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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叔晏是陈伯达夫人，她1922年生于四川灌县，1938年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做过地下工作，长期从事过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工作。她曾在著名的社会学家邓初民处做过统战工作，邓教授给过她许多帮助，并且被邓认作干女儿（邓初民解放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刘叔晏曾经结过婚，前夫刘光在白区长期从事地下的青年工作，1946年5月生下一女儿。刘光去世后，刘叔晏带着幼小的女儿来到延安。
解放初期，刘叔晏是马列学院的学员。陈伯达当时担任马列学院的副院长，陈每次讲课完毕，都有不少学员围拢着请他写毛笔字，刘叔晏也是如此，日子久了两人相爱，结成伉俪。
刘叔晏将在学习期间让陈为她写的字，装裱了厚厚的一大本。直到六十年代，刘兴奋起来时还翻出给我们看看，流露出她当年的愉悦之情。
五、六十年代，刘叔晏年轻能干，她在北京通县的双桥农场当副场长。由于工作忙路又远，她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到了六十年代生了孩子，身体又不算太好，就在家照顾陈的生活和看护孩子。同时也是担任陈的秘书工作，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从没有兴趣到想出头露面
“文革”前刘叔晏很少出头露面，她对外面的事很少关心。当时报刊上在进行学术批判，她对此没有兴趣，但是其中有一篇文章，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牵连到了陈伯达。正在天津进行工业调查的陈伯达，看到后心情极为不安，日夜睡不着觉。刘叔晏也正好在天津治病，看到此景非常着急和不安，生气地口出粗言：“他妈的，北京在搞什么名堂！搞得他（陈）不能安身!”她本来应该给康生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但她对康生很反感（因家事康批评过她）不愿意和康通话，而给彭真打了电话，说北京的批判影响了陈伯达的工作。彭真将此事转告给康生，为此康生来电话解释说，报纸批判的问题与陈无关，并派专人来津向陈说明。
到了1966年上半年的5、6月“文革”初期，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都乱了起来，这时刘叔晏回到北京也待不住了，到处去看大字报。这时她觉得自己待着不工作不行，便向我们提出说她也是陈伯达的秘书，而且是第一秘书，要求送文件给她看。她住在中南海迎春堂家中，我们和陈伯达住在钓鱼台宾馆。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和重视，每天整理出一部分文件，我们亲自坐车给她送到中南海家中。可是送了几次刘叔晏并不满意，她说：“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给我送了，你们可以用信封写上我的名字，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送给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没事干呢!”“我也要向江青同志学习，要出来工作嘛，我不能让他（陈伯达）管那么死，人家不是说他是‘金屋藏娇’嘛！哼！”“他这个人呀，就是什么都捂着!”
刘叔晏在谈到她与陈伯达的婚姻时，对我们说：“我嫁给他邓大姐（邓颖超）当时就反对。我嫁给他是他这个人长得漂亮？哼!我是为了党的利益，是从政治上出发的!”说时咬着牙。
回到钓鱼台15楼后，我们俩还笑着议论说：“叔晏同志也要像江青同志一样，要出头露面了，妇女要翻身了，那可是金屋里要飞出金凤凰了呀！哈哈……。”说是说，我们还是按她的意思去办，每天选些文件寄给她。刘收到后还表示满意。
这段时间，刘叔晏对江青很崇拜，其目的是想出头露面，出来工作。我们本来工作很忙，但她让我们陪她去天桥剧场看革命样板戏，在去的路上对我们讲江青如何抓革命样板戏，如何了不起。到剧场以后，在看演出的过程中，当看到她喜欢的地方时就叫好。看得非常认真，像个新闻记者似的，她一边看，一边用小手电筒照亮，在一个小本子上作记录，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赞叹不已地吹捧江青。
听说邓颖超大姐要来拜访刘深感吃惊
刘叔晏解放前在重庆，由于种种原因，她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很熟。刘把两位老人当成自已的长辈，一直非常尊重。“文革”初期，不知何故周恩来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而且言词很重。总理心情不好。一天邓颖超给刘叔晏写了一封信，并且随之打电话给刘叔晏，很客气地说她要前来拜访。邓颖超前来登门“拜访”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刘叔晏接到此电话后，深感吃惊和不安。事后她对我们说：“唉呀，邓大姐刚来电话说她要来看我，把我吓得直哆嗦，她来看我，那我怎么担待得起呀！我怎么能让她来呢？！”她边说边学当时她哆嗦的样子。实际上邓是在向刘求援。那时候陈伯达和以前一样，去毛主席那儿也较随便些，刘也将此情况向陈伯达谈了，陈在主席那儿从中斡旋过。
当时，周恩来一度心情不好，日常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许多应由国务院处理的，各部委有关生产业务方面的报告等行政文件，都经中办转到陈伯达这里来了。我们收到后也感到奇怪，陈伯达从不过问具体的生产业务的事。既然送来了，就只能急送陈伯达，而陈阅后就放在一边。我们着急地催促他：“这些文件都是当即要办的，他们都在等着您批呢……。”陈伯达心烦而不快地说：“我知道，我都看过了，我不能乱批呀!这些都应当由总理来处理。这类文件以后不要再接了。”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此以后，恢复了正常运行。这其中刘叔晏也算是起了些作用吧，所以她显得有些得意。
碰江青一个钉子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由于日夜开会、工作，疲劳过度，发起高烧，得了肺炎。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16楼开会，陈伯达涨红着脸，从会议室出来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走路不稳，东倒西歪，被江青的护士小许看见，发现陈伯达脸色很红，觉得不对，就让陈去休息室里给他试了一下体温，呀！40度。陈伯达一听自己发烧了，立即就站立不起来了。她们就报告了开会的人。江青一下子急了，因为“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正用陈伯达，对他表示尊重和重视。她马上让医生来，大夫说陈的体温太高，需要住医院治疗。江青说：“不行，现在是关键时刻，帅不能离位，应设战地病房。”就让把病房设在陈伯达住的钓鱼台15号楼。这时，江青从开会的16楼送陈伯达回15楼。一上楼便问我们：“刘叔晏怎么不来？”我们说她不在家，去看大字报了。江青一听火了：“马上把她给我找回来，不在家照顾伯达同志，到处跑什么！”我们马上电话寻找，派车将她接回来，江青当面向刘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伯达同志，不要往外乱跑了！”看得出刘叔晏心里很不高兴，当面没说话。江青走后，她马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你们好好照顾首长噢！我有事出去一下。”她无奈气白了脸走了。
几个专家经过研究，认为病房设在15楼，有许多重要设备无法运来，还是得去医院治疗。江青说：“那北京医院不能去，那里太乱（意思是那里住了不少老干部）,得住部队301医院。”并且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说：“以后无论大小事，都要随时去医院请示组长！”陈伯达看江青对自己如此尊重，便向毛主席写了个书面报告，主要内容是：“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职务，可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毛主席很快圈阅了。
陈伯达在住院初期的前两天，江青派她贴身的护士小许，去301医院看望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说她目标太大不便来，让我代表她来看您。”这时，其他中央文革成员也还都积极前来请示工作。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说：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从此之后，情况就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成员就都去江青那儿了。陈伯达还不断地对工作中的一些意见让我们转达，但是无人认真去听。有次王力去医院看望陈伯达，实际上是向陈伯达打招呼：“你要安心养病，工作有人管，别操那么多心了。”告别陈之后，王力走到病房的走廊时自语道：“养病就养病嘛，工作也不是没人管，哼！”有点不尊重的样子。这些话都被陪住医院的刘叔晏听到和看见了。
向老同学出击
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同在一个楼里办公，同进一个大门。两个单位的大字报也都贴在楼道里，这时刘叔晏常来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引起了刘叔晏的注意，那就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某某某的司机揭发他的大字报。
这位副总编原是刘叔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也是在下课后争让陈伯达写字的学员之一。她现在只是陈的一个秘书，而这位学员现在当上了《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她心里有些不平。这时《红旗》杂志有人给这位副总编写大字报说，有个女人经常坐他的车；再就是他经常去钓鱼台东边一个居民小区，每次都在路边下车就让司机回去，说他在那儿作按摩，等过几个小时以后，再去接他。这就引起刘叔晏的怀疑。刘便找《红旗》杂志社的几个人，让这位写大字报的司机带路，到钓鱼台东边那座楼里调查。那里人说，这里没有医院和医生呀!这使刘叔晏更加疑心，每天坐车在那路口等侯。这个行动都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他们经查车号知道是中央党校的车，就作罢了。
刘叔晏终于查到了这个女人的踪迹，是某大学的，就住在这个小区，而且她的丈夫在日本留过学。刘就怀疑此人是否有日本特务嫌疑，她便很神秘地将这一情况给江青写了封信。不让任何人知道，而让自己的女儿亲自交到江青手中。这样就成立了所谓某某某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西城区新建胡同。
专案组的业务在不断发展，人员也在增加，《红旗》杂志的，公安部的，还不够，刘叔晏还拉王保春参加进去。说这位副总编在这期间去过太原，让王保春和专案组的一个年青人，都叫他“小石头”的同志去太原调查。他们俩到了太原，在晋祠宾馆，让工作人员给他抱出一大捆住客登记簿来。就这件事，整得这位副总编无脸见人，气得他有一天抹脖子自杀。幸好发现及时，送到颐和园后边一个部队医院抢救过来了。王保春和公安部的刘凯还去医院看过一次。
那位女士就被整得更惨了，就因为她和这位副总编的关系及丈夫留学日本，就被关押受审。王保春感到这个案子没有什么意思，便托辞说王文耀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以后也就不再参与他们的事了。
陈伯达对此也不积极。而刘叔晏后来也感到兴趣不大，但她还是想作更多的事。1967年初，她给江青秘书阎长贵打电话，请求江青能给她安排个工作做，而江没有理睬。这可算是第二次碰江青的钉子了。
对江青从崇拜到反感
刘叔晏此人很聪明，但过于神经质，敏感得谁都不信任。她住中南海，说她的后院发现生人脚印（可能是电工什么人走过），即便是吧，也不报告警卫局，家里谁都不告诉，就让自己管的专案组的刘凯（公安部的）找公安部的摄影师来，到她家的前后院里拍照。如果是自己家里人拍照也没事，而让外人来中南海当作案件拍照，就违反规定了。这件事后来被江青知道了。江青大发脾气，将她赶出中南海，搬到中南海外边的新建胡同去住了。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矛盾，陈给刘叔晏也说过，而刘对江青早有反感，她对陈伯达更反感，认为他无能，曾多次吵架，凭她的敏感预测自己的老公“你不是江青的对手，你是早晚也得倒霉”。她说：“你这个组长干不了，你是个窝囊废，干不了!”她老生气地讥笑陈。后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因有人揭发北京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而被审查）写了个自传材料，给我们看后，陈让我们通知刘叔晏来看。刘来到我们办公室看完之后，将稿子往桌子上一放，板起面孔站起身来，小声自语道：“哼，真复杂!”马上就出门走了。
“文革”之后陈伯达很少回家，有段时间心情不好，回新建胡同一次,从家回到钓鱼台情绪就更不好。护士小徐给他用药时，发现陈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吃惊地问陈怎么搞的，陈赶紧掩盖不好意思地说：“噢噢，是我洗澡时不小心摔的，没关系……。”小徐惊讶地对我们说：“呀，首长胳膊怎么都受伤了呀!”我们说：“是吗?”随后我们单独找陈问了一下。起初他回避，后来我们发现他身上好多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对陈说“是不是昨夜回家和叔晏同志吵架啦?”陈仰躺在床上目视前方，叹着长气不说话。我们也就没有再问了。为此，我们对刘叔晏很有意见，两人冲动之下，向毛主席、林彪写了一封告状信，寄给江青上转。江青对此没有理会，只是将我俩写信的事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向别人说出他家丑之事，虽然不快，但在那时社会混乱而他自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好无奈，我们总还是为他好嘛。陈伯达对我们说：“你们对我好，我知道。刘叔晏这个人有毛病，不好。但她对你们还不错，在他们（指康生、关锋、戚本禹）要换掉你们时（我们原是在中宣部工作），刘叔晏还是为你们说好话，要留你们在我这继续工作的。”
尽管刘叔晏对陈伯达有些不满，恨不成器，但陈伯达也还希望刘能心情愉快，工作满意。陆定一专案组设立之后，江青对陈伯达说：“你的老婆要我给她安排工作，我给她怎么安排呢！要不，你动员动员她，让她管陆定一专案好了!”陈伯达对专案没有兴趣，但江青说是刘叔晏让她安排工作的，也就答应了。陈伯达回来就告诉了刘叔晏。可是刘这时对江青已从崇拜到反感，几次碰江青的钉子，又被赶出中南海，她对专案已失去了兴趣，如果搞的话，其结果只能是倒霉。所以她对陈说她不干。陈伯达说：“我已经答应江青了。”这下刘叔晏火了，便大声对陈说：“我的事，你事先也不和我商量，你就答应了，我不干！你答应你去干!”说完甩手就走。陈伯达心想，不干也好，就去告诉江青说刘叔晏不愿意干专案。谁知江青一听也火了：“你老婆死命向我要工作，给了又不干！她不干你干！”一下子给陈伯达捂上了。陈也不干，但又没办法，推不掉，只好就拉了个谢富治，让谢去组织班子，自己只挂了个名，具体的事很少过问过。
精神彻底崩溃
刘叔晏知道她拒绝了江青的工作，日后没有好结果，自己的丈夫如此“无能”,从此之后，她和陈伯达的矛盾与日俱增。就在这时，刘叔晏要陈伯达写了一份离婚书，待他倒霉时与她无关。本来她这个人就神经过敏，现在简直成了精神崩溃。她在新建胡同家中，大发神经，闹翻了天。深更半夜，把一台留声机放在二楼的阳台上，打开窗户，大放革命歌曲，吵得四邻不安。陈伯达多次派《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和刘叔晏较为熟悉的人去做工作。这些同志高兴客气地进了陈宅大院，但是进不了刘住的楼门而且被站在阳台上的刘叔晏臭骂一通，扫兴而返。刘还大骂让这些人进来的门卫战士是什么“罗瑞卿的兵”（当时罗瑞卿已被打倒，刘的用意不在罗）。闹的结果，这些情况被江青、叶群知道后，她们以不要干扰陈伯达的工作为由，将刘叔晏用飞机送到山东青岛市委，名义上是“休养”去了，实际上是被监禁，不许与外人接触。待了一段时间，刘叔晏想回北京，被劝说不许。刘感到失去了自由，起初她对从中宣部派去陪同她的工作人员，言谈还比较客气，后来感到对他们说了自己的心情、要求，都实现不了，等于白说，从此就对这些同志出言不逊，骂他们对她不规，赶他走开。她不光在屋里散泼闹腾，最后出门上街发疯，大声骂娘。当地为了减少影响，将一条街道暂时封住，不许行人通行。这样折腾，陪同她的人不能再干下去了，只好换人。这位同志回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周总理、陈伯达汇报情况时，总理很歉意地对他说：“你们受委屈了，这我知道。刘叔晏同志她这个人哪，脑子不是少根弦，而是多根弦。她身体不好，希望你们就多担待些吧。”总理是借用当时盛行的一个话剧叫《南京路上好八连》里的一句话来安慰这位同志。
悲惨的结局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出了问题，倒台了。刘叔晏也随之受到了影响，在山东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一个工厂去劳动。
1981年陈伯达被公开判刑后，他为不株连刘叔晏上书一封，将刘在“文革”初期整人专案的错误责任，全由自己负责，以解脱刘叔晏的责任。这样中纪委网开一面，经过重新审理，刘叔晏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行政十三级的待遇，被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离休。刘叔晏能够得到这一正确处理，恐怕和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大姐不无关系。
1981年7月，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不久刘叔晏也回到了北京。在这期间，刘叔晏曾还想与陈伯达破镜重圆，但被陈拒绝了。子女年轻都已各得其所，刘自己一人独居。
1993年4月24日晚上，刘叔晏突然得了重病，去北大医院，经医生诊断为左脑梗塞，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没有床位，只好在急诊室等候。25日下午四点被转到德胜门外医院。王文耀、郝志敏去看望，见刘住在病房的三层一个四人间里，一切较为顺利，刘说话也较为清楚。可第二天即4月26日上午，王保春、史凤歧等去德外医院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见到刘叔晏被医院将她的病床推放在楼梯口的走廊里，说是因为她精神不正常，吵闹得厉害，同房病人不让她在屋里住。这样王、史商量决定给东直门医院的老熟人姚荣金（时任该医院党委书记）联系请他帮忙，那里条件好些，可以住单间。可是，去只住了一天，刘不住了，要回家。回家后病重无人照看，又去住在305医院。住了没有多久，又给转到西霸河的中国传统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一个小医院）。
6月13日上午王保春、高秀霞、王文耀一起骑车去西霸河看望刘叔晏。从表面看刘还好，说话还是不清楚，人没有精神，也不闹腾了，可能是给服用了一种什么药物，使其不吵闹了。
1993年9月王保春、王文耀又去看望过刘叔晏，她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恢复困难，精神状态不好，很可怜。
到了11月底的一天，刘叔晏的儿子打电话来说，西霸河医院已经搬迁。由于刘的单位没有支付给医院款，全楼已空，就剩他母亲一人住着，没有暖气，已经停水、停电，冻得她每天抱着被子坐在床上。我们知道后，郝志敏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已离休的原中宣部办公室主任姚黎民同志。老姚生气地说：“怎么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呢？小郝，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给他们打个电话！”有关单位这才给了个支票办完手续，并决定给刘转院。当我们到西霸河医院刘叔晏住的地方，看到生着一个小蜂窝煤炉子，地上一大堆炉灰，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蜡烛，桌面上一层灰土，刘在床上冻得直哆嗦。我们和有关单位同志一起将刘转送到回龙观医院。到那已是快十二点钟了，确定床位后，医院给她送来半杯凉牛奶、两个小花卷、半碗炒油菜，这就是刘的中午饭。
1993年年底，王保春、王文耀又去回龙观医院看望刘叔晏。这时的刘叔晏，已经大变样了，双眼痴呆，一般不怎么认识人了。我们为她带去的糕点，她接过去就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她于1996年6月16日在这个医院里去世了。我们和她的子女，将其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
（作者曾任陈伯达秘书）
责任编辑 殷之俊
刘叔晏曾经结过婚，前夫刘光在白区长期从事地下的青年工作，1946年5月生下一女儿。刘光去世后，刘叔晏带着幼小的女儿来到延安。
解放初期，刘叔晏是马列学院的学员。陈伯达当时担任马列学院的副院长，陈每次讲课完毕，都有不少学员围拢着请他写毛笔字，刘叔晏也是如此，日子久了两人相爱，结成伉俪。
刘叔晏将在学习期间让陈为她写的字，装裱了厚厚的一大本。直到六十年代，刘兴奋起来时还翻出给我们看看，流露出她当年的愉悦之情。
五、六十年代，刘叔晏年轻能干，她在北京通县的双桥农场当副场长。由于工作忙路又远，她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到了六十年代生了孩子，身体又不算太好，就在家照顾陈的生活和看护孩子。同时也是担任陈的秘书工作，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
从没有兴趣到想出头露面
“文革”前刘叔晏很少出头露面，她对外面的事很少关心。当时报刊上在进行学术批判，她对此没有兴趣，但是其中有一篇文章，批判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论”牵连到了陈伯达。正在天津进行工业调查的陈伯达，看到后心情极为不安，日夜睡不着觉。刘叔晏也正好在天津治病，看到此景非常着急和不安，生气地口出粗言：“他妈的，北京在搞什么名堂！搞得他（陈）不能安身!”她本来应该给康生打个电话问问情况，但她对康生很反感（因家事康批评过她）不愿意和康通话，而给彭真打了电话，说北京的批判影响了陈伯达的工作。彭真将此事转告给康生，为此康生来电话解释说，报纸批判的问题与陈无关，并派专人来津向陈说明。
到了1966年上半年的5、6月“文革”初期，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都乱了起来，这时刘叔晏回到北京也待不住了，到处去看大字报。这时她觉得自己待着不工作不行，便向我们提出说她也是陈伯达的秘书，而且是第一秘书，要求送文件给她看。她住在中南海迎春堂家中，我们和陈伯达住在钓鱼台宾馆。为了表示对她的尊重和重视，每天整理出一部分文件，我们亲自坐车给她送到中南海家中。可是送了几次刘叔晏并不满意，她说：“你们以后不要再这样给我送了，你们可以用信封写上我的名字，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室送给我，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没事干呢!”“我也要向江青同志学习，要出来工作嘛，我不能让他（陈伯达）管那么死，人家不是说他是‘金屋藏娇’嘛！哼！”“他这个人呀，就是什么都捂着!”
刘叔晏在谈到她与陈伯达的婚姻时，对我们说：“我嫁给他邓大姐（邓颖超）当时就反对。我嫁给他是他这个人长得漂亮？哼!我是为了党的利益，是从政治上出发的!”说时咬着牙。
回到钓鱼台15楼后，我们俩还笑着议论说：“叔晏同志也要像江青同志一样，要出头露面了，妇女要翻身了，那可是金屋里要飞出金凤凰了呀！哈哈……。”说是说，我们还是按她的意思去办，每天选些文件寄给她。刘收到后还表示满意。
这段时间，刘叔晏对江青很崇拜，其目的是想出头露面，出来工作。我们本来工作很忙，但她让我们陪她去天桥剧场看革命样板戏，在去的路上对我们讲江青如何抓革命样板戏，如何了不起。到剧场以后，在看演出的过程中，当看到她喜欢的地方时就叫好。看得非常认真，像个新闻记者似的，她一边看，一边用小手电筒照亮，在一个小本子上作记录，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赞叹不已地吹捧江青。
听说邓颖超大姐要来拜访刘深感吃惊
刘叔晏解放前在重庆，由于种种原因，她和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很熟。刘把两位老人当成自已的长辈，一直非常尊重。“文革”初期，不知何故周恩来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而且言词很重。总理心情不好。一天邓颖超给刘叔晏写了一封信，并且随之打电话给刘叔晏，很客气地说她要前来拜访。邓颖超前来登门“拜访”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刘叔晏接到此电话后，深感吃惊和不安。事后她对我们说：“唉呀，邓大姐刚来电话说她要来看我，把我吓得直哆嗦，她来看我，那我怎么担待得起呀！我怎么能让她来呢？！”她边说边学当时她哆嗦的样子。实际上邓是在向刘求援。那时候陈伯达和以前一样，去毛主席那儿也较随便些，刘也将此情况向陈伯达谈了，陈在主席那儿从中斡旋过。
当时，周恩来一度心情不好，日常工作都受到了影响。许多应由国务院处理的，各部委有关生产业务方面的报告等行政文件，都经中办转到陈伯达这里来了。我们收到后也感到奇怪，陈伯达从不过问具体的生产业务的事。既然送来了，就只能急送陈伯达，而陈阅后就放在一边。我们着急地催促他：“这些文件都是当即要办的，他们都在等着您批呢……。”陈伯达心烦而不快地说：“我知道，我都看过了，我不能乱批呀!这些都应当由总理来处理。这类文件以后不要再接了。”陈伯达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从此以后，恢复了正常运行。这其中刘叔晏也算是起了些作用吧，所以她显得有些得意。
碰江青一个钉子
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由于日夜开会、工作，疲劳过度，发起高烧，得了肺炎。一天中央文革小组正在钓鱼台16楼开会，陈伯达涨红着脸，从会议室出来上厕所。从厕所出来时走路不稳，东倒西歪，被江青的护士小许看见，发现陈伯达脸色很红，觉得不对，就让陈去休息室里给他试了一下体温，呀！40度。陈伯达一听自己发烧了，立即就站立不起来了。她们就报告了开会的人。江青一下子急了，因为“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正用陈伯达，对他表示尊重和重视。她马上让医生来，大夫说陈的体温太高，需要住医院治疗。江青说：“不行，现在是关键时刻，帅不能离位，应设战地病房。”就让把病房设在陈伯达住的钓鱼台15号楼。这时，江青从开会的16楼送陈伯达回15楼。一上楼便问我们：“刘叔晏怎么不来？”我们说她不在家，去看大字报了。江青一听火了：“马上把她给我找回来，不在家照顾伯达同志，到处跑什么！”我们马上电话寻找，派车将她接回来，江青当面向刘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好伯达同志，不要往外乱跑了！”看得出刘叔晏心里很不高兴，当面没说话。江青走后，她马上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你们好好照顾首长噢！我有事出去一下。”她无奈气白了脸走了。
几个专家经过研究，认为病房设在15楼，有许多重要设备无法运来，还是得去医院治疗。江青说：“那北京医院不能去，那里太乱（意思是那里住了不少老干部）,得住部队301医院。”并且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面说：“以后无论大小事，都要随时去医院请示组长！”陈伯达看江青对自己如此尊重，便向毛主席写了个书面报告，主要内容是：“在我生病住院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职务，可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毛主席很快圈阅了。
陈伯达在住院初期的前两天，江青派她贴身的护士小许，去301医院看望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说她目标太大不便来，让我代表她来看您。”这时，其他中央文革成员也还都积极前来请示工作。
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说：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从此之后，情况就立即发生了变化，中央文革成员就都去江青那儿了。陈伯达还不断地对工作中的一些意见让我们转达，但是无人认真去听。有次王力去医院看望陈伯达，实际上是向陈伯达打招呼：“你要安心养病，工作有人管，别操那么多心了。”告别陈之后，王力走到病房的走廊时自语道：“养病就养病嘛，工作也不是没人管，哼！”有点不尊重的样子。这些话都被陪住医院的刘叔晏听到和看见了。
向老同学出击
中宣部和《红旗》杂志社同在一个楼里办公，同进一个大门。两个单位的大字报也都贴在楼道里，这时刘叔晏常来看大字报。有一张大字报引起了刘叔晏的注意，那就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某某某的司机揭发他的大字报。
这位副总编原是刘叔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时的同班同学,也是在下课后争让陈伯达写字的学员之一。她现在只是陈的一个秘书，而这位学员现在当上了《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她心里有些不平。这时《红旗》杂志有人给这位副总编写大字报说，有个女人经常坐他的车；再就是他经常去钓鱼台东边一个居民小区，每次都在路边下车就让司机回去，说他在那儿作按摩，等过几个小时以后，再去接他。这就引起刘叔晏的怀疑。刘便找《红旗》杂志社的几个人，让这位写大字报的司机带路，到钓鱼台东边那座楼里调查。那里人说，这里没有医院和医生呀!这使刘叔晏更加疑心，每天坐车在那路口等侯。这个行动都引起了公安部门的注意，他们经查车号知道是中央党校的车，就作罢了。
刘叔晏终于查到了这个女人的踪迹，是某大学的，就住在这个小区，而且她的丈夫在日本留过学。刘就怀疑此人是否有日本特务嫌疑，她便很神秘地将这一情况给江青写了封信。不让任何人知道，而让自己的女儿亲自交到江青手中。这样就成立了所谓某某某专案组，办公地点设在西城区新建胡同。
专案组的业务在不断发展，人员也在增加，《红旗》杂志的，公安部的，还不够，刘叔晏还拉王保春参加进去。说这位副总编在这期间去过太原，让王保春和专案组的一个年青人，都叫他“小石头”的同志去太原调查。他们俩到了太原，在晋祠宾馆，让工作人员给他抱出一大捆住客登记簿来。就这件事，整得这位副总编无脸见人，气得他有一天抹脖子自杀。幸好发现及时，送到颐和园后边一个部队医院抢救过来了。王保春和公安部的刘凯还去医院看过一次。
那位女士就被整得更惨了，就因为她和这位副总编的关系及丈夫留学日本，就被关押受审。王保春感到这个案子没有什么意思，便托辞说王文耀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以后也就不再参与他们的事了。
陈伯达对此也不积极。而刘叔晏后来也感到兴趣不大，但她还是想作更多的事。1967年初，她给江青秘书阎长贵打电话，请求江青能给她安排个工作做，而江没有理睬。这可算是第二次碰江青的钉子了。
对江青从崇拜到反感
刘叔晏此人很聪明，但过于神经质，敏感得谁都不信任。她住中南海，说她的后院发现生人脚印（可能是电工什么人走过），即便是吧，也不报告警卫局，家里谁都不告诉，就让自己管的专案组的刘凯（公安部的）找公安部的摄影师来，到她家的前后院里拍照。如果是自己家里人拍照也没事，而让外人来中南海当作案件拍照，就违反规定了。这件事后来被江青知道了。江青大发脾气，将她赶出中南海，搬到中南海外边的新建胡同去住了。
陈伯达和江青之间的矛盾，陈给刘叔晏也说过，而刘对江青早有反感，她对陈伯达更反感，认为他无能，曾多次吵架，凭她的敏感预测自己的老公“你不是江青的对手，你是早晚也得倒霉”。她说：“你这个组长干不了，你是个窝囊废，干不了!”她老生气地讥笑陈。后来陈伯达（在中央文革小组因有人揭发北京草岚子监狱“六十一个叛徒”问题，而被审查）写了个自传材料，给我们看后，陈让我们通知刘叔晏来看。刘来到我们办公室看完之后，将稿子往桌子上一放，板起面孔站起身来，小声自语道：“哼，真复杂!”马上就出门走了。
“文革”之后陈伯达很少回家，有段时间心情不好，回新建胡同一次,从家回到钓鱼台情绪就更不好。护士小徐给他用药时，发现陈胳膊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吃惊地问陈怎么搞的，陈赶紧掩盖不好意思地说：“噢噢，是我洗澡时不小心摔的，没关系……。”小徐惊讶地对我们说：“呀，首长胳膊怎么都受伤了呀!”我们说：“是吗?”随后我们单独找陈问了一下。起初他回避，后来我们发现他身上好多处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们对陈说“是不是昨夜回家和叔晏同志吵架啦?”陈仰躺在床上目视前方，叹着长气不说话。我们也就没有再问了。为此，我们对刘叔晏很有意见，两人冲动之下，向毛主席、林彪写了一封告状信，寄给江青上转。江青对此没有理会，只是将我俩写信的事告诉了陈伯达。陈伯达对我们向别人说出他家丑之事，虽然不快，但在那时社会混乱而他自己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好无奈，我们总还是为他好嘛。陈伯达对我们说：“你们对我好，我知道。刘叔晏这个人有毛病，不好。但她对你们还不错，在他们（指康生、关锋、戚本禹）要换掉你们时（我们原是在中宣部工作），刘叔晏还是为你们说好话，要留你们在我这继续工作的。”
尽管刘叔晏对陈伯达有些不满，恨不成器，但陈伯达也还希望刘能心情愉快，工作满意。陆定一专案组设立之后，江青对陈伯达说：“你的老婆要我给她安排工作，我给她怎么安排呢！要不，你动员动员她，让她管陆定一专案好了!”陈伯达对专案没有兴趣，但江青说是刘叔晏让她安排工作的，也就答应了。陈伯达回来就告诉了刘叔晏。可是刘这时对江青已从崇拜到反感，几次碰江青的钉子，又被赶出中南海，她对专案已失去了兴趣，如果搞的话，其结果只能是倒霉。所以她对陈说她不干。陈伯达说：“我已经答应江青了。”这下刘叔晏火了，便大声对陈说：“我的事，你事先也不和我商量，你就答应了，我不干！你答应你去干!”说完甩手就走。陈伯达心想，不干也好，就去告诉江青说刘叔晏不愿意干专案。谁知江青一听也火了：“你老婆死命向我要工作，给了又不干！她不干你干！”一下子给陈伯达捂上了。陈也不干，但又没办法，推不掉，只好就拉了个谢富治，让谢去组织班子，自己只挂了个名，具体的事很少过问过。
精神彻底崩溃
刘叔晏知道她拒绝了江青的工作，日后没有好结果，自己的丈夫如此“无能”,从此之后，她和陈伯达的矛盾与日俱增。就在这时，刘叔晏要陈伯达写了一份离婚书，待他倒霉时与她无关。本来她这个人就神经过敏，现在简直成了精神崩溃。她在新建胡同家中，大发神经，闹翻了天。深更半夜，把一台留声机放在二楼的阳台上，打开窗户，大放革命歌曲，吵得四邻不安。陈伯达多次派《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和刘叔晏较为熟悉的人去做工作。这些同志高兴客气地进了陈宅大院，但是进不了刘住的楼门而且被站在阳台上的刘叔晏臭骂一通，扫兴而返。刘还大骂让这些人进来的门卫战士是什么“罗瑞卿的兵”（当时罗瑞卿已被打倒，刘的用意不在罗）。闹的结果，这些情况被江青、叶群知道后，她们以不要干扰陈伯达的工作为由，将刘叔晏用飞机送到山东青岛市委，名义上是“休养”去了，实际上是被监禁，不许与外人接触。待了一段时间，刘叔晏想回北京，被劝说不许。刘感到失去了自由，起初她对从中宣部派去陪同她的工作人员，言谈还比较客气，后来感到对他们说了自己的心情、要求，都实现不了，等于白说，从此就对这些同志出言不逊，骂他们对她不规，赶他走开。她不光在屋里散泼闹腾，最后出门上街发疯，大声骂娘。当地为了减少影响，将一条街道暂时封住，不许行人通行。这样折腾，陪同她的人不能再干下去了，只好换人。这位同志回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向周总理、陈伯达汇报情况时，总理很歉意地对他说：“你们受委屈了，这我知道。刘叔晏同志她这个人哪，脑子不是少根弦，而是多根弦。她身体不好，希望你们就多担待些吧。”总理是借用当时盛行的一个话剧叫《南京路上好八连》里的一句话来安慰这位同志。
悲惨的结局
1970年庐山会议后，陈伯达出了问题，倒台了。刘叔晏也随之受到了影响，在山东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一个工厂去劳动。
1981年陈伯达被公开判刑后，他为不株连刘叔晏上书一封，将刘在“文革”初期整人专案的错误责任，全由自己负责，以解脱刘叔晏的责任。这样中纪委网开一面，经过重新审理，刘叔晏得到了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行政十三级的待遇，被安排到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离休。刘叔晏能够得到这一正确处理，恐怕和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邓颖超大姐不无关系。
1981年7月，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不久刘叔晏也回到了北京。在这期间，刘叔晏曾还想与陈伯达破镜重圆，但被陈拒绝了。子女年轻都已各得其所，刘自己一人独居。
1993年4月24日晚上，刘叔晏突然得了重病，去北大医院，经医生诊断为左脑梗塞，需要住院治疗。但是没有床位，只好在急诊室等候。25日下午四点被转到德胜门外医院。王文耀、郝志敏去看望，见刘住在病房的三层一个四人间里，一切较为顺利，刘说话也较为清楚。可第二天即4月26日上午，王保春、史凤歧等去德外医院看时，情况发生了变化，见到刘叔晏被医院将她的病床推放在楼梯口的走廊里，说是因为她精神不正常，吵闹得厉害，同房病人不让她在屋里住。这样王、史商量决定给东直门医院的老熟人姚荣金（时任该医院党委书记）联系请他帮忙，那里条件好些，可以住单间。可是，去只住了一天，刘不住了，要回家。回家后病重无人照看，又去住在305医院。住了没有多久，又给转到西霸河的中国传统医学研究所附属医院（一个小医院）。
6月13日上午王保春、高秀霞、王文耀一起骑车去西霸河看望刘叔晏。从表面看刘还好，说话还是不清楚，人没有精神，也不闹腾了，可能是给服用了一种什么药物，使其不吵闹了。
1993年9月王保春、王文耀又去看望过刘叔晏，她的病情没有好转，看来恢复困难，精神状态不好，很可怜。
到了11月底的一天，刘叔晏的儿子打电话来说，西霸河医院已经搬迁。由于刘的单位没有支付给医院款，全楼已空，就剩他母亲一人住着，没有暖气，已经停水、停电，冻得她每天抱着被子坐在床上。我们知道后，郝志敏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已离休的原中宣部办公室主任姚黎民同志。老姚生气地说：“怎么这样对待一个老同志呢？小郝，我给你个电话号码，你给他们打个电话！”有关单位这才给了个支票办完手续，并决定给刘转院。当我们到西霸河医院刘叔晏住的地方，看到生着一个小蜂窝煤炉子，地上一大堆炉灰，小桌子上放着一支蜡烛，桌面上一层灰土，刘在床上冻得直哆嗦。我们和有关单位同志一起将刘转送到回龙观医院。到那已是快十二点钟了，确定床位后，医院给她送来半杯凉牛奶、两个小花卷、半碗炒油菜，这就是刘的中午饭。
1993年年底，王保春、王文耀又去回龙观医院看望刘叔晏。这时的刘叔晏，已经大变样了，双眼痴呆，一般不怎么认识人了。我们为她带去的糕点，她接过去就狼吞虎咽，大口大口地吃。她于1996年6月16日在这个医院里去世了。我们和她的子女，将其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
（作者曾任陈伯达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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