治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南，彰显了政治改革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使命，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外延。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可见，政治建设不断进步，就必须自觉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不仅需要科学的理论阐释，更需要在继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渐培育，其逻辑前提就是要实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知、真正认同、高度自觉。历史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政治建设中发挥着思想引导和理论支撑的重要作用，在不同的建设时期，“在准确把握新的时代特征，汲取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更加具体化、系统化、科学化，也使得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外延突破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设定的窠臼，涵盖了更加广泛具体的政治生活领域，为解决好社会主义改革发展时期所遇到的诸多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借鉴先进政治理论和理念，为政治建设引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资源
近代以降，在“古今中西”之辩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砥砺发展，西方社会政治思潮也纷至沓来，而它们确实对新中国的政治建设具有前鉴、辨析与廓清的实践意义。不过，西方政治思想是在西方社会历史的特殊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而来的，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而且即便精华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必须有所甄别、有所取舍、有所“改造”。历史证明，以器物引进之术行思想移植之道，并不可取。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社会政治思想的多样性非但并不矛盾，而且解决了近代以来“洋为中用”而“无功而返”的困境。在曲折艰难的探索中，逐渐实现了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建构、引入与重塑的有机统一。这具体表现在：
1.以开放的姿态学习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
早在1957年，中共就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正确反映了文化思想与理论研究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民主精神，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思想引领和指导作用。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与此相似，在“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历史交锋面前，党中央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特别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创造性结合，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现历史转折”。在政治建设中，“双百”方针强调的是拓宽视野、兼容并包，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对如何、为何、怎样学习提供了科学标准。在此基础上，才有了政治学的“补课说”，对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思考才能焕然一新。直到今日，我们始终坚持思想解放，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学习一切先进思想和理念，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标准，使一切理论成果和思想争辩充分涌流，为创造特色鲜明、更具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奠定了基础。 2.以科学的态度借鉴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
要学习借鉴，就必然有“审慎甄别”。须知，“理论的产生和运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不顾客观实际将其普遍化和绝对化，难免会导致理论指导和实践成效上的偏差”。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和理念植根于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与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休戚相关。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逐渐从一个中央帝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从一个文化强国沦为思想弱国，从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东方大国沦为极不自信的后发民族国家。在这种时代环境背景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如何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审视“西学东渐”的历史经验，如何能够更加科学地对待西方理论、思想和学说，是一个巨大挑战。而科学地借鉴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既要避免全盘否定又要警惕迷信西方。实践证明，只有有利于巩固我国的国体和政体、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创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思想理论，才是我们借鉴的对象。某些理论学说适用于西方社会且曾获得巨大成功却难以中国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不适性造成的。因此，借鉴西方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和基本国情，在甄别分析的基础上，有取舍地遴选、采纳、改造和利用。
3.以实践的标准整合先进的政治理论和理念
回顾新中国政治建设的奋斗历程，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将其创造性地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政治实践相结合。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建设发展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思想借鉴与理论创新，密切关注各种理论思想动态，及时准确地把握具有前沿性、前瞻性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使之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凝练出能够指导中国政治建设的思想理论。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理论和理念，根本目的是服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表明，失去实践这一衡量标准，学习和借鉴就失去了方向，或挟洋自重，或故步自封。“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目标，而政治建设是其重要形式。如何将世界其他国家政治建设的智慧结晶服务于“中国梦”，这正是学习借鉴西方政治理论学说的根本标准。特别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更为准确地理解西方经验，更为全面地借鉴西方的先进理论，是时代发展对中国提出的又一挑战。
三、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为政治建设培育自信的话语体系和传播途径
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分别具有特点鲜明的价值体系，政治价值体系最能代表其所处社会形态与历史阶段的政治风格和国家特征。社会生产方式通过政治价值体系，直观地展示出其本质和特点。在一定意义上，价值体系特别是政治价值体系的成熟度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成熟度。培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一项历史任务，是政治建设一切成果的集中表现，积极构建自信的话语体系并使其获得更加广泛的认同，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历史使命与巨大贡献。
1.培育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一个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民主与平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被标榜为政治生活的永恒真理和普世价值。那么，真实的情况又如何呢？一般而言，民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价值，它至少具有理念、制度和体制三种理解层面。而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万能论”仅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至于平等即政治平等，恩格斯早已指出其“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事实上，这一判断适用于任何政治价值及建构在它们基础上的政治价值体系。从以自然生理阶段的价值体系（原始社会）到道德评判阶段的价值体系（剥削社会）再到主体实现阶段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千年已过。历史证明，旧的价值体系瓦解与新价值体系的构建之间虽具有同步性，但不是非此即彼的，而可能长期共存，反复乃至长时间反复也屡见不鲜。而新的价值体系就是在这种“对抗”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旧的价值体系及其要素“解构—重构—再造”中逐渐成熟健全的。历史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构其政治价值体系的速度也各有不同，但最少也经历了百余年的时间且仍旧面对各种新的挑战。新中国成立仅仅六十多年，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但仍在建设之中，而且这一建设发展周期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这是历史规律。
2.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是政治建设全部成就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真正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生产者）的平等关系，确认和保护所有劳动者的自身价值和发展意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主体（公民）都可以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展现其作为价值主体的意义，实现了“价值主体普遍意义上的历史内涵与现实因素的统一，自然属性与阶级本质的统一，个人意志与社会原则的统一，政治要求与经济基础的统一”；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并不是基于抽象的道德评判或政治伦理的公共证成，而是一切以真正实现“人民主体地位”为核心的价值信念的有机整体。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新中国政治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实践价值，就在于这些实践成果体现、反映或者推进了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构建；以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建立健全为标准观察中国的政治建设，有助于明确方向、通观全局，有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有助于形成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是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来源。近年来，党先后提出建设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公民精神，以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价值体系（观）特别是政治价值体系（观）的重要性。只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从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的视域中才能理解这一论断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从长远计，只有坚定不移地构建完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才能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3.构建政治话语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更加成熟的重要表现
成熟的政治价值体系具有较为完整的结构层次和具体的内容要素。从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角度分析，政治价值体系至少应该包括政治价值的话语体系、理念体系和形式体系三个层次，其中话语体系是内核，理念体系是依据，形式体系是表现（与保障）。在每一个层次中，又包含了若干具体的内容要素，这些内容要素从价值属性上可以分为日常话语性、学术话语性和共识话语性，其中日常话语性和学术话语性相互对立或者彼此孤立时，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容要素尚未成熟，而共识话语性的政治价值要素与政治价值体系的成熟成正比，共识话语性的政治价值要素越多越显著，政治价值体系就越发达越成熟。话语是理论、观念、理念乃至意识的综合体，纯粹的理论缺乏话语的生命力，个人的观念无法实现话语的传播力，抽象的理念没有话语的渗透力，而特定的意识失去了话语的凝聚力。一个成熟的政治价值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统摄系统理论、科学观念、先进理念和独立意识的话语体系，它不但能够评价和阐释社会现实，而且可以催生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推进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体系归根结底就是要构建社会主义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样的政治价值体系才能植根于中国实际，阐释中国问题，提炼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特色，成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重要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价值体系的成熟化基本上都是同构，它们的发展经验表明，必须注重话语体系的构建，适时提升政治价值的话语说服力和传播力。当前，我国政治价值体系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对理论设计、观念提出、理念更新和意识独立的建设工作，亟需将这些成果中和其他政治建设的基本规律、经验上升为价值话语，这是理论界和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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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