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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剪灯新话》是明代著名的文言小说，在中古代小说史上有重要意义。这部书中的女性形象，和唐传奇一脉相承，并且有着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情感特征，本文从平民化为切入点，力图探寻《剪灯新话》女性形象的独特性和时代性。
关键词：《剪灯新话》;女性形象;平民化
唐人好“奇”，这个“奇”与“怪”的内涵不同，不仅仅关注于神仙精怪等非人类的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奇特的经历，特立独行的人格，具有非凡才思的人物。比如《长恨歌》中集富贵恩宠于一身，而最后却惨死马嵬的杨贵妃，《莺莺传》中含蓄内敛面对爱情却异常主动火热的大家闺秀崔莺莺，《红线传》中为以四两拨千斤的轻松态度，挽救了两座城池的百姓，但最后选择飘然远去的红线女。与唐传奇相比，《剪灯新话》中的女性要平实的多，她们没有显赫的历史地位，没有奇妙的法术，也没有什么异常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只是各自的日常生活，私人的婚姻爱情，在命运和时代的做弄下，出现了意想不到了变故。即使是女鬼也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丝毫没有鬼魅恐怖的特质。这一平民化的倾向，继承了自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女性形象的发展脉络：从鬼魅精怪到传奇女子，再到平民化的女性形象。这一转变从大处看伴随着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从文学自身着眼，又和小说这一文体的自身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下面我们就对《剪灯新话》中女性的平民化特征做出具体的分析：
一、女子身份的平民化
《剪灯新话》中的女子大都是平民出身，没有煊赫的历史地位，只是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演绎着一己悲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表格来做一详细展示：
从这则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剪灯新话》中平民女性形象占有绝对的优势，大部分女性形象都是平民女子，只有《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与《牡丹灯记》女性主人公是女鬼，《鉴湖夜泛记》中女性形象是女神，《寄梅记》描写了妓女马琼琼，其余诸篇均是世俗生活中再平凡不过女子。由此可见，从六朝志怪专注于描写女神、女性精怪，到唐传奇喜爱描绘拥有奇特人生经历或是有着特里独行的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到《剪灯新话》将眼光专注于现实社会中的普通女子，这样的女性形象的演变体现出了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在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已经把眼光投向了世俗生活，话本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市井的妓女、商妇和小家碧玉，而这样的变化有着作家们的文学理论为其支撑，再此便不再赘述。
二、人生际遇的写实化
没有大起大落的传奇相遇，也没有大富大贵的梦幻人生，除却个别篇目有意模仿唐传奇的情结，营造出一种奇异感，如《金钗记》等，其余诸篇中的女子都只是在世俗而平实的人生经历中展现着自己的人生。《寄梅记》中的马琼琼本是一名妓女，在和朱端朝相恋之后竭尽全力帮助其获得功名，朱端朝也没有背信弃义，而是说服了家中夫人，迎娶了马琼琼。从此马琼琼过上了普通的居家生活，她谨守本分，孝敬长辈，对大房也竭尽所能礼让谦卑。马琼琼生活中唯一的矛盾，便是妻妾之间的争宠妒忌，这也是古代封建家庭中最常见的家庭问题之一，正如她在寄给相公的书信中写到的：
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温柔，雪压梅花怎起头？芳心欲破，全仗东君来作主。传语东君，早与梅花作主人。1
马琼琼以梅花自比，阐述了生性温柔的自己被朱夫人欺压而倍感委屈的情境，希望丈夫早日归来为自己做主。相比唐传奇中的妓女形象，马琼琼体现了平实和家常感。《翠翠传》中的翠翠也只是普通人家的小儿女，她的愿望不过是和两小无猜丈夫私定终身，但却在时代的变动下阴错阳差成为了李将军的宠妾。作者在描写翠翠和丈夫的重逢时，尽量还原生活，有着很高真实感。尤其是金生佯装翠翠的兄长和其相认的情境，作家虽然在描写一篇传奇，但所用笔触无不平实感人：
生曰：“仆姓刘，名金定，妹名翠翠，识字能文。当失去之时，年始十七，以岁月计之，今则二十有四矣。”阍者闻之，曰：“府中果有刘氏者，淮安人，其齿如汝所言，识字、善为诗，性又通慧，本使宠之专房。汝信不妄，吾将告于内，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趋入告。须臾，复出，领生入见。将军坐于厅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军，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内竖告于翠翠曰：“汝兄自乡中来此，当出见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2
失散多年的夫妻相见，各种复杂之情交织其中，有爱、有恨、有怅惘、有悲恸，而这样强烈的感情却又不能表露，只是以兄妹之礼见在厅前相见，除了对父母的问候，不能在多说一句温情之话，不能有一个夫妻间的拥抱。战乱后还能重逢是有情之人的三生有幸，但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相遇，对他们来说又是多么的残忍与不幸。寥寥几句刻画出了战后情人在特定情境下相遇的真实之境。
《翠翠传》中的翠翠死后为鬼，还带有几份神异色彩，那么与之相类似的《秋香亭记》则更是以真实、生活化的笔墨描绘了釆釆的人生遭遇。釆釆和翠翠一样，也是自幼有着青梅竹马的恋人商生，同样因为战乱，釆釆与商生失散相遇，而再见时釆釆已经嫁作他人妇。这篇小说没有用死亡之后的相聚对他们之间的情感进行传奇化的想象，而是通过釆釆的一封信刻画了一位平民女子在时代的动乱中，漂泊无依，无奈背弃恋人委于他的复杂心情，这封书信细腻真挚，堪比崔莺莺写给张生的书信，同样将女子内心百转千回的愁肠与无奈淋漓尽致的倾泻而出：
伏承来使，具述前因…….亦当贱恶而弃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恩情未尽，当结伉俪于来生，续婚姻于后世耳！临楮呜咽，悲不能禁。复制五十六字，上渎清览，苟或察其辞而恕其意，使箧扇怀恩，绨袍恋德，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莺莺的书信描绘了一位失恋女子的无奈彷徨，以及对恋人至深的思念。釆釆的书信则是叙写了自己在动乱中心酸的颠沛流离，对自己无奈改嫁后复杂心绪的描绘，更是无比动人。改嫁之后她坐我不宁，强颜欢笑，连希望在梦中与恋人相遇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如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未来的生命只是在等死罢了。作者描写了釆釆初恋时的情窦初开，热恋时的诗歌传情，和商生相遇后的纠结心境，釆釆的人生经历真实展现了在战乱中不能掌控个人命运的普通女性，她们婚姻与爱恋的不幸。 《爱卿传》描写了风流洒脱的妓女罗爱爱的故事，罗爱爱极为有才，充满着天才的情思与禀赋，风流洒脱。但是在与赵公子结亲之后，便成为了一位谨守本分持家生活的女子。他在赵生离家做官之后，努力孝顺公婆，谨守本分，无奈被刘万户看重想要纳她为妾。温顺富有才情的罗爱爱此时迸发出来非同一般的刚烈气质，为保持贞洁自缢而亡。这一形象也展示了平凡女子多难的一生。
三、情感的家常化、私人性
从情感上看，《剪灯新话》中的女性形象是柔情而家常的。与唐传奇中的女子相比，她们没有红线女拯救万民于水火的魄力，没有杨贵妃对于爱情的霸道娇奢，没有红佛女慧眼识英雄的过人眼光与待人接物的老道熟练。瞿佑笔下的女子都是深闺之中的温柔女子，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她们的感情关大都被局限在家庭爱情之中，没有过于复杂的情感体验。具体来看，这些女子所持有以下三种情感：爱情、亲情、守贞情结。
先看爱情，《剪灯新话》中的女子都是出现在爱情关系之中，爱情是她们生命中不可豁缺的一部分，并且她们都对爱情进行着大胆而炙热的追求。试看《金凤钗记》兴娘的鬼魂假借庆娘的身体对兴哥展开大胆的追求：
乃启关视之，则一美姝立于门外，见户开，遽搴裙而入。生大惊。女低容敛气，向生细语曰：“郎不识妾耶？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向者投钗轿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寝。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女忽赪尔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置汝门下，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生惧，不得已而从焉。至晓，乃去。自是暮隐而入，朝隐而出，往来于门侧小斋，凡及一月有半。3
与热情火热的兴娘相比，兴哥倒显得有些胆小谨慎，他对兴娘“拒之甚厉，至于再三”。而兴娘却用巧妙的计策、娇嗔的恐吓，逼着兴哥接纳了自己的爱情。
兴娘因为女鬼的身份，所以少了一些傳统道德的束缚，在爱情面前更为主动热情。而《联芳楼记》中，两位处在深闺的小女子却也表现出了对礼教的叛逆，爱情至上的情感取象：
夏月于船首澡浴，二女于窗隙窥见之，以荔枝一双投下。生虽会其意，然仰视飞甍峻宇，缥缈于霄汉，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静，月堕河倾，万籁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闻楼窗哑然有声，顾盼之顷，则二女以秋千绒索，垂一竹兜，坠于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4
两位小姐爱慕郑生，便先是以一双荔枝投下对其进行挑逗，在郑生无奈愁眉不展之际，又机智的坠下一竹兜，将郑生拉上了高楼。郑生虽然没有表现出兴哥那样的木讷犹豫，但和两姐妹相比还是显得有些被动。
除此之外，《翠翠传》中的平民女子翠翠也对自己的婚姻爱情有着很大的主见：“已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年及十六，父母为其议亲，辄悲泣不食。以情问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不得已，听焉。”《秋香亭记》中的釆釆因男女之防，不能和心爱之人见面，也选择用诗歌传情：
后一岁，亭前桂花始开，女以折花为名，以碧瑶笺书绝句二首，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嘱生继和，诗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几度风吹到绣房。
自恨人生不如树，朝朝肠断屋西墙！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勤种两株。
愿得他年如此树，锦裁步障护明珠。5
瞿佑在《剪灯新话》自序中自认为其书“近于诲淫”而“不欲传出”。对此作家虽未否定并作自我辩解，但却反映出了《剪灯新话》思想内容的一个方面：正视人的正常欲望，张扬人的情欲。《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无论写世人之恋，还是人鬼之恋，无论写爱之悲剧，还是写爱之喜剧，在对情欲的张扬这一点上，瞿佑是坚持赞同乃至欣赏态度的。
正如时培根在《剪灯新话新论一文》说道的：“《翠翠传》写翠翠与金定新婚之欢：‘二人相得之乐，虽孔翠之在赤宵，鸳鸯之游绿水，未足喻也。’充分肯定了男女之间应有的情爱与欲望。《爱卿传》写罗爱爱的鬼魂与赵子诀别之际，尚不忘‘与赵子入室欢会，款若平生。’奇怪的是，作家不是在爱卿生前写，而是在其死后，这当然不是对‘惟知倚门而献笑，岂解举案以齐眉’的罗爱爱的讥讽，恰恰相反，它是以曲折伤感的方式由情欲来表现悲剧。以上两篇基本上写人世间的爱情悲剧，只是在最后部分涉及鬼魂描写。而在《联芳楼记》和《渭塘奇遇记》中则是另一种情形。前者写郑生与薛氏姐妹初次幽会，便是‘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并且‘自是无夕而不会’，甚至以‘不能尽记’的淫诗留其情。”杨义先生也认为：‘作品是肯定婚姻中的情欲因素的，它甚至以情欲嘲弄了礼教，把礼教化作徒有仪式的外壳来包裹着情欲的内核。它写了‘商女+才女’的类型，以商肆市民的趣味重新省视了被宋儒扭曲了的人间伦理。从而形成了明人小说不同于唐人的豪情飞扬。宋人的理念凝重，却是更为正视人间情欲的审美思路。”
其次，除了爱情，她们还表现出了对亲人的挚爱之情。翠翠死后为鬼，也仍不忘见家父一面，将自己的怨情倾泻而出：
是夜，宿于坟。以三更后，翠翠与金生拜跪于前，悲号宛转。父泣而抚问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祸起萧墙，兵兴属郡。不能效窦氏女之烈，乃致为沙吒利之躯。忍耻偷生，离乡去国。恨以惠兰之弱质，配兹驵侩之下材。惟知夺石家买笑之姬，岂暇怜息国不言之妇。叫九阍而无路，度一日而三秋。良人不弃旧恩，特勤远访，托兄妹之名，而仅获一见，隔伉俪之情，而终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继殒。欲求袝葬，幸得同归。大略如斯，微言莫尽。”6
妓女罗爱爱在丈夫走后，也是及尽孝道，勤勤恳恳的侍奉婆婆，为老人养老送终。除了女子对亲人的依恋，小说中女子的父母也是对她们关怀备至，宠爱有加。《联芳楼记》中兰英、蕙英的父亲竟然为他的宝贝女儿架起一座高楼，以便她们可以更好的吟诗作赋，翠翠和釆釆的父母也是对女儿十分宠溺，婚姻大事也都由她们参与或直接做主。因此，除了甜蜜的爱情之外，在这些女性身上还充满着对家人深厚的依恋。 最后在人性化的爱情、家常的亲情之外，这些女性身上还体现出了对贞洁的无比看重，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贞洁情结。姑且不论这样的妇德对女性造成了多少情感上的异化，对她们在感情的选择上负荷了多大的压力，我们不能过于以今人的道德伦理来苛责古人，而应当试着去体会在当时女性贞洁观下的一种刚烈的性情。下面我们来分析罗爱爱之鬼的一段自叙：
乃收泪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鸡野骛，家莫能驯;路柳墙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门而献笑，岂解举案以齐眉。令色巧言，迎新送旧。东家食而酉家宿……岂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略，决意珠沉。若飞蛾之扑灯，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盖所以愧夫为人妻妾而背主 弃家，受人爵禄而忘君负国者也。”7
这段自述表现了罗爱爱对贞洁观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自律，更从女子的道德操守升华成了一种刚烈不屈的人格。首先她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信仰，罗爱爱本是倡家女，就像她自己形容的朝秦暮楚，路柳墻花、人尽可攀。然而赵生却将她迎娶进门，用爱情给了她情感的保证，用婚姻的形式让她脱离表面浮华实则空虚落寞的生活。因此贞洁对于罗爱爱来讲，首先是对赵生爱情的专一。其次，在时代动乱，国家战乱纷飞的境遇之下，罗爱爱身为一介女子，却用死亡表现了自己的忠心，这让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蝇营狗苟、朝秦慕楚，想要在国难中取得个人利益的小人应当愧死。正如罗爱爱所说的：“盖所以愧夫为人妻妾而背主，弃家，受人爵禄而忘君负国者也。”
由此可见，《剪灯新话》中的女子虽然没有了唐传奇女性形象的大气和魄力，却更显现出女性的柔情之美。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伦理的约束，她们只能在闺阁之内、家庭之中享受爱情的欢愉，亲人之爱，并用传统的妇德来规范自己。用今人的眼光，特别是自女性主义视角观之，她们活得十分狭隘与被动。但《剪灯新话》中的女子却在这样的局促狭小的社交空间里，展现出了她们对爱情的主动热情，对亲人的无限依恋，以及从传统的贞洁观念中升华出了一种高洁的品性、一种刚正不屈的人格。私人化的情感，没有博大的气魄，也可以细腻动人;家常絮语般生活化的情感，也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温柔娴雅的深闺小姐，也可以对爱情有着奋不顾身的追求，对心仪的男子进行热情的挑逗，这便是《剪灯新话》中的女性带给我们的情感之美。
参考文献
[1]《寄梅记》，见（明）瞿佑.剪灯新话.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8
[2]《翠翠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
[3]《金凤钗记》，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
[4]《联芳楼记》，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7
[5]《翠翠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
[6]《翠翠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3
[7]《爱卿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6
关键词：《剪灯新话》;女性形象;平民化
唐人好“奇”，这个“奇”与“怪”的内涵不同，不仅仅关注于神仙精怪等非人类的存在，而是现实生活中奇特的经历，特立独行的人格，具有非凡才思的人物。比如《长恨歌》中集富贵恩宠于一身，而最后却惨死马嵬的杨贵妃，《莺莺传》中含蓄内敛面对爱情却异常主动火热的大家闺秀崔莺莺，《红线传》中为以四两拨千斤的轻松态度，挽救了两座城池的百姓，但最后选择飘然远去的红线女。与唐传奇相比，《剪灯新话》中的女性要平实的多，她们没有显赫的历史地位，没有奇妙的法术，也没有什么异常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只是各自的日常生活，私人的婚姻爱情，在命运和时代的做弄下，出现了意想不到了变故。即使是女鬼也充满着浓浓的人情味，丝毫没有鬼魅恐怖的特质。这一平民化的倾向，继承了自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女性形象的发展脉络：从鬼魅精怪到传奇女子，再到平民化的女性形象。这一转变从大处看伴随着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从文学自身着眼，又和小说这一文体的自身发展有着紧密的关联。下面我们就对《剪灯新话》中女性的平民化特征做出具体的分析：
一、女子身份的平民化
《剪灯新话》中的女子大都是平民出身，没有煊赫的历史地位，只是在普通的世俗生活中演绎着一己悲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表格来做一详细展示：
从这则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剪灯新话》中平民女性形象占有绝对的优势，大部分女性形象都是平民女子，只有《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与《牡丹灯记》女性主人公是女鬼，《鉴湖夜泛记》中女性形象是女神，《寄梅记》描写了妓女马琼琼，其余诸篇均是世俗生活中再平凡不过女子。由此可见，从六朝志怪专注于描写女神、女性精怪，到唐传奇喜爱描绘拥有奇特人生经历或是有着特里独行的人格魅力的女性形象，到《剪灯新话》将眼光专注于现实社会中的普通女子，这样的女性形象的演变体现出了时代审美思潮的变化。在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已经把眼光投向了世俗生活，话本中的女性形象大都是市井的妓女、商妇和小家碧玉，而这样的变化有着作家们的文学理论为其支撑，再此便不再赘述。
二、人生际遇的写实化
没有大起大落的传奇相遇，也没有大富大贵的梦幻人生，除却个别篇目有意模仿唐传奇的情结，营造出一种奇异感，如《金钗记》等，其余诸篇中的女子都只是在世俗而平实的人生经历中展现着自己的人生。《寄梅记》中的马琼琼本是一名妓女，在和朱端朝相恋之后竭尽全力帮助其获得功名，朱端朝也没有背信弃义，而是说服了家中夫人，迎娶了马琼琼。从此马琼琼过上了普通的居家生活，她谨守本分，孝敬长辈，对大房也竭尽所能礼让谦卑。马琼琼生活中唯一的矛盾，便是妻妾之间的争宠妒忌，这也是古代封建家庭中最常见的家庭问题之一，正如她在寄给相公的书信中写到的：
雪梅妒色，雪把梅花相抑勒。梅性温柔，雪压梅花怎起头？芳心欲破，全仗东君来作主。传语东君，早与梅花作主人。1
马琼琼以梅花自比，阐述了生性温柔的自己被朱夫人欺压而倍感委屈的情境，希望丈夫早日归来为自己做主。相比唐传奇中的妓女形象，马琼琼体现了平实和家常感。《翠翠传》中的翠翠也只是普通人家的小儿女，她的愿望不过是和两小无猜丈夫私定终身，但却在时代的变动下阴错阳差成为了李将军的宠妾。作者在描写翠翠和丈夫的重逢时，尽量还原生活，有着很高真实感。尤其是金生佯装翠翠的兄长和其相认的情境，作家虽然在描写一篇传奇，但所用笔触无不平实感人：
生曰：“仆姓刘，名金定，妹名翠翠，识字能文。当失去之时，年始十七，以岁月计之，今则二十有四矣。”阍者闻之，曰：“府中果有刘氏者，淮安人，其齿如汝所言，识字、善为诗，性又通慧，本使宠之专房。汝信不妄，吾将告于内，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趋入告。须臾，复出，领生入见。将军坐于厅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军，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内竖告于翠翠曰：“汝兄自乡中来此，当出见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礼见于厅前，动问父母外，不能措一辞，但相对悲咽而已。2
失散多年的夫妻相见，各种复杂之情交织其中，有爱、有恨、有怅惘、有悲恸，而这样强烈的感情却又不能表露，只是以兄妹之礼见在厅前相见，除了对父母的问候，不能在多说一句温情之话，不能有一个夫妻间的拥抱。战乱后还能重逢是有情之人的三生有幸，但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相遇，对他们来说又是多么的残忍与不幸。寥寥几句刻画出了战后情人在特定情境下相遇的真实之境。
《翠翠传》中的翠翠死后为鬼，还带有几份神异色彩，那么与之相类似的《秋香亭记》则更是以真实、生活化的笔墨描绘了釆釆的人生遭遇。釆釆和翠翠一样，也是自幼有着青梅竹马的恋人商生，同样因为战乱，釆釆与商生失散相遇，而再见时釆釆已经嫁作他人妇。这篇小说没有用死亡之后的相聚对他们之间的情感进行传奇化的想象，而是通过釆釆的一封信刻画了一位平民女子在时代的动乱中，漂泊无依，无奈背弃恋人委于他的复杂心情，这封书信细腻真挚，堪比崔莺莺写给张生的书信，同样将女子内心百转千回的愁肠与无奈淋漓尽致的倾泻而出：
伏承来使，具述前因…….亦当贱恶而弃去，尚何矜恤之有焉！倘恩情未尽，当结伉俪于来生，续婚姻于后世耳！临楮呜咽，悲不能禁。复制五十六字，上渎清览，苟或察其辞而恕其意，使箧扇怀恩，绨袍恋德，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莺莺的书信描绘了一位失恋女子的无奈彷徨，以及对恋人至深的思念。釆釆的书信则是叙写了自己在动乱中心酸的颠沛流离，对自己无奈改嫁后复杂心绪的描绘，更是无比动人。改嫁之后她坐我不宁，强颜欢笑，连希望在梦中与恋人相遇的愿望也难以实现，如今浑浑噩噩的过日子，未来的生命只是在等死罢了。作者描写了釆釆初恋时的情窦初开，热恋时的诗歌传情，和商生相遇后的纠结心境，釆釆的人生经历真实展现了在战乱中不能掌控个人命运的普通女性，她们婚姻与爱恋的不幸。 《爱卿传》描写了风流洒脱的妓女罗爱爱的故事，罗爱爱极为有才，充满着天才的情思与禀赋，风流洒脱。但是在与赵公子结亲之后，便成为了一位谨守本分持家生活的女子。他在赵生离家做官之后，努力孝顺公婆，谨守本分，无奈被刘万户看重想要纳她为妾。温顺富有才情的罗爱爱此时迸发出来非同一般的刚烈气质，为保持贞洁自缢而亡。这一形象也展示了平凡女子多难的一生。
三、情感的家常化、私人性
从情感上看，《剪灯新话》中的女性形象是柔情而家常的。与唐传奇中的女子相比，她们没有红线女拯救万民于水火的魄力，没有杨贵妃对于爱情的霸道娇奢，没有红佛女慧眼识英雄的过人眼光与待人接物的老道熟练。瞿佑笔下的女子都是深闺之中的温柔女子，知书达理，温文尔雅，她们的感情关大都被局限在家庭爱情之中，没有过于复杂的情感体验。具体来看，这些女子所持有以下三种情感：爱情、亲情、守贞情结。
先看爱情，《剪灯新话》中的女子都是出现在爱情关系之中，爱情是她们生命中不可豁缺的一部分，并且她们都对爱情进行着大胆而炙热的追求。试看《金凤钗记》兴娘的鬼魂假借庆娘的身体对兴哥展开大胆的追求：
乃启关视之，则一美姝立于门外，见户开，遽搴裙而入。生大惊。女低容敛气，向生细语曰：“郎不识妾耶？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向者投钗轿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寝。生以其父待之厚，辞曰：“不敢。”拒之甚厉，至于再三。女忽赪尔怒曰：“吾父以子侄之礼待汝，置汝门下，汝乃于深夜诱我至此，将欲何为？我将诉之于父，讼汝于官，必不舍汝矣。”生惧，不得已而从焉。至晓，乃去。自是暮隐而入，朝隐而出，往来于门侧小斋，凡及一月有半。3
与热情火热的兴娘相比，兴哥倒显得有些胆小谨慎，他对兴娘“拒之甚厉，至于再三”。而兴娘却用巧妙的计策、娇嗔的恐吓，逼着兴哥接纳了自己的爱情。
兴娘因为女鬼的身份，所以少了一些傳统道德的束缚，在爱情面前更为主动热情。而《联芳楼记》中，两位处在深闺的小女子却也表现出了对礼教的叛逆，爱情至上的情感取象：
夏月于船首澡浴，二女于窗隙窥见之，以荔枝一双投下。生虽会其意，然仰视飞甍峻宇，缥缈于霄汉，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静，月堕河倾，万籁俱寂，企立船舷，如有所俟。忽闻楼窗哑然有声，顾盼之顷，则二女以秋千绒索，垂一竹兜，坠于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4
两位小姐爱慕郑生，便先是以一双荔枝投下对其进行挑逗，在郑生无奈愁眉不展之际，又机智的坠下一竹兜，将郑生拉上了高楼。郑生虽然没有表现出兴哥那样的木讷犹豫，但和两姐妹相比还是显得有些被动。
除此之外，《翠翠传》中的平民女子翠翠也对自己的婚姻爱情有着很大的主见：“已而翠翠年长，不复至学。年及十六，父母为其议亲，辄悲泣不食。以情问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许之矣。若不相从，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门也！”父母不得已，听焉。”《秋香亭记》中的釆釆因男女之防，不能和心爱之人见面，也选择用诗歌传情：
后一岁，亭前桂花始开，女以折花为名，以碧瑶笺书绝句二首，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嘱生继和，诗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几度风吹到绣房。
自恨人生不如树，朝朝肠断屋西墙！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勤种两株。
愿得他年如此树，锦裁步障护明珠。5
瞿佑在《剪灯新话》自序中自认为其书“近于诲淫”而“不欲传出”。对此作家虽未否定并作自我辩解，但却反映出了《剪灯新话》思想内容的一个方面：正视人的正常欲望，张扬人的情欲。《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无论写世人之恋，还是人鬼之恋，无论写爱之悲剧，还是写爱之喜剧，在对情欲的张扬这一点上，瞿佑是坚持赞同乃至欣赏态度的。
正如时培根在《剪灯新话新论一文》说道的：“《翠翠传》写翠翠与金定新婚之欢：‘二人相得之乐，虽孔翠之在赤宵，鸳鸯之游绿水，未足喻也。’充分肯定了男女之间应有的情爱与欲望。《爱卿传》写罗爱爱的鬼魂与赵子诀别之际，尚不忘‘与赵子入室欢会，款若平生。’奇怪的是，作家不是在爱卿生前写，而是在其死后，这当然不是对‘惟知倚门而献笑，岂解举案以齐眉’的罗爱爱的讥讽，恰恰相反，它是以曲折伤感的方式由情欲来表现悲剧。以上两篇基本上写人世间的爱情悲剧，只是在最后部分涉及鬼魂描写。而在《联芳楼记》和《渭塘奇遇记》中则是另一种情形。前者写郑生与薛氏姐妹初次幽会，便是‘既见，喜极不能言，相携入寝，尽缱绻之意焉’，并且‘自是无夕而不会’，甚至以‘不能尽记’的淫诗留其情。”杨义先生也认为：‘作品是肯定婚姻中的情欲因素的，它甚至以情欲嘲弄了礼教，把礼教化作徒有仪式的外壳来包裹着情欲的内核。它写了‘商女+才女’的类型，以商肆市民的趣味重新省视了被宋儒扭曲了的人间伦理。从而形成了明人小说不同于唐人的豪情飞扬。宋人的理念凝重，却是更为正视人间情欲的审美思路。”
其次，除了爱情，她们还表现出了对亲人的挚爱之情。翠翠死后为鬼，也仍不忘见家父一面，将自己的怨情倾泻而出：
是夜，宿于坟。以三更后，翠翠与金生拜跪于前，悲号宛转。父泣而抚问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祸起萧墙，兵兴属郡。不能效窦氏女之烈，乃致为沙吒利之躯。忍耻偷生，离乡去国。恨以惠兰之弱质，配兹驵侩之下材。惟知夺石家买笑之姬，岂暇怜息国不言之妇。叫九阍而无路，度一日而三秋。良人不弃旧恩，特勤远访，托兄妹之名，而仅获一见，隔伉俪之情，而终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冤而继殒。欲求袝葬，幸得同归。大略如斯，微言莫尽。”6
妓女罗爱爱在丈夫走后，也是及尽孝道，勤勤恳恳的侍奉婆婆，为老人养老送终。除了女子对亲人的依恋，小说中女子的父母也是对她们关怀备至，宠爱有加。《联芳楼记》中兰英、蕙英的父亲竟然为他的宝贝女儿架起一座高楼，以便她们可以更好的吟诗作赋，翠翠和釆釆的父母也是对女儿十分宠溺，婚姻大事也都由她们参与或直接做主。因此，除了甜蜜的爱情之外，在这些女性身上还充满着对家人深厚的依恋。 最后在人性化的爱情、家常的亲情之外，这些女性身上还体现出了对贞洁的无比看重，可以称之为是一种贞洁情结。姑且不论这样的妇德对女性造成了多少情感上的异化，对她们在感情的选择上负荷了多大的压力，我们不能过于以今人的道德伦理来苛责古人，而应当试着去体会在当时女性贞洁观下的一种刚烈的性情。下面我们来分析罗爱爱之鬼的一段自叙：
乃收泪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鸡野骛，家莫能驯;路柳墙花。人皆可折。惟知倚门而献笑，岂解举案以齐眉。令色巧言，迎新送旧。东家食而酉家宿……岂不知偷生之可安，忍辱之耐久。而乃甘心玉略，决意珠沉。若飞蛾之扑灯，似赤子之入井，乃己之自取，非人之不容。盖所以愧夫为人妻妾而背主 弃家，受人爵禄而忘君负国者也。”7
这段自述表现了罗爱爱对贞洁观的认识，它不仅仅是一种女性的自律，更从女子的道德操守升华成了一种刚烈不屈的人格。首先她表达了对爱情的坚定信仰，罗爱爱本是倡家女，就像她自己形容的朝秦暮楚，路柳墻花、人尽可攀。然而赵生却将她迎娶进门，用爱情给了她情感的保证，用婚姻的形式让她脱离表面浮华实则空虚落寞的生活。因此贞洁对于罗爱爱来讲，首先是对赵生爱情的专一。其次，在时代动乱，国家战乱纷飞的境遇之下，罗爱爱身为一介女子，却用死亡表现了自己的忠心，这让那些在国家危难之际蝇营狗苟、朝秦慕楚，想要在国难中取得个人利益的小人应当愧死。正如罗爱爱所说的：“盖所以愧夫为人妻妾而背主，弃家，受人爵禄而忘君负国者也。”
由此可见，《剪灯新话》中的女子虽然没有了唐传奇女性形象的大气和魄力，却更显现出女性的柔情之美。由于社会环境和传统伦理的约束，她们只能在闺阁之内、家庭之中享受爱情的欢愉，亲人之爱，并用传统的妇德来规范自己。用今人的眼光，特别是自女性主义视角观之，她们活得十分狭隘与被动。但《剪灯新话》中的女子却在这样的局促狭小的社交空间里，展现出了她们对爱情的主动热情，对亲人的无限依恋，以及从传统的贞洁观念中升华出了一种高洁的品性、一种刚正不屈的人格。私人化的情感，没有博大的气魄，也可以细腻动人;家常絮语般生活化的情感，也可以迸发出惊人的力量;温柔娴雅的深闺小姐，也可以对爱情有着奋不顾身的追求，对心仪的男子进行热情的挑逗，这便是《剪灯新话》中的女性带给我们的情感之美。
参考文献
[1]《寄梅记》，见（明）瞿佑.剪灯新话.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8
[2]《翠翠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
[3]《金凤钗记》，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2
[4]《联芳楼记》，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7
[5]《翠翠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0
[6]《翠翠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3
[7]《爱卿传》，见（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