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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风格的历史记忆
去年暑期，读了两本个性鲜明的日记。一本是丰子恺的《教师日记》，记录着他抗战初期的流浪教学；一本是《吴宓日记》，记录了作者学习于清华学校开始直至晚年的生活。
抗战时期，是中国知识人最痛苦的岁月之一。当时的大学中人，因不甘心在沦陷区仰侵略者之鼻息，卷起行囊，背井离乡，跟随不断退却和迁移的大学，奔波流浪。丰子恺就是这流动大军中的一员。空袭、废墟、穷困、生离死别……也是其日记所展现的历史场景。写日记的丰子恺，却恰似一尊巨幅雕像，屹立在废墟之上：那来势汹汹、狂轰滥炸的敌机，在他眼里，不过是群蝇乱舞；简陋而异常艰苦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人生的历练。他会驻足农人院外，透过门缝，仔细倾听，去欣赏那夫唱妇随的恬淡生活；他把广西农村那些他从未见过、又相当机巧的器具，如出自匠人之手的门栓、窗棂、食篮，画下来，并仔细品评一番。当然，他也绘制了很多战争题材的图画，奋发激扬。他的绘画作品，观察细致入微，刻画入木三分，笔法粗犷朴拙、简洁明快，真有大智若愚、大辩若讷之象。难怪，他教学生绘画会强调境界高于技巧，文化重于技能；难怪，他能成为大画家——不，是艺术大师。
读吴宓日记，憋闷、痛苦的情绪，会弥漫在你的周围。吴宓很内向。你看他那时与家人的一幅照片（大概在他30岁左右），妻儿被置于身后，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从眼镜后面发出的视线指向水平线以下——不是向内的沉思，而是忧郁并带着拒绝地向外尖视。他希望自己能像“寅恪兄”那样，“闲他人之所忙，忙他人之所闲”，专心学问，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却又总受“参与”意识的驱使，一会儿当主任，一会儿办报办刊。一旦投入那些事务，就得同各种愿意、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周旋，可他偏偏不长于此道。于是，在他的日记中，你常常会看到，他会因为一件小事、别人的一句话，抑郁终日甚且数日。对于那些“不可忍”之人、之事，他竭力忍让，然后在日记中拼命发泄。他拳拳服膺“寅恪兄”，甚且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他也真该拜陈寅恪为师：不仅是学问，更是那种毅然决然的处世态度。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有学会。
我猜想，吴宓写日记，记得那么仔细，持续时间那么长，对他自己来说，主要是一种情感宣泻，平衡心理的手段。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位多愁善感者的日记，还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历史素材。有些东西相当生动有趣——毕竟，它反映了吴先生的真性情，尽管充满了痛苦和伤感。
记忆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动物：他在记忆中形成自我意识，获得生命的意义。记忆有选择性。人总会竭力强化那些想记住的东西，回避甚至淡忘那些不想记住的东西。但事情不会总遂人愿。一些东西之是否被记住，还与经验的强度有关。那些强烈的经验，会在潜意识中一再呈现，想忘也忘不了。
经验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有些人会有意无意间记住那些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总是笑咪咪的，充满快乐。他在接纳自己过去的同时，也接纳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从他身边走过，他微笑的目光与你不期而遇。你自然会以为，他是在向你微笑。那笑，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你的距离，让你与他亲近。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痛苦的经历，但他的态度，使他能超然面对过去，不会把过去的痛苦不断放大，更不会把它无有休止地传输给别人。他安慰痛苦中人，会说：“瞧！雨过天晴，有一片彩虹。快点看哪，别让它溜走。”
有的人，会倾向于记住消极的经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会不断地揭开未愈的伤疤，带着痛，去吮吸自己的伤口。日子久了，那痛，就堆积成皱纹，深深的，一道道，纵横交错，成就了一副苦不堪言的脸。他猛然看见你，会立即换一副笑脸。但那笑，也苦苦的，让你退避三舍。他不是没有快乐的经历，只是那快乐，更多的是成就了他人生的无常感。他想抓住，想让它留住，却留不住。于是，他对幸福的感觉倒超然起来，好像无所谓了。他只有时刻准备着，受苦受难。好像只有痛苦，才是永恒的。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总在寻求“本体”，寻求一种超越此生此世的“本然”的东西。表面上，这种寻求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调。其实，那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悲观主义，厌世主义。他安慰痛苦中人，会略带不屑：“嘿！那算什么？我经历的那些龌龊事儿，比你要严重得多。”
上个世纪，有两个“疯子”，尼采和福柯，也曾让这个世界上那些所谓“有思想”的人疯狂。他们颠覆了人们的整个历史记忆、文化想象。尼采从反权贵开始，走向反庸常，最后通向“超人”。福柯循着“考古学”的方法，把一切都还原为“权力关系”。但我面对那“考古学”，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由遍地骷髅和草木灰组成的层层废墟上，除了蠕动的“考古者”，还有生命的气息吗？一想到那考古者也会变成骷髅和灰烬的时候，我不禁毛骨悚然。
所以，记忆这个东西，可能充满快乐，也可能充满痛苦。尽管有时快乐会使人浅薄，而痛苦则可能使人深刻，要让我选择，我宁愿成为一个浅薄的快乐者。深刻的痛苦毕竟还是痛苦，我不太愿意像鲁迅那样去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
当然，有些记忆也可能是以“客观”形式呈现出来的流水账。碎片一样，没有感觉，记忆者本身先已成了“考古学家”的工作对象。我觉得，对于生命的记忆，还是要由生命来承担。那里，有色彩，有线条，有波浪，有花纹，更有气息。那气息会让生命充盈，抚平我们满脸的沟壑。
不灭的记忆
在过去，四十岁上下的读书人，就开始写回忆录了。学中国教育史，读过陈鹤琴先生的书。他就在不惑之年，写了《我的前半生》，借着回忆过去，畅想未来。那未来自然没有明白写出，但看得出来，它潜藏在作者对过去的回忆中。到了这个岁数，未来似乎已经很确定，却又不那么确定；态度似乎很坚决，却又带着一丝犹豫。
我如今四十有四，已过了不惑之年。不知为何，最近总想起一些过去的事，特别是中小学时代，点点滴滴，绵延不绝。有时候想得出神，自己会哑然失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代的我，光着身子，一个人置身无边的海洋，随波逐流，与天地为一。于是就借着悠闲的春光，从头写来，带着微笑，带着眷恋，也带着憧憬。既然都是些无法忘却的往事，索性就叫《不灭的记忆》吧。一边想，一边写，再一边自我欣赏。让记忆温馨自己，让过去照亮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
去年暑期，读了两本个性鲜明的日记。一本是丰子恺的《教师日记》，记录着他抗战初期的流浪教学；一本是《吴宓日记》，记录了作者学习于清华学校开始直至晚年的生活。
抗战时期，是中国知识人最痛苦的岁月之一。当时的大学中人，因不甘心在沦陷区仰侵略者之鼻息，卷起行囊，背井离乡，跟随不断退却和迁移的大学，奔波流浪。丰子恺就是这流动大军中的一员。空袭、废墟、穷困、生离死别……也是其日记所展现的历史场景。写日记的丰子恺，却恰似一尊巨幅雕像，屹立在废墟之上：那来势汹汹、狂轰滥炸的敌机，在他眼里，不过是群蝇乱舞；简陋而异常艰苦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人生的历练。他会驻足农人院外，透过门缝，仔细倾听，去欣赏那夫唱妇随的恬淡生活；他把广西农村那些他从未见过、又相当机巧的器具，如出自匠人之手的门栓、窗棂、食篮，画下来，并仔细品评一番。当然，他也绘制了很多战争题材的图画，奋发激扬。他的绘画作品，观察细致入微，刻画入木三分，笔法粗犷朴拙、简洁明快，真有大智若愚、大辩若讷之象。难怪，他教学生绘画会强调境界高于技巧，文化重于技能；难怪，他能成为大画家——不，是艺术大师。
读吴宓日记，憋闷、痛苦的情绪，会弥漫在你的周围。吴宓很内向。你看他那时与家人的一幅照片（大概在他30岁左右），妻儿被置于身后，他戴着一副近视眼镜，从眼镜后面发出的视线指向水平线以下——不是向内的沉思，而是忧郁并带着拒绝地向外尖视。他希望自己能像“寅恪兄”那样，“闲他人之所忙，忙他人之所闲”，专心学问，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却又总受“参与”意识的驱使，一会儿当主任，一会儿办报办刊。一旦投入那些事务，就得同各种愿意、不愿意与之打交道的人周旋，可他偏偏不长于此道。于是，在他的日记中，你常常会看到，他会因为一件小事、别人的一句话，抑郁终日甚且数日。对于那些“不可忍”之人、之事，他竭力忍让，然后在日记中拼命发泄。他拳拳服膺“寅恪兄”，甚且认为他是自己的老师。他也真该拜陈寅恪为师：不仅是学问，更是那种毅然决然的处世态度。可惜，他最终还是没有学会。
我猜想，吴宓写日记，记得那么仔细，持续时间那么长，对他自己来说，主要是一种情感宣泻，平衡心理的手段。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位多愁善感者的日记，还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历史素材。有些东西相当生动有趣——毕竟，它反映了吴先生的真性情，尽管充满了痛苦和伤感。
记忆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动物：他在记忆中形成自我意识，获得生命的意义。记忆有选择性。人总会竭力强化那些想记住的东西，回避甚至淡忘那些不想记住的东西。但事情不会总遂人愿。一些东西之是否被记住，还与经验的强度有关。那些强烈的经验，会在潜意识中一再呈现，想忘也忘不了。
经验有消极和积极之分。有些人会有意无意间记住那些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些人，总是笑咪咪的，充满快乐。他在接纳自己过去的同时，也接纳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你从他身边走过，他微笑的目光与你不期而遇。你自然会以为，他是在向你微笑。那笑，一下子就拉近了他与你的距离，让你与他亲近。这样的人，并不是没有痛苦的经历，但他的态度，使他能超然面对过去，不会把过去的痛苦不断放大，更不会把它无有休止地传输给别人。他安慰痛苦中人，会说：“瞧！雨过天晴，有一片彩虹。快点看哪，别让它溜走。”
有的人，会倾向于记住消极的经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会不断地揭开未愈的伤疤，带着痛，去吮吸自己的伤口。日子久了，那痛，就堆积成皱纹，深深的，一道道，纵横交错，成就了一副苦不堪言的脸。他猛然看见你，会立即换一副笑脸。但那笑，也苦苦的，让你退避三舍。他不是没有快乐的经历，只是那快乐，更多的是成就了他人生的无常感。他想抓住，想让它留住，却留不住。于是，他对幸福的感觉倒超然起来，好像无所谓了。他只有时刻准备着，受苦受难。好像只有痛苦，才是永恒的。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为什么总在寻求“本体”，寻求一种超越此生此世的“本然”的东西。表面上，这种寻求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调。其实，那不是理想主义，而是悲观主义，厌世主义。他安慰痛苦中人，会略带不屑：“嘿！那算什么？我经历的那些龌龊事儿，比你要严重得多。”
上个世纪，有两个“疯子”，尼采和福柯，也曾让这个世界上那些所谓“有思想”的人疯狂。他们颠覆了人们的整个历史记忆、文化想象。尼采从反权贵开始，走向反庸常，最后通向“超人”。福柯循着“考古学”的方法，把一切都还原为“权力关系”。但我面对那“考古学”，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由遍地骷髅和草木灰组成的层层废墟上，除了蠕动的“考古者”，还有生命的气息吗？一想到那考古者也会变成骷髅和灰烬的时候，我不禁毛骨悚然。
所以，记忆这个东西，可能充满快乐，也可能充满痛苦。尽管有时快乐会使人浅薄，而痛苦则可能使人深刻，要让我选择，我宁愿成为一个浅薄的快乐者。深刻的痛苦毕竟还是痛苦，我不太愿意像鲁迅那样去面对“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人生”。
当然，有些记忆也可能是以“客观”形式呈现出来的流水账。碎片一样，没有感觉，记忆者本身先已成了“考古学家”的工作对象。我觉得，对于生命的记忆，还是要由生命来承担。那里，有色彩，有线条，有波浪，有花纹，更有气息。那气息会让生命充盈，抚平我们满脸的沟壑。
不灭的记忆
在过去，四十岁上下的读书人，就开始写回忆录了。学中国教育史，读过陈鹤琴先生的书。他就在不惑之年，写了《我的前半生》，借着回忆过去，畅想未来。那未来自然没有明白写出，但看得出来，它潜藏在作者对过去的回忆中。到了这个岁数，未来似乎已经很确定，却又不那么确定；态度似乎很坚决，却又带着一丝犹豫。
我如今四十有四，已过了不惑之年。不知为何，最近总想起一些过去的事，特别是中小学时代，点点滴滴，绵延不绝。有时候想得出神，自己会哑然失笑。仿佛看到了少年时代的我，光着身子，一个人置身无边的海洋，随波逐流，与天地为一。于是就借着悠闲的春光，从头写来，带着微笑，带着眷恋，也带着憧憬。既然都是些无法忘却的往事，索性就叫《不灭的记忆》吧。一边想，一边写，再一边自我欣赏。让记忆温馨自己，让过去照亮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责任编辑：王哲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