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高楼、教室、摩天轮……这些现实城市生活中的普通场景，为何呈现出异样的气氛？空无一人的街道，散乱破败的课室，只有一个幽灵般的孩子牵着一只鲜红的气球无声飘过。这里既是孩子的梦境游乐场，也是末世过后的凄凉现实。而这里的时钟，永远停留在了1986年4月26日。
这座著名的“鬼城”也曾风光一时，普里皮亚季（Pripyat）伴随当时苏联最大的核工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而建，是近5万核电站工人及家属的新家园。当一切的繁荣还在生长，爆炸和核泄漏让人们的美梦瞬间化为泡影。随后的紧急撤离，核电站周围半径30公里的范围被划为隔离区，人们只被允许带走少量的书、文件和衣物，生活的大部分被永远留在这里，普里皮亚季从此变成寂静之城、荒废之城。
2009年，捷克摄影师Hana Vojá?ková造访这里。时值隆冬，整个城市被白雪覆盖，如同沉睡一般，流露出宁静而忧伤的美。街道两旁高大的白桦林、白杨林一片萧瑟；被废弃的建筑里，斑驳的墙壁、四处散落的物品，在寂静中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惊恐和慌乱。这种感觉Hana似曾相识。核事件发生时，她才7岁，“父母不想吓到我，所以并没告诉我详情。但当我在上学路上，看到一面墙上写着'切尔诺贝利'，旁边还画着一只巨大的骷髅，我开始觉得害怕了。这种抽象的超越理性的恐惧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若干年后，Hana离开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移居伦敦，开始接触大量的西方电影。期间，她被艾尔伯特·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1956年拍摄的经典儿童电影《红气球》（《Le ballon rouge》）深深吸引。电影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男孩邂逅了一只有生命的红气球，并相互陪伴，共度一段时光的故事。Hana被电影所展现的孩子想象力的魅力打动。几乎同时，她在前苏联电视台档案室发现了一部纪录短片，里面有个片段是一个小男孩在普里皮亚季的广场上踢球，而这段画面的拍摄时间刚好就在核事故发生前不久。
《红气球》的拍摄地巴黎Belleville区在二战时重创被毁，在很长时间内只剩下一片废墟。两部影像作品似乎像两座荒废之城的祭奠，久久萦绕在Hana的脑海里。“当我看到普里皮亚季的照片，那些场景如此之熟悉，玩具、衣物、房间内的陈设……都跟我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一模一样。”这些联系让Hana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这里曾有4万人居住，但如今只看得到狼和野马。被人类遗弃之后，它却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人们在恐慌中匆忙撤离……我在儿童活动的场所中看到满地都是小鞋子和玩具，还有一些防辐射小面具和防辐射药品。”她心里始终有个牵挂：纪录片里那个踢足球的小男孩的命运如何了呢？
于是，Hana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创作了这组作品。她用中等格式胶片相机在普里皮亚季拍摄了学校、泳池等童年场景。随后在摄影棚拍摄了拿着红气球的小男孩，再以后期置入的方式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每幅作品中，小男孩都以半透明的隐喻方式呈现。“我的摄影不是写实作品而是充满幻想。我希望它像某本儿童书里头一样出现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但这并不影响这组作品的表现力和现实意义。当那个幽灵般的男孩穿过寂静的街道，闯入废墟，观者借由男孩的视角进入寂静之城，观看、触摸、与一物一景对话。当这样的画面进入你的视野，你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想象：那是否是个离家已久的灵魂，重新探访他的家园；你很难不被画面上唯一鲜艳的、突兀的红气球牵引。它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如同Hana记忆里那个巨大的骷髅一样，是否给你带来某种超越理性的强烈感触？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正值春天，可以想象，照片里的场景本该是怎样的美景：晨光穿过薄雾，茂密的树林正在吐绿，游乐场上开始有了孩子的笑声，教室里响起读书声，整个城市开始醒来，万物生机勃勃……然而这一切，终止在最美好的春天。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里所描绘和担忧的变成了严酷的现实。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道疤痕，但却鲜有人用充满童真的视角去探讨这段历史，Hana Vojá?ková用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的记忆和反思。摄影的发明和发展，也正显露和顺应了新的“人性企图”。经由摄影，我们和世界、和历史进行全新的对话。这个对话也是非常个人的，如果你是照片中的小男孩，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眼前的“鬼城”？如果普里皮亚季不是最后一个“鬼城”，如果1986年的春天不是最后一个“寂静的春天”，你认为下一个在哪？是你的故乡吗？
这座著名的“鬼城”也曾风光一时，普里皮亚季（Pripyat）伴随当时苏联最大的核工程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而建，是近5万核电站工人及家属的新家园。当一切的繁荣还在生长，爆炸和核泄漏让人们的美梦瞬间化为泡影。随后的紧急撤离，核电站周围半径30公里的范围被划为隔离区，人们只被允许带走少量的书、文件和衣物，生活的大部分被永远留在这里，普里皮亚季从此变成寂静之城、荒废之城。
2009年，捷克摄影师Hana Vojá?ková造访这里。时值隆冬，整个城市被白雪覆盖，如同沉睡一般，流露出宁静而忧伤的美。街道两旁高大的白桦林、白杨林一片萧瑟；被废弃的建筑里，斑驳的墙壁、四处散落的物品，在寂静中诉说着曾经发生在这里的惊恐和慌乱。这种感觉Hana似曾相识。核事件发生时，她才7岁，“父母不想吓到我，所以并没告诉我详情。但当我在上学路上，看到一面墙上写着'切尔诺贝利'，旁边还画着一只巨大的骷髅，我开始觉得害怕了。这种抽象的超越理性的恐惧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若干年后，Hana离开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移居伦敦，开始接触大量的西方电影。期间，她被艾尔伯特·拉摩里斯（Albert Lamorisse）1956年拍摄的经典儿童电影《红气球》（《Le ballon rouge》）深深吸引。电影讲述了一个孤独的小男孩邂逅了一只有生命的红气球，并相互陪伴，共度一段时光的故事。Hana被电影所展现的孩子想象力的魅力打动。几乎同时，她在前苏联电视台档案室发现了一部纪录短片，里面有个片段是一个小男孩在普里皮亚季的广场上踢球，而这段画面的拍摄时间刚好就在核事故发生前不久。
《红气球》的拍摄地巴黎Belleville区在二战时重创被毁，在很长时间内只剩下一片废墟。两部影像作品似乎像两座荒废之城的祭奠，久久萦绕在Hana的脑海里。“当我看到普里皮亚季的照片，那些场景如此之熟悉，玩具、衣物、房间内的陈设……都跟我的故乡捷克斯洛伐克一模一样。”这些联系让Hana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这里曾有4万人居住，但如今只看得到狼和野马。被人类遗弃之后，它却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人们在恐慌中匆忙撤离……我在儿童活动的场所中看到满地都是小鞋子和玩具，还有一些防辐射小面具和防辐射药品。”她心里始终有个牵挂：纪录片里那个踢足球的小男孩的命运如何了呢？
于是，Hana用虚实结合的方式创作了这组作品。她用中等格式胶片相机在普里皮亚季拍摄了学校、泳池等童年场景。随后在摄影棚拍摄了拿着红气球的小男孩，再以后期置入的方式将两者融合在一起。每幅作品中，小男孩都以半透明的隐喻方式呈现。“我的摄影不是写实作品而是充满幻想。我希望它像某本儿童书里头一样出现充满想象力的画面”。但这并不影响这组作品的表现力和现实意义。当那个幽灵般的男孩穿过寂静的街道，闯入废墟，观者借由男孩的视角进入寂静之城，观看、触摸、与一物一景对话。当这样的画面进入你的视野，你很难抑制住自己的想象：那是否是个离家已久的灵魂，重新探访他的家园；你很难不被画面上唯一鲜艳的、突兀的红气球牵引。它像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如同Hana记忆里那个巨大的骷髅一样，是否给你带来某种超越理性的强烈感触？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正值春天，可以想象，照片里的场景本该是怎样的美景：晨光穿过薄雾，茂密的树林正在吐绿，游乐场上开始有了孩子的笑声，教室里响起读书声，整个城市开始醒来，万物生机勃勃……然而这一切，终止在最美好的春天。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里所描绘和担忧的变成了严酷的现实。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道疤痕，但却鲜有人用充满童真的视角去探讨这段历史，Hana Vojá?ková用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的记忆和反思。摄影的发明和发展，也正显露和顺应了新的“人性企图”。经由摄影，我们和世界、和历史进行全新的对话。这个对话也是非常个人的，如果你是照片中的小男孩，是以怎样的心情面对眼前的“鬼城”？如果普里皮亚季不是最后一个“鬼城”，如果1986年的春天不是最后一个“寂静的春天”，你认为下一个在哪？是你的故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