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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对等”在翻译研究领域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后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许多翻译理论也都建构在“翻译对等”之上。本文主要研究“翻译对等”在半个世纪以来不断变化的内涵特点，以期给予“翻译对等”一个全面的诠释。
【关键词】：“翻译对等”；翻译研究
语言结构上的“翻译对等”。首位提出“对等”（equivalence）概念的语言学家要数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在《论翻译的语言学》一文中，区分了语内、语际和符际三种翻译。在语际翻译中，完全对等的符号单位也是不存在的。因此，雅各布森说，“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代替另外一种语言整體的信息，而不是代替分开的符号单位。翻译涉及两种不同符号中的两种信息的对等。差异中的对等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重点关注（Jakobson，1965：146）。”语言结构虽然是多样化，但是结构上的差异是可以克服。因此，尽管雅各布森认为一切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但他只是抽象探讨了翻译的理论问题，几乎不涉及翻译方法和技巧。因此实践性意义不大。
语言交际上的“翻译对等”。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翻译理论学家奈达是翻译交际学派的重要代表。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认为“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Nida & Taber，1969：12）。因此，他区分了两种最基本的对等，即“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前者关注语言形式和内容，而后者强调最接近源语信息的自然对等。最自然，就是译文要符合译入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奈达的“动态对等”概念的提出，正如同翻译学道路上的一道曙光，让大家找到“翻译对等”的出路和解决办法。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仍然遭到一些翻译理论家的批评。芒迪指出，奈达的“动态对等”过于主观（Munday， 2008： 43）。根茨勒（Edwin Genztler）在其著作《当代翻译理论》认为奈达的动态对等旨在使接受者，不论其文化背景，都融入了基督教的主流话语和思想，使读者皈依基督教。
文本层面的“翻译对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对等”不再停留在语言内部，开始转向到文本层面，充分考虑到语言的交际功能。把文本层面的“翻译对等”讨论的详细透彻的就是功能主义学派的学者们。赖斯认为，理想的翻译是目的语篇和源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等。她的理论总体上是建立在对等理论的基础之上，其实质还是寻求译本与原文的功能对等。因此，赖斯于1971年出版了《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提出了文本功能说及文本类型翻译理论。这一理论仍然以对等概念为基础，关注的焦点并非单词和句子层面的交际和对等，而是文本层面的交际和对等。诺德进一步解释了“对等”。对等是静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描述着源语和目的语文本，或更低等级的词语，短语，句子和句法结构等之间的“对等交际价值”（equal communicative value）。这里的“价值”指的是意义，风格内涵或交际效果。赖斯认为，翻译研究中的“语篇对等”是言语（parole）或言语行为（speech act）。在目的论翻译理论中，“翻译对等”就是适合目的，即要求译文与原文同等的交际功能，保持原文与译文的功能不变。也就是说，对等的概念可以归纳为赖斯所谓的交际翻译中语篇层面的“功能对等”。功能主义的“翻译对等”不是对内容或形式而言，而是对文本功能而言。这就打破了语言学字词句观的限制。和传统的“等值观”相比，功能翻译理论体现了更大的灵活性。但对于文学翻译而言，除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或语言功能等因素以外，还有文学和文化本身的因素。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文化层面的“翻译对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翻译观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研究翻译。然而，这类语言学翻译观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在此背景下，文化学派应运而生。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这一概念首先由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于1990年提出。这一译学理论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巴斯奈特是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思想：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从宏观层面上讲，翻译可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外翻译。第三，翻译不应该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等值。也就是说，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对等”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简言之，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就是：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語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化”而不是“语篇” （Bassnett，1980：225）。
纵观“翻译对等”在20世纪50年来的内涵的不断变化，我们不难看出“翻译对等”是描写性的，也是言语的。“对等”的概念通过不同学派的观点实证了它的存在。但是，无可否认，随着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围的扩大，“翻译对等”正在成为一个失去魅力的关键词。同时，也无可否认，我们仍需要借助这一这一关键词解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 （1980/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 Catford， J. （2000）.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Jakobson，R.（1992）.“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Gentzler，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作者简介：王娜娜，1989年8月16日出生，女，汉族，焦作市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5级翻译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普通译学及理论研究。
【关键词】：“翻译对等”；翻译研究
语言结构上的“翻译对等”。首位提出“对等”（equivalence）概念的语言学家要数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他在《论翻译的语言学》一文中，区分了语内、语际和符际三种翻译。在语际翻译中，完全对等的符号单位也是不存在的。因此，雅各布森说，“从一种语言翻译到另一种语言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的信息代替另外一种语言整體的信息，而不是代替分开的符号单位。翻译涉及两种不同符号中的两种信息的对等。差异中的对等是语言的主要问题，也是语言学的重点关注（Jakobson，1965：146）。”语言结构虽然是多样化，但是结构上的差异是可以克服。因此，尽管雅各布森认为一切人类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能力，但他只是抽象探讨了翻译的理论问题，几乎不涉及翻译方法和技巧。因此实践性意义不大。
语言交际上的“翻译对等”。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翻译理论学家奈达是翻译交际学派的重要代表。奈达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认为“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寻找和源语信息尽可能接近的自然的对等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风格”（Nida & Taber，1969：12）。因此，他区分了两种最基本的对等，即“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前者关注语言形式和内容，而后者强调最接近源语信息的自然对等。最自然，就是译文要符合译入语的语法和表达习惯。奈达的“动态对等”概念的提出，正如同翻译学道路上的一道曙光，让大家找到“翻译对等”的出路和解决办法。尽管如此，他的理论仍然遭到一些翻译理论家的批评。芒迪指出，奈达的“动态对等”过于主观（Munday， 2008： 43）。根茨勒（Edwin Genztler）在其著作《当代翻译理论》认为奈达的动态对等旨在使接受者，不论其文化背景，都融入了基督教的主流话语和思想，使读者皈依基督教。
文本层面的“翻译对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对等”不再停留在语言内部，开始转向到文本层面，充分考虑到语言的交际功能。把文本层面的“翻译对等”讨论的详细透彻的就是功能主义学派的学者们。赖斯认为，理想的翻译是目的语篇和源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等。她的理论总体上是建立在对等理论的基础之上，其实质还是寻求译本与原文的功能对等。因此，赖斯于1971年出版了《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提出了文本功能说及文本类型翻译理论。这一理论仍然以对等概念为基础，关注的焦点并非单词和句子层面的交际和对等，而是文本层面的交际和对等。诺德进一步解释了“对等”。对等是静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描述着源语和目的语文本，或更低等级的词语，短语，句子和句法结构等之间的“对等交际价值”（equal communicative value）。这里的“价值”指的是意义，风格内涵或交际效果。赖斯认为，翻译研究中的“语篇对等”是言语（parole）或言语行为（speech act）。在目的论翻译理论中，“翻译对等”就是适合目的，即要求译文与原文同等的交际功能，保持原文与译文的功能不变。也就是说，对等的概念可以归纳为赖斯所谓的交际翻译中语篇层面的“功能对等”。功能主义的“翻译对等”不是对内容或形式而言，而是对文本功能而言。这就打破了语言学字词句观的限制。和传统的“等值观”相比，功能翻译理论体现了更大的灵活性。但对于文学翻译而言，除了文本类型，翻译目的或语言功能等因素以外，还有文学和文化本身的因素。因此，功能翻译理论对于文学翻译的指导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文化层面的“翻译对等”。20世纪50年代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语言学翻译观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研究翻译。然而，这类语言学翻译观不能较好地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在此背景下，文化学派应运而生。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culture turn）这一概念首先由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于1990年提出。这一译学理论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巴斯奈特是文化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化翻译观”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翻译思想：第一，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单位，而不是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之上。第二，翻译不再是简单的译码—重组过程。从宏观层面上讲，翻译可分为文化内翻译和文化外翻译。第三，翻译不应该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功能等值。也就是说，巴斯奈特认为“翻译对等”就是原语与译语在文化功能上的等值。简言之，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就是：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語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基本单位是“文化”而不是“语篇” （Bassnett，1980：225）。
纵观“翻译对等”在20世纪50年来的内涵的不断变化，我们不难看出“翻译对等”是描写性的，也是言语的。“对等”的概念通过不同学派的观点实证了它的存在。但是，无可否认，随着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和研究范围的扩大，“翻译对等”正在成为一个失去魅力的关键词。同时，也无可否认，我们仍需要借助这一这一关键词解释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 （1980/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2] Catford， J. （2000）.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Jakobson，R.（1992）.“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4] Gentzler，E. （1993）.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London： Routledge.
作者简介：王娜娜，1989年8月16日出生，女，汉族，焦作市人，现就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2015级翻译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普通译学及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