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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与上海,两个中国最重要的古典音乐文化重镇在2010年春夏之交展现出了对演出市场和以往不同的情绪与姿态、心理与热度。其中投射出的两座城市在文化、经济和地缘上的微妙差异,或许可以让引领两座城市音乐文化飞速发展的人们开始全新的定位与思考。
沪热京冷
1973年9月17日,来自美国革命圣地费城的一支管弦乐团出现在位于长安街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当时的演出并不对外售票,但却吸引了众多奢望目睹乐团风采的中国观众。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周树椿被幸运地“派往”现场欣赏了那场音乐会,演出结束后,门口不时有人向其打探演出的情形。
《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哈罗德·勋伯格回忆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被允许进入演出现场,但我可以感觉到投向舞台的目光既陌生又无比炽热。观众席上有1000多双眼睛,却感觉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目光。”而周树椿便是场下1000多位观众中的一员。
37年后的2010年5月,这支饮誉世界的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历史上第6次访问中国。乐团主席艾利森·弗格摩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错误地说成了第5次,但即刻就被在场的记者纠正。北京和上海依旧是乐团国内巡演两个仅有的东道主。
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两场演出十分成功。虽然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年代不同,国内乐迷的眼光更加独特和挑剔,但5月5日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演奏还是被不少听众认为是今年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演奏。然而对于费城管弦乐团此次巡演,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听众却在演出前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借助世界博览会的东风,上海的演出门票销售火爆异常,1000元以下门票早在演出前一个月就已售罄,而2200元的最高价票也已所剩无几。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费城管弦乐团在北京的票房行情却出人意料的清淡。根据售票系统公开显示的情况,在演出开始一周前仍然有40%左右的门票未被销售,280元、480元两档低价位门票也有将近一半剩余。换作37年前,如果对外销售门票,必然会引来一阵大规模的哄抢。但此番北京观众不同于以往的冷淡反应,促使国家大剧院在五·一假期前罕见地采取了可与前不久肯德基“秒杀门”媲美的半价促销方式,以提振票房的销售。
这还仅仅是京沪两地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北冷南热现象的一个缩影。从上个月末莫斯科大剧院版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到阿什肯纳奇所率领的英国爱乐乐团音乐会,北京近期几场重量级的古典音乐演出都不如往年反响热烈,票房销售和实际上座率均难称理想。
解析两地差异化
此前国家大剧院也曾在歌剧《奥涅金》开演前不久采取了优惠促销的方式,只不过费城管弦乐团演出的降价幅度更大。而几乎同期在世博会开幕当日上演的多场古典音乐演出均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积极响应。虽然其中不排除众多外地参观者对票房的拉动因素,但本年度北京观众对外来演出项目的热情渐淡还是变成了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北冷南热的现象在费城管弦乐团的演出中显露得尤为明显。
由此所折射出深层次原因为,一方面京沪两地观众文化接受心理和习惯上存在一定差异。与素来对国际高端演出项目趋之若鹜的上海听众不同,北京观众对国外演出团体和艺术家一味追捧的心理相对较弱。加之国家大剧院成立2年多的时间里,在芝加哥、纽约、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德累斯顿、莱比锡等一系列世界一线乐团频繁来访,特别是自去年指挥大师阿巴多所率领的琉森音乐节移师国家大剧院后,北京已然成为全亚洲在日本东京外的又一个古典音乐演出中心,京城观众的欣赏口味前所未有地提高。费城管弦乐团此番第6次造访北京,在新鲜度、明星号召力和曲目安排都不具有突出吸引力的情况下,观众自然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审美疲劳。
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较高的人均收入和便捷交通网络的建立也扩展了上海本地古典音乐演出的辐射面和影响范围。随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快速铁路的竣工,江苏、浙江等地区观众定期前往上海欣赏音乐会已渐渐形成常态。而就目前来看,虽然北京和周边城市也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但由于京津冀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尚无法和长三角地区相比,加上周边城市的文化消费能力与北京存在不小差距,尚无法形成区域性的消费群体,也造成相比于上海购买热情不足和持续性的弱化。
从积极的角度看,接受了更多高水平演出洗礼后的北京古典音乐受众群体正率先走向趋理性并形成了独特的消费主见,对国际演出项目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追捧和照单全收。其实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早在2年以前就对此有过先见之明:“短期繁荣不是常态,也说明不了什么。时间长了,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自然就会发生作用。对观众而言,最初的新鲜感过后,会慢慢趋于理性选择。”
寻找艺术和市场间的新平衡
抛开京沪两地文化特性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与10年前众多海外演出团体和艺术家大多蒙着神秘面纱的年代不同,在当今多媒体网络时代的共同大背景下,欧美以外地区音乐爱好者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从中甄别并作出更为理性的消费选择。近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柏林爱乐乐团两个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团体分别公布了以下数据:大都会歌剧院付费网络现场转播门票销售量由2008-2009演出季的180万张提高到220万张,亚洲地区增长最为明显,由上一年度的17.2万张提高了25万张;同样柏林爱乐乐团旗下的数字音乐厅(DCH)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比例中,亚洲所占的份额由前一年的7.4%提高到了13.5%。
当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稀缺等因素消失后,经纪公司、演出团体和主办单位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全新的考量和定位。遥想去年2月芝加哥交响乐团在实力派大师海丁克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的盛况至今仍被乐迷所津津乐道,乐团以马勒和布鲁克纳两部晚期浪漫派的旷世杰作席卷京城,使其彰显了卓越艺术造诣及对亚洲听众的无限真诚。今年4月29日在北京举行以色列超男高音歌唱家大卫·迪欧的演唱会也以其新鲜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北京观众的目光甚至分流了相当一部分在同日登台的英国爱乐乐团的观众。
可见,只有以高水准的演出质量为根本,加之具有特色的节目安排和对不同地域观众口味的细分,才能让愈发挑剔的观众心甘情愿地掏出真金白银。同时务实而灵活的票房销售政策也可以在供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费城管弦乐团此次莅临北京临时打折售票的方式仅仅是一时之举。虽然提升了票房销售水平的同时让更多观众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门票,但不应忽略的是,对于那些已经购买了演出票的乐迷来说,看到手中的门票价格瞬间“跳水”心情上的不悦不言而喻。况且这些较早购票的大多是经济能力尚不雄厚的年轻音乐爱好者,而他们才是日后中国古典音乐演出市场最具购买力的群体,失去他们则有可能失去未来的市场。
沪热京冷
1973年9月17日,来自美国革命圣地费城的一支管弦乐团出现在位于长安街北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虽然当时的演出并不对外售票,但却吸引了众多奢望目睹乐团风采的中国观众。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周树椿被幸运地“派往”现场欣赏了那场音乐会,演出结束后,门口不时有人向其打探演出的情形。
《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哈罗德·勋伯格回忆道:“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被允许进入演出现场,但我可以感觉到投向舞台的目光既陌生又无比炽热。观众席上有1000多双眼睛,却感觉像是出自同一个人的目光。”而周树椿便是场下1000多位观众中的一员。
37年后的2010年5月,这支饮誉世界的美国费城管弦乐团历史上第6次访问中国。乐团主席艾利森·弗格摩女士在新闻发布会上错误地说成了第5次,但即刻就被在场的记者纠正。北京和上海依旧是乐团国内巡演两个仅有的东道主。
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两场演出十分成功。虽然和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年代不同,国内乐迷的眼光更加独特和挑剔,但5月5日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演奏还是被不少听众认为是今年以来听到的最好的演奏。然而对于费城管弦乐团此次巡演,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听众却在演出前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借助世界博览会的东风,上海的演出门票销售火爆异常,1000元以下门票早在演出前一个月就已售罄,而2200元的最高价票也已所剩无几。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费城管弦乐团在北京的票房行情却出人意料的清淡。根据售票系统公开显示的情况,在演出开始一周前仍然有40%左右的门票未被销售,280元、480元两档低价位门票也有将近一半剩余。换作37年前,如果对外销售门票,必然会引来一阵大规模的哄抢。但此番北京观众不同于以往的冷淡反应,促使国家大剧院在五·一假期前罕见地采取了可与前不久肯德基“秒杀门”媲美的半价促销方式,以提振票房的销售。
这还仅仅是京沪两地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北冷南热现象的一个缩影。从上个月末莫斯科大剧院版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到阿什肯纳奇所率领的英国爱乐乐团音乐会,北京近期几场重量级的古典音乐演出都不如往年反响热烈,票房销售和实际上座率均难称理想。
解析两地差异化
此前国家大剧院也曾在歌剧《奥涅金》开演前不久采取了优惠促销的方式,只不过费城管弦乐团演出的降价幅度更大。而几乎同期在世博会开幕当日上演的多场古典音乐演出均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积极响应。虽然其中不排除众多外地参观者对票房的拉动因素,但本年度北京观众对外来演出项目的热情渐淡还是变成了不争的事实,只不过北冷南热的现象在费城管弦乐团的演出中显露得尤为明显。
由此所折射出深层次原因为,一方面京沪两地观众文化接受心理和习惯上存在一定差异。与素来对国际高端演出项目趋之若鹜的上海听众不同,北京观众对国外演出团体和艺术家一味追捧的心理相对较弱。加之国家大剧院成立2年多的时间里,在芝加哥、纽约、维也纳、阿姆斯特丹、德累斯顿、莱比锡等一系列世界一线乐团频繁来访,特别是自去年指挥大师阿巴多所率领的琉森音乐节移师国家大剧院后,北京已然成为全亚洲在日本东京外的又一个古典音乐演出中心,京城观众的欣赏口味前所未有地提高。费城管弦乐团此番第6次造访北京,在新鲜度、明星号召力和曲目安排都不具有突出吸引力的情况下,观众自然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审美疲劳。
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较高的人均收入和便捷交通网络的建立也扩展了上海本地古典音乐演出的辐射面和影响范围。随着发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和快速铁路的竣工,江苏、浙江等地区观众定期前往上海欣赏音乐会已渐渐形成常态。而就目前来看,虽然北京和周边城市也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但由于京津冀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尚无法和长三角地区相比,加上周边城市的文化消费能力与北京存在不小差距,尚无法形成区域性的消费群体,也造成相比于上海购买热情不足和持续性的弱化。
从积极的角度看,接受了更多高水平演出洗礼后的北京古典音乐受众群体正率先走向趋理性并形成了独特的消费主见,对国际演出项目不再像以前那样无条件追捧和照单全收。其实国家大剧院音乐艺术总监陈佐湟早在2年以前就对此有过先见之明:“短期繁荣不是常态,也说明不了什么。时间长了,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自然就会发生作用。对观众而言,最初的新鲜感过后,会慢慢趋于理性选择。”
寻找艺术和市场间的新平衡
抛开京沪两地文化特性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与10年前众多海外演出团体和艺术家大多蒙着神秘面纱的年代不同,在当今多媒体网络时代的共同大背景下,欧美以外地区音乐爱好者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从中甄别并作出更为理性的消费选择。近日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柏林爱乐乐团两个世界最高水平的音乐演出团体分别公布了以下数据:大都会歌剧院付费网络现场转播门票销售量由2008-2009演出季的180万张提高到220万张,亚洲地区增长最为明显,由上一年度的17.2万张提高了25万张;同样柏林爱乐乐团旗下的数字音乐厅(DCH)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比例中,亚洲所占的份额由前一年的7.4%提高到了13.5%。
当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稀缺等因素消失后,经纪公司、演出团体和主办单位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全新的考量和定位。遥想去年2月芝加哥交响乐团在实力派大师海丁克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的盛况至今仍被乐迷所津津乐道,乐团以马勒和布鲁克纳两部晚期浪漫派的旷世杰作席卷京城,使其彰显了卓越艺术造诣及对亚洲听众的无限真诚。今年4月29日在北京举行以色列超男高音歌唱家大卫·迪欧的演唱会也以其新鲜独特的风格吸引了北京观众的目光甚至分流了相当一部分在同日登台的英国爱乐乐团的观众。
可见,只有以高水准的演出质量为根本,加之具有特色的节目安排和对不同地域观众口味的细分,才能让愈发挑剔的观众心甘情愿地掏出真金白银。同时务实而灵活的票房销售政策也可以在供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费城管弦乐团此次莅临北京临时打折售票的方式仅仅是一时之举。虽然提升了票房销售水平的同时让更多观众以更低廉的价格买到门票,但不应忽略的是,对于那些已经购买了演出票的乐迷来说,看到手中的门票价格瞬间“跳水”心情上的不悦不言而喻。况且这些较早购票的大多是经济能力尚不雄厚的年轻音乐爱好者,而他们才是日后中国古典音乐演出市场最具购买力的群体,失去他们则有可能失去未来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