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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合一契，浑然一体，说的是榫卯。
方寸之间，了然于心，说的是工匠。
明代中后期形成于繁华江南的红木家具，不但历史悠久、工艺精湛，而且品位高雅，简练的款式中蘊藏着诗意。回溯红木家具臻于“诗意境界”的历程，正是在江南文人雅士崇尚清雅、寄情山水的含蓄美学启示下，匠师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断打造出天工与人巧合一、简练与含蓄相济的艺术品杰作。而所谓的美学气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具体体现在红木家具的器型与工艺。
天趣文心 重在寓美于用
纵观红木家具的发展轨迹，风雅是其永远不变的灵魂。它兴起于文化昌明的明代江南，随着热带硬木担当起私家园林的陈设用材后，红木家具便成为精英生活的益友，不仅雅器引领社会时尚，而且芳泽流布达于今日。莫以为“红木家具”的称谓不过四个字，仔细思量，内里居然包含着诸如异国美材、江南绝艺、文士情趣、雅舍尚品等多重褒义，这其中又蕴含着多少匠心！匠心，就是千方百计实现文心的睿智；倘使没有匠心的巧施，最好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书卷上，变不了气韵生动的雅器。作为从事红木家具创作近五十载的老手艺人，我不仅要执着于榫卯艺术，更要传承红木家具之精髓——器型与工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
器型，就是指领悟家具的造型，它包括结构的合理性、空间透视的视觉效果、纹饰安排的协调统一、整体疏密曲直的形式节奏等内容，并将外观的形式美与使用过程中的功能美有机结合。诚如明末清初思想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述，家具的器型设计务必“计万全而筹尽适”，强调功能适用之尽善，尽善方显出尽美。众所周知，素圈椅被称之为“重器”，绝非动辄数以吨级的“大”排场，而是其人文内涵的艺术大美。
先说这弧圈之玄妙：其一，弧圈扩展了座位的有效空间，居然比相同座面的常态扶手椅大出20%；其二，向后弓出的弧圈还提供了人体后靠更理想的斜势角度；其三，弧圈平面前倾以后，神奇地化为搭脑和扶手的连体，不但造型更趋简练，而且使人体肩臂在弧圈的支托下进入到最舒坦的状态。再讲这靠背之精到，它波状的S形曲线，几乎就是人体脊椎弯曲的再现，十分贴切地成为人体胸椎、腰椎的支撑。值得留意的是，靠背这柔美的曲线在向下离开座面18cm处完成托腰任务后没有再“飘”，而是柔中藏力，改以90°角直插进座面后框之卯口，形式美在这里又被不动声色地糅合到合理的结构之中。
由是可知，红木家具的器型设计既要进行功能的抽象思维，又要进行造型的形象思维，把东方人文美学与使用功能配合得天衣无缝。
工艺，说到底就是提倡技艺有道。我一直强调作品必须做到“技有道而艺无瑕”，每一道工艺环节都必须“吹毛求疵”，发现一丁点儿不对劲就必须反复整改，直到最终能体现出作品的韵味。
榫卯工艺，是红木家具的灵魂。它运用巧妙的结构限制木件向各方向的扭动，能与整件器物一起“发胖”与“缩水”，比铁钉连接的家具更为结实耐用。目前，常用的榫卯结构便有好几十种，内部构造不同、受力点不同，功用也就各不相同了，具体操作全凭匠师的经验与判断。我要求工匠们必须做到“顺纹出榫、斜面接合、卯榫互吃、构件相错”，惟有如此巧妙的组构才能确保红木家具的“万年牢”！
雕刻工艺对于家具而言，就好比是淡妆浓抹的装饰，或者是色彩鲜艳的衣裳。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讲，雕刻不在于某一处细节的“锱铢必较”，更要做到形与神的匹配，整体构思与局部修饰的完美融合，这考验着匠师的艺术构思和学术修养。例如，明代嘉定的竹刻大师朱松邻工书画、精绘画，善以笔法用刀，非常工所及。雅士宝之，几于法物，以至于“得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邻云”。乾隆皇帝得到他所刻松鹤笔筒后，御笔题诗其上云：“高技必应托高士，传形莫若善传神。”
生漆工艺，则是给红木家具最后披上的华衣。老法里的生漆工艺，通过不断打磨、上生漆，将木头毛孔填平，使家具达到细腻、光洁的效果，共有三十多道工序。由于工序繁杂，采用揩漆技艺的厂家寥寥无几，但我还是强调必须采用全生漆手艺。在思兰红木的生漆作坊，闻不到一点油漆的刺鼻气味；全生漆工艺结束后，白坯看不到的细小瑕疵会显现，匠师们会毫不犹豫地刮掉生漆进行修复。
匠心锻造 方能谱写经典
传统红木家具几百年来积淀的经典犹如星汉灿烂，却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当年文人与巧匠联手创新的成果。当代儒匠想要创制出“藏品级”家具，仅仅靠买来几本家具图谱按图索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创作者必须读透那些远远超出“可见造型”的复杂内涵，才能将每一处细节部位做到位。我们应当清醒意识到“借古开今”的历史责任，为时代打造出充满东方美学气息的新经典，而这些当代精品往往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创意新颖，文心匠作。从字面看，就是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锐意创新，让作品巧妙地融进现代元素，使其既不失古典风范，又能满足时代审美需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匠心的工艺特色。思兰红木创作的“仿鸟纹多宝格”，便是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清代鸟纹多宝格为原版，根据自己的思路和当代人的审美进行了再创作：为了使整体器型更趋严谨，将多宝格顶部帽檐和四足雕兰花鼓腿之曲线适度调整，使之越加饱满而富有张力；原作当年时尚的玻璃屏门，这类平板玻璃不宜加工成弧形，因而与部分弧形门扇并不相配，我们反复研究后选用难度较高的竹编纹雕板更显精致并与仿竹节框架更为呼应；工艺上并不拘泥于传统的黄鱼胶和表面擦广漆、烫蜡等，而是充分发挥精细打磨和细腻的后期表面处理，达到作品温润如玉。该作品先后在沪杭两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上连取两块金牌，更是对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文化内涵的充分肯定。
第二，注重适用，寓美其中。将当代的红木家具与流行建筑、时尚居室、生活新风、审美趋向做通盘考虑，对家具的器型进行改良，这样的新品能快步迎合现代化、年轻化潮流。我领衔创作的广夏飞檐卧房家具便是此类代表作。从家具整体造型来看，泥鳅背屋脊和翘头飞檐造型别有风韵，连同面板上的花鸟和博古浮雕，与掩映在绿树山石中的江南卷棚屋顶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仿佛进入了花团锦簇的大观园。从家具承载的文化底蕴来看，整套家具如同厚载万物的大地，家具之面就是地之平，翘起的四角则是地之方，在这四平八稳的沃土上，以浮雕形式出现的祥瑞元素给整套家具增添了生气：鹤鹿寿合奏出太平歌调，神鸟凤凰进献治世宝典，荷花鸳鸯寓意婚姻美满，松竹延年暗喻傲幽坚淡等特质。从家具的使用功能来看，摒弃了“架子床、顶箱柜”的传统制式，取而代之以“片子床、四门大橱”的新格局，与现代人的家居环境实现了无缝对接！
第三，中西合璧，文脉传承。中西合璧、风格别致的御用方夔纹缀西番莲宝座乃当年散失的圆明园所藏珍宝，后由伦敦Spink拍卖行拍卖，被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购……被劫掠的原物是以果木为胎的彩漆椅，思兰红木的再创作则要流露出超然于雍容的神韵，以及自然亲切的气息：椅座鼓腿彭牙兜转出遒劲的弹力，内翻马蹄提勾起卷草纹如意，下置托泥回纹工整；椅面之上隐含吉祥万字的古朴方夔纹与穿插万寿缠枝的灵动西番莲组合成扶手与靠背的形式美，逐级高升的扶手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向继续高升的靠背，靠背正中的主题纹饰远看是倒挂的蝙蝠口衔穿结的磬石，谐音“福庆”，细审却是一朵盛开的西番莲插在配有案座的瓶中，分明还是平安富贵的寓意。这件作品隐射出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回忆，却为现代社会弥缺的历史文化增添了一件传世珍品。
生活是艺术之源，实用是家具之本，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当代的红木工匠，必须师承传统文脉之精髓，且不能满足于传统经典的一味复制，而是要依据当代人的实际生活需求不断创作出时代新品。唯有在精品迭出的“大”时代，才能推动红木家具产业的艺术升华达到新高度。
方寸之间，了然于心，说的是工匠。
明代中后期形成于繁华江南的红木家具，不但历史悠久、工艺精湛，而且品位高雅，简练的款式中蘊藏着诗意。回溯红木家具臻于“诗意境界”的历程，正是在江南文人雅士崇尚清雅、寄情山水的含蓄美学启示下，匠师们“心有灵犀一点通”，不断打造出天工与人巧合一、简练与含蓄相济的艺术品杰作。而所谓的美学气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具体体现在红木家具的器型与工艺。
天趣文心 重在寓美于用
纵观红木家具的发展轨迹，风雅是其永远不变的灵魂。它兴起于文化昌明的明代江南，随着热带硬木担当起私家园林的陈设用材后，红木家具便成为精英生活的益友，不仅雅器引领社会时尚，而且芳泽流布达于今日。莫以为“红木家具”的称谓不过四个字，仔细思量，内里居然包含着诸如异国美材、江南绝艺、文士情趣、雅舍尚品等多重褒义，这其中又蕴含着多少匠心！匠心，就是千方百计实现文心的睿智；倘使没有匠心的巧施，最好的构想也只能停留在书卷上，变不了气韵生动的雅器。作为从事红木家具创作近五十载的老手艺人，我不仅要执着于榫卯艺术，更要传承红木家具之精髓——器型与工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工匠精神！
器型，就是指领悟家具的造型，它包括结构的合理性、空间透视的视觉效果、纹饰安排的协调统一、整体疏密曲直的形式节奏等内容，并将外观的形式美与使用过程中的功能美有机结合。诚如明末清初思想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所述，家具的器型设计务必“计万全而筹尽适”，强调功能适用之尽善，尽善方显出尽美。众所周知，素圈椅被称之为“重器”，绝非动辄数以吨级的“大”排场，而是其人文内涵的艺术大美。
先说这弧圈之玄妙：其一，弧圈扩展了座位的有效空间，居然比相同座面的常态扶手椅大出20%；其二，向后弓出的弧圈还提供了人体后靠更理想的斜势角度；其三，弧圈平面前倾以后，神奇地化为搭脑和扶手的连体，不但造型更趋简练，而且使人体肩臂在弧圈的支托下进入到最舒坦的状态。再讲这靠背之精到，它波状的S形曲线，几乎就是人体脊椎弯曲的再现，十分贴切地成为人体胸椎、腰椎的支撑。值得留意的是，靠背这柔美的曲线在向下离开座面18cm处完成托腰任务后没有再“飘”，而是柔中藏力，改以90°角直插进座面后框之卯口，形式美在这里又被不动声色地糅合到合理的结构之中。
由是可知，红木家具的器型设计既要进行功能的抽象思维，又要进行造型的形象思维，把东方人文美学与使用功能配合得天衣无缝。
工艺，说到底就是提倡技艺有道。我一直强调作品必须做到“技有道而艺无瑕”，每一道工艺环节都必须“吹毛求疵”，发现一丁点儿不对劲就必须反复整改，直到最终能体现出作品的韵味。
榫卯工艺，是红木家具的灵魂。它运用巧妙的结构限制木件向各方向的扭动，能与整件器物一起“发胖”与“缩水”，比铁钉连接的家具更为结实耐用。目前，常用的榫卯结构便有好几十种，内部构造不同、受力点不同，功用也就各不相同了，具体操作全凭匠师的经验与判断。我要求工匠们必须做到“顺纹出榫、斜面接合、卯榫互吃、构件相错”，惟有如此巧妙的组构才能确保红木家具的“万年牢”！
雕刻工艺对于家具而言，就好比是淡妆浓抹的装饰，或者是色彩鲜艳的衣裳。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讲，雕刻不在于某一处细节的“锱铢必较”，更要做到形与神的匹配，整体构思与局部修饰的完美融合，这考验着匠师的艺术构思和学术修养。例如，明代嘉定的竹刻大师朱松邻工书画、精绘画，善以笔法用刀，非常工所及。雅士宝之，几于法物，以至于“得其器者，不以器名，直名之曰朱松邻云”。乾隆皇帝得到他所刻松鹤笔筒后，御笔题诗其上云：“高技必应托高士，传形莫若善传神。”
生漆工艺，则是给红木家具最后披上的华衣。老法里的生漆工艺，通过不断打磨、上生漆，将木头毛孔填平，使家具达到细腻、光洁的效果，共有三十多道工序。由于工序繁杂，采用揩漆技艺的厂家寥寥无几，但我还是强调必须采用全生漆手艺。在思兰红木的生漆作坊，闻不到一点油漆的刺鼻气味；全生漆工艺结束后，白坯看不到的细小瑕疵会显现，匠师们会毫不犹豫地刮掉生漆进行修复。
匠心锻造 方能谱写经典
传统红木家具几百年来积淀的经典犹如星汉灿烂，却几乎没有一件不是当年文人与巧匠联手创新的成果。当代儒匠想要创制出“藏品级”家具，仅仅靠买来几本家具图谱按图索骥，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创作者必须读透那些远远超出“可见造型”的复杂内涵，才能将每一处细节部位做到位。我们应当清醒意识到“借古开今”的历史责任，为时代打造出充满东方美学气息的新经典，而这些当代精品往往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
第一，创意新颖，文心匠作。从字面看，就是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锐意创新，让作品巧妙地融进现代元素，使其既不失古典风范，又能满足时代审美需求，从而形成自己独具匠心的工艺特色。思兰红木创作的“仿鸟纹多宝格”，便是以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清代鸟纹多宝格为原版，根据自己的思路和当代人的审美进行了再创作：为了使整体器型更趋严谨，将多宝格顶部帽檐和四足雕兰花鼓腿之曲线适度调整，使之越加饱满而富有张力；原作当年时尚的玻璃屏门，这类平板玻璃不宜加工成弧形，因而与部分弧形门扇并不相配，我们反复研究后选用难度较高的竹编纹雕板更显精致并与仿竹节框架更为呼应；工艺上并不拘泥于传统的黄鱼胶和表面擦广漆、烫蜡等，而是充分发挥精细打磨和细腻的后期表面处理，达到作品温润如玉。该作品先后在沪杭两地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上连取两块金牌，更是对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及文化内涵的充分肯定。
第二，注重适用，寓美其中。将当代的红木家具与流行建筑、时尚居室、生活新风、审美趋向做通盘考虑，对家具的器型进行改良，这样的新品能快步迎合现代化、年轻化潮流。我领衔创作的广夏飞檐卧房家具便是此类代表作。从家具整体造型来看，泥鳅背屋脊和翘头飞檐造型别有风韵，连同面板上的花鸟和博古浮雕，与掩映在绿树山石中的江南卷棚屋顶建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仿佛进入了花团锦簇的大观园。从家具承载的文化底蕴来看，整套家具如同厚载万物的大地，家具之面就是地之平，翘起的四角则是地之方，在这四平八稳的沃土上，以浮雕形式出现的祥瑞元素给整套家具增添了生气：鹤鹿寿合奏出太平歌调，神鸟凤凰进献治世宝典，荷花鸳鸯寓意婚姻美满，松竹延年暗喻傲幽坚淡等特质。从家具的使用功能来看，摒弃了“架子床、顶箱柜”的传统制式，取而代之以“片子床、四门大橱”的新格局，与现代人的家居环境实现了无缝对接！
第三，中西合璧，文脉传承。中西合璧、风格别致的御用方夔纹缀西番莲宝座乃当年散失的圆明园所藏珍宝，后由伦敦Spink拍卖行拍卖，被英国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购……被劫掠的原物是以果木为胎的彩漆椅，思兰红木的再创作则要流露出超然于雍容的神韵，以及自然亲切的气息：椅座鼓腿彭牙兜转出遒劲的弹力，内翻马蹄提勾起卷草纹如意，下置托泥回纹工整；椅面之上隐含吉祥万字的古朴方夔纹与穿插万寿缠枝的灵动西番莲组合成扶手与靠背的形式美，逐级高升的扶手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向继续高升的靠背，靠背正中的主题纹饰远看是倒挂的蝙蝠口衔穿结的磬石，谐音“福庆”，细审却是一朵盛开的西番莲插在配有案座的瓶中，分明还是平安富贵的寓意。这件作品隐射出那段难以忘却的历史回忆，却为现代社会弥缺的历史文化增添了一件传世珍品。
生活是艺术之源，实用是家具之本，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当代的红木工匠，必须师承传统文脉之精髓，且不能满足于传统经典的一味复制，而是要依据当代人的实际生活需求不断创作出时代新品。唯有在精品迭出的“大”时代，才能推动红木家具产业的艺术升华达到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