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棚户区，无数上海人曾经的家园，现在却是一个消逝的名称了。我的孩提时代，就是在上海西区的棚户区度过的。这“棚户区”的叫法，总让我感觉有些暧昧，若在别国，可能径直称“贫民区”了。当然，较起真来，我们棚户区里的房子，确实不都是席棚毛毡或铁皮什么的搭就的，也有正儿八经砖瓦木石盖成的，若留存至今，兴许还有点历史风貌的价值呢。
那片棚户区，坐落在兴国路和武康路的交汇处，周围都是洋房，还多带小花园，南面更是有一座伟岸的武康大楼（现在简直是上海地标了，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武康大楼记事》），它的巨大阴影就笼罩在我们那片的粼粼屋瓦上面。如果说，那些洋房是一片锦绣花园，我们的棚户区就是夹杂其中、长着斑斑苔藓的卑湿之地。虽然缺少阳光雨露，那里的人们却也像苔藓一般顽强、忍耐地生存着。
说起棚户区里的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常常是老陶。老陶没什么光荣的，是个挂牌的“四类分子”。这个专有名词，现在年轻人是不知道的，而在那个年
代，却是“含菌量”很高的。从字面上说，就是四类人：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总之是阶级敌人，不久加了個“右”（右派），阵容更加齐整，队伍愈发扩大了。
我跟老陶毫无瓜葛，对他的身世本来一无所知。后来听跟老陶住得很近的一位发小讲，他是个逃亡地主——原来是个没当成还乡团的人！即便如此，老陶总是阶级敌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就要为自己的过去偿还代价，顺理成章归入“四类”，成了贱民。
那时候，一旦当上了贱民，就有幸从事最光荣的事业——劳动，而且是最为原生态的劳动，扫地、搬运、清厕之类，不知道这该算是一种惩罚还是奖赏。总之，老陶被勒令黎明即起，每天在劳动人民大多还在睡梦中时，就开始洒扫庭院，这庭院也就是弄堂。早起的鸟儿先得食，我想老陶的早起，也会有所获吧，比如那份清静，可他的扫帚一挥起来，无论多么小心，那份清静总是被搅破了，于是，我的残梦里，也就植入了那抹不去的“沙、沙、沙”的有节奏的轻音，被撩拨得欲睡不能欲起不愿。
老陶劳动时，很淡定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戴着一副旧布袖套（那才是劳动者的标配），蹬着一双旧解放鞋，双眼也跟着竹枝大扫帚在地上扫来扫去，因此跟左右穿行而过的人——多半是以各种姿态匆匆来弄内那座远近唯一的公厕方便的——没有任何交集。谁顾得上他，他又顾得上谁啊！老陶的头发花白了，在晨风里微微有些颤动。他的手不像是养尊处优的地主的手，也许是多年的监督劳动，让他的掌、他的指先脱胎换骨了，显得很粗糙，好像还有冻疮的痕迹。这些印象，是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跳下床，匆匆奔到对面公厕减轻负担时，在不多的几瞥中刻下的。
老陶的洒扫庭院，或许真的算是有些温柔甚至有些诗意的惩罚，跟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肯定是不相匹配的。因此，老陶也别想就如此舒舒服服地等着时光来解放他，总要为革命再做出点牺牲。1970年代中，上海流行搞“向阳院”，那是现在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的前身吧。破陋的弄堂里搞了些环境整治，东刷刷、西弄弄，甚至还配发了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装在带长脚的木头箱子里锁着，晚上由专人负责搬到空地上，打开调到五频道或者八频道，放节目给拖着板凳涌来的各色人类观看。我们那片街区大概把“向阳院”搞得不错，突然就被上级看中，要来开现场会。这样，就有一番忙乎！“向阳院”建设不能只展示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也得演出些看不见却感得到的东西，比如阶级斗争时刻没有放松。于是，组织了一场批斗会，作为附近唯一活的监督劳动分子，老陶荣幸出场。
老陶在我家门前那棵老桑树下，垂手站立，垂头看地，一帮半大孩子围着，指手画脚，嚷嚷纷纷。说了半天，老陶也就一条罪状：不老实。不老实也就一条罪证：星期天到别的地方去不报告。说重了就是不服群众管教监督，也许想着变天！老陶本来有些木讷，又自知理亏，千夫所指之下，想要辩解，嘴里却磕磕绊绊、话不成句，脸憋红了，头不敢抬，更显出阶级敌人的本色了。我挤在人群里看着，真有点大快人心之感！
没几年，史无前例的时代结束了。不管老陶有没有想过，变天是终于等来了。也不知有没有哪家单位为他举行过隆重的宣布平反的仪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平反，就是摘帽而已。但老陶肯定不用再黎明即起洒扫庭院了，那份劳作，物归原主，由劳动人民自己负责了。我的睡梦并没有因老陶的停帚而延长，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也黎明即起，到学校训练去了。
老陶的家在如今很著名的武康路边上，隔条马路就是宏伟的武康大楼，那时它颇有些沉闷，常有些人——受迫害的政治贱民、挨病痛的社会难民——把它当跳台，在飞翔中跟大地来个激烈的拥抱。老陶家的房子不错，是那种老的砖木结构，当街有连扇的窗户，门上也有大玻璃，就是阳光被武康大楼挡住了，门前屋里四季都照不到，最多摊到点已经暗淡的斜阳。老陶个头矮，虽然不瘦，因为那个身份，人总有些猥琐，但他的太太模样超过许多婆婆，依然细皮嫩肉，比较丰满，连带他们那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儿也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路过老陶家，总能透过那些明净的门窗，见到母女两个坐在前厅的床沿，一人一个绣棚，舞动着手。老陶跌落劳尘时，她们是这样；老陶摘了帽了，她们还是这样。也常见老陶捧着一个玻璃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一边不时地啜着热茶，一边静静地看着母女两个飞针走线，脸上读不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有一个人，像老陶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一脸络腮胡须、一身破中山装、一副落拓（也许该说“落魄”）模样；因为他一副浑厚好嗓、一贯破口骂街、一人孤苦伶仃。
知道他叫李梦熊——这名字我们小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还常常把他叫成“李狗熊”，知道他是个神经病，也知道他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其他的，就不晓得了。
若干年后，忽然听说陈丹青在书中讲到他，更吃惊的，是陈丹青的老师、如今大名鼎鼎的木心先生提起他。木心晚年回忆这位当年的朋友，称之为“旷世奇才”。我仔细在记忆深处搜索李梦熊的碎片，丝毫不能验证木心的评价。
那片棚户区，坐落在兴国路和武康路的交汇处，周围都是洋房，还多带小花园，南面更是有一座伟岸的武康大楼（现在简直是上海地标了，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武康大楼记事》），它的巨大阴影就笼罩在我们那片的粼粼屋瓦上面。如果说，那些洋房是一片锦绣花园，我们的棚户区就是夹杂其中、长着斑斑苔藓的卑湿之地。虽然缺少阳光雨露，那里的人们却也像苔藓一般顽强、忍耐地生存着。
说起棚户区里的人物，我首先想到的常常是老陶。老陶没什么光荣的，是个挂牌的“四类分子”。这个专有名词，现在年轻人是不知道的，而在那个年
代，却是“含菌量”很高的。从字面上说，就是四类人：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总之是阶级敌人，不久加了個“右”（右派），阵容更加齐整，队伍愈发扩大了。
我跟老陶毫无瓜葛，对他的身世本来一无所知。后来听跟老陶住得很近的一位发小讲，他是个逃亡地主——原来是个没当成还乡团的人！即便如此，老陶总是阶级敌人，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年代，就要为自己的过去偿还代价，顺理成章归入“四类”，成了贱民。
那时候，一旦当上了贱民，就有幸从事最光荣的事业——劳动，而且是最为原生态的劳动，扫地、搬运、清厕之类，不知道这该算是一种惩罚还是奖赏。总之，老陶被勒令黎明即起，每天在劳动人民大多还在睡梦中时，就开始洒扫庭院，这庭院也就是弄堂。早起的鸟儿先得食，我想老陶的早起，也会有所获吧，比如那份清静，可他的扫帚一挥起来，无论多么小心，那份清静总是被搅破了，于是，我的残梦里，也就植入了那抹不去的“沙、沙、沙”的有节奏的轻音，被撩拨得欲睡不能欲起不愿。
老陶劳动时，很淡定的样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戴着一副旧布袖套（那才是劳动者的标配），蹬着一双旧解放鞋，双眼也跟着竹枝大扫帚在地上扫来扫去，因此跟左右穿行而过的人——多半是以各种姿态匆匆来弄内那座远近唯一的公厕方便的——没有任何交集。谁顾得上他，他又顾得上谁啊！老陶的头发花白了，在晨风里微微有些颤动。他的手不像是养尊处优的地主的手，也许是多年的监督劳动，让他的掌、他的指先脱胎换骨了，显得很粗糙，好像还有冻疮的痕迹。这些印象，是我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跳下床，匆匆奔到对面公厕减轻负担时，在不多的几瞥中刻下的。
老陶的洒扫庭院，或许真的算是有些温柔甚至有些诗意的惩罚，跟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肯定是不相匹配的。因此，老陶也别想就如此舒舒服服地等着时光来解放他，总要为革命再做出点牺牲。1970年代中，上海流行搞“向阳院”，那是现在如火如荼的社区建设的前身吧。破陋的弄堂里搞了些环境整治，东刷刷、西弄弄，甚至还配发了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装在带长脚的木头箱子里锁着，晚上由专人负责搬到空地上，打开调到五频道或者八频道，放节目给拖着板凳涌来的各色人类观看。我们那片街区大概把“向阳院”搞得不错，突然就被上级看中，要来开现场会。这样，就有一番忙乎！“向阳院”建设不能只展示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玩意，也得演出些看不见却感得到的东西，比如阶级斗争时刻没有放松。于是，组织了一场批斗会，作为附近唯一活的监督劳动分子，老陶荣幸出场。
老陶在我家门前那棵老桑树下，垂手站立，垂头看地，一帮半大孩子围着，指手画脚，嚷嚷纷纷。说了半天，老陶也就一条罪状：不老实。不老实也就一条罪证：星期天到别的地方去不报告。说重了就是不服群众管教监督，也许想着变天！老陶本来有些木讷，又自知理亏，千夫所指之下，想要辩解，嘴里却磕磕绊绊、话不成句，脸憋红了，头不敢抬，更显出阶级敌人的本色了。我挤在人群里看着，真有点大快人心之感！
没几年，史无前例的时代结束了。不管老陶有没有想过，变天是终于等来了。也不知有没有哪家单位为他举行过隆重的宣布平反的仪式，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平反，就是摘帽而已。但老陶肯定不用再黎明即起洒扫庭院了，那份劳作，物归原主，由劳动人民自己负责了。我的睡梦并没有因老陶的停帚而延长，因为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也黎明即起，到学校训练去了。
老陶的家在如今很著名的武康路边上，隔条马路就是宏伟的武康大楼，那时它颇有些沉闷，常有些人——受迫害的政治贱民、挨病痛的社会难民——把它当跳台，在飞翔中跟大地来个激烈的拥抱。老陶家的房子不错，是那种老的砖木结构，当街有连扇的窗户，门上也有大玻璃，就是阳光被武康大楼挡住了，门前屋里四季都照不到，最多摊到点已经暗淡的斜阳。老陶个头矮，虽然不瘦，因为那个身份，人总有些猥琐，但他的太太模样超过许多婆婆，依然细皮嫩肉，比较丰满，连带他们那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儿也一副小家碧玉的样子。路过老陶家，总能透过那些明净的门窗，见到母女两个坐在前厅的床沿，一人一个绣棚，舞动着手。老陶跌落劳尘时，她们是这样；老陶摘了帽了，她们还是这样。也常见老陶捧着一个玻璃瓶，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一边不时地啜着热茶，一边静静地看着母女两个飞针走线，脸上读不出一丝欣慰的表情。
有一个人，像老陶一样，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他一脸络腮胡须、一身破中山装、一副落拓（也许该说“落魄”）模样；因为他一副浑厚好嗓、一贯破口骂街、一人孤苦伶仃。
知道他叫李梦熊——这名字我们小时候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还常常把他叫成“李狗熊”，知道他是个神经病，也知道他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其他的，就不晓得了。
若干年后，忽然听说陈丹青在书中讲到他，更吃惊的，是陈丹青的老师、如今大名鼎鼎的木心先生提起他。木心晚年回忆这位当年的朋友，称之为“旷世奇才”。我仔细在记忆深处搜索李梦熊的碎片，丝毫不能验证木心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