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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宏观政策似乎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8月10日的《经济参考报》报道，交通部正在研究补短板政策措施，数万亿项目待发。呼之欲出的“大基建”项目目前尚未有明确的官方版本，但扬帆起航就在眼前。最近一个月，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分别赴北京、上海、浙江、河南等地开展基础设施投融资实地调研。同一天，国务院召开“降成本减负担专项督查座谈会”，江苏远东控股集团创始人蒋锡培作了发言。他认为，“当前经济、金融、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信心问题，最大的成本是制度成本，政府必须下决心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
这两条新闻分别产生了各自的效应：当日深沪两市震荡上行，沪指盘中重回2850点，市场做多氛围持续回升。基建板块成为上涨主力军，钢铁、水泥、工程建筑等板块相继大涨，全天维持强势。而与此同时，“蒋锡培建议”刷爆民企朋友圈。
二
在我的印象中，蒋锡培的这一套减税建议并非第一次提出，自2016年之后，他多次鼓吹减税，我亲耳听到，起码两次。
他的方案很具体，一是降低增值税率。将目前的三档增值税16%、10%和6%改为两档10%和5%。小规模企业，即营收在500万元及以下的，免征增值税；营收在500万-2000万元的，减半征收增值税；二是将利息纳入增值税抵扣。按照现行“营改增”政策规定，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融资产生的利息等融资费用相关的进项税不能抵扣，若将融资费用也纳入抵扣链条，将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三是降低企业所得税。目前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25%，高新技术企业为15%。在全球减税浪潮背景下，建议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降至20%，高新技术企业降至10%；四是建议取消所有经济合同印花税。 五是减轻个人所得税负。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3500元/月至少提升至7000元/月。降低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提高最低边际税率，减少税档；六是降低社保费率。建议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公积金企业承担比例分别降至为15%、5%和5%。
三
在學界，对“蒋锡培建议”的看法并没有那么一致。反对的意见主要有两条。
其一，政府减税是有“时间窗口”的，最佳时机是在经济增长期和税收充沛期，政府的腾挪空间较大。当下之时，景气低迷，增长乏力，政府减税恐成无米之炊。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4.4%，非税收入减少8%，很多地方政府税收下滑严重，连正常发公务员的工资都有点困难，再谈减税，恐难执行。还有财税专家粗粗算了下，如果“蒋锡培建议”被采纳，政府税收将减少两成左右。其二，基建投资立竿见影，发文、印钞、开放债务平台，三板斧下去干净利落。减税却在短期难有激活成效，因此，急病无法用慢药。
对这两个担忧不以为然的学者，也有两条看法。
根据拉弗曲线理论，减税表面上看使得政府税收减少，但是可以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和促进国民消费，从而扩大税基，长期而言，反倒能起到增加税收收入的作用。在过往的十多年里，从2004年至今，中国经济每次陷入危机，基本上都靠的是巨额投资拉动，看上去屡试不爽，但是，却一次次拖宕了落后产能的淘汰，造成了货币的泡沫化，更要命的是，每次的“白马骑士”都是政府和国有企业，市场和民企成边缘化角色。无一例外的是，每轮大投资之后，都会发一个鼓励民企发展的重要文件。
四
这样的争论，一点也不陌生。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拖累全球，中国在下半年推出了四万亿计划，那也是个真金白银的大基建工程。
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在当时的一篇专栏中写道，“不反对政府项目四万亿，但又认为私营的工业发展是中国的经济命脉，怎可以自圆其说呢？绝对是难题，为之我想了多天了。”想破脑袋之后，张教授给出的建议是，与其刺激内需，不如刺激内供，通过简化税制和推动政策的公平化，鼓励民营企业的投资和转型积极性。
北京的吴敬琏教授同样不太赞同外延式投资的拯救方案，而是寄希望于体制及要素改革。2008年，对于信贷松动的呼声，他说：“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八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等到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在一篇题为《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的文章中，吴敬琏说：“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五
是“大基建”还是“大减税”？而或，在基建补短板的同时，下决心实施减税计划？
蒋锡培目前是电线电缆行业的全国老大。作为“苏南模式”的幸存者，在将近三十年的创业史上，蒋锡培经历过产权改制、内需滑坡、外贸的黄金十年、产业转型乃至家族传承等等，无数次的中国式挑战。同时，他还当过中共十六大代表，是中国企业家协会的副会长，他既懂得用手投票，也会用脚投票。他是千万民企中的一员，既是本轮改革的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得益者，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了，他有资格写一本很骄傲的回忆录，垮了，他的人生也垮了。像蒋锡培这样的企业家，应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是每一个商业国家都需要回答的问题。
1943年，波兰裔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斯基在相关的研究中如此认为：如果只有恢复企业家的信心，才能保证高就业率，那么，政府会非常重视企业家们的意见。然而，当货币和财政政策成为拯救经济的武器之后，企业信心就不那么重要，政府也不用太照顾企业家的想法了。
懂得这个道理的人，貌似已越来越多了。今天，支持“蒋锡培建议”的请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