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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前，我的人生可以用顺风顺水来形容。
2008年，我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黑龙江省的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在高中，艺术并不是我的学业重点，相反，我的高中母校历来是黑龙江的物理竞赛重镇，所以高中入学的第一周，我选择了参加学校的物理竞赛课程，提前学习高中物理的主要课程。
我后来并没有成为学校物理奥赛班的在编成员，因为当时我留着长长的头发，还喜欢穿超短裙。在一个都是外县男生的特训班里，我显得格格不入。我隐隐感觉到，教练似乎不喜欢我。
按照物理奥赛班当时的传统，早上做题之前的第一课就是全班一起学习教练喜欢的诗句或对联。有一次，早上背诗时，老师选我来背诵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还特意让我重复了几遍，全班同学都笑了。我吃不了竞赛班的苦，加上的确也没有走竞赛这条路的必要，就慢慢退出了物理奥赛班。
但我后来还是一直刷题，并在高三那年参加了物理竞赛的笔试，想给自主招生的简历增加一些亮点。结果笔试成绩出来后，我居然进了全省前10名，拿了省一等奖。不过我之前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培训，不会做实验，也就没有进入省队，继续走物理竞赛这条路。
有了竞赛成绩后，我参加了北大的保送考试，顺利进入了我的第一志愿专业院系——北大数学学院。智力带来的纯粹之美，是我当时最向往的。整个中学阶段，我都在追求更快、更高、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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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大数学学院以后，我学得很认真，但只能勉强达到中等偏上的水平。这里的竞争实在太激烈了，几乎集合了所有竞赛的金牌选手。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并不适合也没有能力成为一名数学家。
此外，另一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自己未来的判断和选择。大一时，我谈恋爱了，男朋友是研一的学长，他曾经是我的一门必修课的助教。此人长相端正，思路极佳，总能将习题课讲得优美至极，还写得一手好字。
恋爱时，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一起吃饭，从早到晚一起自习（学数学），我甚至连学校都没有离开过。按理来说，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带来的恋爱生活，都代表了我曾经追求的最理想纯粹的极致状态，但恰恰是在接触到这种极致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我向往的生活。
当时无论考试还是做研究，数学证明都是最核心的活动。可是一个很简单的小问题，我都需要苦思冥想好几天，用10页纸才能证明出来。我逐渐开始怀疑，费了这么大劲把这些东西证明出来，对一个人的人生、对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用呢？
正是在这种怀疑之中，大二下学期，尽管当时已经修完了数学学院大部分的必修课，我还是选择了转院。理科出身的我，决定转入人文学院，因为当时我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认知极其有限，我猜想，或许一个新的学习领域会带给我不一样的启示。在人文学院旁听了一系列院系课程以后，我选择转到中文系，并修了一个哲学的双学位。
转院以后，我3年要修4年的课，再加上修了双学位，最忙的时候，我一个学期要修37个学分，差不多是其他同学的两倍。大学最后一年，我参加了保研考试，我的导师主动提出来让我直接攻读博士。当时的我对于做学术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单纯出于对导师的喜爱，我成为中文系的一名博士生。
就像曾经从数学学院出走那样，到博士三年级，我再次发现，我并没有那么适合做学术。因为读博不仅需要读书、写论文，还需要进行社交，学术圈同时也是一个人际圈。而用我导师的话说，我在人情往来方面有点“缺根筋”，常常听不懂别人的言外之意。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有了做中学老师的想法。
读博的最后一年，我参加了北京、深圳几所重点中学的招聘，最后入职北京的一所名校。这所学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求职时是冬天，学校的建筑看起来没那么“高大上”，甚至有些破旧，但我去学校的洗手间时发现，校内所有的洗手池，都会流出与体温相近的热水，这让我感觉到了尊重与体贴。
另外，这所中学的音乐氛围特别好，乐团水准全国一流，甚至远超北大的乐团。我从6岁开始学习拉小提琴，已经拉了22年，在北大读本科、博士的10年，小提琴始终是我校园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使在求学最艰难的日子里，每周的乐队排练也是我快乐的时刻。音乐于我而言，就像水对于鱼一样，很难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没有它就是不能活。
其实找工作的同时，我也在写博士论文，写到最后，意义的缺失每天都撞击着我，脑子里止不住地产生疑问：我每天写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会看呢？当时，我甚至慢慢地产生了一种脱离世界的感觉，有时候发一条倾诉内心的微信朋友圈，却没有人和我互动。那个时候，我特别迫切地想去接触世界，与世界产生切身的联系。所以我很快就和我现在所在的中学签订了协议，因为我相信做老师可以更直接地去影响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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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成为一名中学老师之后，我的共情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记得刚开学的时候，不少家长都向我反映，希望为孩子争取在学校住宿。一开始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后来我才了解到，我们班有不少学生住在北京比较偏远的郊区，有个孩子告訴我，她每天要5：15起床，才能7：30到学校。
我带的这个班，在整个年级里，入学成绩相对比较差。班里有个小孩，总在第一排睡觉，大扫除时让他擦自己的凳子，他不仅不擦，还坐在讲台老师的凳子上跟我顶嘴。就因为这件事，我直接吼了他，把全班同学都吓到了。
但仅仅过了两天，他突然跟我亲近了起来，加我的微信，说要为高中3年的学习制订计划，还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学习是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事情，应该开始学会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这句话是我在班会上说过的，我说的时候也没指望学生们都能听进去，但它让一个看上去很难教育的孩子，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让我感觉非常有成就感、有意义。 时间长了，我还发现，这些孩子尽管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仍然有很多让人惊喜的闪光点。我强烈地意识到，虽然我的孩子们可能考不上北大，但是他们的人格非常健全，这份健全渐渐成了我想要努力守护的东西。
直到在中学从教，和这些青春期的孩子打交道，我才真正理解“悲天悯人”这个词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再调皮的学生，也都有他的可爱之处——引申来看，只要是人，都可以将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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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也给了我特别好的回馈：教师节那天，我们班40多个学生，有15个学生都亲手为我绘制了肖像。我的语文课代表給我做了一个手工作品，非常精致。还有学生给我画了头像，颇有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感觉，很妙。
节日当天的早自习，我亲手从学生们手里接过这些礼物时，差点儿当场哭出来。那天我一下子就理解了，教师节那些老生常谈的话为什么会让人感动，也理解了什么叫“桃李满天下”;我也突然明白了什么叫“为人师表”，因为老师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会在学生们的心中留下痕迹，甚至放大。
回顾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终于渐渐学会反思，也理解了自己成长中最核心的问题：其实从上高中开始，我经常感觉极度孤独，像海上漂流的一叶扁舟，没有任何依靠，就算有人跟我短暂交会，也很快都会在海上失散。
我在求学的过程中，见过很多跟我一样冷漠的人，也见过很多与世界疏离的人;在如今这个岗位上，我和我的学生们有强烈的依存感。我感到，自己终于和这个世界有了真实的联系。对如今的我来说，培养一名人格健全、讲道理的学生，十分有意义。
我上高中时，有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播放《死亡诗社》，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那部电影，但很多年之后，在给学生上的开学第一课上，我就给他们讲了《死亡诗社》的故事，希望他们能够“不迷信权威，不迷信教师”。
后来，一位同学给我纠正，“练”字应该写出头，并且引用了我的发言。我立即兑现承诺，将一张珍藏多年的动物明信片送给这位同学。我希望我的学生，永远拥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像明信片上面的猛禽那样，明察秋毫。
今年开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好老师是什么样的？在考教师资格证时，我们都背过一个标准答案，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仁爱之心……当时我背的时候，感觉不过是一些翻来覆去的套话。但真正来到这个岗位，感受到了“为人师表”和“仁爱之心”的真正含义，我才意识到，这些“套话”里的每一个字，都饱含深情。
（小石榴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刘程民图）