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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里德里希· 施莱尔马赫的《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一文可谓开启了翻译研究的二分法时代，尤其是其对德国功能主义学派卡特琳娜·莱斯、弗米尔等人的理论框架影响至深。本文以功能主义翻译观为理论支撑，试分析在翻译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背景下，译者在，与市场博弈过程中的抉择倾向。文章得出结论，在翻译市场化的影响下，为了满足市场的经济利益层面需求，译者往往被迫选择“归化”的翻译而偏离施莱尔马赫和韦努蒂等共同关注的“异化”策略，从而实现翻译的交际功能，完成翻译任务。
【关键词】功能主义翻译 译者 翻译市场化 归化
一、引言
按照施莱尔马赫的分法，翻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读者靠近作者，要么作者靠近读者。而不论是何种选择，其中间媒介一定是翻译行为的主体，即译者。随着翻译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不论翻译是否立法，翻译市场中都存在某种标准化的“翻译秩序”。不论是赞助商、出版商还是委托人，翻译过程中的任何一方都似乎围绕着这种“翻译秩序”表达各自的意图和需求。而这也注定与功能主义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实现自身的翻译服务目的，实现各方的利益需求正是翻译市场得以维持平衡的要义所在。因此，译者的翻译抉择也必然深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而失去应有的灵活性。
二、功能主义翻译观
作为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卡特琳娜·莱斯在施莱尔马赫的文本类型和心理学家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类型的概念，并强调文本类型在交际情境中的对等关系。霍斯·曼特瑞则提出了适用于各种职业翻译情景的指导性原则，即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种类都应功能性适应目的语文化，而这种功能性恰恰取决于译者这一翻译行为的专家型主体。译者扮演着某种特定社会角色，从而又一次呼应了施莱尔马赫对译者行为的相关论述。译者的抉择也因此呈现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虽然弗米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功能主义目的论，但对于翻译目的本身，诺德与弗米尔有着不同的理解。诺德（2005）认为，翻译活动的目的只取决于翻译活动的发起人或者委托人，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对此却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忠诚”的译者才是合格的译者，与交际目的背道而驰的翻译都是不合理的策略。不论是弗米尔的目的论还是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都越过了传统的文本中心藩篱，更多关注交际功能和社会效应，赋予了翻译新的涵义，拓宽了翻译的审视视角。
三、社会文化转向背景下的翻译市场现实
韦努蒂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在现实翻译市场中译员似乎不得不偏离施所谓的“异化”策略，而更多地被客户和委托人的需求及条款所束缚而失去翻译策略的灵活性。根据勒菲弗尔（1992）的研究，委托人和出版商的条条框框影响了译者的抉择，因为翻译过程中往往会掺杂例如赞助费的经济因素在里面。因此，译者在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只能选择利益最优策略，即顺从客户从而顺利拿到报酬，这便无形中又回归到功能主义翻译的阵营。
四、译者的抉择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往往被要求是熟悉某种专业技术领域，更应该了解翻译项目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人物背景。但有时市场会要求译者被迫依赖前期工作经验，但面对瞬息万变的翻译技术和翻译环境，有时单单依靠既有的经验是完全行不通的。此时，译者在抉择时只能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按照项目合同的条款要求去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此外，在面对隐形的“翻译秩序”时，译者还要面对更多的抉择。例如，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为了实现其客户的最佳体验，翻译服务的雇佣方会要求译者采取目的语读者更能接受的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然而，面对一些几乎无法归化翻译的“异的考验”，按照客户归化的要求有时译者无法实现完全的对等，译者的决策行为也势必受到干扰，以往的职业经验和专业技能在这一刻失效。如果没有达到客户所谓的理想要求，就可能损失应有的报酬。因此译者往往只能去无限接近读者，只能被迫采取功能对等的方式实现翻译目的，完成翻译任务。
五、结语
尽管文化和社会的因素至关重要，但是面对市场抉择，在社会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译者往往是被迫“归化”去面对读者、接近读者以填补读者的理解空白。虽然翻译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但作为一种社会交际行为，翻译活动的发起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也注定有其现实的目的。笔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观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常新的理论框架，但却使译者在与市场的博弈中更多考虑地翻译行为的本身，面对市场抉择时优先考虑其交际的功能，自然可以化解两难困境，顺利实现翻译任务。
参考文献：
[1]Schleiermacher，Friedrich.1977.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A].In Translating literature：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ed.Andre Lefevere，67-91.Trans.Andre Lefevere.Assen：Van Gorcum
【关键词】功能主义翻译 译者 翻译市场化 归化
一、引言
按照施莱尔马赫的分法，翻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读者靠近作者，要么作者靠近读者。而不论是何种选择，其中间媒介一定是翻译行为的主体，即译者。随着翻译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发展，不论翻译是否立法，翻译市场中都存在某种标准化的“翻译秩序”。不论是赞助商、出版商还是委托人，翻译过程中的任何一方都似乎围绕着这种“翻译秩序”表达各自的意图和需求。而这也注定与功能主义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实现自身的翻译服务目的，实现各方的利益需求正是翻译市场得以维持平衡的要义所在。因此，译者的翻译抉择也必然深受市场需求的影响，而失去应有的灵活性。
二、功能主义翻译观
作为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卡特琳娜·莱斯在施莱尔马赫的文本类型和心理学家布勒的语言功能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功能类型的概念，并强调文本类型在交际情境中的对等关系。霍斯·曼特瑞则提出了适用于各种职业翻译情景的指导性原则，即目的语文本的形式和种类都应功能性适应目的语文化，而这种功能性恰恰取决于译者这一翻译行为的专家型主体。译者扮演着某种特定社会角色，从而又一次呼应了施莱尔马赫对译者行为的相关论述。译者的抉择也因此呈现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虽然弗米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功能主义目的论，但对于翻译目的本身，诺德与弗米尔有着不同的理解。诺德（2005）认为，翻译活动的目的只取决于翻译活动的发起人或者委托人，而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对此却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忠诚”的译者才是合格的译者，与交际目的背道而驰的翻译都是不合理的策略。不论是弗米尔的目的论还是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理论，功能主义翻译理论都越过了传统的文本中心藩篱，更多关注交际功能和社会效应，赋予了翻译新的涵义，拓宽了翻译的审视视角。
三、社会文化转向背景下的翻译市场现实
韦努蒂在二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异化”“归化”的翻译策略。但在现实翻译市场中译员似乎不得不偏离施所谓的“异化”策略，而更多地被客户和委托人的需求及条款所束缚而失去翻译策略的灵活性。根据勒菲弗尔（1992）的研究，委托人和出版商的条条框框影响了译者的抉择，因为翻译过程中往往会掺杂例如赞助费的经济因素在里面。因此，译者在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往往只能选择利益最优策略，即顺从客户从而顺利拿到报酬，这便无形中又回归到功能主义翻译的阵营。
四、译者的抉择
作为翻译的主体，译者往往被要求是熟悉某种专业技术领域，更应该了解翻译项目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和人物背景。但有时市场会要求译者被迫依赖前期工作经验，但面对瞬息万变的翻译技术和翻译环境，有时单单依靠既有的经验是完全行不通的。此时，译者在抉择时只能明确自己的翻译目的，按照项目合同的条款要求去尽力满足客户的需求。此外，在面对隐形的“翻译秩序”时，译者还要面对更多的抉择。例如，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为了实现其客户的最佳体验，翻译服务的雇佣方会要求译者采取目的语读者更能接受的归化策略进行翻译。然而，面对一些几乎无法归化翻译的“异的考验”，按照客户归化的要求有时译者无法实现完全的对等，译者的决策行为也势必受到干扰，以往的职业经验和专业技能在这一刻失效。如果没有达到客户所谓的理想要求，就可能损失应有的报酬。因此译者往往只能去无限接近读者，只能被迫采取功能对等的方式实现翻译目的，完成翻译任务。
五、结语
尽管文化和社会的因素至关重要，但是面对市场抉择，在社会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译者往往是被迫“归化”去面对读者、接近读者以填补读者的理解空白。虽然翻译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但作为一种社会交际行为，翻译活动的发起自然不会是空穴来风，也注定有其现实的目的。笔者认为，功能主义翻译观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常新的理论框架，但却使译者在与市场的博弈中更多考虑地翻译行为的本身，面对市场抉择时优先考虑其交际的功能，自然可以化解两难困境，顺利实现翻译任务。
参考文献：
[1]Schleiermacher，Friedrich.1977.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A].In Translating literature：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ed.Andre Lefevere，67-91.Trans.Andre Lefevere.Assen：Van Gorc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